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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David L. Clarke）曾以“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Archaeology: The Loss of Innocence）来描述当时处在变革中的西方传统考古学，以倡导他热衷的“新考古学”。但今天的西方考古学，早已不是当年“新考古学”的模样了。学科的发展，似乎永远伴随着对传统的涤荡。 中国考古学是源自西方的“舶来”学科，却无可避免地融入了某些东方传统。那么，中国考古学近百年历程中，究竟有哪些东方因素影响了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 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常被人们提起的中国考古学中的传统因素。一些学者视“金石学”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重视的是古代吉金鼎彝的收藏，研究重点是铭刻文字。中国考古学初期，金石学的影响随处可见。1928年董作宾先生被派往安阳调查殷墟时，即以获取刻辞甲骨为目的，忽视陶器、兽骨等遗物的收集，显示出田野工作背后强烈的金石学影子。金石考据的成果，也影响了中国考古学早年的研究方法。郭沫若先生在其论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立足文字考释成果来选定“标型铜器”，成为金石学与考古学相互影响的正面例子。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传统金石学冷落“非文字文物”、忽视出土遗物与遗迹之间“关系”的弱点越来越与现代考古学格格不入。对遗迹与遗物“出土环境”和“关系”的强调，使得现代考古学发展出了包括地层学、类型学：理化研究和统计学研究等方法在内的诸多研究手段。金石学传统逐渐淡出，“丧失”在日益成熟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中， 早已有学者指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存在强烈的“重史倾向”。“重史倾向”有其值得称道的一面。它督促我们将考古资料放在时间纵深中从历史的角度考量，使我们获得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但另一方面，强烈的“重史倾向”，可能令考古学丧失更多的社会功能。 考古学对于社会，除了提供知识(如复原夏商周三代的编年框架、探讨青铜铸造技术)、总结规律(如人地关系)、提供借鉴(女口礼制与宗法在稳定中国社会中起到的作用)外，其实还可以利用独特的文化遗产资源，设计出“产品”。例如，考古学可以通过打造“文化景观”或建设“大遗址公园”，直接参与改善中国的地貌环境。因此现代的中国考古学，需要从“重史倾向”的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 东方传统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更显著但时常未被意识到的方面，是我们对待“古代”的态度。“古代”本是真实的存在。但中国学术传统中，真实的“古代”之外还存在一个哲学概念上的“古代”。这个“古代”体现了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是不同于真实社会的另一种版本。虽然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对“古代”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内核，但总的说来都热衷于“营造”一个美好的“古代”。这个“古代”活跃着尧、舜、禹等生而知之的圣贤。因此，历代的社会改造、礼制建设、秩序整治甚至科学发明，常常都在“托古”的背景下进行。例如。医学著作要自称为“黄帝内经”，《九章算术》要伪托是伏羲所作。就连当代的美酒也效“古法酿制”。“托古” 文化背后隐含着中国文明机制之内盲目崇古的文化因子。受这种传统的影响，部分考古学家在研究工作中，热衷于“寻找”中国古文化的光明面。这种偏颇的态度对考古学发展是不利的。 现代考古学的任务应该通过科学研究澄清历史，还原真实的“古代”。虽然这又意味着某种传统的丧失，但如果传统的丧失是学科进步的代价，我们乐见这种丧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