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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对史学进行反思的“史学史”之因素很早就产生了，而且异常丰富。但是，作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学科，“中国史学史”则是在20世纪随着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而产生的。就本人所知，“中国史学史”的名称，最早在胡适1924年发表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①中出现，虽然是指中国史学的历史，但却没有“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意思。最早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是梁启超。1926年至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专门讲述了“史学史的做法”，不仅提出了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一词，而且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中国史学史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成为在历史学系统中举足轻重的一个二级学科。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师承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说20世纪前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那么，20世纪后期对这门学科贡献最大的则是白寿彝。可以说，梁启超、白寿彝分别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立时期和比较成熟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可作为中国史学史学科诞生和繁荣的两个标志。21世纪，我们要开创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新局面，应该对我们的家底作一个盘点，理清从梁启超到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学术系谱。由于学术界对最近20年的史学史发展状况一般比较熟悉，本文在论述上取“详远略近”之写法。 一、把梁启超作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奠基者，是没有异议的。笔者曾发表《梁启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性贡献》，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此不赘论[1]。就师承关系而论，梁氏的学生中以研究史学史名家的有姚名达、陆懋德、卫聚贤、刘节等。他们都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听过梁氏讲课，得到过梁氏的指导。 姚名达，字达人，1925年他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即有意研究史学史，并向梁氏表示过这个意愿，深得梁氏的喜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就是梁氏在台上讲，周传儒、姚名达记录，后经梁氏略加整理而成的。梁氏在讲课中说:“中国的史书既然那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现象。”此时在下面听课的姚名达就有点不服气。他在这段话下面加了一个案语:“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至今二年，积稿颇富，唯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2]姚氏致力于中国史学史，拟定了宏大的著述计划:(一)《中国史学丛书》12种，包括《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年表》、《中国史书所知表》、《中国史学家列传》、《中国史学家论文集》、《中国史书目录》、《史学溯源》、《史官制度考》(一名《史官制度史》)、《方志学史》、《传记学史》、《史书要籍解题》、《史籍通考》。(二)《史家传谱丛书》11种，如《刘知几年谱》、《刘宗周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章实斋年谱》等。(三)《史法学丛书》21种，如《史学原理》、《史书目录学》、《刘知几史学》、《章实斋史学》、《史学与报学》等[3]。三类丛书，都是围绕着中国史学史而设计的。姚氏著作刊印行世的有:《刘宗周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中国目录学史》，以及增补胡适的《章实斋年谱》。据说他已撰写了《史官制度史》、《史观史》、《作史方法史》、《史书体例史》、《史学的起源》、《佛家史学史》等书稿。但由于他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这些书稿均未刊行，也不知下落，可谓是中国史学史的重大损失。陆懋德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师范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编有翔实的讲义。他的中国史学史讲义分为九章，分别是“历史的起源”、“夏商及周初的史学”、“春秋战国的史学”、“两汉的史学”、“魏晋的史学”、“南北朝的史学”、“隋唐的史学”、“宋元明的史学”、“清代的史学”，主要介绍史家和史书，对重要的史学活动略有论及。陆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以后，曾留学美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世纪40年代出版《史学方法论》，融贯中西史学理论，颇有特色。卫聚贤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持志学院和暨南大学均开过中国史学史②。其讲义内容有“定义”、“历史的起源及演进”、“史学的分类及目录”、“正史及史目”、“历代的史官”、“历代的史学家”。卫聚贤治学领域很广，著有《古史研究》、《中国考古学史》、《历史统计学》、《十三经概论》等，重视史学史和历史研究法是其治学特点之一。陆懋德、卫聚贤20世纪30年代即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开设中国史学史，应该说，他们是较早从事该门课程教学的学者。 刘节也是出身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比姚名达晚一届[4](P55)。新中国成立前他并未专注于中国史学史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到中山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掀起了中国史学史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刘节教授表现活跃，在广东省史学会积极组织研讨会，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分期、教科书的编写等进行了研究。他发表的《谈史料学与史学史》，是当时讨论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他撰写了中国史学史的书稿，据施丁研究员说，该书稿曾交与人民出版社，因刘节被错划为右派，书稿没有出版。1961年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登载了他的讲义目录，分为两部分，即史料学目次和史学史目次。“四人帮”垮台后，他的讲义经他的学生整理，题名《中国史学史稿》，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该著在介绍每一个时期史学的基本面貌时，大致是按照史官制度、主要史家、主要史籍、史学发展概况的顺序叙述，显然是运用了梁启超的理论。但刘节重视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这是他发展其师的地方。 在20世纪30年代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受梁启超思想影响的还有吴贯因的《史学概论》、胡哲敷的《史学概论》、杨鸿烈的《史学通论》等。它们对中国史学史的论说，大都承继了梁启超《新史学》中的观点。 在梁启超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前六七年，也就是1919—1920年间，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中国史学概论”，并编写了讲义，内容包括中国史学之起源、中国史学之派别、历史哲学3篇。以后在其他大学讲授此讲义时，删除了《历史哲学》部分。从其内容看，该讲义带有中国史学史的性质，主要从史官、史书体裁变化两个方面阐述了史学的成立和发展，勾勒出了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貌。他运用了德国史学家兰普勒?希特德(KarlLamprecht)的理论，开启了以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学的先河。因此，朱希祖在研究中国史学史方面，亦有筚路蓝缕之功[5]。朱氏之后，在史学史方面有成就的如金毓黻、姚从吾、傅振伦、朱杰勤等，当属于朱氏系谱的学者。1936年，金毓黻从日本回到南京，到朱希祖任系主任的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1938年开始讲授中国史学史[6](P4103)。他的《中国史学史》，几经周折，1944年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该书在当时影响很大，被认为是考辨扎实、内容丰富之作，教育部指定它为大学教本。作者在《导言》中述说他撰写该著时参考了梁启超的“史学史的做法”，但对梁氏的论述，仍感“语焉不详”。金氏运用了梁氏的史学史体系，但在史学史的基本理论方面，他又作了一些探索，也有自己的个性特点[7]。金氏在写作是书时还参考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概论》讲义，并吸收了其中的观点，特别是在《结论》部分，更是直接运用了朱氏的理论和论点。金毓黻曾致书朱氏，盛赞其史学成就，说:“近见吾师所著《濮族考》，可谓名世之文，前人未经道过。尝谓吾师之史学，可在国内自树一帜，发前人所未发者甚多。……近撰《史学史》，引用师说甚多，即缘此故。”[8](P196)金氏于1913年至1916年在北京大学国文门读书，听过朱希祖的课《中国文学史》。以后，他们在文献搜求、考订方面多有交往。金氏与黄侃关系密切，而朱氏与黄侃都是章太炎的弟子。所以，无论是求学于北大，还是师承关系，金氏在史学史的研究上均可划入朱氏之系谱。姚从吾是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时期的学生。1923年，朱希祖建议学校选取文理科高材生，派送德国。文科留学生专攻史学方法、史学史等科目。姚氏留德11年(1923—1934年)，是著名的蒙元史专家。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他也造诣很深。20世纪40年代初，曾在西南联合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讲课生动，深受学生欢迎[9]。傅振伦是北京大学的学生，1922年入北大预科，后升入北大史学系。当时朱希祖讲授“中国史籍选读”，首先讲刘知几的《史通》，对傅振伦影响很大。1927年10月，朱氏推荐傅振伦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亲自辅导他研究《史通》。傅氏在这一时期写成并出版《刘知几之史学》(一名《史通之研究》)，在此基础上又编著了《刘知几年谱》。他还写了关于郑樵、章学诚的论文多篇，成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研究史学史的一位新秀。研究所毕业后，他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史学通论”。1944年在出版该著时，为了与其师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书名相区别，乃改成《中国史学概要》。该书论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受朱希祖的影响十分明显;对郑樵的批评，则与金毓黻的观点相同。傅氏学术受朱氏提携较多，谈及朱氏对他的鼓励时，他说:“余每有专著，辄就正于先师”，“及阅《史通之研究》，推为研究刘知几学说之津梁，论《刘知几年谱》，曰搜集资料甚备”[10]。朱杰勤是朱希祖1932年南下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时招收的研究生。当时朱杰勤没有大学文凭，按照规定，不当录取为研究生。但朱氏在评判朱杰勤的考卷时，对其史学功底扎实、文笔畅达很是赞赏，认为是“可造之才”，主张录取[11](P74)。朱氏在中山大学开“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12]。朱杰勤当时跟朱希祖学习的是秦汉史，但受其师影响，他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也很用功，造诣颇深，60年代在暨南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1980年，他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文革”结束后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史学史专著。 以西洋史学史为借鉴，从事中国史学史之建设，这是何炳松研治中国史学史的特色。何氏曾留学美国数年(1913—1916年)，对西洋史学有深入的研究。1924年，他翻译的《新史学》的出版，标志着20世纪初通过日本引进西洋史学理论的终结。1925年，何氏与郭斌佳开始合作翻译美国绍特韦尔(JamesThomsoShotwell)著的《西洋史学史》(AnIntroductiontotheHistoryofHistory)，何氏在《译者序》说，翻译此书，意在为编撰中国史学史作借鉴。在他计划编译的《西洋史学丛书》里，还有一部书是英国史学家古奇(Gooch)著的《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HistoryandHistoriansintheNineteenthCentury)。该书也是由郭斌佳协助翻译，并完成过半，自谓“不期年当可脱稿”[13](《译者序》)。大概是由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日本飞机轰炸，此书未能出版。何氏发表研究刘知几、章学诚的文章多篇，还有通论性的文章《中国史学之发展》，著有《浙东学派溯源》，对中国史学史有贯通性的看法，30年代，商务印书馆登出新书广告，内有何炳松著的《中国史学史》(但不知何故，这书始终未见面世)。要之，何炳松对中国史学史学科也有开拓性的贡献。郭斌佳是何炳松1925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好学深思，有志于史学，英文成绩优异。他除协助何氏翻译上述两书外，他还独自翻译了弗领(RobertFling)的《历史哲学概论》(新月书店1928年版;黎明书店1934年版)。何氏系谱中还有一位卢绍稷，他是何氏在大夏大学授课时的学生，他著的《史学概要》在30年代比较有影响，该著的写作得到了何氏的指导，其中涉及到中国史学史的部分，基本上是根据何氏的观点写成的。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了“史学思想史”，《史学思想史》(讲义)以欧洲近世重要史学家的思想说明了历史观的变化和发展，从思想史上论述了唯物史观是科学的、进步的历史观。虽然它研究的不是中国史学史，但它研究的是史学的灵魂———历史观、历史思想的历史，所以，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开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以后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4年他又出版了《史学要论》，这是第一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成的史学概论，为中国马克思主史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李大钊的史学观念对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大量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大都包含史学史的内容，刘剑横的《历史学ABC》(1932年版)、周容的《史学通论》(1933年版)、刘静白的《何炳松历史学批判》(1933年版)、李则纲的《史学通论》(1935年版)等，都明显地接受和运用了李大钊的史学理论。应该说，他们都是属于李大钊学术系谱的学者。 20世纪20年代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系，办了多种史学杂志，如《史地学报》、《学衡》等，培养了大量史学人才，其研治史学，在国内独树一帜，被称为“南高学派”。柳诒徵是这一派的核心人物。1926年，柳氏撰写了一本《史学概论》，内分七章，分别是史学之范围、古史、正史、近世史、编年纪事分类之史、地理、史学书。内容大都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论述。这一年他还发表《中国史学之双轨》，对中国史书的渊源流变进行了分析和归类，是一篇有影响的史学史论文。在柳氏的学生中，郑鹤声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绩突出。郑氏大学毕业时，以《汉隋间之史学》为题，撰成十几万字的论文，深得柳诒徵的称赞。柳氏在其论文上批“一时无双”四字，并推荐到《学衡》杂志上发表。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前加柳诒徵题词的单行本。郑鹤声大学毕业后，到云南高师教书，编有《中国史学史》4册作为讲义。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把它作为郑氏丛书的一种予以出版[14](P237)。此外，他还撰有中国史学史的论文多篇，史家年谱多种。这些成果说明，作为一个青年学者，郑鹤声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佼佼者。 20世纪30年代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史学史的还有蒙文通、朱谦之等。蒙氏在四川大学讲中国史学史，他是一位经学史家，师承经学家廖平、刘师培等，他的史学史研究，以明变为宗，在史学转变处，着墨较多。他还认为史学与哲学关系密切:“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15](P222)他的史学史成就，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顾颉刚的高度评价，说“前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现任华西大学教授蒙文通是治史学史最有成就的一位，虽然他不长于外文，但是他能批判接受西洋史学史权威的方法”[16]。朱谦之20世纪30年代在中山大学讲授过中国史学史，曾发表《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综合黑格尔、孔德、伯伦汉的理论，将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分为故事式的历史、教训的历史、发展的历史[17](P57)。他注意中西史学的对比和贯通，注意把史学史研究同当代史学的发展结合起来。 自20世纪20年代提出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问题后，史学史研究就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在整个30年代，并没有出版中国史学史的专门著作，史学史的内容，大都蕴含在史学理论著作中，如史学概论、史学通论等。史学史在这些书中的地位是附属性的，是为论述史学理论服务的。到40年代，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4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魏应麒、王玉璋、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魏应麒在抗日战争前旅居日本，1937年春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约，承撰《中国史学史》。抗战爆发后回国，先后在南京国立编译馆、福建省政府教育厅及厦门大学任职，他的《中国史学史》是在辗转播迁、流离奔徙的环境下，经过3年的努力才完成的。在该书自序中，魏氏提到了梁启超、何炳松，说:“中国史学史，前无作者，梁启超、何柏丞二先生皆有志为之。梁先生因多病不果，寻即下世;何先生以公务倥偬，亦未克躬自为此。”并说自己早有撰中国史学史之志，却“无缘专获登二先生之门有所请益;故今书中所述，皆余一人之己见”[18]。王玉璋1936年秋曾在北京任教，住北海北京图书馆附近，常去馆中“批阅群书，恣意浏览”，在慨叹“我国历史著述之宏富”的同时，逐渐产生撰著“中国史学史”之念，并积稿20余万字。抗战爆发，文稿遗失。在大后方，他结识了金毓黻、蒙文通等，得到他们的指点，“俟后即以二先进之指示参以个人前此之所得，努力以致之”。“余为此篇，远宗梁先生之大义，而略为去取，以救研述之方便。借静庵先生搜罗之宏富，而取精用宏裁以自我史观之大义，而成一新系列”[19]。从学术继承上看，魏应麒、王玉璋和金毓黻3人都重点提到了梁启超关于“史学史的做法”中的观点，并在撰写过程中，自觉地参考它，所受梁氏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3位作者，魏应麒与金毓黻、王玉璋似乎没有联系。而金氏与王氏则是有联系的。王氏在写作时参看了金氏的讲义稿，个别地方袭用了金氏的材料乃至原文。在魏、王、金三氏的《中国史学史》出版以后，傅振伦的《中国史学概要》、蒋祖怡的《史学纂要》、方壮猷的《中国史学概要》、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周谷城的《中国史学之进化》等又先后出版。这些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也各有特色，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方壮猷和周谷城都注意区分“历史”和“历史学”。如周谷城说:“历史为人类过去之活动，属于生活之范围;史学为研究此种活动之结果，属于知识之范围。”[20](P68)这种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自觉区分，表明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的观点已被学者运用于史学史的研究中，是史学史基础理论进一步提高的表现。 二、新中国成立后，整个社会和学术文化都处在一个转型时期。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沉寂期。1961年，以教育部召开的文科教材会议为契机，全国掀起了史学史基本问题的大讨论，史学史的学科建设迅速开展起来。北京、上海、广州、济南、武汉、西安等地召开了多次学术座谈会;学术刊物、报纸等也都热忱宣传和刊登讨论会的盛况和问题争鸣，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史的普及，激发了史学界对史学史研究的兴趣。根据教育部的决定，中国史学史教材由白寿彝和吴泽负责编写。白寿彝负责古代部分，吴泽负责近代部分;西方史学史则由复旦大学的耿淡如负责，这样在全国就逐步形成了几个相对集中的史学史研究群体。 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史学史研究室，编撰《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为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作准备。这一阶段，白寿彝发表论文较多，如《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寓论断于序事》等，都是影响比较大的文章。白寿彝曾在20世纪40年代初在云南大学开过中国史学史课程，并发表过对金毓黻著的《中国史学史》的书评，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对该著具有浓重的书目解题气味也提出批评，但白寿彝自己也没有找到编纂史学史的更好方法，并为此而困惑[21]。白寿彝早年在燕京大学从黄子通读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新中国成立后，他接受唯物史观，努力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问题，与侯外庐学术交往密切，学术上相互切磋，曾为侯氏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撰写了“刘知几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元代马端临进步的历史思想”等章节。他对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的重视，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一领域成就比较突出的学者如陶懋炳、施丁、邹贤俊、瞿林东等，就是他这一时期的进修学者或研究生。他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从远古时代写到唐朝中期的刘知几，这是他在这一时期的系统性成果。吴泽也招收了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如袁英光、桂遵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中国近代史学史方面。吴泽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方面就有一定的影响，著有《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与吕振羽、翦伯赞等有密切的学术交往[22]。南开大学的杨翼骧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发表的《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刘知几与〈史通〉》等都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他也招收了史学史方面的进修学者[23](P368)。杨翼骧毕业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学期间姚从吾为其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其史学史方面的论文作也亲受姚氏指导[9]。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比较活跃的还有刘节、齐思和、师宁等。正当中国史学史学科开展得如火如荼、不断取得成果的时候，“文革”爆发了。和其他学科一样，这门学科被打入了冷宫，史学史专家大都挨批受整，以致长达10年没有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史学史的学科建设重新走向正轨。“文革”前，史学史在高校历史系的教学科目中属于选修课，20世纪80年代中期修订教学大纲，该学科被列为必修课。1990年代，它与“史学理论”合并，成为一级学科“历史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即“史学理论与史学史”。20多年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超过了整个20世纪前80年的总和，教研队伍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发展很快，专门从事史学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学者基本上读过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或进修学者主要集中在素有史学史研究传统的几所高校和研究单位。它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杭州大学(现与浙江大学合并，成为浙江大学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白寿彝、吴泽、杨翼骧、张孟伦、仓修良、尹达等是最早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的导师。其中，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方面创获最多，在学术组织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堪称20世纪后期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一面旗帜”[24](P343)。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史学史领域做出显著成绩的学者大都出自上述几位史学史专家的门下，并成为新一代的学科带头人，如北京师范大学的瞿林东、吴怀祺、陈其泰等，华东师范大学的盛邦和、胡逢祥、朱政惠等，南开大学的乔治忠、姜胜利等，都分别成为这些学校的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接过了老一代学者的接力棒。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派不再受到提倡和鼓励，但是“师友间的共同旨趣、师弟子相传的学术传统还是存在的”[25]。近10年来，这些学校培养的众多研究生或进修学者分布到全国各高校历史系，成为该学科研究的生力军和教学骨干，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普及。现在，国家教育部为了发展这门学科，在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基地，设置重大课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招标，以促进国内史学史专家的相互合作与协同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可以说是蒸蒸日上，前景广阔。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学者数量众多，而且他们的学术事业正处于发展中，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史学史学科的学术系谱，就不展开详述了。 三、中国史学史学科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大的方面，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上半期是一个阶段，20世纪下半期又是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进行自觉论述的主要是梁启超，是梁启超设计的史学史内容体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无论是发表的论文还是出版的著作，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梁启超所提出的四项，即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所说的:“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2]这四部分内容，应该说都是史学史必须研究的基本内容。四部分之间，也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它们在史学史上是依次出现的，在对史学的发展上，有一种层层推进的作用。今天看来，这些内容仍然重要，有的还属于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但是，它的不足方面也是明显的。首先，这个体系难以反映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因为这四个部分不是同一层面下界限分明的几个方面，所以不易反映一个时代史学的全貌，这样，史学发展的前后联系及阶段性就可能反映不出来。其次，以史家为线索，很容易把史学史写成孤零零的史家传记或对其著作的解题式介绍，不利于将史学史写成一个有机联系的发展过程。要而言之，不论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梁氏所设计的这个框架，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都产生了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几本中国史学史，基本上是在这个体系上写成的，有的甚至没有达到这个体系的要求。 20世纪后半期，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又作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在理论方面最为系统的当属白寿彝。白寿彝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理论特色，与他提倡研究史学遗产是分不开的。20世纪60年代，他发表《谈史学遗产》;80年代，他又先后发表5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分别从历史观、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方面对中国的史学遗产进行总结，并在他主编的《史学概论》和撰著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逐步完善，从而形成了他的史学史理论体系。他说:“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国史学史，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中国史学史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21](P29)。白寿彝认为，历史理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等，是构成历史学的基本方面。横着看，任何一个史家或一部史著的史学思想，都在这四个方面有所反映，它们是构成史学的四个层面。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纵的角度说，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的发展状况，也都有它们那个时代所赋予的特定任务，从而构成从低级向高级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过程。由于这样的客观存在，因此，进而就能够提出总结史学发展的四个层面之理论。即是说，研究中国史学史，要以四个层面的理论为指导，有的放矢地进行。这样，四个层面说就具有了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从史学的“四个层面”揭示史学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是白寿彝多年探索的成果，也是他对史学史研究的一大贡献。白寿彝认为研究史学史，还要研究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研究史学与社会现实的相互作用等，这就突破了学术专史的局限，避免了就史学著作论史学的狭隘。他重视史学思想，认为史学史是对史学进行反思的学问，是比研究客观历史更高层次的学问。他关于史学史的学科理论，在许多方面，超出了梁启超关于史学史学科的理论框架，代表了20世纪后期关于中国史学史基本理论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史上，梁启超和白寿彝是代表20世纪前、后时代的两座学术高峰。两峰之间，绵延连续，层峦叠嶂，放眼望去，真是一派壮丽景象。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梁启超，还是白寿彝，他们都把中国通史作为自己的最高学术追求，都主张用综合性的体裁编纂大型的《中国通史》。梁启超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到1926年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论述的核心问题都是中国通史的编纂问题。他号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分头研治专史，以便将来集体编著通史，他本人拟有《中国通史目录》，并写出了一部分文稿。遗憾的是由于他去世过早，他的中国通史计划没有实现。白寿彝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编纂，他通过研究中国史学史，创制了编纂中国通史的“新综合体”。他与全国几百名史学家合作，历经20个春秋，终于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一部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实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家的愿望，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完成了梁启超的未竟事业。梁、白二人均把中国通史的建设作为最高的学术追求，反映了中国史学史学中这两座学术高峰的联系以及史学史与中国通史的密切关系。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但它又不是普通的专史，它关注着整个历史学的发展，也必定影响着整个历史学的发展。梁启超、白寿彝这两个史学史学科丰碑式人物的学术道路，清楚地向我们昭示了这一点。 注释: ①文中说:“《读书杂志》上顾颉刚、刘藜、钱玄同、胡堇人四位先生讨论古史的文章，已做了八万字，经过了九个月，至今还不曾结束。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见《胡适文存》二集，第70页，黄山书社，1996年。 ②1961年12月编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第四号，登录了陆懋德和卫聚贤编写的《中国史学史》讲义的目录。 参考文献： [1]周文玖.梁启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性贡献[J].求是学刊，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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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瞿林东.深入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J].郑州大学学报，2004，(1). （文章来源：《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