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档案学的理论所在
中国档案工作历史悠久，有着十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优良传统。它不仅对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那么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档案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在档案理论界存在这样的看法：中国有传统的档案工作，但缺乏档案学理论。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有失偏颇。对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认识，必须以关于档案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古代档案工作的实践，才能得出的客观认识。中国有着传统的档案学，并通过古代朴素的档案文献编纂理论得以体现。
一、中国传统档案学的客观存在
意识是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产物，一定的社会发展必然导致一定的社会意识的产生。档案学属于范畴的意识，自然也不例外。它是档案工作实践的必然结果，换言之，伴随着档案工作的发展必然会有档案学思想理论的产生。从公元前17世纪的商朝开始，中国社会就有了可考的最早的历史档案——甲骨档案，从商朝至清末这漫长的传统社会里，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档案工作逐步得到了加强，档案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其中也应包含有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成分。
当然意识存在的可能并不等同于意识存在的本身，一切事物的产生、存在及其发展均需要有相应的土壤，档案学思想理论亦然，它的产生、存在与发展同样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并且档案学作为一种学科理论，必须要有认识上的升华。纵观中国古代档案工作史，自秦汉以后的封建中央集权下，档案工作开始分化为两大系统。其中一为机关衙署服务的秦御史台、汉尚书台、唐甲库，宋元迄清的架阁库等；另一为供编史修志，以备观瞻与学术研究使用的兰台、东观一类史阁史馆。其中御史台、尚书台、甲库、架阁库系统主要为现行衙署服务，被视为封建王朝的机构，档案的保管和利用，一切都以封建衙署的条规办事，确实没有得到独立发展机会；而兰台、东观、史阁史馆系统则成了为封建朝庭服务的外朝机构，既藏档案又藏图书，是一种文化的独立系统，在历史的进程中实现了向历史学、目录学、图书馆学与文献学等方向的发展。尽管这两个系统在档案文献管理方面建树不多，可是由于中国古代档案工作为高度统一的专制政治服务的特点，决定了档案工作的意义更多地体现为编史修志中的作用，决定了兰台、东观、史阁史馆系统的文化职能，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发育的利用档案进行文献编纂的文化，在这过程中积累了对档案文献编纂的丰富认识，这种认识随着档案文献编纂历史的发展而逐步升华形成了丰富的档案文献编纂理论。因此，我们并不能漠视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存在，不能漠视兰台、东观史阁史馆系统对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贡献，只不过对中国传统的档案学思想理论的贡献主要通过档案文献编纂理论得到体现而已。可以说，中国古代档案学的思想理论体现为档案文献编纂理论。换句话说，中国传统的档案学思想理论，通过档案文献编纂的思想理论得以体现，体现为档案文献编纂学。
或许有的学者认为，档案文献编纂不属于档案工作者的业务范畴，并据此而进一步认定档案文献编纂学亦不属于档案学，从而得出中国古代并没有档案学，中国缺乏传统的档案学的认识。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失之偏颇。
关于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否属于档案工作的业务范畴，档案学是否应该包括档案文献编纂学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档案理论界曾有过探讨，当时虽然未能就这一问题达成完全一致性的认识，但并不能因之而否认档案文献编纂学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客观存在。中国高校档案学专业通用的理论教材《档案学概论》中就明确指出，档案学“分为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两大部类”，[1]（Ｐ234）而“属于档案工作应用理论研究的学科有：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等”。[1]（Ｐ238）该教材尽管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但其中的理论至今仍然具有权威性。档案学显然包含了档案文献编纂学。
从国际档案界的实践来看，档案文献编纂也是档案工作实践及理论研究的内容。不可否认地国际档案界也有着诸如英国档案学家詹金逊所认为的“是否出版档案手稿，不是档案人员的职责”[2]（Ｐ322）的观点，但关于档案工作者从事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档案文献编纂学属于档案学的范畴的认识，在国际上则更具有普遍性。在非洲，《阿尔及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法令》规定，出版文集和文件汇集是国家档案工作的任务之一；[3]（Ｐ39）在美洲，“美国也像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联邦政府承认国家档案部门在出版原始文献材料方面的责任”（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语）；[4]（Ｐ234）在欧洲，英国的商业档案委员会具体地进行着企业档案研究和出版工作，[5]（Ｐ175）芬兰国家档案馆的研究部承担该国档案汇集以便公布的业务；[5]（Ｐ225）苏联时期的学者更是明确地指出，档案学包括档案文献编纂学，[6]（Ｐ242）现在这一理论仍为俄罗斯档案学界所信奉。由此看来，把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界定于档案工作之外并不符合客观实际，档案学显然应包含档案文献编纂学。
由于档案文献编纂学属于档案学的范畴，古代中国学者虽然未能形成全面地“揭示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研究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的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科学”，[1]（Ｐ232）但已有了关于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认识，从而也就有了“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的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科学”的部分成果，因此中国有着传统的档案学。
二、中国传统档案学产生的动因
中国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源远流长，从春秋时代孔子编订“六经”算起，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历代相因不断发展，规模之巨大成果繁富。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则渊源于档案文献编纂的实践。
在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文献编纂活动是春秋时代孔子编订“六经”，“六经”中《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典型的档案文献汇编。其后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历代相因，从未间断，成果颇丰。这些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尽管也有一定数量的编纂成果是出自私家之笔，但大多是由国家权力机构控制的政府行为。许多重大题材的编纂活动甚至是由最高统治者直接主持或干预之下进行，决定选题，或制作序言，或下令颁布等，都由皇帝亲自为之，并因此题名常冠以“御制”“钦定”字样。中国封建社会的档案文献编纂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以皇帝为中心宣扬其文治武功和治之道的选题居首要地位。如历朝的实录、诏书（或称祖训、宝训、圣训）、起居注，等等；其次是宣扬“为臣事君之道”的奏议汇集占有相当数量，其中有集某一名臣奏议的专集（如《陆档案学研究 论中国传统档案学的理论所在黄夏基宣公奏议》等）；有集某朝名臣奏议的合集，也有集历朝名臣的奏议总集。第三是以健全封建法制以强化封建统治为目的而编纂的法典档案文献汇编。从春秋战国时期公布的成文法到后来各朝编纂的“律”、“令”、“格”和著名的《唐六典》、宋的“敕书”、元的《典章》、明《大诰》、清《会典》等，卷帙浩繁，不胜枚举。这些工作主要由兰台、东观、史阁史馆系统来承担。在进行相关的档案文献编纂过程中，以兰台、东观、史阁史馆等机构为主的一些学者、文献学家、历史学家，“把对目录学、校勘学、史料学、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与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熔为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7]（Ｐ3）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为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思想之源。
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及其留传下来的丰富的成果，都蕴含着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与方法的基本的原始素材。许多汇编成果中都在其序言、凡例中体现了编者的编纂目的、原则和方法等，体现了对档案文献编纂的独到见解。如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奉敕编纂的《御选明臣奏议》，就曾按乾隆皇帝谕旨，明确规定了收集、选材、鉴别以及文字加工等一系列的原则与方法。收集材料要求“除明史本传外，所有入《四库全书》诸人文集，均当广为鬼采裒集成编”，在选材上规定：一是注意选录与治政得失有关的“危言谠论”之文，而不拘泥于文词的高下，二是兼收并蓄，不以人废言；在文字加工上提倡忠于原著，上谕明确规定，对于明人奏议“即有违碍字句”，如“有因辽沈用兵涉及本朝之处”，“只需略为节润，仍将全文录入”。在鉴别档案史料时，编者秉承训示，“辨别瑕瑜，芟雉浮文，简存伟议。研求史传，以后效验其前言；考证情形，以众论归于一是”。这是中国历史上对档案文献编纂的经验以及方法有着理论的认识，并具有相对的系统性的个例，但这也颇能说明中国传统档案学产生的又一社会动因所在。
三、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历史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学者、文献编纂家和历史学家，在他们进行文献整理、编纂实践和历史编纂学研究中探索、总结、归纳、概括的编纂史料的理论与方法，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的素材，也使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思想理论从中得到体现。至于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历史发展，依笔者之见宜作如下概述。
1春秋时期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发展
春秋时期是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对档案文献编纂研究最具成果的是孔子。孔子所处时代，正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他曾周游列国推行其政治主张却是无功而返，于是，转向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编纂，传播其思想。孔子在编订《六经》时，倡导和遵循的“述而不作”的编纂原则；“不语怪、力、私、神”，“攻（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选材标准；“多闻厥疑”的加工主张。这些都反映了孔子推崇的科学治学态度。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查的开展档案文献编纂研究的第一人，在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上占有开创性的地位。
2秦汉时期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发展
由于秦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形成，汉朝封建帝国的长期相对稳定的统治，封建统治阶级从巩固其政权出发，施行了一系列的重视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编纂的措施，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之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其中，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对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堪称中国文献史上的一大盛事。刘氏父子整理文献时采取了“广罗异本、仔细勘对”、“彼此互参，去其重复”、“校出阅简，订证伪文”、“整理篇章、定著目次”、“摒弃异号确定书目”、“撰写叙录、汇成别录”等程序和方法。把收集不同版本、校勘、整理、编修目录等项工作熔为一炉，其中包含着一系列朴素的关于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因而其思想成果自然应作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遗产加以认真总结的批判地继承。
在这个时期，我们更不能忽视一个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对历史文献编纂学的伟大贡献表现在两方面：详细占有丰富的资料，首创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参据的档案，如《三代世表序》之牒记、历谱牒；《秦始皇纪》照登了泰山、琅琊、会稽的石刻档案；《三王世家》全录了武帝分封燕、齐、广陵王的文件———策书；《仓公传》载系列病例医案。司马迁利用档案时根据其内容与需要，或抄录，或摘引，或归纳，或综述，方法非常灵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史记》也是一部档案文献的汇编。
司马迁在对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颇费思量的。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先生难言之”，又说：“《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绝不将所有鬼怪和诸子关于黄帝神化之类论述写入《史记》。第二，他对没有弄清、难作结论的问题采取“疑者阙焉”“疑者传疑”的审慎态度。第三，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做到不凭个人好恶决定扬抑，不否定一切，尽量做到公正。这种实录精神成为中国档案界、史学界的优良传统。
在编纂方法的使用上，司马迁首创了附传、互见、寓论断于序事的方法。使《史记》在布局上更加系统性、条理性。
司马迁对文献编纂指导思想的伟大贡献表现在坚持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他曾郑重地申明，为着“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着重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历史的演变和发展。在研究历史的方法上，曾说过：“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探索历史事实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认为在历史的兴盛时期已包含了衰亡的因素。这种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的见解，确实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精髓。当代档案专业者必须继承与发扬之。
3唐宋时期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发展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有较大发展。为了从历史的角度总结治世的经验，统治阶级十分重视修史工作，而史学的发达，必须有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为基础，而这时期印刷术的发明、改进和应用，也为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的技术条件，也对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发展有所突破。这个时期在档案文献编纂思想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几。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所著《史通》，是他撰写起居注和实录的治史实践的总结和对前人所著史书的体例及方法进行广泛、深刻的评论而结集的史学著作，而且在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独特的贡献。其中涉及到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原理和方法颇有创意，如关于“制册章表书”的倡立，不仅解决了史书书事记言的矛盾，而且为档案文献编纂指出了一个新的途径，以后“通典”、“会要”、“诏令奏议”等书的编纂，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受了刘知几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他还首次提出史书与史料的区别，论述了史料的博采与善择，并对编写凡例、注释的方法等等都发表过很有价值的议论。刘知几的史料编纂思想，在编纂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要在它寄寓的史学理论中认真地挖掘出来。
宋代，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成为此后各封建朝代的迫切要求。作为维护封建统治重要工具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在当时也颇为活跃。当然，这一时期的档案文献编纂从实践到理论，仍与历史学胶葛在一起。因此，对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一事，就不再只是单纯的历史编纂活动，我们还可从中挖掘出关于档案文献编纂的历史文化遗产。
司马光的史料编纂思想首先表现在他把史料编纂工作与《通鉴》的撰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通鉴》有编修程序大体分为三步：先作从目，次作长编，最后删削定稿成为正文。其中，丛目和长编为《通鉴》的编修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并为后人争相模仿。宋人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自称“臣今所篡集，义例悉用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所依凭，顾臣比书讵可便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可也”，这并非为过谦之词。司马光亲自制订了长编的编纂义例，提出了一套严密的编纂原则和方法，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史料编纂思想，包括“从目未成，不可遽然作长编”，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等等。
当然，司马光的史料编纂思想并非全面，但在中国史料编纂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内容丰富而深邃，对提高当前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水平弥足珍贵。
4清代时期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发展
到了清代，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一度达到了高峰，某些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思想文化因素也在不断滋生。因此，清代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更是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规模。与此相适，清代还出现了一位集档案文献编纂古代思想之大成的著名学者———章学诚。
章学诚在长期的实践与学术探讨中，对档案史料的作用、篡辑档案史料与撰述著作的关系以及编纂档案史料的原则与方法等方面，都有着极其深刻的见解。章氏的“比次之法”、“纂辑”之学，可以说是集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之大成。他的精辟见解与著述，全汇集在其子所编的《文史通义》一书中。
章学诚以史学的观点出发，认为“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典政”，“六经皆掌故”，这里的“史学”、“典政”，“掌故”，都是指档案、图书、文献、资料，阐述了档案史料对学术研究的作用。他以孔子编订“六经”为例，说：“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既然档案史料是认识事物、研究学问的基础和条件，所以他说：“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章氏此说，符合唯物论。在《文史通义》一书中，对档案史料与“比次之书”的作用，“比次之业”的意义，档案史料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对收集、选材、选本等各方面的“比次方法”以及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者的素质要求等等，都在总结前人编纂史料的得失的基础上，做了相应的探讨，发表了许多至为精要的论述。尽管章学诚的“纂辑”之学也有不够科学的地方，他的“比次之业”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概念也不完全一致，但可说这档案学研究 论中国传统档案学的理论所在黄夏基是中国古代文献编纂学的专著，其中充满着对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认识，是中国古代关于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研究的高峰。
如上所述，历代学者文人的编纂活动以及他们的述著中所包含的关于档案文献编纂的思想理论，既为中国传统档案文献编纂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所在。
四、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性质
始自秦汉，封建中央集权在中国得以确立，古代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封建皇权这个中心，且编纂力量也在官方垄断的藩篱中，被限定为政府行为，体现着封建统治者的意志，成为封建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都是中国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是人民共同的财富。因此，中国古代关于档案文献编纂的研究是古代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实践中取得的成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尽管在封建社会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桎梏下，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只能是缓步前行，但人民群众以其勤劳与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也促使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的产生，并通过档案文献编纂的思想理论得到体现。
当然，这些理论远非现代的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现代档案文献编纂理论认为，档案文献编纂学应通过若干基本内容才能得以体现，它包括：编纂题目的选定，档案文献的查找、选材、考订和选本，档案文献的加工、标点、标题和编排，档案文献的评述性材料———注释、按语、序言的编写，档案文献查考性材料———年表、插图、备考、凡例的编制，档案文献检索性材料———目录、索引的编制，档案文献出版物的校对和技术设计。并且这些内容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必需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够构成档案文献编纂学。纵观中国历史上历代学者文人尽管有着关于档案文献编纂的丰富的认识，现代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基本内容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已为他们所涉及，在某些方面也有着理性的升华，但他们的认识大多体现为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初步的探讨，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成果，更谈不上研究成果的有机整合。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历代学者文人关于档案文献编纂的研究，体现为朴素的关于档案文献编纂的研究，但这已足以反映中国传统档案学研究的成就。中国社会有着传统的档案学———朴素的档案文献编纂学。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中国古代能够参与档案学术的人员并不充分，规模也有限，但是不能就此忽视了几千年来档案工作的传统和成就。可以说，中国有着传统的档案学，由于表现形式与发展过程有着历史的特殊性，因而体现为一种朴素的关于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档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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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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