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兰（1901-1979），原名张佩，又名佩兰、景兰,号立厂（又作立庵），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月，唐兰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秀水兜，其父唐熊徵以买卖水果为生，出身寒微。据《唐兰传》作者鲍志华先生书中描述，唐兰出生前正值小寒，其父唐熊徵陪伴夫人临盆，一夜未眠，踱至衣柜欲取棉袍御寒，忽然闻到一股幽香，放眼望去，只见书桌上的蕙兰竟在风雨之夜绽放出一簇红色大花，在青翠挺拔的叶片中暗香浮动，沁人心脾，名贵的兰花莞尔盛开，儿子顺利降生，乃是祥瑞之兆，遂取名唐兰。 唐兰先生幼时天资聪明，好学上进，课外自学的必修课是临帖习字和读书，10多岁时，已从临习《多宝塔碑》为主转向临习《石鼓文》《张迁碑》等，同时，由此及彼，注重阅读中国古文学、古代史学等书籍。小学毕业前，他的房间墙上贴有三尺白宣横幅，上书“立志宜高大，用功宜笃实”。由此可见，唐兰从小的志向已十分远大。1912年（民国元年），唐兰就读嘉兴县乙种商业学校。毕业后，师从嘉兴名医陈仲南，习岐黄之术，悬壶项家漾并开办景兰医院，医道平平，未鸣于世。行医至1920年，辑《喉痧汇编》（已佚）。1921年，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攻治小学，渐及群经。这时他的天资得到喷发，在校期间和同乡王蘧常有“唐奇王怪”之誉。1923年毕业考获第一，得奖金500银元，以此用作北上发展的基金。1924年至1934年十年间，唐兰做过家庭教师，在天津主编了《将来》月刊、《商报文学国刊》，后任《东北丛书》主编，同时兼任东北大学讲师，并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师范大学任讲师，讲授金文、古籍新证及诗、书、三礼（仪礼、周礼、礼记），旋又代讲甲骨文。1934年，与张晶筠结婚，时年34岁。是年，作《殷墟文字记》和《甲骨文编》序等。1935年后，唐兰在古文字学术研究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先后编作《古史新证》《古文声乐》序和《周殷地理考》《陈常陶釜考》《关于“尾右甲”卜辞》《古文字学导论》等，并受聘于故宫博物院，任金石鉴定委员会专门委员。唐兰自此开始与故宫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1979年逝世。 从抗战爆发到解放前夕，唐兰一直担任西南联大、北大教授之职，并从事古文字学及青铜器铭文、甲骨文文字研究等工作，相继发表了《未有谥法以前的易名制度》《关于岁星》《吕大临考古图释文跋》《天壤阁甲骨文存》《新出殷墟文字学书六种》《苏秦考》等，著有《六国青铜器铭文研究》《高本汉音韵学批判》，但此两书手稿未发表，已佚。 解放以后，唐兰担任故宫博物院设计员、研究员兼北大教授。1954和1955年先后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和故宫博物院艺术委员会主任。1956年任故宫博物院陈列室主任，至1960年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文革期间遭迫害，下放到湖北省“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回到北京从事参加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竹简的研究整理工作以及对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的研究。在长达近半个世纪中，唐兰把一生中百分之六十的岁月致力于中国文字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为我国的文博事业以及故宫博物院的业务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唐兰先生对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有他自己独到的论点，且工作一丝不苟。1960年，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出版了《青铜器图释》，唐兰在“序言”中论述了这些青铜器的重要性。同样，1981年，唐兰在《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中更详尽描述了对周昭王时代青铜器铭五十三篇的考释，内容涉及重要事件、人物及青铜器的造型装饰和图案，以及铭辞中的专名、惯语、文法、文字结构和书法的综合研究，尤其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在释名、文法、古音韵方面起到了极大的借鉴作用。他在《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一文中反复考证，逐字逐句都作了详尽的解读。 唐兰先生的治学创新还在于对石鼓文的研究与考证，他能借百家之长，提出自己的观点。唐杜甫、韦应物、韩愈作《石鼓歌》以后，始显于世，其刻石年代，几朝大家都有考证，据唐张怀瓘、韩愈等人考证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以为周宣王时物，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俞正爕以为北魏真君七年（446）刻。清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而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十一年（前374）时刻，其《石鼓年代考》详细对石鼓文的体例、内容、次序及其文学史、文学发展史、书法史作了精辟的考证与分析，这一论断的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唐兰先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50余年，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在古文字方面不仅考释出很多难识的字，而且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和系统地古文字研究方法，在古代史研究方面，主张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应在西周，对夏、商、周纪年的推算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唐兰先生曾经指出：“一种科学应当原理方法和规则，没有系统的理论，是无从定出标准的。没有标准，所用的方法，就难免错误。根据若干原则来建立一个系统，创立出许多方法和规则，这种方法和规则应用时没有矛盾，这才是科学，这才是学者应肩负的责任。”在故宫博物院期间，从调整陈列布局到亲自撰写陈列大纲和总说明，使故宫博物院陈列的总体布局更加趋于合理，得到提高。他在1961年陈列总结中指出：“在过去……陈列时往往没有提纲，等陈列完成后，才就已定的形式加上一些说明，所以说明内容大都是表面的、客观的叙述和空洞的赞美。这次陈列一反过去的做法，首先在主题、分题上努力，并在说明文字里提出了我们的看法……对我国古代艺术历史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导论》和《中国文字学》两部著作，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字学领域的地位，张政烺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的“出版附记”中指出：“中国古文字学研究已有一两千的历史，但很少理论性著作，唐兰同志的这部书是空前的，今天仍很有用。”而他对金文、竹简、甲骨文的研究成就以及早年对《说文解字》的探索和研究在我国学术界也是一致公认的。唐兰先生在治学中科学严谨、勇于创新，把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方法。他在考释文字方面，总结出四条经验即比较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和历史的考证，为文博专业工作者掌握汉字形体知识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唐兰先生晚年学术臻于化境，他提出的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的基本论点，在国内外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唐兰曾用两首诗来概括自己的一生。1977年9月书七律一首，其中一首为：“七十八年一瞬间，休嗟无术驻颜童。鸳湖放棹春常在，雀墓寻陶步未艰。茗饮南乡尚有诗，笔耕北国未曾闲，平生险处看来惯，且说高峰当可攀。”他在晚年写出的“雀墓寻陶”诗句足以说明儿时唐兰对嘉兴的念念不忘和难以释怀。嘉兴雀墓桥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丰厚，少年唐兰对“雀墓寻陶”情有独钟，并非单纯为了与同学郊游的乐趣，而是对雀幕桥寻找到的陶片、陶器产生了研究欲望。他预感这些古陶是有来历的。1981年，雀幕桥遗址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经浙江省、嘉兴市二次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古陶器、陶鼎、木板等文物，经考古证实嘉兴的雀幕桥遗址有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吴越文化等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从这来看，“雀墓寻陶”或许打下了唐兰一生的事业基础，也是他治学人生的写照。1979年1月唐兰先生逝世。故宫博物院党委根据唐兰先生生前的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和国家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197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唐兰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的消息。著名文化名人钱仲联先生来嘉兴时曾对陪同的嘉兴市文化部门领导说：“唐兰学问家，嘉兴一地，沈曾植之后就是唐兰……” 2000年5月，唐兰故居被公布为嘉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年九月，嘉兴市文物部门对唐兰在北京的亲属进行唐兰遗物征集，唐兰之子唐益年先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虽然，唐兰先生生前遗物不多，仅有印章、书法作品和少量手稿，但二幅金文书法作品显得尤其珍贵。唐兰先生生前致力于古文字研究，其金文书法作品未曾留传于世，社会上更是少见。 唐兰先生的一生业绩、学识和人品，宛若在那个风雨交加之夜他诞生时盛开的兰花，青翠高洁，鲜艳亮丽，带给人们高雅而芬芳的幽香。而这芬芳的幽香永驻人间。（《中国文物报》2012年2月10日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