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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早便形成了谏诤的传统。相传远古尧时曾设鼓于庭堂，使民击之以进谏，称为“敢谏鼓”；舜时设木于道旁，使人书之以谏言，称为“诽谤木”。后来沿袭成制，各代都在朝堂外悬大鼓，臣民有进谏之言或冤抑之情，皆可挝鼓上闻，称为“登闻鼓”。北宋时专设“登闻鼓院”及“登闻检院”，文武官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事关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事机密、理雪冤狱及奇方异术等，无成例通进者，均可赴登闻鼓院投进，倘遭拒绝，可再投登闻检院。清初亦曾仿宋制于都察院设“登闻鼓厅”。 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谏官谏议制度成为一项重要的辅政措施被古代各王朝所承袭。如《周礼·地官》言“保氏掌谏王恶”，说明“保氏”即是专掌谏君的谏官。秦汉谏官称谏议大夫，唐时除谏议大夫外，又增设补阙、拾遗，宋代补阙称司谏，拾遗称正言，明清言官地位益重。同时谏诤并不仅仅是专任谏官的专职，也逐渐成为其他臣民的职责和义务。 重视谏诤的作用，提倡犯颜直谏，是历代有远见的政治家和贤明君主的共识。汉代刘向《说苑·臣术》中说：“君有过失而不谏诤，将危国家、殒社稷也。”宋代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认为：“过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唯圣贤为能知而改之。古之圣王，患其有过而不自知也，故设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 （《资治通鉴》卷12）古代“圣王”的高明之处在于为匡救过失主动创造条件，通过积极接纳进谏补正过失。“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惧弗得。”（《资治通鉴》卷43）臣民的进谏，不仅仅对君主有益，更重要的是对国政得失有补偏救弊之效。所以，《孝经·谏诤》章说：“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把谏诤提到了关系国家社稷安危存亡的高度。对此，作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曾经对臣僚说： “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贞观政要·求谏》） 围绕对待谏诤的迥异态度，人们将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分为两大类别：那些居安思危、忧勤万机、从谏如流的帝王被称为明君圣主，那些刚愎自用、暴虐武断、弭谤拒谏的君主被称为昏君暗王；那些夙兴夜寐、忧国忧民、直言敢谏、不辞其诛者，被称为骨鲠忠臣，那些苟且偷安、投主所好、巧言令色、阻塞言路、危国害民者，被称为谄佞奸臣。“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鼓）”（《淮南子·主术训》），成为历代君主的楷模；道路以目，人莫敢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周语》），周厉王、隋炀帝成为弭谤拒谏、身死国亡的典型。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堵塞言路的贾似道、言过则诛的严嵩，是历代奸臣的代表；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君过则谏的魏征、直言不挠的曹修古、忧国奋争的范仲淹、谏不避死的海瑞，是古代忠臣的风范。其中，对谏诤认识尤为深刻，并积极纳谏和进谏的人物当数唐太宗和魏征。 唐太宗在谏诤方面经常以隋为鉴。他认为，隋炀帝“好自矜夸”，“愎谏自贤”，大臣虞世基等阿谀顺旨，杜口无谏，结果隋炀帝被弑，虞世基等身亡。“顺一人之颜性，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所以，唐太宗广开言路，鼓励臣下积极进谏。他说：“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又说，“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贞观政要·求谏》），可谓求谏若渴。唐太宗有任贤纳谏之美，魏征则有辅君进谏之忠。魏征既敢于直谏，又善于进谏，史载从贞观初年到十七年病逝为止，他前后谏诤二百多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以及皇帝行为生活等各个方面。唐太宗将魏征的谏诤比作一面镜子，给予很高评价：“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正是由于唐太宗和魏征等君臣之间能做到“臣不以数谏为嫌，君不以数谏为忤”，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形成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因此，清朝乾隆皇帝曾不无艳羡地说：“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贞观政要》乾隆序）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触犯）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韩非子·说难》）对于进谏的臣子来说，遇到从谏如流的英明君主固然有幸，但大多数情况下，犯颜直谏的行为往往被视为“逆龙鳞”，而有触忤贬官、下狱、杀头甚至灭门的危险。夏桀囚杀贤臣关龙逢，商纣剖心忠臣比干，吴王夫差剥皮诤臣伍子胥，即是先例。韩非曾详细列举了臣下向君主进言可能遭到杀戮的七种情况：无意说破君主内心秘密者；察知君主借一种公开的行动以掩饰内心的另图者；猜测到君主内心谋划而有泄密之嫌者；君主恩遇不厚而进言奏效者；借礼义以揭发君主过失者；谋略得当君主想独占其功而参与其谋者；要求君主做其不愿做之事者。 批评君主的过失，就好比触犯“逆鳞”，只要君主有一丝不满和猜疑，臣子即刻便要遭殃，这生动反映了君主专制下臣子的谏诤之难。谏诤之臣为了使自己的谏诤之言能被接受，既需要敢谏的胆识，又需要善谏的智慧，由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进谏态度和方式。一种是忠直死谏。进谏者出于忠君为国或者为了道义名节，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犯颜直上，极陈利害。一种是婉言规谏。它通过旁敲侧击、诙谐言谈、现身说法、见机行事、譬喻讽谏等方式向君主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既避免迁怒君主，又达到谏诤的目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古人将其分别称为讽谏、顺谏、窥谏、谲谏等。这些既反映了臣子在君主专制下谏诤的不易和难以言状的心理，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进谏者为达目的而注重方式方法的灵活和机智。例如，秦始皇计划修建一个“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的大苑囿，大臣们惧威不敢阻止，优旃却对秦始皇说：“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史记·滑稽列传》）秦始皇因此停止了计划。此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触?说赵太后，淳于髡以鸟喻使齐威王一鸣惊人等故事，都是委婉规谏的典型。可见，婉谏也的确能起到直谏所起不到的效果，所以司马迁说：“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实际上，不管直谏还是婉谏，毕竟都是指责君主过失，仍然要冒很大的风险，历代围绕着谏诤与纳谏上演了多少慷慨悲歌的历史活剧。无数忠直骨鲠之士，为了国家的治乱安危，为了兴利除弊，义无反顾地把谏诤作为责无旁贷的使命，前者赴，后者继，使得这一传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的重要内容和宝贵遗产。（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