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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战争既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又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独特方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历史学应该予以关注。建国以来，以太平天国史为代表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受到广泛关注而且成绩卓著，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太平天国史成为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显学。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三方面值得肯定：首先是不少前辈学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搜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其次，发表了大量学术论著，从宏观到微观，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到思想、文化、人物、典章制度、宗教礼俗等方面对太平天国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的分析，例如罗尔纲先生的四卷本《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再次，培养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 太平天国运动所以能成为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并取得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缘于20世纪中国特有的革命性语境和主流话语系统的深刻影响。当然，此种革命话语环境和主流话语系统的消极影响也毋庸讳言。这便是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学术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从而形成了一些固定化的主流理念，正如沈渭滨先生所说：“几十年来，太平天国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特定的规范性话语”。诸如：太平天国运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其性质是反封建的农民革命；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贫苦农民；革命目标是反对封建剥削者和封建压迫者，由于革命发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除了担当起反对封建势力的任务外，已经担当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任务；革命理论是体现在洪秀全所写宗教作品中的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思想；革命纲领是以平分土地为核心的《天朝田亩制度》；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但根本原因是由于它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等等。（注：沈渭滨：《太平天国研究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复旦学报》（社科版）2000.(5)。）应该说，这些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一整套规范性话语中确有可取之处，但它们的总体倾向却十分明显，对太平天国溢美、颂扬有加，从总体上对农民运动或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意义和影响等根本性问题作出了过高的评价，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近代农民战争被自觉或不自觉地美化和神化了。 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十多年来，不少学者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胆识对以往许多被奉为圭臬的传统结论和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中，不少看法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长期以来美化、神化农民战争及其领袖人物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纠正，一些新观念、新范式、新方法的运用大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近代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认识。然而，许多大胆、有益、不囿于陈规旧说的学术观点也遭致了不少批评。应该承认，绝大多数学者是在进行着严谨的学术讨论与争鸣。然而，争鸣讨论关系到如何认识和评价近代农民战争乃至如何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问题。 有鉴于此，笔者综合借鉴学界已有成果并结合个人的思考，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分而论之，作为一种反思。 第一，洪秀全是一个“救国救民者”吗？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首倡者和“精神领袖”，评价太平天国运动，首先要谈洪秀全。以往不少论者在拔高太平天国性质和历史作用的同时，很自然地将洪秀全定性为农民革命领袖，更有甚者，把洪秀全颂扬为一个“救国救民者”。洪氏所走的果真是“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吗？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洪秀全造反的基本动因谈起。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当然与农民反对封建剥削有关，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加入太平军。但是，广大农民由于不堪剥削而加入太平天国的队伍与洪秀全因特定的原因而发动造反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晚清颓败的社会里，阶级矛盾固然尖锐，但是除了根本性的带有全局性的阶级矛盾外，其他各种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同样不可小视，诸如宗教的、宗族的、文化心理的、个人期望值与社会满足之间的落差等等。如果我们只注重阶级矛盾，并将它作为一种万灵药来应付一切，我们的研究就难免片面化、简单化，就不能准确而深刻地反映历史真实。 对于洪秀全来说，从1827年到1843年的连续四次的科举落第，才是他造反的真正原因。连续落第，对于一个生活在底层社会、急切盼望功名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社会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当人们通过常规的途径而无法达到个人目的、满足个人愿望时，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应付这一人生遭遇。大多数人总是以转换目标或降低要求来排解郁闷、消解失意。而另一类人，则有可能选取极端的非常规的手段来满足个人的愿望。愿望愈持久强烈、心理落差愈大，其走极端的可能性就越大。悲观绝望的洪秀全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铤而走险，走上造反之路的。有一种说法，认为“他醒悟到清朝科举制度的腐败，激起了对现实的不满，开始把个人的坎坷遭遇同当时社会制度的腐败、人民群众的苦难联系起来，促使他决心同科举功名决裂，而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注：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第3册，第5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实际上，洪秀全因屡试不第而对科举制度怀有仇恨以及由此产生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把他个人的这种仇恨心理与消除社会制度的腐败、解除人民群众的苦难联系起来，并说成是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似有拔高、牵强之处。与其说洪秀全造反是为了救民众于水火，倒不如说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来得更真切、实在。早在1848年，洪秀全就在其《太平天日》中自称“真命天子”，反来又写下“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的诗句（注：《太平天国》（资料丛刊）六，第869页。），表明洪秀全在酝酿造反之初即有着浓重的个人色彩，他的个人理想就是要做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的人间君主。因而金田起义不久，洪秀全便急切地在东乡登上“天王”宝座。建都天京后，更是大肆挥霍民力与资财，建造极其豪奢宏大的天王府。洪秀全深居宫闱，穷奢极欲，不问政事。他利用了民众对腐朽统治的不满情绪和对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作为满足其自身愿望的工具，其私欲还随着造反进程的发展而急剧膨胀。起初，他不过是一个想改变人生境遇的农村小知识者，到了后来，他则完全蜕化为追求极端专制统治和腐朽没落生活的皇权主义者。学界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农民战争领袖不可避免地带有“帝王思想”，洪秀全也难以例外。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这种“帝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造反领袖的实践，影响着农民战争的命运，那么，这种“帝王思想”还能被美化为救国救民吗！与其说洪秀全的革命思想在指导着太平天国运动，毋宁说他的“帝王思想”决定着农民斗争的命运。刘邦、朱元璋造反成功，自然成了封建帝王，洪秀全的帝王之梦没有能长久下去，我们便目之为农民革命领袖。如此定论是值得推敲的。李秀成在总结天朝亡国之误时曾言“误主不问政事”（注：《忠王李秀成自述》，《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试想，一个仅仅在东南一隅建立起“小天堂”便开始“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的人，难道可以被尊为“救国救民”的农民革命领袖吗？洪秀全是一个造反英雄，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但决不是一个从一开始就盘算着如何“救国救民的农民革命领袖”。 不光洪秀全走上造反之路有着浓重的个人因素，太平天国其他一些领导者也有类似情况。冯云山，这位拜上帝会时期极重要的组织者，走上造反之路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科场的多次失意。韦昌辉倾其殷实富有之家财加入太平军，则是因为韦家在金田村“人少无功名，有钱无势”，常受大族欺凌，遂横下一条心，期待他日功成之时，既能一雪家仇，又可安享富贵。再看石达开，造反的直接原因是其祖籍广东和平，迁居广西贵县后，在土客械斗中失败而无家可归。至于参加金田起义的普通民众，他们大多怀着敬畏和向往的双重心态：有的是因为随大流，“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为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有的是因为深受剥削和压迫，衣食无着，“实因食而随”。（注：《忠王李秀成自述》，《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笔者以为，无视洪秀全等人的个人动机和目的，一味地听凭他们那些愚昧民众的宗教妄言，不加分析地以惯于盲从的农民因追求所谓天堂生活而广泛参与其中作为依据，而肯定洪秀全是一个代表民众利益的救国救民者，有违历史事实。 第二，太平天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的本质是什么？ 金田起义时，太平军就颁行了“圣库”制度。它规定禁止个人私有财产，一切财富“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实行供给制。“圣库”制度是一种不同等级的供给制。普通民众从“圣库”得到的仅能维持最起码的生存需要，过着“通天下皆一式”的最低标准的生活。天王府旁，“守卫之天军，衣服褴褛破烂，蓬头垢面，身体污秽。虽天王神威咫尺，而凄凉颓败之景状即在门外”。（注：富礼赐：《天京游记》，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第217页。）洪秀全、杨秀清等诸王却在“圣库”制度的掩盖下极尽享乐之事，其奢靡之风绝不亚于封建王侯。《天朝田亩制度》作为一个纲领，它提出了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改革方案。根据这个纲领，不少学者将太平天国政权定性为反封建的革命政权，理由是它的基本精神是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均分配土地，实现人人平等、处处平均，所谓“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应该看到，《天朝田亩制度》始终是一个流于空想的观念型的东西。这个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案在理论上只能是一种空想、幻想，在实践上也未真正推行过。作为一个纲领，其平分土地的精神确实起到了激荡人心的作用，但民众们并未从中得到实际利益。相反，天国的领导者们所倡导和建立的是一个满足他们个人或小集团穷奢极欲的专制腐朽的小天堂，而绝非那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间大天堂。太平天国真正实施的政策依然是承认地主占有土地，而农民则依原有的租佃关系“照旧交粮纳税”。在太平天国所控制的地区，农民抗租和太平军镇压农民抗租的事件时有发生。太平天国的社会和文化政策更加反映了这一政权的专制腐朽和愚昧落后。太平天国在其颁行的《幼学诗》中即宣称朝廷乃“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注：《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一，第232页。）它在天京推行的是如诸匠营、百工衙等军事化的集中管理模式。把一些具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集中起来，大量地生产军需物资和日用消费品。这种集中生产的办法，固然有利于战争的开展，但作为一种长期政策，其实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事实上，工匠们不堪忍受高压式的集中化管理，逃亡和反抗的现象也较普遍。更有甚者，太平天国长期实行违背人性、破坏人伦的男女隔离制度，弄得人人妻离子散，怨声载道。太平天国在文告中提出：“一夫一妇，理所宜然”，而诸王尤其是洪、杨二王则妻妾成群，荒淫无度，此种多妻制和纵欲主义，相反却被认为是合于天命，杨秀清曾言，“婚姻天定，多少听天”（注：《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01页。）。太平天国对待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极尽摧残毁灭之能事。洪秀全因科举落第而产生了严重的报复心理，不少读书人被指斥为妖人而沦为太平军的刀下鬼。“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注：《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三，第232页。）太平军所到之处尽毁文化典籍及书院寺庙，“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注：《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一，第313页。）当时有人记载说：太平军“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注：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资料丛刊）四，第735页。）如此粗暴做法令知识分子心惊胆寒，纷纷逃离，一时间天京竟“无读书练达之人”。（注：陈徽言：《武昌纪事》，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第4册，第600页。）论者或以为太平天国毕竟有开科取士之举。天国的科举实在是一种变了味的科举游戏。它的考题多为洪、杨歌功颂德，凡通文墨而不应考者斩首不留，迫使知识分子畏于身家性命而投考。1854年湖北乡试“入场未及千人，取中者至八百名”。可见，此种开科取才，实为愚弄众生、考问民心归顺之举。尽管太平天国后期尽毁古书之事有所收敛，但洪秀全唯洪氏教义独尊、大搞蒙昧主义的政策并无改变，删书衙的成立便是明证。 然而，不少论者不同程度地承认太平天国此种违反人性、摧残文化的专制蒙昧政策，但又常常从这里引申出所谓太平天国政权的反封建性、革命性。由太平天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我们看到太平天国政治上并非人人平等，实行的是等级森严的制度；经济上亦无平均主义，实行的是官僚特权和农民“照旧缴租纳粮”；文化上是消灭传统文化，唯洪氏教义独尊。“酝酿大起义的时候，洪秀全可以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思想作为发动群众的武器；可是，做了天王以后，他又要用‘三纲’思想作为维护自己政权的武器。”（注：茅家琦、方之光、童光华：《太平天国兴亡史》，第1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盛名之下的太平天国，不少民众和下层将士们由原先对封建统治的不满和反抗转变成了对腐朽、骄奢的天国新贵们的怨尤。 第三，太平天国的负面影响不容否认 谈到太平天国的历史影响或历史意义，人们总是习惯于使用诸如“太平天国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者，大大削弱了清朝统治势力”，“它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促进了人民大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等等评语。作为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造反运动，太平天国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清朝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影响了晚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但是无视太平天国运动实质上仍是一场旧式的以改朝换代为指归的农民战争的历史事实，坚持认为太平天国揭开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人民大众的觉醒，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马克思在1862年深入了解了太平天国的真相后，曾深刻地指出：“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注：马克思：《中国事件》，《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马克思在这里给太平天国一个准确的定位，那就是毫无建设性的破坏。如果硬要说洪秀全们具有建设性的话，那么这种建设性仅仅表现为对偶像的置换——由敬中国的孔子变为拜西方的上帝，由拜多神变为只拜一神。太平天国运动有着冲击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但是，它使整个社会付出的历史代价却又是惊人的。它的破坏性表现在许多方面。文化的摧残无须赘述，单是人口的罹难、土地的荒芜就让人触目惊心。在太平军与清军的旷日持久的争战中，无数生灵惨遭涂炭。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场正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导致五省直接死于这场战争的人口竟达5400多万，另外因饥荒或瘟疫而间接死于这场战争的人口数也达数千万之巨。（注：葛剑雄等：《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第10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东南富庶之地一时哀鸿遍野，道馑相望，这种惨绝人寰的劫难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不妨让我们看看相对中立的外国观察者对战后浙江和皖南的考察见闻：“尽管土壤肥沃，河谷地带已完全荒芜”，“不时可见到临时搭凑的小屋，暂为一些可怜的穷人的栖身之处”，“无论是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很难想象对生命财产的破坏有比这个地方更可怕的，可是这些地方只不过是遭遇同样命运的广大地区中很小的一部分。看过像这样的地方，人们才能了解东亚的种族在感情极度冲动的时候，是能够摧残破坏到什么地步”，“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幸存的人口的百分比，一般说每百人中仅有三人幸存。西天目山庙中以前有四百和尚，乱后仅三十名幸存，但乡村和城市中幸存的比例更低。大多数人是在逃往深山后死于饥饿的，但死于太平军之手的男女及儿童数量也极大。”（注：葛剑雄等：《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第97-9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对于这场战争的浩劫，自然争战的双方都有责任，我们更不能将战争的灾难归咎于那些深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普通的太平军将士们。但是，今天我们来历史地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时，不应该忽视其负面影响。 太平天国研究中的革命话语与近代孙中山、毛泽东等历史伟人对洪秀全的某些评价也有一定关系。我们应当正确对待这些评论。孙中山先生在早年倡导排满革命时常以“洪秀全第二”自诩。但冷静地分析就会看到，中山先生所赏识的乃是洪秀全的强烈的反叛心理和造反精神。这种反叛心理和造反精神对于早年酝酿从事反满革命的孙中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孙中山所走的道路与洪秀全完全不一样。毛泽东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而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其本质来说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洪秀全曾经被列为中国近代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已有不少学者对此作过评论。19世纪中叶，西方先进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高扬科学、民主、自由与平等的精神，是科技发展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洪秀全从西方拿来的仅仅是宗教神学，他只不过是借用西方宗教神学与中国封建迷信来达到蛊惑人心、发动民众并最终创建神权与君权统治的个人目的。 必须秉持历史理性和学术良知。“什么立场说什么话”实际上与科学的历史学研究是两相抵牾的。对于包括近代农民战争在内的一切历史现象，我们所采取的态度应是说明而不要拔高，解释而不能美化。对于那些具有很大负面影响的运动，我们更是要予以理性的审视。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旧式农民造反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对于病态社会的一种极端化的对抗，是对于他们自身价值被贬损的一种心理补偿。洪秀全们在其宗教狂热的背后，隐藏着不少个人的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近代农民战争中的专制、愚昧政策实际上严重压抑了近代农民政治、经济的诉求，遏制了万千民众的革命性，从而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进程。 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正当性，正确认识农民战争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正确评价某些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的动机与效果，是当代历史学中一个必须正视的大问题，也是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拨乱反正的内容之一。 （资料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