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0年前后这里经历了全新世以来海侵的高峰，海退之后，河姆渡地区形成大大小小的陆地与湖泊，有考古线索显示河姆渡先民早先从曹娥江中游丘陵地带迁徙至此，这里依山傍水、沼泽横生，湿润温暖的气候很适宜动植物的生长，遗址第三、四层，主要是第四层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动植物遗存，研究者们确认出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的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的水稻，河姆渡先民在这里开始了早期农业生产，渡过了近千年安居乐业的生活。随着气候的变化、海潮的侵袭，以及人口增长而稻植产量补给不足等原因，河姆渡文化开始衰落，随后的去向：一种说法是大规模向南迁徙，一种说法是距今6000年前后发展势猛的马家浜文化越过钱塘江向宁绍平原发展，致使河姆渡文化于距今5000年前后逐渐被良渚文化所淹没。 河姆渡文化早期就盛行重圈纹与植物、动物的组合图像，经历了从采集到栽培，河姆渡文化正式步入有意识进行农业生产的阶段。从出土的石、骨（角、牙）、木、陶等质地的生产工具中，可以认识到这些工具一般除了用于刮削、琢凿、砍劈等用途之外，也产生了专门的农业工具、渔猎工具甚至纺织、缝纫工具等。在河姆渡第四层文化时期，适宜的气候环境使得种植农业成为重要的获取食物的来源，从中，人们对于太阳与自然以及农业生产之间的影响一定深有感触。从陶器纹饰上可见一斑：芽叶纹以连续图案的方式有规律的出现，以及它们与太阳、鸟兽的组合，应该都体现出河姆渡先民朴素的太阳崇拜。 太阳纹一般以重圈圆的形式出现，这一时期的太阳纹组合图像多呈现出自然写实的风格。归纳之，尤在两个方面引人关注：一者为太阳纹与芽叶纹的组合，一者为太阳纹与鸟形象的组合。其中颇有意味的是：太阳纹与芽叶纹的组合常常出现在动物的腹部。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刻纹图像的主题和形式，仅见于河姆渡文化。以下为河姆渡文化太阳芽叶纹组合个案分析： 例一，出自遗址第四层的刻纹陶兽T223(4A):106，长19厘米、高19.2厘米，称为刻纹，实质上我们更应该称其为圆雕刻纹。整体造型庞大粗壮、甚至有笨拙的感觉，“而不失兽形基本体态”，四肢与身体几乎同样粗，并且，前后肢均双双并合在一起，没有出现象征某种动物的蹄或爪；它的身体及四肢布满刻划纹，背脊与腹部的中间，有同心圆四周，河姆渡报告者称之为“太阳纹”，前肢与太阳纹交汇处有两片芽叶纹，太阳纹与芽叶纹的中间，弧边三角形状成为地纹图案；当观看者的眼睛从整个繁密刻纹脱开来，看向空白处：是一个圆和一个弧边三角。(图一） 图一：河姆渡文化刻纹陶兽T223(4A):106 例二，河姆渡T243(4A)：235陶钵，圆角长方钵在河姆渡遗址颇为少见，两侧外壁刻划着猪纹图像，猪纹轮廓双线勾勒，长吻竖耳、粗短斜立的鬃毛整齐有序，细而筋骨显露的四肢，短而细的尾巴，生命力旺盛的野猪形象跃然眼前；其生动形象与古拙笨重的T223(4A):106刻纹陶兽的抽象性颇有不同；两者的统一性是腹中的重圈圆与芽叶纹组合，重圈圆和芽叶纹的外围是整齐的刻划线条——目的是突出主体图纹。略有差别的是刻纹陶兽T223(4A):106两片芽叶纹正对着太阳纹，太阳纹为四道圆圈，陶钵猪纹腹中芽叶纹的位置与方向背是朝着太阳纹的，太阳纹重圈为两道（图二）。 图二：河姆渡刻纹陶钵T243(4A)：235两侧外壁的刻纹 例三，T212④:53，多数学者称之为虎纹骨雕，这是一件残骨片，残长10.7、残宽3厘米。兽身比例拉长，如T243(4A)：235猪纹，其外轮廓亦是双线勾勒，腹中用减地刻划手法，凸显五组“入字”形芽叶纹，其间有细密整齐斜线刻纹，“头部及后腹各钻圆窝一个，并以此为圆心各阴刻同心圆六周”，前面一个重圈圆成为兽的眼睛；后面腹中重圈圆，有两组芽叶纹围绕，整体结构谨然，尾巴、四肢刻划有力，骨骼位置精准，不失为虎的写真之作（图三）。 例四，太阳纹与芽叶纹的图像母题的例子，在田螺山遗址第⑧层出土的黑陶T103⑧：25龟背盉上同样出现，田螺山遗址第⑧层属于河姆渡文化早期，距今8000-7500年之间。这件龟背盉“通高22厘米，最大径26厘米，底径18厘米”，盉是长江下游地区这一时期的特别器，其中又以河姆渡文化垂囊盉和马家浜文化侧把盉（异形鬹）形态最具特色，田螺山T103⑧：25龟背盉虽也为盉，但与垂囊盉形态有别，除了质地为夹炭黑陶、注水（或特别的液体）孔和管嘴合一，尤其重要的是盉背的造型取之于龟背甲，龟背面沿着头尾的脊线刻划芽叶纹组合，盉外周壁以龟尾下方的“火焰纹”为中心，刻划了六头身体双线轮廓、填刻太阳纹和芽叶纹组合的猪鹿图像，其中猪纹与T243(4A)：235陶钵上猪纹相仿；兽眼的圆圈与躯干上的圆圈一样，动物神态悠闲自然，其上有一等同于兽身长短的 图符我们在河姆渡另一件陶器T33④:98图像上亦有发现（图四）。 图四：田螺山的刻纹陶盉（展开图） 例五，河姆渡文化T33④:98的刻纹陶器残块，残高21.2厘米。此器由于残缺过甚，发掘者言“既无底口，亦不及边缘，故器形不明，正倒莫辨。”由于这幅残缺的陶块所含的信息非常丰富，有研究者对此专门进行了释读，因为发掘年代较早，没有可相对照的图纹，确实令诸多学者“正倒莫辨”。然而，我们通过T103⑧：25龟背盉的 图符以及兽纹的形态分析，T33④:98的刻纹陶块的正倒位置应该如图五所示。 河姆渡文化T33④:98刻纹陶块图纹繁密，所透露的信息量也非常之多，笔者试图将整个陶块图像解构成五个组成部分（图五），并以期读解出相关图纹：1、2，这两个部分构图、意义一致，并分侧中心图纹两旁，在《河姆渡》报告以及多数学者将其认作为鸟纹，我同意方向明先生的兽纹认读。这两个长条形状的兽形，其内部重圈纹与芽叶纹的组合及其底纹的整齐刻划线条，与以上四个图像中兽纹腹部的太阳纹与芽叶纹组合的刻纹几无二致，由此可以判断这残缺的两者应该为兽纹，且其下露短而促的脚（图五：1、2）；3，与田螺山龟背盉 图符一致，占据残缺陶块图像的中心位置，其上围绕五组缠绕的云纹（图五：3）；4，在 图符的下端，一组云纹，并一组刻划四道边缘的弧边三角与类似于重圈的物体（图五：4），牟永抗先生认为这是“饰着三组光芒的太阳，每组光芒形似介字形图案的一半”，视重圈与其尾部与两端的形态，笔者试拟与弗利尔二号璧台形图符与蓝田山房璧图符相较，去掉介字冠后的两者图形与河姆渡的这个同样有尾与两翼的重圈纹确实颇有相类之处（图六），然而两者年代相去甚远，或仅此为臆测；5，弓形纹与三片叶纹（图五：5），实质上，弓形纹与其中间整齐有序的短刻纹同河姆渡T36(4)：31盂形器整体形态颇为接近，盂形器从俯视角度看去同样为重圈圆（图七：1、2），然而我们不应该忽视弓形纹右侧的略向上卷起，与河姆渡陶盆T29(4)：46上的带介字冠的弓形纹卷角雷同；三片叶纹，中间叶纹直立，两侧稍向外撇的形态在河姆渡所出叶纹中较常见。 图六：瓦形陶块：T33④:98下端的重圈纹图纹与良渚文化玉璧图符之相较 综上所述，这块瓦形陶块，集结了众多的河姆渡文化的图像母题因素，它可堪为河姆渡文化精神观念的结晶。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太阳纹和芽叶纹的组合形式还比较自由，重圈从单圈到多圈（七圈）不等，芽叶虽通常是两片结集，但也有单片出现，底纹往往为整齐的斜线刻划，用来突出主体的太阳纹与芽叶纹，整体表现手法有“意到笔不到”之感（图八）。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太阳纹与芽叶纹的组合多出现于兽身，确乎“应是人们赋予此兽某种社会意念的符号”，然而笔者认为它不仅仅是表现兽具有太阳的某种功能，而是这种“文身”兽是连接天（太阳）——地（植物）之间的载体。这时期史前社会的观念信仰应该是处于一种活泼、松散的状态，没有如后期良渚文化那样出现统一的、规范化、严肃的信仰模式。 图八：重圈圆与芽叶纹组合图像（局部特写） 笔者认为，在对于史前的美术考古而言，科学的发掘、与之相关的地层、年代等考古学文化方面当然仍然是首要的，对于材料的认真梳理、缜密的类型学、形式分析同样不可或缺，尽管笔者不反对采用图像学的方法，但反对过多的阐释或揣度，面对古人的第一手资料——图纹，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客观的分析（尽管这只是众多研究方法中的其中一项而已），这其中的意义也许就是让我们了解往昔，而不是重构往昔。 (《中国文物报》2011年7月22日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