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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天志中》所谓“书于竹帛”，《韩非子·安危》所谓“寄理于竹帛”，《史记·孝文本纪》所谓“著于竹帛”，都提示了在纸发明和普及之前，古代中国人通常使用竹木和丝织品作为书写材料这样一个漫长的文化时代的特征。人们虽然常说“竹帛”，可是“帛”虽然轻软，便于保存携带，但是价格昂贵，最为普遍的书写材料，还是简牍，也就是竹简和木牍。 记录历史文献的简牍，在古代曾经有重要的发现。汉武帝时代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时得到了藏于“孔子壁中”的一批儒学经典。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时期的魏王墓，得到有字的竹简数十车。经当时学者整理，知道有古书75篇。“孔壁中经”的发现和“汲冢遗书”的出土，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要闻。 从19世纪末开始，简牍出土的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从这时起，开始了有目的、有计划的简牍发掘。简牍出土的数量空前，简牍的内容也引起了国内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因《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而面世的敦煌汉简，对于研究汉代河西地区的军事生活和社会状况提供了直接的资料。中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于1914年完成的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名著《流沙坠简》以及此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都是在对这批简牍文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流沙坠简》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侨居日本时，写信给斯坦因所获文书的整理者和发表者沙畹索要敦煌木简照片，得到沙畹发表资料的校正本后，“握椠逾月，才粗具条理”，在看不到实物，又无法全面掌握有关资料的困难条件下写成的。《流沙坠简》和此后写出的一批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运用全新的方法，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全新的领域。王国维等人的研究，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开创性的研究。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下实物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方法，对近代史学的进步有重要的影响。《流沙坠简》这部书，就是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实践成果之一。《流沙坠简》一书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鲁迅在《热风集·不懂的音译》中写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郭沫若也在作于1940年7月的一篇《满江红》词作中写道：“国族将兴，有多少奇才异质。纵风雨飘摇不定，文华怒茁。洹水遗龟河洛文，流沙坠简“春秋”笔。看缉熙日日迈乾嘉，前无匹。”赞扬王国维等人的工作，已经超越了以往对考据学贡献最大的乾嘉学者。在抗战救亡背景下，“文华怒茁”“国族将兴”等文句，是深含民族自尊和民族自豪情绪的。 100多年来，简牍的发掘、收存、保护和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学的进步。简牍资料已经成为上古史研究不可以忽视的信息来源。学界通称为“简牍学”的学科方向也逐渐成熟。作为西北地区简牍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西北师范大学长期重视简牍学的基础教学。为了满足普及简牍学知识，充实简牍学后备力量，吸引更多的青年学子了解简牍，鼓励他们走上简牍研究的道路的学术需求，由西北师范大学一线教师编写的、立足本科教学的《简牍学教程》一书新近面世，实现了简牍学基本教育条件的新进步。 《简牍学教程》由李宝通、黄兆宏主编，撰稿者包括田河、孙占宇、李迎春。全书九章。第一章对简牍的起源、形制、符号题记、材质、保护、简牍文字的整理与运用、简牍学科的形成、海内外主要简牍研究机构等予以概要介绍。第二章主题为“简牍出土概况”。第三章介绍简牍文字与书法艺术。通过前三章，读者可以获得有关简牍学的基础知识。第四章至第六章分别题“简牍中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简牍中的经济制度”“简牍中的军事活动”，从社会历史文化几个主要方面的研究与简牍学的关系进行了说明。第七章“简牍典籍与思想文化”、第八章“简牍中的民族政策及民族关系”和第九章“简牍中的社会生活”则比较全面地讲述了简牍资料反映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 较全面介绍简牍学基础知识的论著，先有林剑鸣《简牍概述》、高敏《简牍研究入门》、郑有国《简牍学综论》、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骈宇骞《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等。李宝通、黄兆宏主编《简牍学教程》在基本简牍资料的介绍和新鲜学术见解的提出等方面，都已经超越了前人。进入21世纪以来，简牍新材料的出现令人兴奋。岳麓秦简、清华简、北大秦简、北大汉简纷纷入藏，永昌水泉子汉简、敦煌一棵树汉简和走马楼东汉简陆续发现。这些简牍有的已部分发表，有的尚未发表，《简牍学教程》一书或根据发掘、整理报告，或根据媒体报道，对它们的基本情况都予以简要介绍。编写者甚至已开始利用部分材料对思想文化、医疗卫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解释。这部论著的学术前沿性，由此得以体现。而有关大型资料库在文字字形检索、对比中的作用的介绍，提供了内容新异的信息来源和研究方法，给学生提供了可以“善其事”的利器。关于主要简牍研究机构的介绍，涉及大陆、港台、日本的主要学术力量。对这些学术单位研究特色和主要成果的描述，可以说为学生进一步研习简牍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引导和支持。这部题名“教程”的论著，每章都附有思考题和延伸阅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帮助深化理解、促进自主学习的作用。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能否用生动的笔墨吸引更多的学生热心关注和积极参与简牍学的研习，无疑是判断这样一本教材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简牍学教程》在追求学术性的同时，就通俗性有积极的尝试。如第九章“简牍中的社会生活”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人际交往”和“民间信仰”各节设置，有益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古人意识中的鬼神世界的介绍，对于卜筮、择日、占梦、解除等数术手段的介绍，对于古代养生保健方式的介绍，都可以加深学生对简牍资料内容丰富性、生动性的认识。“简牍所见政治风云”“简牍所见诉讼世界”等内容的设计，也可以体现作者避免简单化公式化的表述，力求生动的用心。“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教材，能够在严肃说明学术问题的同时，努力贴近青年读者的兴趣，应该说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当然，因为这是第一部简牍学教材，又由于合作成书，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第七章“简牍典籍与思想文化”中对出土简牍典籍的介绍，与第二章“简牍出土概况”的内容不免重合。部分章节引文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术普及的追求也有所干扰。至于编校质量，也存在一些问题，个别地方甚至整句脱落（如第27页最后一句），对读者的阅读造成一定影响。《简牍学教程》正文前附有印制质量甚好的彩版，然而随文如果适当配用宜于直观的图片，实际效果可能也很好。 《太平广记》卷三六八可见出自《玄怪录》的精怪故事，题“居延部落主”。说到北周静帝宇文阐时代居延地区发现汉代简牍的情形。说在“一古宅基”，“掘之深数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有皮袋数十，槛旁有谷麦，触即成灰，槛中得竹简书，文字磨灭不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所得“皮袋”，据说“即都尉李少卿般粮袋，屋崩平压，绵历岁月”。因简文有“陵”字，而判断为与汉武帝时名将李陵有关，可知当时已经知道居延简牍属于汉代遗存。而所得“皮袋”是盛装军粮所用，也正符合汉代边塞军需供应制度。从居延汉简的内容看，这种“皮袋”，可能就是军旅生活中称作“革橐”的常备器用。从居延汉简与“精怪”有关的早期发现到简牍研究的新知识写入《简牍学教程》一书中，学术史前进了千百年。对简牍的认识从迷惘走向科学，又从精深走向普及，这当然体现了值得肯定的进步。 （《简牍学教程》，李宝通、黄兆宏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版，定价：29元，本文题目为编者所拟） （《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19日第8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