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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附录”的“野外作业技术要点”中将区域系统调查进行专门的说明，明确了操作要求并制订了翔实规范的调查表格。为纪念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颁布一周年，结合榆林市横山县王圪堵水库库区考古调查项目，2010年10月底-11月初，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勘探考古工作队联合组成调查队，在水库移民区内的无定河南岸开展了小范围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 本次区域调查的目的之一，主要是落实“新规则”，实践《田野考古工作工程》中有关区域系统考古调查的工作要求，熟悉相关操作程序及记录方法，对照检验工作效率、调查成果、费用支出、人员配置等情况，为区域系统调查方法的推广与实践转入常态化、规范化做好基础工作。组织这次大规模考古调查的另外一个目的，亦在将基本建设中的考古调查和带有明确学术目的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小型数据库，为日后该区域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基础资料。因此，结合王圪堵水库库区建设，我们将调查范围设定在无定河南岸一个面积约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而非整个无定河流域。虽然这种受时间及经费制约的调查范围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全面了解以水系为中心的宏观区域文化面貌，但无疑可以满足上述目的。 区域考古调查的实践及影响 区域考古调查的方法发端于西方，以全面、系统地记录调查区域内遗迹、遗物分布情况为主要目标。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戈登·威利在秘鲁维鲁河谷的聚落考古研究首先采用了区域系统调查的方式，开创了聚落考古研究的先河。此后，区域考古调查便成为西方考古学界最主要的考古调查方法，并作为一种理念用以指导考古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区域考古调查在我国得以实践，主要体现在中外学者合作进行的四次重要的区域调查工作。1995年以来，山东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山东日照地区以两城镇为中心开展了区域考古调查合作，目的是揭示日照地区史前至汉代聚落的演变过程。结果表明，龙山时代，以两城镇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高度核心化，对这一地区广大区域发挥着一定程度的支配和影响作用；到了周代和汉代，两城镇遗址聚落群呈现出明显的弱势。1997~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考古实验室、华盛顿大学考古与艺术学系合作进行的“河南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以殷墟为核心，重点了解从仰韶文化到东周时期，人类在这一区域内的社会复杂化过程，以及人地关系的变化规律。意义重大的洹北商城便是在这次调查中发现的。1998~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考古系合作，在伊洛河地区干沟河、坞罗河流域，对裴李岗文化至东周时期文化遗存开展了拉网式调查，为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模式。1999~2001年，中美联合考古调查队在赤峰地区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在765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新石器时代至辽代遗址1069处，捕捉到了战国以前人类活动的规律性，并尝试利用调查资料进行人口水平分析。 由我国学者独立开展的区域考古调查主要有北京大学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和甘肃葫芦河流域的调查研究，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部在山西涑水河流域，周原考古队围绕周原遗址在七星河及美阳河流域及山东大学在济南小清河流域开展的区域考古调查活动等。 前期准备 为了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调查队主要做了以下准备工作： 1.物资准备 配备了1982年调绘的矢量化1：10000电子地图、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GPS、对讲机、罗盘等设备。调查队选用《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的记录表格（7类）作为本次资料记录统一表格，包括《区域系统调查记录表》《遗址调查记录表》《考古调查断面观察记录表》《发掘记录表》《采样记录表》《绘图登记表》《照相登记表》等。另外，还准备了记录本、中性笔、工具袋、档案袋等作为资料归类及整理用具。考虑到调查中的局部解剖和试掘清理需要，配备了手铲、洛阳铲、水平尺、铅垂、画板、绘图纸、测量尺、各种自封袋、小号编织袋、防水标签、普通标签、标签袋、记号笔及锡箔纸等。另外，考虑到当地沙峁遍布、沟壑纵横的实际地貌，我们还配发了统一的服装，以增强野外标示效果，加强调查队员之间的视觉联系。 2.人员组成 调查队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市文物勘探考古工作队共同组建，另外，我们还特请北京大学地理学专业人员参与调查，共17人，分为4个小组，每组设组长一名，由经验丰富的业务人员担任，负责本组调查总记录及进度安排。 3.会议准备 调查前，相关专家对我国传统的考古调查和区域考古调查实践活动做了全面评述，重点讲述了调查过程中的操作要点；强调了调查过程的纪律性；并对调查工作做了具体部署；还对本次调查区域内的地形地貌和遗迹分布状况作了介绍。 调查过程及调查方法 无定河主干道南侧为漫滩湿地，水草丰茂。漫滩以南为一级阶地，高出漫滩约20米，平均宽度100余米，为平整沙地，是当地最主要的耕种区。该地苗圃经济发达，在一级阶地上广泛分布，树种主要有侧柏、白杨、杏树、松树等。另外，还有少量耕地作为菜地使用。一级阶地往南为梁峁地带，高出河床约70米，上有冲沟，沟底有细流汇入无定河。梁峁之上覆以厚厚的沙层，甚者可达7~8米，其下为黄土，现今地表植被以杨树、柳树为主要乔木。现代村庄分布在峁坡和山顶上，以山顶处分布密集。本次调查除对河流沿岸进行详细踏查外，重点对梁峁及沟壑进行了调查。 1.找寻基点 本次调查所在的以黑水沟为中心的无定河南岸，总面积约25平方公里，属于沙峁台塬地带。调查正式开始之前的第一步，就是找好基点，即找到一个便于在图纸上以及现实中查找标记的点，一般以公路、桥梁或者可以长久保存的建筑为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需将GPS统一调试、校正，调整至通用横轴墨卡托投影模式（Universal Transverse Mercator，简称UTM）。采用这种模式的优点除了便于野外定位以外，还有助于后期制图。因为采用这种投影坐标体系绘制的地图优点在于没有角度变形，由每一点向各方向的长度比相等，且以米为计算单位，因此便于后期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进行诸如距离、面积和坡度等平面和空间分析。并且便于将遗址数据直接与1:10000电子地形图叠置分析。 2.徒步踏查 本次调查将5×5平方公里的图纸分为6个单元格，然后将每个1×6平方公里的单元格，编号分别为A—F，每个小组负责一格。然后将A格划分为5个1×1平方公里的方格，每个方格为一个单元，调查完后进入下一单元。 踏查过程中队员严格按照南北方向踏查，每人持GPS或罗盘控制前进方向和行走间距，间隔20米，以保证对调查范围的跑到率。对两侧队员，除正常调查外，需要记住沿途标志性物体，以便返回时不致重复。如果遇到较为特殊的地形，如被流水切割较深的沟壑、或被沟壑围绕的梁峁地带，可在坚持间隔20米的前提下，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进行踏查，减少队员的疲劳度。 3.确认遗址及采集点 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技术问题是关于遗址的认定标准和遗物的采集方法。就此问题，调查队在工作期间召开的多次会议上，都有激烈争论。结合我们的工作实践，在本次调查中，对于遗址的认定，采用“遗址”和“采集点”两种模式来记录调查发现的古代遗存。关于遗址，严格遵守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的认定标准，即以发现原生文化堆积为准。考虑到沙丘梁峁地带的实际情况，对于存在于低洼沙窝地带的、分布范围集中的少量陶片，定义为“采集点”。这类采集地点一般不见文化堆积和遗迹单位，仅见少量陶片。考虑到周边均为低矮沙丘，我们认为这类地点当为古代遗址在沙峁台塬地带的表现，荒漠沙丘地带人为外来搬运的可能非常小。所以，采取将遗物全部收集的采集方法，同时，记录当地的详细地貌，如沙丘走向，是否暴露土层等。无论是遗址还是采集点，其范围的确认，并非完全依据文化层的分布和遗址的隆起程度确定，而是将可视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作为重要参考条件。 4.标本采集 遗物的采集方法包括“全部采集”和“抽样采集”两种。对于明确可以辨识范围的遗址，选择“系统抽样”和“目的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即确定遗址范围后，以一条直线为轴，贯穿遗址中心和边缘，等距离画出直径3米范围的圆圈若干个。圆圈数量以遗址范围来定，一般不超过4个，将其内遗物全部采集，是为“系统抽样”。采集标本用于室内整理时对该遗址出土器物种类、数量、密度、纹饰及年代等指标的评估。除此之外，各组还由专业人员根据自己经验，主观地、有意识地抽取不同文化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标本，用于说明遗址文化内涵、性质及不同类型遗物分布范围，这是传统的“目的抽样”。对于“采集点”，一般情况下，采用“全部采集”的方法。最后将采集的标本按遗址编号归类。结合该区域已有的编年序列，上述采集的标本将作为判定遗址时代、文化性质及期别的依据，也是分层建立聚落分布图的基础资料。 5.断面清理 对于调查过程中遇到的典型剖面，除详细观察、记录不同地点地层断面所暴露的文化堆积之外，选取个别断面予以详细地解剖和清理，充分暴露遗迹单位，明确叠压打破关系，现场绘制遗迹平、剖面图，填写发掘记录。在系统采集各类遗物时，依照层位关系按堆积单位分别采装：陶片用塑料袋收集，采集到的小件装入小密封袋，土样用密封袋收集，对于采集过程中易受污染的碳样和朽化易碎的骨骼标本，采用锡箔包装，再行入袋，每个遗址的所有采集标本最终归入编织袋。解剖试掘完成后，将遗迹单位未发掘的部分交给我院在当地发掘的考古队予以清理，这样，使整个工作流程具有了系统性和连贯性，最大程度地提取遗址信息。 6.做好记录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中，我们严格按照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的操作要求记录遗址，认真填写相关附表，现场填写纸质文本，现场绘制遗迹断面平剖面图。同时及时填写电子文本，并将其与整理好的照片和电子日志按遗址编号统一归入相应文件夹。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大量的记录GPS数据，一般是先沿遗址外围尽量多的记录，然后记录遗址中心的GPS数据，这样所得出的关于遗址范围在图纸上的表达就更接近真实。 收获与认识 实践证明，区域考古调查的过程本身就是研究的过程，与我国传统的考古调查方法相比较，区域系统调查在资料收集方面的系统性、有效性、全面性更强。以遗物的收集为例，传统调查往往以典型器物的选择性采集为主，而区域系统调查一般要求在划定的范围内全面采集可见遗物，这样的采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仅仅判定遗址时代的范畴。更为重要的是，区域调查所取得的资料为以后的一系列分析研究、特别是为宏观研究夯实了基础。 本次调查25平方公里，发现古代遗存51处（不包括明长城遗址），其中遗址26处、墓葬（群）4处、采集点22处。包括仰韶晚期遗址19处、采集点6处，龙山时期遗址9处、采集点7处，商周时期遗址10处、采集点4处，汉代遗址4处、墓葬（群）4处、采集点7处，南北朝时期遗址2处，唐代以及宋元时期遗址3处、采集点4处。远远多于《文物地图集》上记录的本区域2处文物点，也多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10处文物点，可见本次调查的突出成效。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遗址分布于临近水源的沟壑两侧，这一带人类活动频繁于商周时期之前，调查发现的商周以后的古代遗存数量较少，仰韶晚期和龙山时期的遗址面积差异明显，或可分为不同等级的聚落。面积较大的高等级聚落，多分布于与无定河干流交汇的沟口地带，相比之下，商周时期聚落的规模分化不甚明显。 本次实践活动主要收获概括如下：1.遗址绝对数量显著增加，其中80%以上的遗址及遗址点属于新发现的；2.建立在详尽编年基础上的遗址时代的确认和辨识，为考察该区域从早到晚聚落与聚落、聚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靠证据；3.为在沙漠地带进行全覆盖式考古调查积累了可贵经验；4.熟悉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锻炼了队伍，加强了基建考古调查中学术意识。 结合本次调查成果并对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我们认为《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有关表格等细节问题尚有进一步补充、细化的必要。《区域系统调查记录表》中遗物可见度的可选项“好”、“一般”、“差”，其标准的衡量需要有一个标准。同样的问题亦存在于遗物的丰富程度一栏。《考古调查断面清理记录表》中关于文化堆积的描述虽然详细，但是关于堆积的分布状况、分层情况缺失。《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缺少对于一个包含多个时代的遗址如何进行有效记录的说明和规定。 在新《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实施一周年之际，我们开展这样的活动，一方面，是对新《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积极实践，旨在加强考古工作中的“规程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对一种新的考古研究方法的体会和认知。这也是我们进行这项区域调查工作的初衷。 （作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无定河流域联合调查队 撰稿：王炜林、侯宁彬、孙周勇、康宁武、李举纲、郝志国、邵晶、马明志、杨利平、郭小宁、邢福来、孙安娜、魏军、袁振、刘峰、裴富荣） (《中国文物报》2011年5月13日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