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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可谓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 《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以抗战开始后中央研究院撤至四川李庄时期的故事为重点，对胡适、李济、傅斯年、董作宾、夏鼐、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游寿、曾昭燏等学者作了深入细致的描摹，昔日生活宛然眼前，人物性情跃然纸上，如实展现了一辈学人在战乱年代扎根山坳的学术追求与家庭生活，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个人遭际与家国命运。书中再次刊发了一批非常罕见、生动的中研院学人生活、工作旧照。 有人这样评价中研院全盛时期的学术水准：“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其人文研究，集中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史语所在战前的十年间，组织了十五次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和三次山东章丘城子崖发掘，出土大量国宝，使公元前约1400年的殷代传闻变成了信史；编订整理了明清史料，校订了大量文籍，提高了史学标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可观进展；在中国东部和西南地区进行了方言土语调查，采集了许多标本，开始了现代化的语音实验与分析……1932 年3 月，史语所获得法兰西学院授予的儒莲奖，标志着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等领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与史语所性质相关、人员交合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下简称“中博院”），是展示科学与文明的国家“名片”；与史语所、中博院往来密切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建筑史料收集整理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的摇篮。  1937 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中研院也开始了“衣冠南渡”的文化西迁。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与中国营造学社等先后栖息长沙、昆明等地，最后落籍四川南溪县李庄。学术史也是学人的历史，胡适、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凌纯声、董作宾、梁思成、李方桂、梁思永、芮逸夫、曾昭燏等，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又是祸福与共的朋友。1949 年以后，这批人分崩离析，或留在大陆，或去台湾，或到了海外。曾经的道路共同走过，日后的命运全然不同。 2000 年，笔者从一个小小的古镇——李庄，走进民国学术史。当年在《南方周末》发表长文《李庄记事》。2004 年，民国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出版，李庄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亮点及新的人文旅游地，我也因此有幸被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的称号。此后的写作由先前的盲人骑瞎马，单兵独打，开始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与众多学者的支持。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给我提供过演讲的平台；台北的“中研院”，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授权允准我在书里使用一批历史图片；中研院故旧何兹全、梁思永的遗孀李福曼、梁思成之子梁从诫等，生前曾接受我的访谈；逯钦立的遗孀罗筱蕖、陈寅恪的长女陈流求、李济之子李光谟、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董作宾之子董敏、石璋如的公子石磊、李霖灿的公子李在中等，各方面都对我帮助极大。  近年除再版《发现李庄》，我又相继出版《消失的学术城》和《李济传》。如果说《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是各有侧重的群雕，眼下这本《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则是一座座独雕；如果说《李济传》是全传，是整本戏，这本书里的12篇文章则像短篇小说写人记事的“横切面”，是12出折子戏。笔者在叙述人与物相对完整的同时，着重选取不为人知的材料，梳理出蕴含其中的玄机。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有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但在情感上却割舍不掉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傅斯年在大炮一样威猛的外表下，对属下，对乡民，尤其是对家人是何种态度？他去世后，又给家人以什么样的影响？  “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以万物为赍送。”生于富贵之家的庄子，在战国时沦为社会底层，造就了敏感的心灵和对命运的深切体悟。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林徽因，原为北平知识人沙龙“星期六俱乐部”的主角，但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场景变换的“太太客厅”，会不会也因此改变林徽因？曾昭燏可谓李济的“红颜知己”，1949 年前夕，两人何以反目成仇？在其后的岁月中，曾昭燏与政治走得很近，但后来何以竟选择“自灭”？夏鼐最终执掌大陆考古学的帅印，他对老师李济曾经重拳出击，这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难言之隐？李济浮槎于海，到了台湾，依然直道而行，一生坚守田野、案头和讲台。他与胡适的共事与交往中，有哪些相济，又有哪些不适？在一些人际关系的背后，又有哪些思想与观念上的龃龉？中研院的孑遗傅乐焕、胡厚宣、逯钦立、游寿等，他们曾经的悲欢、歌哭，以及生命走向，凡此种种，笔者皆欲一探究竟。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钱穆在1949 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且移作笔者为先贤立传的源动力。 （《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岱峻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9月出版，定价：39.80元）  许倬云序 读了岱峻先生的大作，既感亲切，又多感慨。 我是中研院在台湾录用的第三代：在南港的前辈，都是我的师长，对我教诲之恩，终生不忘。后来回到大陆，拜见留在大陆的前辈，他们也都厚待如子弟。这本书中的故事，在我而言，犹如家乘。 至于感慨，缅怀中研院创业之时初，人才鼎盛，风云际会，不过数年，就成绩斐然。如果没有后来几十年的战乱和分裂，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可达何等境界? 本书最后一章，讨论胡适与李济二位对于学术发展观点的歧义，也值得我们深思。胡先生乐见中国在学术上有人（例如杨、李）崭露头角。李先生则关心，如何在中国有一个发展学术的良好环境，他尤其盼望，中国人的学术工作，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和干涉。李先生的意见，应当是我们努力寻索的理想境界。 （《中国文物报》2012年9月7日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