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史之难，难于熟知史乘用语之当时涵义，其杂有异文殊俗者为尤甚。清社之覆，去今仅三十年，然读《史稿·礼志》“堂子祭天”，“坤宁宫祀神”所述，已不识所谓。吾侪生长清季，颇闻其典章往事，且复如此，他莫论矣。清代入关之初，立制多沿旧名，观于开国诸臣与雍、乾以后诸臣列传，及《东华录》所节太祖、太宗与世祖《实录》，可以窥其邅递之迹，而读史者亦殊其难易。往尝有志于读史释词之作，顾惭谫陋，不敢自信。近陈寅恪先生于《读书通讯》论史乘胡名考证之要，读之心喜，因取清史习见满语加以诠释，明其本义，申其蕴潜，广三史语解之简约，异厉氏拾遗之驳芜，聊当初读清史者翻检之助，以言考证则吾岂敢。 一齐下喇哈番 或作一齐虾喇哈番，官名，就是汉文郎中。崇德三年七月改定官制，定各衙门有理事官，顺治时改称郎中，十五年七月定满字称一齐下喇哈番。初秩三品，后改五品，又改四品，康熙九年定正五品。分司理事，各有专职，所以通称为司官。 一齐额尔机哈分布勒哈番 官名，汉文称右通政。通政使司初设有左右通政，满员三品，汉员四品，顺治改正五品，康熙九年定正四品，乾隆十三年四月裁。 一尔希哈番 官名，汉文称少卿。初大理寺少卿满员三品，汉员四品，康熙九年定正四品。太常寺少卿定正四品，光禄寺少卿正五品，鸿胪寺少卿从五品。 土黑勒威勒 清初凡职官及世爵犯罪较轻者，多罚“土黑勒威勒”，就是轻的罚俸。“土黑勒威勒”，一词，在《清史稿·刑法志》，《清会典》同《会典事例》的吏部、刑部，《清朝通志·刑法略》，《清朝文献通考·刑考》，全没有提到，所以当初制度不详。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一《土黑勒威勒》条，只说，“顺治中百官罚俸者有土黑勒威勒之名，康熙中尚沿旧制，未久停止”。也没有说到办法。 天聪七年二月十七日己卯，王氏《东华录》称： 先是库尔缠……遣往朝鲜，……及至彼国，复索烟、币诸物，比还，为部中人搜获。法司议革职治罪，上宥之，但罚“土黑勒威勒”。（天聪八） 崇德三年三月初一日甲子，王氏《东华录》称： 先是行猎博硕堆时，……席翰、康喀赖二甲喇合围中断，……贝子硕托……令伦拜、屯齐哈二甲喇驻其断处，及回队后见屯齐哈围亦断。……遂……送伊等于兵部议罪。议革席翰、屯齐哈甲喇章京任，罚马，……罚康喀赖“土黑勒威勒”。……上命革锡翰、屯齐哈甲喇章京任，免罚马。仍罚“土黑勒威勒”，康喀赖亦罚“上黑勒威勒”。（崇德三） 崇德七年正月初七日丁丑，王氏《东华录》称： 召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集笃恭殿，谕曰：凡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及公俱有一定名号，今不遵定制概称王贝勒，何以示别耶？此后若有违禁妄称者罚“土黑勒威勒”，闻人谄奉僭称而不斥责者俱罚“土黑勒威勒”。（崇德七） 崇德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己丑（原作己酉误），王氏《东华录》称： 上幸马馆，见部臣役民夫修路不分高下皆增土修治。以工部役民无状，罚承政萨木什喀、参政裴国珍，启心郎喀木图“土黑勒威勒”。（崇德八） 此四条《清史稿·太宗本纪》及诸人本传均不见。崇德元年十一月初三日癸卯，王氏《东华录》载： 论征明违律将士罪，……杨古利出边时不劝武英郡王殿后，坐是罚“土黑勒威勒”。（崇德一） 此事《史稿》本纪亦不见，《杨古利传》（列传十三）仍作“罚土黑勒威勒”，没有解释。天聪四年十月十六日辛酉，王氏《东华录》称： 谕曰：时值编审壮丁，……或有隐匿壮丁者，将壮丁入官，本主及牛录额真，拨什库罚“土黑勒威勒”，知情隐匿者每丁罚银五两，仍罚“土黑勒威勒”。（天聪五） 《清史稿·太宗本纪》一叙此事只说，“谕编审各旗壮丁，隐匿者罚之”；《清朝文献通考》一九五叙此事也只说，“今时值编审壮丁，如有隐匿者将壮丁入官，本主及牛录额真，拨什库等俱坐以罪”（页六五九六），全没有说到“土黑勒威勒”的本义。崇德三年七月十六日丁丑《东华录》： 谕礼部曰：……凡出入起坐有违误者，罚“土黑勒威勒”。一切名号等级久已更定，而仍称旧名者戒饬之。（崇德三） 这分明是两回事，可是《史稿·太宗本纪》二把他连为一起，说：“出入坐起违式及官阶名号已定，而仍称旧名者，戒饬之”。崇德三年正月初七日辛末，《东华录》称： 叶臣坐其下顺托惠挟仇强夺额克亲俘获妇女，罚“土黑勒威勒”，仍鞭顺托惠一百，贯耳鼻。（崇德三） 此事《史稿》列传二十《叶臣传》不载，《清朝文献通考》一九五叙此事，只有“顺托惠鞭一百，贯耳鼻”，（刑一）而没有说到叶臣。据此可知“土黑勒威勒”一词，后来的史官已经不大知道他的意义，所以遇着他总是含糊规避。至于处罚的办法更难知了。 蒋良骐《东华录》八，顺治十八年四月，有根据红本纪录一条，我们就之勉强可以知道一些罚“土黑勒威勒”法则。原文是： 吏部尚书伊图等题：“为本年三月奉旨，‘部院官员罚土黑勒威勒者，不论有前程与白身，应照职任处罚。或任大罚少，或任小照前程罚多，似属不均。尔部照依职任大小分别议奏。钦此。’臣等谨遵旨议得，凡部院尚书有一品二品者，侍郎有二品三品者，郎中有三品四品五品者，员外郎有四品五品者，主事有四品五品六品者，其品级先后所定之例虽异，俱因除授部院之职支俸，为部院事务罚‘土黑勒威勒’，俱各照职俸每十两罚一两。若此内除部院职任之外有大任大前程者，除大任大前程之俸，亦照依部院职任按俸罚处可也。”奉旨“依议”。（卷八） 此谕不见于《清史稿》及王氏《东华录》。所谓部院职任是指现任的本职，所谓大任是指临时的差遣，所谓大前程是指世袭的封爵。同一官职而品级不同是清初政策，满汉官员不一致，职任繁简亦有分别。据此“土黑勒威勒”罚则是十分之一，但是职任品级规定不同，各人兼职不一，俸给标准不免参差，至是始定依现任本职俸给处罚。 这种轻微的罚俸，我们推想是满洲旧俗，源于薄扣工资，所以仍用满语旧名，其上更有罚牛马、罚银、罚赎身、革前程等，以治更重之罪。这是一个系统。 入关后，另外还有较重的罚俸。顺治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戊戌，工部侍郎刘昌因奉差事竣不先还朝竟自回家，罚俸一年。（《东华录》顺治十八）顺治十年四月初九日甲辰，大学士陈名夏，尚书陈之遴因议任珍罪主张勒令自尽，不合典例，罚俸一年。（顺治二十）顺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乙卯，吏部尚书朱玛喇等以误诠房之骐为山东驿传道，朱玛喇赎身革尚书，金之俊罚俸一年调用，木成格罚俸六个月。（顺治二十一）顺治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庚戌，吏、户二部以不深究朱世德亏空额税一案，侍郎海尔图、苏纳海、白色纯等革任，并革世职，罚俸一年，启心郎苗澄，韩世琦等留任，罚俸二年。这种重的罚俸是沿袭明法，本来限于汉官，顺治十一年正月以后，因祁通格之言亦加于满员。（顺治二十六）上面朱玛喇不罚俸，海尔图罚俸，就是这个原因。这又是一个系统。 在同一期间，两种不同系统的罚则并行国内，自然不妥，而且不公。所以康熙十年六月参合两者又定了罚俸自一月递增至一年的法则。（《东华录》康熙十一）凡依律文，公罪应笞一十者罚俸一月，二十，三十各递加一月；四十，五十各递加三月；杖六十罚俸一年。私罪应笞一十者罚俸两月；二十罚三月；三十，四十，五十各递加三月。后来又有抵消办法，凡因功记录一次者抵罚俸六月，因军功纪录一次者作二次计，抵罚俸一年。见《会典》卷六。自此以后，“土黑勒威勒”一词遂不常见，而他的意义也就湮没了。 1943年8月26日昆明 牛录额真 又作牛禄厄真，明人记载作牛鹿。牛录汉语是大箭，额真是主。满洲旧俗，凡出猎行围，每人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旗，管率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清太祖自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五月起兵以后，相从的人日多，但还没有一致的组织，凡出师行军不论人数多寡全依照族党屯寨而行。至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始将部众每三百人编一牛录，每牛录立一牛录额真管属。于是牛录额真成为官名，而牛录亦成为满洲兵民组织之基本单位，八旗制度即基于此。初时满洲人口不足，兵民不分，牛录是行政单位，同时也是军队单位，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固山就是一旗。旗制创始年月．现已无考，只知原有四旗，增为八旗。其后兼并渐广，人户增多，无须人人作战，改用选拔军士办法，于是牛录成为单纯之行政单位，牛录额真只“掌稽所治人户田宅兵籍，以时颁其职掌”。（《会典》九十五）又以人户滋生日蕃，每衍殖三百人别增一牛录，于是甲喇、固山之组织亦渐改。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四月定管牛录者称为牛录章京，即前此之牛录额真，顺治十七年三月，又定牛录章京汉字称为佐领，秩正四品，遂永为定制。太祖建国以前，东北地方部落甚繁，种姓不一，凡有挟丁口来归者全籍为牛录，使他为牛录额真领其众，顺治时定汉字称为世管佐领，（《史稿》列传十四《博尔晋传》）其余的为普通佐领。但各族归附不同，情形不同，牛录编立其牛录额真人选除授亦不同，于是演成不同之制度。《清朝通志》六十八说：“佐领（即牛录额真）之制，有世袭，有公中。世袭佐领有四等：国初各部落长率其属来归，授之佐领以统其众，爰及苗裔曰勋旧佐领。其率众归诚，功在旗常，得赐户口者，曰优异世管佐领。其仅同弟兄族里来归，固授之以职，奕叶相承者，曰世管佐领。其户少丁稀合编佐领，两姓、三姓迭为是官者，曰互管佐领。皆以应袭者引见除授。公中佐领则因八旗户口蕃衍，于康熙十三年以各佐领拨出余丁增编佐领，使旗员统之。” 《清会典》九十七，将优异世管佐领与世管佐领并为一，统称世管佐领，其子孙递袭佐领办法并有详密之规定。《清史稿》列传十四《康果礼传》称，“康果礼……为绥芬路屯长，……与其弟……率丁壮千余来归，太祖……分其众为六牛录，以康果礼……世领牛录额真”。这就是所谓勋旧佐领。《清史稿》列传二十三《逊塔传》称，“逊塔，……安费扬古孙也，父硕尔辉。安费扬古既卒，太祖以所属人户分编牛录，授硕尔辉牛录额真。卒，逊塔嗣”。《清史稿》列传十七《武理堪传》，“太祖初起，武理堪来归。……旗制定，……分辖丁户为牛录额真，……二子吴拜、苏拜。……吴拜已代父为牛录额真”。这就是所谓优异世管佐领。至于世管佐领、互管佐领，更不胜举。在天聪八年四月至顺治四年（1647）十二月之间，又有所谓牛录章京世职，如《清史稿》列传十七《阿什达尔汉传》，“（崇德）六年，……降世职为牛录章京”。《安达立传》，“天聪九年授牛录章京世职”。（《史稿》列传十七《附鄂莫克图传》）这与牛录额真、牛录章京、世袭佐领均无关，而是一种褒叙勋绩，酬庸懋赏的世袭的封爵。牛录章京世职在顺治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甲申改为拜他喇布勒哈番，（顺治《东华录》九）乾隆元年七月十六日戊申，又改称汉文骑都尉。 扎兰达 《清朝文献通考》一九五，顺治十六年，“定京城贼盗伤人该管官处分之例。兵部以京城被盗伤人，拟该管扎兰达罚俸，拨什库鞭责。上以所议太轻，命将扎兰达革职，拨什库送刑部拟罪，著为例”。案《清会典》九九《步军统领》下有捕盗步兵尉掌“缉捕盗贼稽查奸宄”，《清朝通志》六八作捕盗校，疑即所谓扎兰达。 扎拦厄真 即甲喇额真。 扎尔固齐 扎尔固齐为清太祖时官名。又作扎儿胡七，即《元史》之扎鲁忽赤，所谓断事官也。（《元史》八七《百官志》三《大宗正府》）《清史稿》列传十三《巴笃理传》，“太祖察巴笃理才，使为扎尔固齐”；又列传十五《额尔德尼传附噶盖传》，“太祖以为扎尔固齐，位亚费英东”；又列传十五《满达尔汉传》，“父雅虎率十八户归太祖，太祖以为牛录额真，隶满洲正黄旗，擢扎尔固齐”；全没有说到职掌。惟《史稿》列传十二《费英东传》说，“扎尔固齐职听讼治民”。 案《清史稿·太祖纪》，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以扎尔固齐十人副之”。《东华录》乙卯年十一月纪其事，说： 又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十人，佐理国事。……凡有听断之事，先经扎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言于五臣，五臣再加审问，然后言于诸贝勒。众议既定，犹恐尚有冤抑，令讼者跪上（太祖）前更详问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隐，民情皆得上闻。（天命一） 据此，扎尔固齐职掌似乎全在听讼。但费英东于任扎尔固齐后奉命伐瓦尔喀部，巴笃理任扎尔固齐后积战功授游击，雅虎任扎尔固齐后伐东海卦尔察部，并不专司听讼。当时文治武功未尝分离，扎尔固齐是太祖部下综理军民的高级官吏，权秩很崇，一时任其职者，如费英东、巴笃里、噶盖、雅希禅（《史稿》传十四）、博尔晋（同上）、阿兰珠（《史稿》传十三《附西喇布传》）、雅虎之流，全是才猷懋著文武兼资的，所以他们的职务不仅限于初审审判，无事时在内理民，有事时率众出征，《实录》及《东华录》不过举其一端而已。 扎尔固齐之设置，《太祖武皇帝实录》及《东华录》全系于太祖天命前一年乙卯（万历四十三年，1615）之末总叙内，《清史稿·太祖本纪》亦如此，但上面加有“是岁”二字。《实录》还是存疑的态度，《史稿》就肯定了。可是我们在诸人本传里看，噶盖任扎尔固齐职在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以前，费英东任职在万历二十六年戊戌（1598）以前，阿兰珠任职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以前，（本传称“阿兰珠旋擢扎尔固齐，从伐乌拉”，乌拉亡于癸丑。）可见扎尔固齐之设不在乙卯年。费英东于乙卯年列五大臣，《清史稿》列传十二本传称，“岁乙卯……置五大臣辅政，以命费英东，仍领一等大臣扎尔固齐如故”；既言如故，必非初设，可见扎尔固齐设置与五大臣不是同时，而在其前。直到天命十一年丙寅（1626）九月，太宗设置八大臣、十六大臣，扎尔固齐始废。 《清史稿·太祖本纪》所说“扎尔固齐十人副之”一语，亦有可疑。《太祖武皇帝实录》于乙卯年述扎尔固齐只说，“又立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都堂十员”（卷二），所谓理国政听讼大臣满语谓之“达拉哈辖”，都堂就是“扎尔固齐”，并没有说到两者有正副主辅之别。上面所引《东华录》虽有“佐理国事”之语，但其意包括理政听讼大臣而言，是说两者皆佐太祖，而不是扎尔固齐佐理政大臣。扎尔固齐之设远在理政大臣之前二十余年，不应先有副而后有正。费英东戊戌以前已为扎尔固齐，乙卯任理政大臣仍兼其职，及天命五年三月十二日丙戌费英东死，史官仍系其衔曰，“左翼固山额真总兵官一等大臣扎尔固齐费英东卒”，（《东华录》天命三）界属副贰，何必终身兼之？窃疑两者各有职掌，不相统属，而品秩微有高下。在先满洲所属部众不多，以扎尔固齐管理其人民间相互的问题与争议，其后部众日多，相互之关系日益复杂，又有旗与旗间的问题，官署与官署间的问题，这些本来是由太祖自己解决的，所以又设理国政大臣来辅佐。而扎尔固齐的职掌还是在管理其人民间相互的问题与争议，不过他变作第一审，上面更有第二审第三审而已。——当然有战争时还要从征。 扎尔固齐一名，没有确定的汉译。《清史稿·刑法志》三，天聪《东华录》一，均作“理事十大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都堂”，《史稿·太祖本纪》，诸臣列传及天命《东华录》全用满名。当时满洲称明朝“巡抚”曰“都堂”，扎尔固齐亦称都堂的缘故，大约是比照其品秩而定。 《清朝通志》三《氏族略·呼尔哈氏》条称，康喀赉授扎尔固齐预十六大臣之列。案康喀赉佐管镶蓝旗预十六大臣，见《天聪东华录》一，但扎尔固齐是十大臣，与此无涉，《通志》以扎尔固齐与十六大臣连书，岂太宗时尚沿扎尔固齐之称，抑史官之误？待考。 1943年8月3日昆明 巴牙喇 巴牙喇又作巴雅喇、摆牙喇、摆呀喇、摆押拉，汉语精锐内兵，后来定汉字译名为护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壬寅，以七恨兴兵攻明事称： 次日（十四日）分二路进兵，令左侧四固山兵取东州、马根单二处，亲与诸王率右侧四固山兵及八固山“摆押拉”取抚顺所。（卷二） 《东华录》记其事作： 癸卯（十四日）分两路进，令左翼旧旗兵取东州、马根单二处，上（太祖）与诸贝勒率右翼四旗兵及八旗护军兵取抚顺所。（天命二） 又《东华录》天命六年三月初十日壬子称： （明总兵）李秉诚……来援沈阳．营于白塔铺。……我国雅荪率精锐护军二百往侦。（天命三） 《武皇帝实录》作： 李秉诚……来援，至白塔铺安营，……满洲雅松领二百健兵探之。（卷三） 同日《东华录》又称： ……乃收军，上（太祖）率诸贝勒引护军营沈阳东门外，令诸将率大军屯于城内。（天命三） 《武皇帝实录》作： 帝（太祖）收兵，诸王各领健卒于东门外教场安营，令众将率大兵屯于城内。 据此，巴牙喇汉字译名未确定前，尚有健兵、健卒等数称，但全不是后来的法定译名。 太祖时，军队以牛录为基本单位，其上辖以“甲喇”同“固山”，全国共分八固山，即所谓八旗。行军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分八路而进，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当兵刃相接之际，披坚甲执长矛大刀者为前锋；披短甲，即两截甲，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观望，不令下马，势有不及处相机接应。（《太祖武皇帝实录》及《东华录》乙卯年十一月，天命一）所以在隶属上军队虽分列八固山，但在军队性质上又分为三等，因此演变成后来的前锋，护军，骁骑，步军等制，其最先形成单独组织的是巴牙喇，就是后来的护军。 巴牙喇是在各牛录选拔的精壮，每牛录十七人。（《清会典》九六《八旗都统·兵制》，《广阳杂记》一）据《太祖武皇帝实录》所载： （天命六年）三月初十日，帝（太祖）自将诸王臣领大兵取沈阳，……令右固山兵取绵甲战车徐进击之，红号巴牙喇不待绵甲战车至即进战。 帝（太祖）见二军酣战，胜负不分，令后兵助之，遂冲入。（卷三） 又： （天命六年三月）十八日……率大兵乘势长驱以取辽阳，……遂令（右四固山）绵甲军排车进战东门敌兵，其营中连放枪炮，我兵遂出战车外，渡濠水呐喊而进，两军酣战不退。有红号摆押拉二百杀入，又二白旗兵一千亦杀入，大明骑兵遂走。各王部下白号摆押拉俱杀入夹攻之，其步兵亦败。（卷三） 可知巴牙喇的职务偏于策应、冲杀、与防护，所以能在固山外自成组织。《清朝文献通考》一九二引天聪七年大阅后清太宗谕八旗护军之言： 如敌不战而走，则选精骑追之，追时护军统领勿往，但引纛结队蹑后而进，倘追兵误入敌伏，或众方四散追逐遇敌兵旁出，护军统领即接战。 用意亦同，更可证明。此事《东华录》天聪七年十月初七日丙寅只有“大阅”两字，（天聪八）没有详细记载，但是他的内容与清初的军令相合，应该是有根据的，不过护军统领之名是史官追改的。上面《实录》所称“白号”，“红号”，《东华录》作“白甲”，“红甲”，是甲胄的颜色，不是固山的旗别。当时八固山的巴牙喇多协同作战不分旗，所以称为“八固山摆押拉”，“各王部下白号摆押拉”。 巴牙喇选自各牛录，而各牛录又属于各王公大臣，所以各王公下全有巴牙喇。天聪五年八月初十日辛亥，《东华录》述围大凌河城之役，有“明人有出城刈禾者，布颜图率兵追之斩三十人，莽古尔泰，德格类下摆牙喇兵斩十八人，济尔哈朗下摆牙喇兵斩十五人”的记载。（天聪六）又九月十六日丁亥有“上（太宗）闻锦州增兵来援，亲统兵前行，……上命众军止中途，与多铎率亲随摆牙喇兵二百同往”的记载。（天聪六）这就是《太祖武皇帝实录》所谓各王部下摆押拉。此种以主管将领姓名称军队的制度，据《东华录》及《清朝文献通考》一七九说，在天聪八年五月五日庚寅始废。（天聪九） 巴牙喇之组织称巴牙喇营，每旗以巴牙喇纛额真统之，其下有巴牙喇甲喇额真，（天聪八年四月初六日辛酉改额真为章京）巴牙喇壮达，及巴牙喇。《清朝文献通考》一八O说，“天聪年间设巴牙喇营”，又一七九，于天聪八年五月五日庚寅改定诸营名色下说，“巴牙喇为护军营之始”。仿佛巴牙喇营始于天聪八年。但《清史稿》列传十四《康果礼传》称“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正白旗，寻擢巴牙喇纛章京，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伐朝鲜”；又同卷《扬善传》称，“太宗即位，旗设调遣大臣二，扬善佐镶黄旗，寻授巴牙喇纛章京，（天聪）三年从伐明”；则巴牙喇营的设立实在天聪八年前。 巴牙喇虽分旗设纛额真，可是仍然联合作战。《清史稿》列传二二《图赖传》说： 顺治二年正月，李自成将刘方亮以千余人出关觇我师，图赖与阿济格尼堪等令正黄、正红、镶白、镶红、镶蓝等五旗各牛录出巴牙喇兵率以击敌，大败之。自成闻败，亲率马步兵拒战，又征镶黄、正蓝、正白三旗兵相助，贼连夕攻我垒皆败走，遂破潼关。（《史稿》原文镶均作厢。又刘方亮应作芳亮） 图赖是正黄旗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是正白旗巴牙喇纛章京，当时还有阿尔津是正蓝旗的，（《史稿》二二《阿济格尼堪传》）他们协同作战而且不一定用自己本旗的兵。此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作战时不以每牛录下全部巴牙喇为单位，使他们全部出马，而以巴牙喇中之每一个人为单位临时挑选。如崇德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清兵从密云县北墙子岭毁墙入明境，分为四路，令纛章京图赖率右翼每牛录巴牙喇兵一名，及喀喇沁每旗巴牙喇甲喇章京一员，从岭之右侧步越高峰而进。（崇德三）崇德元年十二月，清太宗亲征朝鲜，二十一日闻朝鲜四道合兵来援，遂选八旗每二牛录巴牙喇一人，每两旗甲喇章京一员，以阿尔津统之截其来路；（崇德一）又遣巴牙喇纛章京巩阿岱等率每牛录巴牙喇一人往助多铎。在每个牛录巴牙喇中选拔一二人，自然是精锐中之精锐，各人不在同一牛录，各不相习，自不能联合退缩或作恶，只有勇往直前了。 顺治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甲戌，定武职汉字官名，寻又议定巴牙喇纛章京称护军统领，巴牙喇章京称护军参领。巴牙喇壮达，称护军校。（见《清朝文献通考》一七九，《东华录》失载）乾隆以后定制：护军统领八旗各一人，正二品；护军参领每旗满洲十人，蒙古四人，正三品；副护军参领如参领数，正四品；委署护军参领每旗七人，系五品虚衔；护军校八旗满洲蒙古每佐领下一人，从六品；随印笔帖式每旗各二人；门笔帖式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各十人；护军满洲蒙古每佐领下各十七人。（《会典》五九《兵部·官制》及九八《前锋统领》，《通考》一八O）至汉军旗则无之。 巴牙喇在清入关前及初入关战功甚著。《史稿》列传二十《齐尔格申传附巴都里传》称“明年（崇德四年）从济南还师，出青山口，明师追至，巴都里率所部还战，巴牙喇兵有被创坠马者，令他兵护以归”，知巴牙喇兵皆用马，所以骁捷善战，所在奏功。顺治以后详定营制，以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护军参领、护军校、护军等守卫禁门。下五旗（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各守王公府门，遇行围出征八旗一律分拨。雍正三年定八旗护军均司禁卫，（《清朝文献通考》一八O）旧日的效用全失。护军之拔补，亦定为由护军统领会同本旗都统于本佐领下骁骑、执事人、教养兵、步兵、闲散壮丁内，遴选善于满语，弓马娴熟，人才壮健者补用，（《会典》九八《护军统领》）所得人才更不如前。 1943年8月1 3日昆明 巴牙喇壮达 壮达或作专达，汉语队长，巴牙喇壮达，汉文官名称护军校。每牛录（佐领）下巴牙喇（护军）十七人，巴牙喇壮达（护军校）一人。天命时已有此官。清初名臣若鄂莫克图、（《史稿》传十七）博尔辉、（《史稿》传三三）舒里浑、（《史稿》传十三《附达音布传》）崆古图、（同上）鳌拜，（《史稿》传三六）皆起自巴牙喇壮达，是满洲一种进身之阶。入关后定护军校由本佐领下前锋、亲军、护军、领催，（骁骑步军及驻防全有领催，相当于校。）及食四两饷银之执事人内遴选，（《会典》九八）资格大差，升迁亦难，大不如前。 巴牙喇甲喇章京 或称巴牙喇章京，官名，汉文称护军参领。额亦都之孙陈泰，于天命时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其设官在纛章京以前。清初道喇以巴牙喇兵从征伐，积功至巴牙喇甲喇章京，在天聪时，（《史稿》列传十四《附康格里传》）叶玺以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喀尔喀，没于阵，赠巴牙喇纛章京，在顺治时；（《史稿》传十三《附常书传》）又天聪时，额色赫以巴牙喇壮达授兵部理事官，（《吏稿》传二十五）我们于此更可看出当时之重视巴牙喇。（参看《巴牙喇》条） 巴牙喇纛章京 官名，汉文称护军统领。刘献廷《广阳杂记》一，“每八旗满洲有纛章京一员，职与都统等，止管摆呀喇，掌龙纛”，即指此。所谓巴牙喇纛，是一面大旗，颜色各如其本旗旗色，（两黄旗，黄色，余同。）裁成三角形，镶边作火焰状，直长五尺五寸，斜长七尺三寸。旗上绘龙，竿长一丈二尺，铁顶，有缨，正红旗垂黑缨，余旗用红缨。（《清朝文献通考》一九四）旗上龙形多用织金，所以名为织金龙纛，又名龙纛。巴牙喇纛与八旗之旗不同处在一为方幅，一为三角。《清通考》一九四称：“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均方幅，镶黄、镶白、镶红、镶兰四旗，均左幅稍锐。”“左幅稍锐”，其意不明，但据下文所述，绝非三角形。《广阳杂记》谓，“纛章京一员，职与都统等”，实不然。都统兼辖本旗军民，所谓“掌宣布教养，整诘戎兵，以治旗人”；（《会典》九五）而巴牙喇纛章京只掌巴牙喇兵之政令。都统秩正一品，纛章京秩二品。伊尔德于天聪五年（1632）擢巴牙喇纛章京，顺治八年（1651）始授本旗（正黄）固山额真；（《史稿》传二十二本传）阿济格尼堪于崇德四年（1639）擢巴牙喇纛章京，顺治五年（1648）始授正白旗（本旗）满洲固山额真；（《史稿》传二十二本传）阿尔津于崇德二年（1637）任纛章京，至顺治十一年（1654）始迁固山额真；其间相距很远，权秩大不同。 巴图鲁 巴图鲁又作把土鲁，汉语英雄。即《元史》之拔都，（卷一五六《张弘范传》）拔都鲁，（卷一七四《郝天挺传》）八都，（卷一二O《朮赤台传》）《元秘史》之把都儿。 满洲习俗好以称号加人，大都照其人性行定一美名，清太祖用它表彰部下的才能和功绩，于是有所谓赐号，成了一种恩荣。太祖时，巴雅喇赐号卓礼克图，（《史稿》传二）褚英赐号阿尔哈图土门，（《史稿》传三）扈尔汉赐号达尔汉辖，（《史稿》传十二仅作达尔汉）武纳格赐号巴克什；（《史稿》传十七）太宗时，多尔衮赐号墨尔根代青，（《史稿》传五）多铎赐号额尔克楚呼尔，（《史稿》传五）李国翰赐号墨尔根侍卫，（《史稿》传二三）全是其例。多尔衮，多铎因为天聪二年伐察哈尔多罗特别有功赐号。《东华录》纪其事说，“三月戊辰（初七日），上将还沈阳，于途中大宴。上曰，蒙天眷祐二幼弟随征异国，俘获凯旋，宜赐以美号……”云云。（天聪三）可以看出当时赐号的郑重。 赐号中最习见的是巴图鲁，因为他是表示武勇的，所以又称为“勇号”。巴图鲁勇号有两种：一种只称巴图鲁，不再加别的字，是普通的；一种巴图鲁上再加其他字样，是专称的。 普通的勇号只是清开国初有。太祖以前称巴图鲁的有礼敦，（《史稿》传二）太祖时以额亦都为最先，（《史稿》传十二）其后又有穆克谭，（《史稿》传十三《附巴笃里传》）喀喇，（同上《附达音布传》）鄂莫克图，（《史稿》传十七）吴巴海，（同上《附吉思哈传》）多尼喀，（《史稿》传二O《附齐尔格申传》）苏鲁迈（同上《附叶臣传》）等。这种普通巴图鲁称号全加在本人原名之下，如《太祖武皇帝实录》丁亥年称，“八月内令厄一都（额亦都）把土鲁领兵取巴里代城”。（卷一）又天命九年称，“大父李敦把土鲁”，（卷四）（李敦即礼敦，太祖之伯父，此云大父，译文之误）是其证。其后改为加在本人原名之上，如《东华录》之称“巴图鲁额亦都”是。 专称的勇号，如穆尔哈齐赐号青巴图鲁，（《史稿》传二）代善赐号古英巴图鲁，（《史稿》传三）安费扬古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史稿》传十二）本科理赐号苏赫巴图鲁（《史稿》传二九《敦拜传》）之类全是。最初专称的称号——包括勇号与非勇号——是用以代表本人名字，所以称称号就不再称原名。《太祖武皇帝实录》二，癸丑年称： 太祖子古英把土鲁，侄阿敏，及非英冻（费英东），呵呵里厄夫（何和礼额驸），打喇汉虾，厄一都（额亦都），雄科落等奋然曰…… 古英把土鲁是代善，打喇汉虾（达尔汉辖）是扈尔汉，雄科落（硕翁科罗巴图鲁）是安费扬古，全不写本人原名。《实录》二，天命元年称：“帝遣答儿汉虾（达尔汉辖），雄科落二将领兵二千征东海查哈量部（萨哈连）。”又卷四天命八年称：“十月二十日大臣搭儿汉虾（达尔汉辖）卒，年四十八。”全是一样。上面所述是清代入关前的旧俗，其后称号之下仍列本人原名。《武皇帝实录》三，天命五年“九月皇弟青巴土鲁薨”，在《东华录》作“九月甲申，皇弟青巴图鲁贝勒穆尔哈齐薨”，（天命三）这是史官用后来的制度追改的，与赐号的原意不符了。 专称的勇号和其他称号，同时不应有两个一样，以避重复，但不同时则可。安费扬古于太祖时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死后劳萨亦于天聪八年赐号硕翁科洛巴图鲁，（《史稿》传十三）同年图鲁什亦追号硕翁科罗巴图鲁，（《史稿》传十三）因为他们不是同时生存的。这种制度后来亦破坏了。嘉庆初，乌什哈达号法福哩巴图鲁。（《史稿》传一三六《附惠伦传》）富志那号法福礼巴图鲁，（《史稿》传一三三）王文雄号法佛礼巴图鲁，（《史稿》传一三六）三者满字实同。同治六年七年间，赵德光，（《史稿》传二一六）周达武，（《史稿传二一七》李长乐，（《史稿》传二一八）同时赐号博奇巴图鲁。同治元年，余际昌，（《史稿》传二一六）滕嗣武，（《史稿》传二一八）曾国荃，（《史稿》传二OO）同时赐号伟勇巴图鲁。程学启，（《史稿》传二O三）郑国魁同时赐号勃勇巴图鲁。这全是赐号不胜其多的缘故，揆之入关前制度不是对的。但赐号的人既不以称号代替本人原名，则重复亦不要紧了。 称号有时亦可更改，太祖长子褚英初号洪巴图鲁，后以破布占泰功赐号阿尔哈图土门；（《史稿》传三）宣宗时，齐慎赐号健勇巴图鲁，后以从征回疆立功，改号强谦巴图鲁；（《史稿》传一五五《附杨芳传》）文宗时，鲍超赐号壮勇巴图鲁，褫夺后又以援曾国藩祁门功，赐号博通额巴图鲁。（《史稿》传一九六）凡有新号，旧号即废，不能并存。咸丰八年田兴恕赐号尚勇挚勇两巴图鲁；（《史稿》传二O七）同治二年李长乐赐号侃勇巴图鲁，次年又赐号尚勇巴图鲁，（《史稿》传二一八）这不是典制，而是主政的疏失。 勇号的赐予，在表彰武功，所以没有等第，亦无间文武。有的以小官得赐号，有的虽大官而不得。咸丰四年，虎坤元以守备（正五品）赐号鼓勇巴图鲁，（《史稿》传一八九）同年僧格林沁赐号湍多巴图鲁已是郡王、内大臣、（正一品）参赞大臣；（《史稿》传一九一）咸丰三年，戴文英以千总（从六品）赐号色固巴图鲁，（《史稿》传一八九）同年托明阿赐号西林巴图鲁，已是绥远将军襄办军务。（从一品，《史稿》传一九O）又如袁保恒以翰林院编修赐号勒伊勒图巴图鲁，（《史稿》传二O五）胜保以内阁学士帮办河北军务赐号霍銮巴图鲁，（《史稿》传一九O）蒋益澧以知府赐号额哲尔克巴图鲁，（《史稿》传一九五）刘腾鸿以知县赐号冲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九五）全是文职；而曾贞干赐号迅勇巴图鲁（《史稿》传二OO）时，更是从八品的教官——训导。 专称的勇号，初用满语冠于巴图鲁之上，如青巴图鲁，古英巴图鲁之类，是为清字勇号；后来加用汉字，如武勇巴图鲁，壮勇巴图鲁之类，是为汉字勇号。汉字勇号全用两个字，而下一字总用勇字，所以他的变化只在上一个字，在乾隆末柴大纪赐号壮健巴图鲁，（《史稿》传一一六）蔡攀龙赐号强胜巴图鲁，（《史稿》传一一五）这种例子后来是没有的。勇号的清字和汉字没有什么分别，满人可以赐汉字勇号，汉人亦可以赐满字勇号。福康安号嘉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一七）达三泰号常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三六）果权号志勇巴图鲁，（《史稿》传二四一）是满人赐汉字号；德楞泰号继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三一）是蒙古人赐汉字号；罗思举号苏勒芳巴图鲁，（《史稿》传一三四）张国樑号霍罗绮巴图鲁，（《史稿》传一八八）唐友耕号额勒莫克依巴图鲁，（《史稿》传二一七）是汉人加赐清字勇号。 清字勇号和汉字勇号本来没有轩轾，李续宾由知府赐号挚勇，其弟续宜由知府赐号伊勒达；（《史稿》传一九五）岑毓英由道员赐号勉勇，其弟毓宝由道员赐号额图珲。（《史稿》传二O六）这是最显著之例。穆宗、德宗之时，武臣立功往往由汉字勇号改赐清字勇号，谓之换号，《清史稿》称之为晋号。如郭宝昌以卓勇巴图鲁晋号法凌阿巴图鲁，（《史稿》传二一五）张文德以翼勇巴图鲁晋号达桑巴图鲁，（《史稿》传二一六）雷正绾以直勇巴图鲁晋号达春巴图鲁，（《史稿》传二一七）陶茂林以钟勇巴图鲁晋号爱星阿巴图鲁，（《史稿》传二一七）其例甚多。这是因为军事正亟，不能不强为分别以济爵赏之穷，在前是没有的。杨遇春于乾隆六十年由守备赐号劲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三四）杨芳于嘉庆五年由参将赐号诚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五五）皆历阶至大将封侯，四十年称号不改，未尝有所谓晋号! 入关前，赐号者甚多，康、雍、乾之间虽有许多次大征伐，可是一时名将如岳钟琪，（《史稿》传八三）策凌，（《史稿》传八三）哈元生，（《史稿》传八五）葛尔弼（《史稿》传八五）之流，全没有赐过勇号。乾隆二十年以后，本进忠号法式善巴图鲁，（《史稿》传九八）海兰察号额尔克巴图鲁，（《史稿》传一一八）舒亮号穆腾额巴图鲁，（《史稿》传一一五）始渐重见，但不是人人可得。如蓝元枚，（《史稿》传一一五）董天弼，（《史稿》传一一六）和隆武（《史稿》传一一八）等，虽然功勋懋著，赐花翎，赐袍服，赐鞍辔，赐荷包，赐银币，别的赏赐很多，而未尝赐勇号，与咸同以后大不同。这亦可看出赐号风气的先后转变。 1943年10月17日昆明靛花巷 巴克什 清入关前，赐读书识文墨者之普通称号曰巴克什，与武勇之称巴图鲁同。若额尔德尼，（《清史稿》传十五，下同）达海，尼堪，武纳格，（《史稿》传十七）希福，（《史稿》传十九，下同）范文程，硕色（《史稿》传三六《索尼传》）等皆是。《史稿·额尔德尼传》称，“兼通蒙古汉文，……从伐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赐号巴克什。”希福本传称，“兼通满汉蒙古文字，召直文馆，屡奉使蒙古诸部，赐号巴克什”；武纳格本传称“通蒙汉文，赐号巴克什”，可知当时所注意是在通译外族语言文字。但得“巴克什”赐号者，并不全是文弱书生，像武纳格就是有名的大将，因为当时文武没有分途。 “巴克什”又作“榜识”，或作“榜式”，“巴克式”。最早见于万历十九年（1591），遣巴克什阿林察持书谕叶赫。（《东华录》天命一，十四页）凡赐号的，最初皆系于本人原名之下，其后亦改在原名之上，《太祖武皇帝实录》于太祖建号时称，“厄儿得溺榜识接表”，《东华录》作“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实录》于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取抚顺后至明边时称，“乃遣厄儿得尼榜识令二王停兵”，《东华录》作“乃遣巴克什额尔德尼令两贝勒勿进兵”；（天命二）是其证。康熙八年五月初七日己亥，准达海立碑，当时谕称，“达海巴克式通满汉文字，于满书加添圈点，俾得分明，……著追立碑石”；（康熙《东华录》九）又《清史稿·达海本传》载“圣祖谘诸大学士，达海巴克什子孙有入仕者乎”？（传十五，并见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戊子，《东华录》三十。）可见康熙时“巴克什”称号还写在原名下面。天命《东华录》将“巴克什”写在原名上面，大概是雍正十二年以后校定《实录》时所改。 太宗于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四月初一日丙戌，设置文馆，分两直，达海、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库尔缠、吴巴什记注时政得失。（王氏《东华录》天聪四，及《史稿》传十五《达海传》）文馆满语曰笔帖黑色，（天聪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壬辰《东华录》，案《史稿》传十九《甯完我传》作笔帖式）其本义原为书房。凡通文史命直文馆者，授官参将游击，皆号榜式，通称儒臣，又称文臣；其以儒生俊秀选入文馆尚未授官者，称秀才，或称相公。（《清史稿》传十九论，又传二五《蒋赫德传》）于是“巴克式”（榜式）乃近于官名，称者较多。当时官名有笔帖式，（天聪三年二月初二日戊子，《东华录》天聪四） 天聪五年七月初八日庚辰改官制，立六部，各部又设“办事笔帖式”，遂更定“文臣赐号榜式者许仍旧称，余称笔帖式”。（天聪六）巴克什之称复严。《史稿·达海本传》说他于天聪五年七月赐号巴克什，可是《东华录》在天聪三年四月已称榜式达海，这种赐号以前所称榜式，就是因为入直文馆之故，到五年七月既申非赐号不得称“巴克什”之令，而达海博通蒙汉文字，所以重行赐号。 文馆初设，制度和组织全不完善，甯完我于天聪五年十二月上疏，说文馆是“官生杂处，名器弗定”。（《史稿》传十九）王文奎（后复姓沈）于天聪六年八月上疏论及文馆，说，“自达海卒，（六年七月）龙什罢，（六年六月）五榜式不通汉字，三汉官又无责成，秀才八、九哄然而来，群然而散，遇有章奏彼此相诿，动淹旬月，……至笔帖式通文义者惟恩国泰一人，宜再择一二以助不逮”。文奎又说，“帝王治平之道，奥在四书，迹详史籍，宜选笔帖式通文义者，秀才老成者，分任移译讲解”。（《史稿》传二六《沈文奎传》）所谓榜式是赐号之人，笔帖式是直文馆授官之人，秀才是没有授官之人，所谓官是指笔帖式或授其他官职之人，生就是秀才。 文馆分直始于天聪三年四月，可是相类的工作早起于清太祖时。《史稿·希福本传》说他在太祖时召直文馆，《雷兴传》说他在太祖时以诸生选直文馆，（《史稿》传二六《附马国柱传》）《达海传》说太祖召直左右，命他翻译《明会典》及《素书》《三略》，可知在太祖时已有同样组织，不过没成正式制度而已。天聪时先后参加文馆的人，可知者有达海，库尔缠，希福，范文程，甯完我，鲍承先，蒋赫德，王文奎，刚林，（以上并见《史稿》本传）罗硕，（《史稿》传十四《附扬善传》）苏开，顾尔马浑，托步戚多，吴把什，查素喀，胡球，詹霸，（以上见列传十五《达海传》）高鸿中，（见传十九《甯完我传》）罗绣锦，（传二六《附马国柱传》）朱延庆，（见传二十七《申朝纪传》）张文衡，（见天聪九年二月初三日甲申，《东华录》天聪十）梁正大，齐国儒，（以上见天聪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甲辰《东华录》）龙什，恩国泰，江云深，孙应时，李栖凤，杨方兴，高士俊，马国柱，马鸣佩，雷兴（以上并见《史稿》传二六《沈文奎传》）等，亦可谓一时之选，不知时论何以鄙薄若是。苏开以下三人，文馆初设与达海、刚林同任翻译；吴巴什以下四人，与库尔缠共记时政，入文馆甚早。江云深以下数人，即文奎疏中所谓“哄然而来，群然而去”之“秀才八、九”。 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一名内国史院，掌记注诏令，编纂书史，及撰拟表章；一名内秘书院，掌撰外国往来书状，及敕谕祭文，并录各衙门章疏；一名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行事，御前进讲，并颁行制度。各设大学士，学士，以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分领之，佐以罗硕，罗绣锦，詹霸，胡球，王文奎及恩国泰，（崇德元年五月初三日丙午，《东华录》天聪十一）全是文馆旧人。顺治元年入关，沿袭明朝官制设翰林院，次年以翰林官分隶于内三院，改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顺治十五年复改内三院为内阁，重新分设翰林院，并定翰林院满字名称为笔帖式衙门。在制度上虽然是文馆演变成为内阁，可是在满洲名称上实际是翰林院承继了文馆。 自从天聪五年七月以后入直文馆者不称“巴克什”，顺治五年刚林以后亦没有再赐巴克什称号的，（《史稿》传三二）其后唯一仅存的只有宿卫内廷宫门的“阅门籍护军”，满文还称为巴克什，（《会典》九八）这是从记注起居递遗下来的。 1943年9月11日昆明 包衣大 大，汉语为长，包衣大就是包衣长，意为仆役头。内务府设官有包衣大，汉文名管领，秩正五品。《清史稿·世祖本纪》一，顺治二年正月，“庚戌，禁包衣大等私收投充汉人，冒占田宅，违者论死”。《东华录》作禁内务府管领等私收投充汉人云云，是其证。崇德三年四月十二日乙卯，《东华录》记岳托新福金诉其大福金事，中有大福金遣包衣大准布录、萨木哈图前往恐吓一事。岳托是代善长子，崇德元年封成亲王。（《稿》传三《附代善传》）据《八旗通志》镶红旗包衣第二，参领第一、二佐领，全是岳托分封时所立，所以岳托亦是当时旗主之一，这些“包衣大”全是他所属包衣下的头目，给使于他家的。《顺治东华录》一，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甲申，称“有遗匿名帖，谋陷固山额真谭泰者，为公塔瞻母家高丽妇人所得，言于包衣大达哈纳，达哈纳以告伊主公塔瞻及固山额真谭泰，塔瞻因启诸王，王等令送法司质讯”。这是顺治即位一个大狱，兹不详述。所可疑的是塔瞻家何以有“包衣大”？塔瞻为扬古利次子，扬古利，《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杨古里，（卷二，页一、页三）是太祖、太宗时名将，崇德二年死于征朝鲜之役，追封武勋王，在清入关前群臣中爵秩最高。塔瞻初袭超品公，后降一等公，父子均未尝作过固山额真。太宗初立，于天命十一年九月设总管旗务八大臣及佐管十六大臣。《东华录》注称，“额驸扬古利前此已授一等总兵官，其秩在贝勒之次，……不预此”。仿佛是因秩高而不入迭，但扬古利亦没有同贝勒一样主旗务作旗主。《清史稿》传十三《扬古利本传》称，“扬古利手刃杀父者，……时年甫十四。太祖深异焉，日见信任，妻以女，号为额驸”；案《清朝文献通考》二四二《帝系考》，《清史稿·公主表》及《武皇帝实录》，全没有太祖女嫁扬古利的记载，但天聪《东华录》亦称扬古利为额驸，似乎本传所称并非无因。当时所谓额驸，不专指娶太祖、太宗女者，如佟养性娶宗女，（《稿》传十八）李永芳娶阿巴泰女，（同上）均称额驸，扬吉利或亦其类。否则必因获罪不列玉牒，以致失载。塔瞻之母是否即此清代皇室之女，今不能确知，扬古利既为额驸，必有随嫁之包衣大，应无疑问。但我怀疑入关以前一般宗室勋旧无论是否主管旗务全有包衣，有包衣就有包衣大。塔瞻家之有包衣大并不是因为父为额驸。太祖初起兵几年追随的人很多，他们全有给使的包衣，就是仆役。当时旗制未定，所以不会加以限制，旗制既定亦不会因之取消，有一时期勋旧的包衣与分隶各旗包衣佐领下的包衣，同时并存。顺治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甲子，谕吏、礼、兵三部，所说“官员子弟及富家世族，……本身不充兵役，尽令家仆代替”，这家仆实在就是私家的“包衣”，因为要分别于旗制里的“包衣”，所以改称。逮后包衣制度日严，私家的“包衣”渐渐改称，成了《户部则例》中所谓“八旗户下家奴”。 包衣昂邦 昂邦汉语为总管，包衣昂邦是官名，汉字称内务府总管，又称总管大臣。顺治八年三月初五日壬午《东华录》，“先是搜获英王藏刀四口，刑部不行奏上，但告知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将刀交御前包衣昂邦收之”。所谓御前包衣昂邦就是在御前的内务府总管。内务府管理宫廷的宴飨、典礼、祭祀、库藏、财用、服御、赏赉、帑项、造作、牧厩、供应等事，即所谓皇帝包衣。入关以后，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天子自将，谓之上三旗，隶内务府的全是上三旗。内务府制度由包衣演化而成。天聪三年九月初一日壬午，《东华录》有“皇帝包衣下”，顺治八年七月初一日丙子，世祖谕有“朕之包衣下”，这全是所谓内务府。顺治十一年置内十三衙门，（《清朝通志》六六作十三年，误）宫廷给使由宦官主持，设官亦旧臣与宦官并用，（《史稿·职官志》五）于是内务府制度中废，世祖遗诏以此自罪。圣祖即位后，于顺治十八年二月才又恢复。其后定制：内务府设广储、会计、掌仪、都虞、慎刑、营造、庆丰七司，广储司设银、段、衣、茶、皮、瓷六库，织染局，江宁、苏州、杭州设织造监督，又有御茶膳房、御药房、三旗纳银庄、官房租库、官学、刊刻御书处、武英殿修书处、养心殿造办处，均统于总管大臣或隶属七司。（《清朝通志》六六）康熙十三年奉宸苑、武备院、上驷院亦由府兼辖。于是阉宦之权全归内务府。各司的职掌同它与内十三衙门之分合，可参见《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 内务府总管无定员，由满洲侍卫府属郎中，内三院卿简补，或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兼摄。初秩从二品，乾隆十四年定正二品；各司设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笔帖式，秩与各部同；各库有司库，正六品。（《会典》卷三，卷八十七，《史稿·职官志》五）织造官由内务府司官兼管。 厄夫 或作额驸，汉语为女婿，系在人名之下作为尊贵称号。如《太祖武皇帝实录》数称“呵呵里厄夫”，“恩格得里厄夫”，“荅儿汉厄夫”，“查哈量厄夫”等全是。后来改译额驸，又系在本人名字之上，如“荅儿汉厄夫”，《东华录》作“额驸达尔哈”。（天命四年八月己巳）《太祖武皇帝实录》修于天聪，所保存的是当时制度。《东华录》所据是乾隆校订后的实录，可知额驸称号系姓名之上是入关以后的制度。 王 甲 完颜的别译。部族名，又姓，以部为氏。 原刊《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