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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史档案的研究与利用(2)

http://www.newdu.com 2017-11-15 《民国档案》2000年第1期 张宪文 参加讨论
    三、民国历史档案的典藏和刊布
     研究历史,首先寻找档案史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档案的整理与保存。中华民国建立以后,1912年3月,黄兴、胡汉民、宋教仁等97人,联名上书孙中山要求设立国史院,孙中山批示同意。其后,几经周折,至1947年1月才在南京正式成立国史馆。1930年5月又在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典藏着民国时期绝大部分国家级的重要档案。1949年南京政府崩溃前夕, 国民党党史会的档案全部移往台湾,而国史馆的档案则全部留在了大陆。
    民国时期的档案,不仅因为两岸的长期隔离致分存两地,而且由于战乱及其他各种原因,使相当一部分文献流落国外,为民国史研究带来诸多困难。譬如有大批的中国文献、名人函件及口述史料等,保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宋子文的全部个人档案,则收藏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胡汉民往来信函稿约2500多件,保存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如《中央政治通信》等,则散落日本或俄罗斯。很显然,加强海峡两岸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成为推动和深入开展民  国史研究的重要环节。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县,均设有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的民国建立以来的历史档案。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也设有档案馆,保存着本单位建立以来历史档案。档案馆因职能、地位或分工不同,保存的档案也各具特色。
    ①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历史档案的整理与保存。建党初期,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也保存下一批珍贵史料。这些史料成为研究共产党早期历史的重要根据。1936年后,中共中央和各根据地的军政机关,逐步建立了档案管理机构,进一步健全了档案管理制度,但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档案史料也蒙受重大损失。艰难保存下来的档案,1949年后运往北京。1954年设立了国家档案局,1959年又建立中央档案馆。各省市也相继建立了档案局(馆),从而由上至下建立了一个收集、整理、保存历史档案的完善的档案事业体系,为历史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丰富的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档案。其中包括1956年由苏联共产党转交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献原件(这部分文件浩繁,是研究中苏两党关系的重要史料)。
    中央档案馆整理出版过一批档案史料,其中,重要者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是中央档案馆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原《中共中央文件汇集》基础上选编的,并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1983年开始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陆续出版,共计16辑。选材范围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内容包括中共中央各个时期各方面的正式文件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的报告、文章,涉及的面较为广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1921—1949年间的斗争历程。其中许多文件是首次公布的,它是当前规模最大的一套中共中央文件选辑。由于它是中共中央档案文献部门选定的,因此,这套史料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学术价值,是毫无疑义的。
    八十年代以来,中央档案馆曾陆续选编,并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共党史资料丛书》。其内容主要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问题的史料,如《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年至1926年)、《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年至1933年)、《北伐战争——资料选辑》、《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和《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等,主要取材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如上述中共中央政治报告,是二、三十年代中共对时局的分析,并由此提出本党的任务和策略方针,都是第一次公布的档案文献,是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活动的重要依据。
    中央档案馆还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辑一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并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它按专题分为若干卷,如《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伪满和汪伪政权》、《东北历次大惨案》、《伪满警宪法西斯统治》、《华北大扫荡》、《日军在各地暴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等。它反映了日军自1931年至1945年间对中国侵略、掠夺和残酷暴行。它主要取材于各主要档案馆的馆藏史料,是目前出版的最重要的一套大型日本侵华史料汇编。
    中央档案馆还经常通过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所办的刊物,公布一些重大事件的档案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参考。至于革命军事档案,主要不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而是收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这些档案都是有关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史料,是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至今公布甚少,因而也影响着军事史研究的开展。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国民党政府崩溃后,国史馆的档案几经搬迁,最后遗弃在四川。1951年2月,这批档案陆续运回南京,并接收了国民党政府各部门残  留各处的档案,在原国史馆旧址成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后又迁往原国民党中央党史陈列馆旧址。1964年4月更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主要典藏明清档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均隶属国家档案局。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及各种专门史的资料宝库,它收藏着丰富的、珍贵的民国历史档案。据统计,截止1992年底,该馆收藏的自1912—1949年间各中央政权的档案近千个全宗,约200万卷。如果排列上架,总长度可达50公里。其规模之庞大,典藏之丰富,参观者莫不赞叹。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一批南京临时政府和南方革命政权的档案。这批档案,虽然不多,却十分珍贵,它是研究这两个政权的基本史料。
    自1912年3月至1928年6月,北洋军阀集团长期控制中国政治舞台,北京政府的领导人如走马灯一样不断转换,其中央机构形成了为数可观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曾长期保存北京,其后历经战乱,散失甚多,各机构档案均不甚完整。但目前典藏最多的部门仍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约55个全宗,13万卷,内容涉及中央机关各院、部、会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相对说来还是较丰富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典藏的档案,绝大部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在长达二十二年的时间内,南京国民政府各部门形成了数量浩大的档案文件。除有相当部分被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和各机关带去台湾外,大量遗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档案的精华部分是军事档案,如军委会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是经过该委员会系统整理过的,很有学术价值,它涉及北伐战争、反共战争和抗日战争等。该馆典藏数量最多部分是经济档案,它涉及各个经济领域。其中,如历年水利资料、历年地震资料、外债史料和抗战时期工业内迁资料等,均有很高的价值。珍贵的海关档案,数量庞大,至今甚少有人问津。司法机构中的案例,是研究司法制度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史料,已经引起两岸学者们的关注。
    中国策二历史档案馆还较完整地保存着汪精卫伪政权的档案,这也是该馆的一个特色。重要人物的史料虽没有台湾丰富,但也有它的独到典藏。如蒋介石早期档案、张静江档案、冯玉祥档案、邵元冲档案、陈布雷档案等,均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张静江档案、陈布雷档案,有利于厘清许多重要历史问题。
    为适应学术研究需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多年来陆续出版一大批档案资料汇编,其中最重要者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它自七十年代以来陆续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涉及1912年至1949年间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文化教育和群众运动等各方面。它在一定程序上反映了中华民国的历史步伐,是研究中华民国史必备史料。该馆还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是一套专题性质的资料丛书,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其中如《民国外债档案史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等,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对推动民国专题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③省市级档案馆
     中国各省市都有一个综合型的档案馆,这些档案馆都保存着该地区民国时期的档案和1949年以后各省市委、省市政府的档案。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档案,各省市档案馆都体现了本地区的特色。如吉林省档案馆,它保存较多的日本侵华时期史料和伪满洲国史料;辽宁省档案馆,保存较多的奉系军阀和东北军史料;大连市档案馆保存的“满铁”档案,是十分丰富的;直系军阀和北洋时期的天津档案,主要典藏在天津市档案馆;上海是旧中国的缩影,列强对中国的统治史料,上海档案馆典藏丰富;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是中国的大后方,四川省档案馆和重庆市档案馆保存大量涉及抗战经济、政治的档案;江西省档案馆不仅保存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档案,还收藏国民党剿共史料。苏州市档案馆,作为一个省辖市档案馆,它保存的商会档案,很有特色,也很有价值,一直受到学者关注。其他各省档案馆,无不具有地区性特点,为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各省市档案馆都出版过一批专题性档案史料汇编,或综合性的、地区性的档案史料汇编,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综上所述,中国各级档案部门几十年来在整理出版档案史料和向学者开放利用档案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推动民国历史研究发挥了积极影响。应该说是有成绩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影响着学术事业的发展。这些前进中的不足,我们相信它会随着民国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其开放工作将会得到更大拓展,一个无限美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初版,第57页。
    ②见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
    ③以上引文,均见《蒋中正总统档案》(即《大溪档案》)中《蒋介石筹笔》,台北,图试史藏。
    ④《于张国焘924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⑤⑥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⑦⑧《陈布雷回忆录》第65页,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1949年1月初版。
    ⑨蔡智堪:《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香港《自由人》,1953年8月29日。王家桢:《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⑩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
    (11)详见《河南省文史资料选辑》。
    ——在《民国档案》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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