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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代农民战争史研究概览 （一）新中国成立前 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对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处于初级阶段。据粗略统计，这个时期发表的有关文章有120多篇，其中属于一般性论述的文章有6篇，探讨秘密社会、宗教与农民战争关系的文章有44篇，研究历代农民起义的文章有70多篇。这些文章中多数偏重于史实的考证，其它则是一般的叙述和论证。至于有关的论著也不多，大约有10本左右。虽然这一时期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有了一些成果，开了一个头儿，但总的来看，大多数文章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上均属旧式的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特别是有的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史学家，把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污蔑为“盗”、“贼”、“流寇”、“乌合之众”。把起义的农民描绘成烧杀抢掠、残忍横暴的歹徒。在他们看来，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人，这就完全否定了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的进步史学家虽然从事或注意到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但在国民党统治区，条件艰苦，读马列主义不但受到限制，还要冒杀头坐牢的危险。因此使他们的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性。在解放区，史学家的学习和研究得到党的领导和关怀，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使他们得到锻炼和教育，这对他们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起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的环境，文献资料的缺乏，繁重的工作，使他们来不及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所以，在解放前只有少数史学家涉及到这个问题。其中郭沫若同志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从成功走向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二）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状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7年的8年，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理论学习和思想准备阶段，这个时期的有关文章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大约有650余篇之多，资料集14、5种，论集近30种，通俗读物有30余种。内容有对马列主义关于农民战争理论的体会，有对史料的整理和考索，有对一些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原因、过程的叙述和描写，也有对有关农民战争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论述。从1958年到1966年的9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专题讨论会、座谈会、报告会逐渐多了起来，各种研究文章共发表了2000余篇，约为前一阶段的4倍。中国农民战争的简史、专史、资料集以及通俗小册子等等，出版了数十种。一些规模大、争论多、气氛活跃的农民战争问题讨论会，正是在这一阶段召开的。研究的范围宽，涉及的问题多。这使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深入地开展起来，研究的水平也较前一段大大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17年来，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中国农民战争史的论文约3000篇，出版的各种中国农民战争论文集和农民起义资料集50种左右。还组织力量对一些农民起义作了调查。全国各大专院校、各地史学会、讨论会共计近80次之多，这大大地促进和活跃了研讨工作的展开，使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不断地深入和提高。 这一阶段的文章、专著和论文资料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对史料做了搜集、汇编、钩沉和整理等。可以说，对中国历史上现有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包括少数民族起义在内）史料大多做了搜集，尽管还有遗漏和欠缺的地方。第二，对各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爆发原因、规模、过程、失败原因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和说明。第三，对中国农民战争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战争的性质怎样，有些什么特点，作用究竟表现在哪里，有无农民政权，其性质又是什么，农民军提出的口号有无对土地的要求，统治阶级有没有让步政策，等等，都做了有益的论证和讨论。 在对农民战争理论问题的探讨中，史学工作者们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具体说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 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否具有反封建的性质？这个问题争论得最多，分歧也最大。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自始至终都不具有反对封建制度的性质。因为农民是自在的阶级，无法理解自己阶级的一致性，农民又是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所以不反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起义农民的指导思想来说，他们不能不以封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封建的纲纪来反抗封建的统治。农民的愿望，就是使地主阶级减轻一些剥削和压迫，使自己能活下去，活得好一些。农民所追求和向往的则是发家致富，使自己成为地主，或者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取得功名利禄。农民的“战斗目标”，只是希望有好官吏、好皇帝和好王朝。农民起义的领袖，则向往和追求自己充当“好皇帝”。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提出的“均贫富”和“均田”等口号，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这些口号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朴素要求，提出的“均”只是模糊的均，是空想，所以在历史上始终不曾成为现实。另一种解释则根本否认这些口号有土地要求的内容，认为“均田”只是要求封建王朝平均赋役负担，至多也不过是要求平分地主的浮财。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封建制度的上行阶段，农民战争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和意义，只是到了隋唐以后的下行阶段，农民战争才具有了反封建的性质和意义。因为“均贫富”和“均田”等口号的提出是在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时候，而这些口号的提出，才是农民战争具有反封建性质的重要标志。 第三种意见是在60年代初提出的，而且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这种意见认为，农民战争自始至终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这是由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如果强调农民和地主都是“私有者”，却看不见两种私有制的不同性质，便会泯灭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界限。不能因为农民不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就否定农民战争的反封建制度的性质，这是不容混淆的两个问题。“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和“割富济贫”等农民军提出的口号，包含着重要的革命内容。由于土地问题是封建社会中最根本的问题。所以，这些要求均分土地的口号，正是反映了农民反对作为封建制度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第二，关于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政权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在农民战争过程中，起义农民能否建立政权？建立的政权是什么性质的政权？一种意见认为，起义农民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质的政权。这是因为，农民起义领袖往往以封建纲纪、封建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在起义过程中称帝称王，起义军建立的一套机构，无一不是按照封建政权的规模，甚至所用的一套礼仪都是从地主阶级那里照搬的。起义农民建立的机构或组织不是政权，而是临时为军事服务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 另一种意见认为，起义农民在战争期间，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农民政权。这个政权是镇压地主阶级、维护农民阶级利益的权力机关，农民政权统治的地区，不管从政治、经济、阶级关系、所有制形式，都和封建王朝所统治的地区不同。但这种政权是短暂的，在战争中或战争后被地主阶级分子利用了去，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还有一种意见可以作为第二种意见的补充。这种意见认为农民战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农民政权，有它的特殊性，即以皇权主义为形式，而以革命民主主义为实质。起义农民在当时条件下找不到其他的政权形式，而只能照搬封建政权那一套，所以它具有皇权主义形式。但在这个政权中起作用的则是农民的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随着农民战争的顺利发展，这个政权或因农民出身的领导者被封建思想腐蚀，或被贵族地主分子窃据，或因降官降将增加而使封建势力居主导地位等等，它的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日益泯灭，而皇权主义所固有的封建性则因此而越来越占上风。在这样的条件下，它会逐步地蜕化变质成为封建性政权。认为起义农民一开始建立的政权就是封建性政权，那么，起义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不就成了“封建性政权”与“封建政权”进行斗争了吗？在封建社会里，是否还存在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或农民的阶级斗争呢？ 第三，关于农民起义的自发性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农民起义不是自觉的而是自发的。农民起义之所以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个别官吏、个别皇帝以至个别王朝，乃是由于农民不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农民看不出封建生产关系有什么不正常之处，因而他们的自发斗争没有同封建制度进行战斗。 另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尽管农民阶级在主观认识上达不到如同无产阶级对封建制度的科学认识，但在客观实践上，农民阶级的起义、斗争，既反对了地主阶级，也反对了封建制度。任何一个农民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同地主的利益是对立的，地主通过地租夺走他们的劳动果实，否则就不会产生抗租不交之类的行动。农民战争之所以是自发的，并不是由于农民不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是因为，农民战争找不到用什么办法战胜地主阶级，用什么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如果认为农民起义的自发性质不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封建制度，那么，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是否还存在阶级斗争？ 第四，关于让步政策和反攻倒算的问题。 从50年代初，论述农民战争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就是：推翻和改造了封建统治，迫使封建地主阶级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从而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种政策，就是人们所说的“让步政策”。60年代，翦伯赞对这种“让步政策”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在农民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是否“让步”，“让”不“让”，或者“让”多少，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的同志还指出，用“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这一公式来说明农民战争的这个作用，是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的。也有的同志认为，只有透过“让步”政策，才能说明农民战争的作用。 1965年秋后，有的同志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认为在农民战争后，从来没有什么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而只有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地主阶级在农民高潮之时尚且不肯“让步”，更何况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怎么能够实行“让步”政策呢？在农民战争后，地主阶级重新夺回了农民夺去的土地，重新给农民套上封建枷锁，自古至今，所有反动统治阶级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都只有反攻倒算，所谓“轻徭薄赋”不过是历史的骗局。只有转入了山林的起义农民，摆脱了封建奴役的枷锁，垦辟了荒地，才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另外，地主阶级虽然实行了反攻倒算，但它不可能全部倒算回去，这样，在农民战争之后就出现了历史的发展。 此外，在争论中涉及的问题还很多，例如农民战争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性问题，以及农民战争的特点问题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争论的问题很多，分歧很大，有些意见通过讨论，已逐渐趋向一致，有些则仍然存在分歧,需要在今后的研讨中进一步解决。 17年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问题。一方面对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研究的不深入、不具体，如对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尤其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起义的不同特点，缺乏系统的认真研究，因而显得一般化。另一方面，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各代农民战争的专史太少，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还没有写出来。此外，在17年来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还有一些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还存在着原则上和理论上的分歧。例如，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关于农民战争反不反地主阶级的问题，关于皇权主义的问题，等等。 同时，在这一阶段的研讨中，还发生了几种偏向。一种偏向是脱离了时代和历史条件，过分夸大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因而出现了将封建社会的农民现代化、无产阶级化的偏向。另一种偏向，则是肆意贬低农民阶级，过分强调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小生产者地位，“也是私有”，模糊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界限。还有一种偏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作为判断理论和学术是非的根本标准。某人的意见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某句话或某个论断的，就是正确的；某人的意见不符合或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句话或某个论断，就是错误的。这些偏向的出现，固然是受到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的影响，但现在看来，它们都是不科学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不正确的态度。实际上这些偏向在当时就受到一些同志的批评，虽然他们的批评没有起多大作用，但这种批评是完全应该的，不但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大有好处，而且对史学工作者也是一个教育，促使他们认真地思考和注意这些问题，从而使后来的研究工作在已有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大的成绩。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学领域里的极“左”思潮达到了高峰。林彪、“四人帮”在所谓研究“农民战争与儒法斗争的关系”的幌子下，全面歪曲和篡改了古代农民战争的原因、对象、性质和作用，把古代农民战争史彻头彻尾地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的轨道。 “四人帮”的御用文人梁效、罗思鼎发表了一系列所谓研究农民战争史的文章，1974年罗思鼎首先在《红旗》杂志上抛出了《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同年12月梁效又在被“四人帮”控制的《历史研究》复刊号上抛出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并在该杂志1975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论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历史功勋》。不仅如此，该杂志又连载了由梁效代笔，用“小靳庄大队理论小组”名义发表的《农民反孔斗争史话》。此后，他们又在某些刊物上开辟了所谓讨论“儒法斗争与农民战争的关系问题”的专栏。这些文章的出笼，集中反映了“四人帮”借助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来进行反党活动的用心。 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的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总结历史经验”的： 一是关于古代农民战争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深刻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历史上的革命运动的联系、区别和特点，并指出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1]梁效在《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中，却把农民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反动儒生从内部破坏”或“混入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复辟势力乘机大搞分裂”。把旧式农民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运动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二是关于农民战争的对象和性质。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2]又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3]梁效在《农民反孔斗争史话》等文章中，却胡说什么“儒家路线”引起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反对“复辟奴隶制的儒家路线”，等等。 三是关于农民军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问题。“四人帮”胡说什么“儒家反对势力混进农民革命队伍中破坏革命”，“于是在农民起义队伍内部也出现了儒法斗争。”他们发表这种谬论，是为了宣传古往今来，凡是内部斗争都是儒法斗争，这个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从而煽动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所谓法家，进行造反，把中央和地方一大批老革命家当作“儒家”来打倒，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 四是关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梁效、罗思鼎完全抹杀农民战争“打击地主阶级统治”的基本作用，说什么“农民战争往往客观上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或法家思想的继续传播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为儒法斗争的展开和法家路线的推行，提供了政治舞台。”他们还利用“反攻倒算”的观点，对“让步政策论”和赞成这一论点的同志横加批判迫害，给“让步政策”论扣上了许多政治帽子，仅出现在小标题上的就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效劳”，“一场反革命政治欺骗，”“宣扬‘阶级调和论’的反革命理论”，“为地主辩护的歪理”，“麻痹人民革命斗争的迷魂汤”，“要贫下中农让权”，“要我们撤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给牛鬼蛇神让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支毒箭”。尽管他们所扣的帽子很多，但所讲的道理却很简单，反来复去只有一句话：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经济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并概括出一个新的公式代替了原来那个旧公式：斗争——反攻倒算，再斗争——再反攻倒算。这是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蓄意制造混乱的结果，它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学术民主，使这一讨论，遭到了扼杀。粉碎“四人帮”后，这个问题一度又被提了出来。但这时赞成“反攻倒算论”的人已极为罕见了。 五是关于农民反孔斗争问题。梁效说：东汉黄巾起义，“是我国农民反对孔孟之道的一场大斗争。”“起义农民“捣毁了孔丘的老窝。他们见到刻有‘儒经’的碑就砸，碰上搞‘礼乐’的祭器就摔，把反动统治阶级的‘圣地’搞得房倒屋塌，一片碎石烂瓦，吓得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惊慌失措，狼狈逃窜。”等等。梁效还胡扯“在隋炀帝的‘先师尼父’孔老二的家乡，反孔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农民们把孔老二不准‘犯上作乱’的邪说，抛到九霄云外，向反动统治者和吃人的孔学猛烈开火。他们捣毁了曲阜的孔庙，扫荡了孔老二的巢穴。儒家的经书，被烧成灰烟，孔老二鼓吹的礼乐，被农民看作粪土。在起义的过程中，农民军对引用儒家经典反对起义的人坚决镇压，表达了革命农民对那些反动儒生的刻骨仇恨。” 总之，他们就是通过以上这些谬论，把农民战争纳入了他们“儒法斗争”的体系，在农民战争史领域里制造了一系列混乱。他们表面上极端地颂扬农民起义，实际上却抹杀旧式农民起义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的质的区别。他们把阶级斗争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立起来，无限夸大社会上层建筑的作用，不惜篡改、捏造历史，为他们篡权窃国的政治服务。四人帮为什么对农民战争史如此感兴趣，他们自然不是将它作为一门科学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而是要“古为今用”，“为现实政治服务”。说穿了，就是他们大搞影射史学，为他们打倒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制造舆论。在这股逆流中，农民战争史成了他们任意打扮、解说的奴婢。在所谓的“评法批儒”运动中，他们胡说什么“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大地主阶级统治集团总是推行一条守旧倒退的儒家路线，这条反动路线必然加深和扩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于是引起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只反儒家，不反法家，而且，农民战争“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或法家思想的继续传播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4]。为了把老一代革命家们打倒，在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招牌下，他们又把农民起义队伍中受过招安的、闹过内讧的或发生转变的、当了皇帝的打成叛徒、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投降派、修正主义分子、复辟分子等等。“醉翁之意不在酒”，一部农民战争史，就这样成了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工具之一。一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政治上拨乱反正，理论上正本清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才逐渐走上正轨，许多被“四人帮”搞乱的问题才得以澄清。 （四）七十年代末以来 “四人帮”倒台以后，广大史学工作者重新开展了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和讨论工作。1978年11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会，与会同志愤怒批判了“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交换了研究这门学科的各种意见，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20多年来，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组织下，在成都、西安等地先后召开了10多次年会，组织出版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这个刊物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些同志编辑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都起了推动作用。 20多年来，报刊上发表了大批的有关农民战争史方面的论文，其中有不少非常出色的和有分量的文章。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开始走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首先是，开拓了研究领域，弥补了前此研究中的空白和不足。如顾诚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几篇论文，诸如李岩这个人的有无，大顺政权的性质，都是言之成理的力作，影响很大。对《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再评论，也给非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有力的批驳。胡昭曦的《“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辩》一文，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文人对张献忠义军的种种污蔑，恢复了历史的真面目。诸葛计探索唐末农民战争军事活动的论文，也是别开生面的文章，喻松青对清代秘密社会和秘密宗教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还有很多好的论文，这里就无法一一介绍了。 其次是近20年的研究，逐步地同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结合起来，深入到社会经济领域中去，阐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农民战争口号、纲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封建统治阶级经济政策的变化中，考察农民战争的作用，等等。 第三，在近20年的研究中，还先后出版了谢天佑、简修炜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简史》、田昌五的《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孙达人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胡如雷的《唐末农民战争》、袁庭栋的《张献忠传》和白钢、向祥海的《钟相杨幺起义始末》、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王兴亚的《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等等专著。这是极为值得注意的一批成果。除《简史》外，前两部是对秦汉时期农民战争的论述，后五部是对一个断代的或某一次的农民战争的论述。这些专著都是在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都表现了它自己的特色。漆侠同志曾说，“六十年代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将为写出不同观点、看法的农民战争史创造有利条件。”这句话在这时是兑现了。如孙达人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就贯彻了他的“统治阶级对起义农民只有反攻倒算”的观点。《唐末农民战争》在叙述方法上，也使人耳目一新。从这些成果来看，显然是使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了。 这一阶段所探讨的理论问题，除了以前争论过的问题如农民战争的自发性、政权性质、皇权主义等等重又提出来以外，还比较集中的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动力问题，二是平均主义的问题。 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大约有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生产力是根本动力。其依据是毛主席所说的，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5]持这种意见的同志，有的认为阶级斗争如农民战争，不但不是动力，而且对社会生产力还起破坏作用。第二种意见认为，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的真正动力，而是与革命战争、生产斗争和国家政策措施这三者并列，同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第三种意见认为，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都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中就是农民战争）才是真正的动力。这些同志认为，尽管在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都是生产活动，但由于生产方式不同，情况却绝然不同。这就是在原始社会，生产活动主要是同自然力量斗争，而在阶级社会，则又增加了超自然的力量，因而，这种生产活动，已经不能脱离阶级斗争孤立存在，而只能在或者缓和、或者激烈的阶级对抗中进行。当着生产力被严重束缚和桎梏时，不但难以起到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就连它自身也要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打破这种束缚和桎梏，所谓“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就只能是空话了；第四种意见认为，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运动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直接表现为阶级斗争，因此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便成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或唯一动力。 这些新的见解和争论虽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它们毕竟是在解放思想，冲破了极左思潮的束缚之后发出的勇敢声音，在史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所以尽管我们认为以上观点有些提法是不太妥当的，但仍觉得它对于活跃学术讨论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于平均主义问题的探讨。有的意见认为，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过程中只能起着“破”的功用，到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时，其害处比封建主义更甚；农民战争是由于实行平均主义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搞封建主义是唯一的出路；农民战争对封建社会起着“修理工”的作用等等。许多同志则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平均主义是革命农民反封建的“本能”表现，它要求平均封建土地和封建地主所攫占的社会财富，是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平均主义虽然是一种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但它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在当时并不是空想。说“平均主义”是反动的，指的是它想绕过资本主义，建立农业社会主义而言的。导致农民战争失败的，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有种种原因的，如军事力量是一个因素，农民起义领袖的封建主义化也是一个因素等等。 在70年代末的研究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偏向。即以纠正过去农民战争史研究中“拔高”现象为借口，对农民战争横加指责，肆意贬低。这种“贬低”的偏向几乎形成一种思潮。有的文章把与自己见解不同的看法，一概斥之为公式主义、教条主义，而只有他自己的看法才真正具有“创造性”；一会说农民起义只有破坏性，一会又说农民起义是封建制度的“修理工”。这样，封建制度在农民战争的推动下就成了“永恒正义”的了。同时又说，平均主义比封建主义还坏，农民起义领袖只有搞封建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样，封建主义就成了农民革命的灵丹妙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偏向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变本加厉，贬低农民战争的观点更加严重，主要表现是一律不加分析地把农民的斗争等同于“邪教”，给扣上“反社会”、“反政府”、“反人类”之类的帽子。 90年代，农民战争史的讨论相对来说，有些沉寂。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对减少，有关的学术讨论会也比过去开的少了。这固然是因为，整个大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出现了危机，但这种状况的出现也与史学界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重视不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的学者大声疾呼，要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它对于今天搞经济建设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这种意见是值得学者们注意和思考的。 二、太平天国研究概览 太平天国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农民运动的最高峰，它的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组织制度之严密、纲领之完备，都超过了以往的农民起义；另外，它爆发于中国历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使它具有了以往农民起义所不具备的特点。因此，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点，也成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姜秉正编《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总目》收1858年到1981年128年间国内外有关太平天国的报道、资料、论文、著作共5000多篇本，著作者2262人，而“文革”结束之后，太平天国史研究再掀高潮，1981年后发表、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论文、著作、资料据粗略统计不会少于2000篇本。论著的数量反映出了太平天国史研究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20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 二十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开创阶段 太平天国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从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的。孙中山的家乡距洪秀全的家乡很近，少年孙中山十分敬慕洪秀全，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在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问题上，孙中山引洪秀全为同道，称太平天国运动是“吾国民族革命之辉煌史”。为宣传反对清朝统治，并总结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他搜集了一些有关太平天国的材料，命同盟会会员刘成禹以“神圣洪杨，盗贼曾左”为指导思想写成《太平天国战史》，1906年在日本东京出版，孙中山为之作序，虽然它还算不得是一部太平天国的信史，但却可以说是第一部颂扬太平天国的专书。同年，在日本还出版了一本《太平天国人物考录》，著者署名“冷眼铁面袖手人”，差不多与此同时，黄小配著有演义小说《洪秀全演义》，也是鼓吹反清。另外，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也都从反清革命的立场出发，对太平天国给以关注，予以颂扬，但都不是学术研究。 辛亥革命后，谈太平天国已不再是禁事，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著述陆续发表，如1915年罗惇曧的《太平天国战纪》，1923年凌善清的《太平天国野史》和李法章的《太平天国志》等。但是，这些著述中真伪杂陈，资料来源除时人记载外，还有不少是轶事传闻，如《太平天国战纪》所根据的托名韦昌辉嫡子韦以成所著的《天国志》据简又文等考证为罗惇曧伪托，所述多不符合史实，《太平天国野史》中说洪仁玕曾经出使美国，《太平天国志》更是臆说杂陈，错讹百出。 严格意义上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是从20年代随着太平天国文献在海外发现并传回国内开始的。太平天国文献可分为印书和文书两类，前者指太平天国为宣传自己的思想、政策和规章而组织编著出版的书籍，后者主要指太平天国及其各级人员在各种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文件，包括诏旨、本章、各类禀报、谕示、御照和批示、照会、名册、记事文书等。[6]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在国内毁灭殆尽，记录了部分太平天国文献的《贼情汇纂》也只节录了一小部分印行，这就使得太平天国文献湮灭不彰，研究者无从利用。从20年代开始，一些史学家陆续在海外发现了主要由西方外交官送回本国的太平天国文献，并将它们传回国内出版，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程演生、萧一山和王重民。最早传回太平天国文献并问世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即刘半农，1920年他在不列颠博物院抄录了一些太平天国文献，1926年以《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刊行，但这只是不列颠博物院所藏太平天国文献的很小一部分，说是16种，但多将原件割裂，实际为8种，且多不重要，还有两种不是太平天国文献。1924年，北京大学另一教授程演生在法国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了包括《原道》、《天朝田亩制度》等重要文献在内的8种太平天国印书，1926年将其编为《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分3册出版。差不多同时，在德国深造的俞大维从普鲁士图书馆摄照太平天国印书9种，1934年被张元济编入罗邕、沈祖基编的《太平天国诗文抄》第二版中（1931年初版，中有赝品）。在海外搜集太平天国文献最有成就的是萧一山，他1932年从不列颠博物院摄录了大量太平天国文献，其收获之丰与所录文献价值之高，时人以之与殷墟甲骨和敦煌经卷的发现相比拟。1936年，他将这些文献编为《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10册出版，共影印太平天国印书21部，其中虽有部分文献与程演生等传回者相同，但其中又有版本和内容上的差别。他还将从英国搜集的部分太平天国文书编为《太平天国诏谕》和《太平天国书翰》两种，各有文书15件，分别于1935、1937年由国立北平研究院影印出版。稍后，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编目组主任的王重民又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新发现太平天国印书10种，包括《资政新篇》、《太平天日》和《钦定军次实录》3种重要文献，于1936——1937年在简又文主办的《逸经》上连载，并编为《太平天国官书十种》（抗战胜利后出版）。此外，北京大学教授向达也在英国发现太平天国文书多件，新中国建立后公之于世。至此，发现、刊印的太平天国印书达到36种，今天所能见到的太平天国印书绝大部分都刊布于世。 太平天国文书的发掘刊布，国内方面，首先是张德坚奉曾国藩之命编纂的《贼情汇纂》于1932年公开出版，该书记事虽止于1855年夏，但却保存了不少太平天国文献，除《太平礼制》、《太平条规》等印书（全录或节录）外，还有文书多件。故宫博物院将在清廷档案中发现的太平天国文书12件于1933年辑为《太平天国文书》一册出版，这是国内发现的太平天国文书首次汇编出版。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发现陆续在《逸经》、《国闻周报》、《大公报·图书副刊》等书刊上发表。 上述资料的发掘和刊布，为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从30年代初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著述纷纷问世。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49年，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有30余种，另外还有英国人林利《太平天国外纪》（新中国成立后译为：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等重要译著问世。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论文和介绍太平天国的文章，30年代有近80篇，40年代有近50篇。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及其介绍，30年代有80余篇（含译文），40年代有10篇。此外还有谢兴尧30年代在北京《晨报·艺圃》等报刊上连载的《洪杨卮谈》等长篇文章。另外，三四十年代还发表有十几篇有关太平天国史著述的书评和研究太平天国史已有成绩的评介文章。出版和发表太平天国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版社主要有商务印书馆等，报刊主要有《国闻周报》、《大公报》、《文史杂志》、《大风半月刊》、《逸经》、《益世报》、《人间世》等。可见，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已经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个热点。[7] 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包括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许多方面，具体地说，除通史通论性的著述外，专题研究涉及到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原因、太平天国的思想主张、宗教与伦理、各种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历法、对外关系、战争战略和战役、天京事变、与天地会等的关系、诗文、失败原因、洪秀全家世生平、石达开的生平与诗文、李秀成自述、王韬上书太平军的考订、天德王洪大全的研究与考证、史料研究和校勘以及太平天国对立面湘军等。 在3、40年代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热中，涌现出了罗尔纲、简又文、郭廷以、谢兴尧等一批著名的太平天国史学家。他们依据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结合清朝方面的记载，并继续发掘、整理史料，考订太平天国的史事，进行研究，写出专著，为太平天国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们都熟悉太平天国通史并有所著述，但又均各举一帜，有所侧重。他们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拓荒者。 罗尔纲是在胡适指导下开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1930年夏，罗尔纲到胡适家学做考证，读书时发现薛福成所撰《张忠武公逸事》所记张嘉祥（道光末年广西贵县大盗，后投靠清军，改名张国樑，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兵败而亡）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史事是捏造的，由此开始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1933年他参与修《贵县志》时利用20多种广西各府州县方志和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书籍，撰成《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一书。鉴于太平天国史料伪作很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传说更多谬误，罗尔纲倾注了大量精力进行太平天国史料的辨伪和史实的订谬。罗尔纲后来也自承“我研究太平天国史，首先是辨伪、考信的工作。”[8] 1934年，他再到胡适家随胡适学习辨伪文，写了《贼情汇纂订误》和《读<太平天国诗文钞>》两篇辨伪文。这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中最早的两篇辨伪文章。前者对《贼情汇纂》所记太平天国天德王洪大全、洪秀全、杨秀清以护送烟土洋货为生等重大史实错误进行了订谬，其中他关于太平天国无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的考证引起史学界长达40多年的争论，最后还是罗尔纲以不断发现的新史料证实了他的观点。后者则根据太平天国的历史和典章制度，指出了罗邕、沈祖基所编《太平天国诗文抄》中的赝品，如他考订出太平天国无黄公俊其人，书中所录黄公俊诗是假的，书中所录石达开诗也是假的。这些结论后来都为其他新发现的史料或作假者（或其友人）所证实，如柳亚子几年后撰文说石达开诗大多是他的亡友、南社诗人高旭在清末宣传反清革命时为激发民气而伪造的。这就澄清了太平天国史中一些史事的真相。新中国成立前，罗尔纲已经发表了大量太平天国史及与太平天国相关的史事的研究论著和史实订谬，主要有：《太平天国史纲》（1937）、《湘军新志》（1939）、《捻军的运动战》（1939）、《太平天国史丛考》（1943）、《洪秀全金田起义前年谱》（1943）、《洪秀全》（1944）、《太平天国金石录》（1948）、《太平天国史考证集》（1948）、《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志》（1948）等。其中，《太平天国史纲》是最早系统介绍太平天国历史的专著，并第一次认定“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是贫民革命”（此前人们将太平天国运动看作是一场反满民族革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当时被《书人杂志》评为中国最新十部佳著之一。多年后，美国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中还给予高度评价：“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9] 郭廷以是中央大学的教授，他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3、40年代花大力气编纂太平天国史研究工具书，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为编日志，他首先致力于太平天国立法的考订，于1937年出版《太平天国历法考订》，断定太平天国的天历从一开始就错落了一天，即与阴历、阳历比照提早了一天，推翻了日本田中萃一郎最早考订的天历与阴历干支日期相同、与西历星期也相同的说法。谢兴尧《太平天国历法考》、萧一山《清代通史》所附《清代大事表》，均沿用了田中的对照表，郭廷以的考订将其纠正了过来。1939年，郭廷以编成《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由中央大学排印，经过修订，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耗时十余年，五易其稿，裒辑中英文资料六百余种，按年月日时间顺序编排太平天国史事，所列条目，天历与阴阳历并用，重要条目用大字体排印，有的并作了考释或说明，书末还附录有《天历与阴阳历对照及日曜简表》、《太平天国人物表》、《主要战役及将帅表》、《清督师大臣表》等表以及地图和书目。《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和《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两部极为重要的工具书，为太平天国史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后者，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工具书，后来简又文撰写《太平天国全史》和《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罗尔纲撰写《太平天国全史》、向达等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时都或者从中引用了不少资料，或者从中得到了不少线索。另外，郭廷以还编有《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实际上，《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本为《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的一部分，因其所搜材料丰富，遂先行编定，单独成书。他的工作为学术研究造福无量。 简又文的贡献是开创了从外文移译和实地搜集太平天国史料的风气。他对太平天国史发生兴趣始于约1919年在美国读书时。1921年回国后，他在上海及附近的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及香港、广州致力于搜访太平天国史料，走访洪仁玕等太平天国领袖的后人，搜集到不少太平天国史料。1924年起在燕京大学任教，开始撰写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文章。1929年起他投身政界，但仍坚持搜集太平天国史料，进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1935年，他的译作和论文辑为《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出版，内收译作10篇，其中瑞典人韩山文根据洪仁玕所述太平天国起义经过所著的《太平天国起义记》，曾到天京访问的英国人吴士礼、富礼赐分别记述访问见闻的《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和《天京游记》，是当时介绍西方人士记述太平天国史事及评价的最早而且翔实的译著，尤其《太平天国起义记》，是了解洪秀全家世、早期经历和思想、太平天国发动经过的重要载记；此外，书中还有作者在香港、广州等地访问洪氏后裔的笔记。1936年到1937年，简又文与谢兴尧在上海创办《逸经》文史半月刊，特辟“太平文献”专栏，刊发了大量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和研究文章，除他们二人自己搜集的史料、实地采访的见闻外，还有王重民、萧一山等人从国内外搜集的太平天国史料，差不多每期都有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他们自己自是自得其乐，读者也都以《逸经》为太平天国专刊，[10] 简又文翻译的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就刊于《逸经》第25期，对推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逸经》停刊，简又文又到香港创办《大风》半月刊，继续发表太平天国史料，并在上面开始刊发他的《太平天国全史》。1942年秋到1943年秋，简又文到广西太平军当年活动过的13个县进行了4次考察，并在这期间会见了罗尔纲，二人进行了交流。他将考察所得撰为《金田之游及其他》14篇，又名《太平天国杂记·第二辑》，1944年出版，或记述采访所得太平军遗事，或考证、注释新发现的文物，有人物研究，有史事评论。1944年，他将在《大风》上连载的《太平天国全史》前6章另加导言一章，取名《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出版。抗战胜利后，简又文返广州，编辑《广东丛书》，第三集影印了王重民从英国剑桥大学摄录的太平天国官书10种，同时在中山大学指导研究生研究太平天国外交史。1948年，简又文在广东文献馆举办了太平天国文物展。1949年后，简又文移居香港，精心研究太平天国史，1958年出版《太平天国典制通考》，140余万字，全面记述了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1959年完成《太平天国全史》，全书180余万字，完成了一纵一横的宏伟计划，为旧中国的太平天国史学作了总结。 谢兴尧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习时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他曾在故宫档案中搜集太平天国史料，并下力气在旧书摊和私家寻访，搜集太平天国资料甚多。1931年初开始，他在北京《晨报·艺圃》、《华北日报·副叶》和《国闻周报》等报刊上连续刊载《洪杨卮谈》、《洪杨建国杂记》、《洪杨建国续谈》和《太平天国史事杂录》等长篇文章，介绍太平天国史事，有时干脆署名“老长毛”（太平军因蓄发不剃，故称“长毛”），谢兴尧一时有“老长毛”之称。在研究介绍太平天国史事的过程中，他曾撰写《太平天国历法考》和《太平天国的文字》（分别发表于1934年和1944年），前者比郭廷以的重要著作《太平天国历法考订》早三年问世，他自己认为这是他的两篇“用功之作”。[11] 1935年，他出版《太平天国史事论丛》，是作者太平天国史研究早期成果的结集，内收洪秀全、洪大全、石达开、李秀成等人物考评和一些史事论考，其中最重要的是近6万字的《太平天国历法考》。同年他到上海，与简又文创办《逸经》文史半月刊，刊布太平天国文献。1938年，他辑著的《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出版，分三辑，第一辑收作者著述51篇，内容可分为史料题跋、洪杨遗事两类；第二辑汇编史籍7种；第三辑选编史料15篇。同年他还出版了《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指出太平天国的思想是将中国典籍《周官》、西方基督教圣经和中国秘密会社的思想融汇而成。1946年底，谢兴尧又在北京《新生报》主编《文史周刊》专刊，他编此专刊的目的就是阐述太平天国的历史。[12] 1950年，他的《太平天国史事别录》出版，大部为其读太平天国史料的札记。 这一时期的太平天国史研究，重在弄清史实，重视考据和逻辑实证，对太平天国的主要历史过程和重要政策措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澄清了此前许多以讹传讹的误说，材料丰富，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从20年代开始，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进步的史学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太平天国史。李大钊提出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农民革命。[13] 1939年5月，毛泽东发表《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在论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列入这一革命过程之中。在1939年底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将太平天国运动定性为“农民的革命战争”，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并指出其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没有先进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的领导。[14] 毛泽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这些看法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接受，并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中国近代史包括太平天国史研究科学体系的是范文澜，他于1945年完成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太平天国作比较全面系统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它先在《解放日报》连载，接着印为单行本。在该书中，作者介绍了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社会背景，概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经过，并详细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主客观原因。该书后来收入作者1947年2月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为其第3章，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版再版，成为中国近代史的经典著作，影响深远。另外，胡绳在1947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明确宣称太平天国运动“是单纯农民的战争”，该书同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一样，新中国成立后也是一版再版，影响巨大。在1949年的一篇文章里，胡绳又称太平天国运动是“带着原始性的农民革命”。[15] 综观新中国成立前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虽然成绩不小，但毕竟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开创阶段，许多问题处于初步探索当中，虽然有不同观点的表述，但是比较集中的、大的论辩形式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所有的太平天国史论著都称太平天国为“革命”，而不论作者是所谓“资产阶级”旧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家。当然，他们所谓的“革命”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有人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反满民族革命，有人认为是宗教革命，有人认为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农民革命，有人认为是农民革命。 （二）新中国成立到1964年——太平天国史研究蓬勃发展并取得重大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史研究和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一样，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突出的表现，一是这一专题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成为国内史学界进行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受到空前重视的原因，最重要的恐怕在于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16]，要很好的理解中国革命，就不能不十分重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同时，研究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具体到太平天国，因为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理解太平天国运动和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有密切的关系，研究太平天国，有助于弄清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总体把握，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趋势、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的理解。 党和政府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视，首先体现在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17]，社论高度颂扬了太平天国抗击国内外敌人的光辉业绩，明确指出它“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高峰”，而这也是它不能不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一社论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太平天国史，作出了明确的论述，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新中国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其次，在政府有关部门的主持下，1950年太平天国百周年时，北京、南京、上海、无锡、苏州、扬州、杭州、合肥等地先后举办了太平天国展览会和座谈会。1956年，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纪念馆（后改名“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作为搜集、整理和保管太平天国文献、文物的专门机构。1960年太平天国110周年时，各有关地区再次纷纷举行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第三，组织搜集太平天国的文物文献并编辑出版。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标志着太平天国史研究新时期的到来。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概而言之，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1．太平天国文物资料的搜集和编纂出版。新中国成立前，太平天国资料的编辑出版有了一定数量，已见前述，文物则基本上阙如。新中国成立后，两者都迅速取得了重大成绩。文物资料的搜集方面，除专业人员外，广大群众也被动员起来。到1956年国庆节，藏品丰富的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建立，金田纪念馆、花县洪秀全故居纪念馆也相继建立；广西、江苏、安徽等省的有关单位组织人进行太平天国史迹的实地调查和搜集歌谣、传说的工作。编辑出版方面，1950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合编的《太平天国史料》出版；1952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8册出版，次年第三种《捻军》出版；1952——1955年，《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3编相继出版；1955年，金毓黻等编的《太平天国史料》出版；谭其骧编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图》及其《说明书》1955、1956年出版；1958年，静吾、仲丁编的《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出版；195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的《太平天国资料》出版，同年，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成《太平天国文献》4大集，其中第一集《太平天国印书》（影印线装20册）、第四集《太平天国艺术》分别于1961、1959年出版；1960年，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成800万字的《太平天国资料丛编》和400万字的《太平天国参考资料》，因篇幅浩大，一时难以出版，遂从前者中抽出最重要的资料140万字，另编为《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6册，于1962年底出版。这些资料的出版，为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太平天国史研究队伍迅速壮大。新中国成立前，研究队伍只寥寥数人，研究工作也是个体分散的。新中国成立后，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各高等院校和历史研究机关涌现出了一大批以太平天国史研究为主业的研究人员，特别是在北京、江苏的南京和苏州、广西的南宁和桂林、上海等地，太平天国史研究队伍阵容尤其强大。 3．研究成果斐然可观。从1950年到1964年，出版的著作（含论文集和通俗读物，不含史料，不含捻军和其他起义），据《八十年来史学书目》有74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和牟安世的《太平天国》。在全国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据《太平天国史论文选》所附《太平天国史报刊文章索引》，不含其中的史料、文物、传说、故事和歌谣，共约500篇，内容涉及太平天国史通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文化和思想、人物评价（附洪、杨、韦事件）、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和研究述评、书刊评介、讨论报道。可见，这一时期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涉及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许多方面。研究者一方面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对太平天国史事作进一步的研究，一方面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各抒己见，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主要是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的讨论，如太平天国时期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土地制度、土地关系，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权和乡官的阶级成分、文化思想和工商政策，《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内容和倾向，太平天国抗击国内外敌人的业绩，太平天国与各地、各民族反清起义的关系，太平天国有关人物的评价，等等。 罗尔纲为推动新中国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伊始，南京方面举办太平天国历史展览，筹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并开展搜集出版太平天国文献资料的工作，罗尔纲是这些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文物搜集方面，他随太平天国史料调查团跑遍了南京城郊等地，所有征集来的文物均经他一件件考证鉴别；资料搜集方面，他带领工作人员在南京图书馆颐和路、龙蟠里两个书库和前苏南文物保管委员会书库“摸底”，按库、按架、按排的次序，除经部外，所有鸦片战争以后的史部、子部、集部、丛书、杂志、报纸、函牍、档案等，逐册逐页地翻阅，凡看见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就将其库数、架数、排数、书名、著者、出版处、年代和册数登记下来，重要资料并作简要提要。这项工作七易寒暑，共搜集到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有刻本、稿本和抄本925种，方志730种，共1655种，15274册，基本上都是以往研究中没有利用过的；同时，还向全国征集，并到太平天国曾经统治过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搜访。经过这样的摸底、征集和搜访，共搜集到1200多万字有关太平天国的珍贵资料。在此基础上，罗尔纲指导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资料进行整理，编成《太平天国资料丛编》和《太平天国参考资料》，又从前者中选出重要资料编成《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出版。同时，罗尔纲亲自动手，精心编成《太平天国文献》4大集，除前已述及的《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艺术》在1961、1959年出版外，第二集《太平天国文书》1991年出版，第三集《太平天国文物》1992年出版，《太平天国艺术》1994年又出了增补本。这4大集资料的出版，被看作是目前国内外整理太平天国文献最全面、最完整、最权威的集大成者。[18] 在从事文物资料的搜集、鉴定、编辑工作的同时，罗尔纲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成绩斐然。除单篇论文和史料选本不计外，有著作12种，主要是《太平天国史稿》（有改写本和增订本）、《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有修改本和增订本）和论文集7集（包括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史事考、史料辨伪、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公历对照、史料考释、文物图释和史迹调查）。在研究中，他一方面充分利用他长于考据的优长，另一方面又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自己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当中去，因此，有论者谓他的研究成果“既考证详赅，又能把握历史事件实质和规律性的变化”[19]。 这一时期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成绩喜人，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其一，是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简单化，用太平天国史来印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结论，特别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简单化、偏激化，如给认为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权力斗争的论者扣上阶级斗争熄灭论甚至修正主义的帽子；其二，美化和拔高太平天国，如说太平天国实行了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字里行间把太平天国当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来描写。其三，学术界逐渐出现了压制民主的倾向，如在太平天国革命性质讨论中，“许多论文都批判了郭毅生的《论新兴市民等级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和《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两文中的错误观点”，[20] 并在出版《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时将郭毅生的两篇文章置于书末，作为附录。 （三）1964年到1976年——太平天国史研究走上邪路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一片混乱，正常的学术研究完全不能进行，历史被任意歪曲，成为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太平天国研究不但未能幸免，而且成为重灾区。 “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开始的，但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从1964年掀起对李秀成的批判就走上了邪路（关于李秀成的讨论本书有专题介绍，此处从略）。“文革”初期，“四人帮”一伙以极左的历史虚无主义冒充革命，宣布必须“彻底批判”历史上的一切文化遗产，否定一切，取消历史研究，史学工作者横遭迫害，研究单位被解散，《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被停刊（《历史研究》从1967——1973年停刊达7年之久），致使从1966年到1973年间几乎没有太平天国史的文章发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四人帮”一伙为了他们卑鄙的政治目的，忽然对历史重视起来，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包括复刊的《历史研究》），在历史领域大搞所谓“儒法斗争”，用江青的话说：“学历史就是要搞点历史经验，古为今用。”他们要“总结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经验”，目的是要“打倒现代的大儒”，将矛头直指备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太平天国领域，他们用“路线斗争”、“儒法斗争”来塑造太平天国的历史。于是，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章一下子又多了起来，连篇累牍，充斥于全国各种报刊。在“四人帮”控制的所谓“历史研究”中，洪秀全成了完美的农民革命英雄，他代表的是法家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杨秀清是儒家的代表、是破坏团结的野心家，韦昌辉是混进农民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是反革命分裂主义者，李秀成走的是投降主义路线，是大叛徒；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斗争是“反孔派”和“尊孔派”之间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本来经洪秀全同意的符合实际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被任意安到某一个人头上说成是“复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按照现实的政治需要，随意编造太平天国的历史。显著的例子是，1976年4月罗思鼎在《学习与批判》上抛出《论太平天国内部尊孔和反孔的斗争》，按照他们“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逻辑，说什么杨秀清“前期有功劳”，“当他开始尊孔倒退的时候，就背叛了自己的革命历史”，以此影射周恩来总理。又说石达开是“洪秀全教育他，帮助他，纠正他的错误”，而他“仍一意孤行”，却受到杨秀清的“信用”，他的“倒行逆施，不仅没有遭到杨秀清的反对，反而得到他的赞赏”，实际上是借此与他们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喊出的“走资派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口号相呼应，诽谤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声称，“杨秀清死后两条路线斗争在继续进行”，只有“任命坚持革命理想、富有朝气”的人“掌管朝政”，“大胆提拔青年将领”，才能使革命“重新发展”，露骨地表示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 除了“四人帮”及其御用写作班子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为了其险恶的政治目的而肆意践踏太平天国史研究外，有些善良的研究者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也写过一些配合性或应景式的文章，这是时代的悲剧，但其中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总之，这一时期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性可言，因此被学者称为“虚假的繁荣和真正的窒息” 。 （四）“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走向繁荣和成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太平天国史学界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首先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拨乱反正，揭批了“四人帮”为了达到其险恶的政治目的而破坏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罪行，批判了“四人帮”及其爪牙为影射现实而将太平天国纳入所谓“儒法斗争”体系、臆造太平天国内部有所谓“路线斗争”的错误观点，清算了极“左”思想给太平天国史研究造成的巨大破坏。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太平天国史学界还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理论上方法上的经验教训，强调必须要正确理解和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不能把历史研究工作当作为眼前政治需要作注解的工作，而忽视历史研究有自己独立的对象、任务和要求；必须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不应把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同历史研究者自己的阶级立场问题混而为一，不应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简单化，而看不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存在和作用；要推进太平天国史研究，根本的问题在于研究者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21] 通过拨乱反正的工作，太平天国史研究再次回到科学研究的轨道上来，并在新形势下走向繁荣，到90年代初达到鼎盛。 “文革”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繁荣主要表现在： 1、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继续编纂出版。这其中，首推《天父圣旨》和《天兄圣旨》的发现和编注出版。王庆成于1983年3月到1984年5月在美国、英国和当时的联邦德国作访问、研究期间，发现了这两种非常重要而学术界此前并不知道的太平天国印书，回国后即将其编注出版[22]。这两种印书记录了历次天父天兄下凡的活动，涉及金田起义准备时期和金田起义前后的史事、太平天国的宗教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关系的演变等等，其中几乎每件事都是此前我们过去不知道或不详细知道的，因此，它们的发现和出版大大丰富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使研究者得以对太平天国的史事和思想文化作更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这时期出版的其他重要的太平天国史料还有：《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1980年出3册，仅为拟出字数的百分之十几）、《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吴煦档案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岳麓书社，1983年）、《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起陆续出版，到2001年出版26册）等。其中尤以《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和《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重要，太平天国的所有活动，诸如军事方略、政治设施、社会改革、对外交涉等等，无不见于前者中，有学者谓“《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天父天兄圣旨》和早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文物图录》及其续编、补编，四足鼎立，构成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基石。”[23] 后者则为我们研究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提供了详细的材料，其详细程度远超过当时清政府编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为介绍外文史料和海外研究成果，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1981年还创刊《太平天国史译丛》，王庆成主编，到1983年出了3辑。 2、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相继成立。“文革”前，除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兼为文博单位和研究单位外，别无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文革”后，太平天国史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1978成立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浙江、广西、四川、广东等地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相继成立，1984年南京成立太平天国史研究会，1985年广西贵县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太平天国史研究会。1990年5月，在此前成立的12个地方性太平天国史研究学术团体的基础上，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这些学术团体的成立，表明了研究人员的交流加强了。 3、召开了多次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文革”前，太平天国史没有召开过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1979年在南京召开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学科领域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盛会，代表来自除西藏、台湾的28个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还有日、英、美、加拿大、西德、比利时、澳大利亚7国的学者，共260位代表，提交论文217篇。此后学术会议频繁举行，召开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十几次，而且大多围绕一个主题，如太平军占领苏州建立苏福省、建都南京、北伐、起义史迹考察、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太平天国与农民问题、太平天国与爱国主义等。这些学术讨论会的一次次召开，表明太平天国史研究一步步走向深入。 4、研究工作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1978——2000年，太平天国史出版著作约100部，发表论文2100多篇，每年平均约100篇，其实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年发表论文多在200篇以上，进入90年代后，发表论文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每年平均仍在30篇以上。为推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于1981年创刊《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1983年出版），由王庆成任主编，是权威性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专业刊物，也是反映太平天国史最新研究成果和动态的窗口，可惜由于经费的关系，只出了5辑就停刊了。 与“文革”前相比，这一时期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不但成果数量增多，更重要的是质量也显著提高。其一，旧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如太平天国宗教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其尤著者是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宗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部以太平天国宗教为主题的专著，被专家誉为“八九十年代交替时期我国史学界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研究的集大成者”。其二，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课题，如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国，代表性的成果是李文海、刘仰东合著的《太平天国社会风情》[24] 一书，作者以流畅的语言，生动地描述了太平天国统治区域的宗教活动、服饰装束、婚丧礼仪、过节度岁、家庭结构、巾帼风貌、戒赌始末、烟娼之禁、文化心态等，使我们对太平天国的认识更加全面，读来耳目一新。 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史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总结性成果的出版。既有通史性著作，也有专门史著作。通史性著作最重要的是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4册和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3册。罗尔纲从1937年著《太平天国史纲》，半个世纪中屡经改订，终成150万言的巨著。该书的特色，一是体例上有重大创新，将中国史书传统的纪传体与西方的章节体融合起来，各取所长，创立了由叙论、纪年、表、志、传相结合的综合体，多层次、多角度地记述了太平天国的全貌；二是采撷宏富，考证精详，引证资料上千种，所有资料无不经过考证辨伪、审慎选用；三是勇于开拓，识见高深，对太平天国历史提出了自己完整而又独特的看法。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被誉为太平天国史研究历程上的丰碑和传世之作，大家不但高度评价罗尔纲先生的治史成绩和治史方法，更高度评价罗尔纲先生的治学精神。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篇幅略小于罗著，导言部分概述百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和太平天国文献资料、遗迹遗址的情况，并详列研究论著、史料为附录，是其特色；正文部分则全面记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既纵向叙述了太平天国兴衰的整个过程，又横向考察了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和人物等各个方面，使读者易于对太平天国有整体的把握。这两部通史著作反映了我国史学界现阶段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水平。另外，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即80年代初，近代通史著作中也对太平天国史作了很好的综合叙述，主要有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第1册、苑书义等编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和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都以大量篇幅系统地论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 专门史著作主要是钟文典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90年代陆续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丛书》，包括钟文典的《太平天国开国史》、苏双碧的《太平天国综论》、茅家琦的《太平天国与列强》、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史》、张一文的《太平天国军事史》、张守常的《太平天国北伐史》、朱哲芳的《太平天国西征史》、华强的《太平天国地理志》、吴良祚的《太平天国避讳研究》、史式的《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周新国的《太平天国刑法研究》、吴善中的《太平天国历法研究》、祁龙威的《太平天国经籍志》、朱从兵崔德田的《太平天国文书制度》、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等20种，分别对太平天国的某一方面作了综合性的研究，其中有些是旧作的修订，有些是新的成果。专史方面还包括太平天国地方史，主要有董蔡时《太平天国在苏州》[25]、徐川一《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26]等。另外，太平天国人物方面，有洪秀全、石达开、洪仁玕等的传记多种，尤值得一提的是夏春涛新作《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作者在参考30余种西人著述和新近公布的洪仁玕多篇供词等资料的基础上，对洪仁玕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填补了过去对洪仁玕其人认识上的不少空白。另外还有苑书义、林言椒编的《太平天国人物研究》，钟文典的《太平天国人物》，苏双碧的《太平天国人物论集》，陈宝辉、尹福庭、庄建平合著的《太平天国诸王传》等。工具书方面，有史式著《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对太平天国的专用词语作了研究解释；郭毅生主编的《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和《太平天国历史和地理》[27]，二者系姊妹篇，有图有释，珠联璧合；姜秉正《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总目》[28]，收录1853——1981年国内外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专著、论文、资料等的篇目；郭毅生、史式主编《太平天国大辞典》[29]，分总叙、词语、人物、军事与战争、地理、经济及文物、史料、著作7大类编排，收词近4000条，是太平天国史极有价值的工具书。 太平天国对立面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了董守义著《恭亲王奕大传》、朱东安著《曾国藩传》、苑书义著《李鸿章传》、董蔡时著《左宗棠评传》、董蔡时和王国平合著《胡林翼评传》等。在这方面贾熟村用力尤多，其专著《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对湘军、淮军的研究也有很多成果，有龙盛运的《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朱东安的《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董蔡时则侧重研究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何桂清、官文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发表了一系列论文。[30]安徽还专门成立了淮系集团研究中心，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新编《李鸿章全集》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 文献史料的研究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主要有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31]、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32]、祁龙威《太平天国史学导论》[33]和《太平天国经籍志》。罗尔纲从1931年开始给李秀成自述作注，1951年推出《李秀成自传原稿笺注》，1954、1957年又出版修改本和增订本，1962年台湾影印出版了《李秀成亲供手迹》，他又一次调整版本，1982年推出《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此后继续利用新发现史料对其进行补注，1995年出版《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注文是原文的4倍多。罗尔纲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一直注到白首，成为史学界的佳话，该书的史学价值也备受推崇。王庆成的著作系统考察了太平天国文献的形成、湮没、搜集、汇编出版的历史，探讨了太平天国印书制度的演变过程，并结合新发现的文献研究太平天国史事，提出了不少颇具新意的见解。他在另一部史料考释的著作《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34]中又收入新发现的太平天国文书30件，并一一作出考释。由于王庆成的著作重在新发现史料的考释，不但提供了新的史料，更拓宽了对太平天国史的认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祁龙威以对史料的考订、辨伪和校注见长，他论述了太平天国文献的历史、目录、版本、校勘，评述了近人所编的太平天国文献，作了史料的辨伪，笺释了太平天国的专用字词，并归纳了史料辨伪的经验。文献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因此，罗、王、祁诸位的研究就更显重要。 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繁荣还体现在所讨论的问题上。学者们在太平天国的许多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从政权性质、政体类型、战争战略、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与外国的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评价到金田起义的日期、拜上帝会的有无、洪秀全有无诛杨密诏、石达开出走的评价等，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学者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虽然在大多数争论问题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限于体例和篇幅，本书不能涉及太平天国史研究中所有有争议的问题，只能择要介绍。 当然，这一时期的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不少文章重复同一个观点，但却缺乏新的材料和新的立意，因此对某个问题的研究看起来热热闹闹，成果颇多，但实际上真正有分量的论文却并不是很多。 80年代以后，与中国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相呼应，史学工作者纷纷将目光和注意力转向中国近代化历程和经验教训的研究，中国近代化问题成为近代史史学界的热点问题，太平天国史的研究逐渐有淡出的趋向，其表现一是研究队伍逐渐萎缩，不少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上颇有建树的老学者转移了研究方向，年轻学者专门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越来越少；二是研究成果逐渐减少，除了上述集大成的著作外，90年代论文数量已远不能与80年代相比；三是学术活动远没有80年代频繁。还在80年代末，太平天国史学界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前景表示了担心，有识者也提出了扩大太平天国史研究视野的建议，[35] 并且收到了一些成效。但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辉煌时代已成明日黄花，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正常的现象。 当然，说太平天国史研究趋于沉寂并不等于说太平天国史研究再没有进步可言。事实上，太平天国史研究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有新的发展，除上述一批带有总结性的成果问世外，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得到比较系统的探讨也是其中之一。另外，太平天国的不少问题还有待于做更深入的研究，有些新的领域也有待于开拓。作为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重要事件，太平天国运动理应继续受到关注。 [1]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 [2] 同上 [3] 同上 [4] 梁效：《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9页。 [6] 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第1—2、9—1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7]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组编《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论文目录1912——1965》（油印本）。 [8] 《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第18页，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编辑发行。 [9]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卷，第6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有关罗尔纲的介绍，可参见《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等编，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困学真知——历史学家罗尔纲》（贾熟村、罗文起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 [10] 谢兴尧：《堪隐斋随笔》，第13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11] 郭毅生、史式主编《太平天国大辞典》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2] 谢兴尧：《堪隐斋随笔》，第21—25页。 [13] 《李大钊选集》，第525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 [14]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8、563、62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15] 胡绳：《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见《胡绳全书》第2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2页。 [17] 该社论由胡绳执笔，收入《胡绳全书》第2卷。 [18] 参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深切怀念我馆创始人罗尔纲先生》，《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 [19] 郭毅生：《永远的怀念》，《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第30页。 [20] 《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编者说明。 [21] 王庆成：《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和方法》，《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22]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 [23] 晓峰：《1978——1992年间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述评》，《高校社科信息》，2000年第2期。 [2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25]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26]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 [27] 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 [28]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 [2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30] 见《董蔡时学术论文选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3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3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33] 学苑出版社，1989年。 [34] 武汉出版社，1998年。 [35] 参见王庆成：《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经历和体会》，《习史启示录——专家谈如何学习中国近代史》，第118——119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