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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欢庆创会20周年之际，我很荣幸蒙学会邀请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借此机会，谈一点对澳门史学的体会，与大家分享。并以此表示对学会华诞的敬意。但澳门史学是个大题目，内容丰富，牵涉面广，本人学识有限，只能就某些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看法，聊充引玉之砖。不当之处，请学者们批评指正。 一、 澳门历史文化热的出现 目前澳门史研究的情况是非常好的，以下几点足以说明。 1、上世纪80年代中英与中葡两个联合声明签署以后，国人为了迎接港澳回归，海内外迅速掀起了一股认识港澳、研究与宣传港澳的热潮。在澳门，这个热潮迎来了1985年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的成立。当时学会提出了一个十分响亮、十分鲜明的口号，“研究澳门、服务澳门，面向社会，联系实际！”我们知道，学会集中了当时澳门学界的精英，他们大声呐喊，表明决心。开了一个好头，竖起一面旗帜，影响十分深远。 此后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也是澳门文化热的一个重要标志。每个团体都有自已的活动规划和指标。他们都为澳门学术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团体多自然学术会议就多。据有关方面统计，澳门学术团体召开的各类大小澳门问题研讨会达数十次之多。尤其是澳门社会科学学会主持召开的多次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推动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起了巨大作用。 2、澳门学术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自从1981年东亚大学建立后，大力培养人才；加上外来人才流入，不仅数量大增，而且队伍中不乏硕士和博士，质量也大为提高。 3、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从内地到港澳，陆续出版了大量资料、专著、论文和译著，成果丰硕，全面展示了澳门历史与文化的丰富内容。回归以后，澳门研究仍在继续发展，历久不衰。如今澳门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已经形成。今年申报澳门基金会举办的2005 年社科奖的著作达600多种。一些澳门学者还力倡开展“澳门学”的研究。这都是非常可喜的现象。说明澳门研究正在深入发展。 4、值得注意的是史料的发掘与出版，在澳门文化局和基金会等单位的大力倡导下，成绩非常突出。已出版的中文、葡文和英文的史料，达2000万字之多。其中包括《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葡萄牙东波塔馆藏中文档案）等珍贵档案文献；《远游记》（平托著）、《早期澳门史》（龙思泰著）、《历史上的澳门》（徐萨斯著）等名著译本，等等。这些史料，有我们见过的和从未见过的；也有我们听说过的或未听说过的。以前做澳门史研究的学问，由于史料分散，搜求十分艰难，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米无法做饭，没有史料无法进行历史研究。而往日史料踏破铁鞋无觅处，如今却可随手翻看，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总之，史料的大量出版是澳门史学最重要的基本建设，是对学术研究的重大贡献。 二、 澳门史研究的目的与方向 1、为什么研究澳门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之所以研究澳门历史，是要探寻澳门历史的因果关系，揭示澳门历史真相，阐明澳门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既要探索“澳门历史是怎样演变的？”，又要说明“历史为什么会这样演变？，其中有什么规律性？”。通过研究，使人们知道：澳门为什么会成为第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葡萄牙人为何会成为澳门的居留者？明清时期中国政府是如何管理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如何在澳门建立殖民统治的？后来中国政府又是如何收回澳门的？等等。还要阐明澳门文化的特征，以及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澳门如何从远东最大的转运贸易港，转变为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的东方蒙特卡洛的？今后它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等等。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在莫斯科对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老兵说：“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澳门历史对于我们，也是这样的一面明镜和教科书。 2、澳门历史属于地方史的范畴，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史。澳门是一个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从一开始就是涉外的历史。澳门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舶口贸易时期；2）、葡人居留贸易时期；3）、葡人殖民统治时期；4）、回归以后时期。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同葡萄牙人有关。因此，中葡关系是澳门几百年发展史的核心问题。这是澳门历史的一根主线。澳门历史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可以研究，但通常研究澳门历史都从研究中葡关系入手。因为如果离开这条主线，澳门史研究就失去它的重要意义。 3、澳门历史具有它本身鲜明的特色，其中，最主要的特色有三点： 首先，澳门曾经是长期被葡萄牙占领的我国领土。一般说来，葡占澳门与英占香港，都是殖民主义性质，但也有不同之处。因为，葡萄牙之占领澳门，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其间经历了‘临时的居留地’、‘长期的居留地’和‘永居管理澳门’这样几个阶段。而在葡人居澳的头300年中，我国政府一直有效地对澳门行使主权；只是在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内，中国对澳门的管辖权才遭到葡人的破坏。但即便如此，葡萄牙仍保证，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永远不得将澳门让与其它国家。同时葡人也不是通过战争手段夺取澳门。这些都与英国占领香港有所区别。 其次，澳门是中国开放的第一个贸易特区。澳门港的开放，大大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发达。丝绸之路亦即贸易之路，因为中国出口著名特产丝绸而得名。海上丝绸之路古代早就有了，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曾大大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前来朝贡贸易的国家多了，从东南亚、西亚，直到东非，一共有30多个国家。至于东南沿海地区中外商人勾结，从事走私贸易，就更加普遍了。及至葡人居留澳门，海外贸易又有了质的飞跃。由于明清时期中国官方对海外贸易的漠视，中外进出口贸易几乎全被葡人垄断。葡人作为转运贸易商人，大量采购中国商品运销海外各地，一直到亚、非、欧、美各洲。同时又运来当地的各种特产。这种贸易对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起了刺激作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而某些外国特产的输入，并在中国扎根，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产生一定影响。 再次，澳门又是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跟随外国商人一起来到澳门的，有一大批身穿天主教袍的西方文化人，他们热心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向中国传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同时又努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并推介于西方。他们往往视中国为第二祖国，居住三、四十年不归，许多人甚至老死于中国。而居留澳门的葡萄牙人则世代生息繁殖，使西方文化在当地扎根。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曾经掀起过两次高潮。第一次发生于16-18世纪，第二次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中，澳门在第一次文化交流的高潮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上这几点，既是澳门史的特点，也是研究的重点。只有准确地阐析这些问题，才能恰当地确定澳门的历史地位。 4、研究澳门历史，还必须注意一些关键的年代和事件。例如：1553-1557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贸易和居留；1744年，中国政府正式设置澳门同知官职，加强对澳门的管治；1849年，澳葡驱赶中国官员，开始对澳门实行殖民统治；1887年，签订中葡条约，同意葡人永居管理澳门；1909年，中葡澳门划界交涉；1987年，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于1999年回归中国。只有好好把握住这些典型事件，认真分析它的来龙去脉，才能对澳门历史的转折性变化有比较准确的认识。 三、 史料、观点及其他 1、历史研究两要素：一是史料，二是观点。历史是客观的，但研究历史的人却往往是主观的。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便会有不同的看法，皆因各人的立场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之故。虽然众说纷纭，但真理只有一个，将何所适从呢？我们认为，凡是经过大量史实印证、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看法，才会成为公认的正确结论。因此，我们研究澳门史唯一正确的方法，是实行史料与观点的统一，或者说“论从史出”，以保证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这就是说，要尊重客观事实，事实就是史料。有人说，研究澳门历史，一定要看葡人怎么说。不对。不是看他怎么说，而应该看他有什么史料。首先要力求占有大量史料，并对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深入分析而得出观点。这种做法，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2、史料要真实，才能作为历史的证据，虚假的史料则只会把我们引入迷途。那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史料要辨伪打假。例如葡萄牙传教士鲁德昭（一名谢务禄），于1641年出版的《大中国志》一书，其中有一段关于葡人因为帮忙中国驱逐海盗有功，而获得澳门的“史料”： ·····离那里（指上川）54英里之处，有另一个叫香山（Gan Xan）的岛，葡人称之为Macao（澳门），它很小，而且布满岩石，易于防守，有利于海盗和盗贼藏身；确实，在那时，有很多盗匪集中在该地，骚扰附近的海岛。中国人商议如何消饵这种祸害，但或者他们缺乏勇气去解决它，或者他们宁愿不冒任何危险，再丧失人，因深知葡人的勇气，就让他们去干这件事，答允他们说，如果他们能逐走海盗，则给他们一处居留地。 葡人满意地接受这一条件，尽管他们人数比海盗少很多，但在军事上则很有技巧，他们列成阵势，英勇地向海盗进攻，他们未损一人，而敌人伤亡很重，马上成为战场和岛屿的主人。他们很快开始在岛上进行建设，每人取一块他选中的土地，开始不值一文的地方，后来都高价出售，今天要在城里买一小片盖房的地，其价钱高到令人难以置信。[1] 这条史料是不真实的。因为：第一，它缺乏明确的时间，也没有具体的人名，如中国官员、葡萄牙人头目、海盗首领是什么人，均不清楚。第二，史料没有注明出处。葡人于1553-1557年入居澳门，而鲁德昭是在1641年说驱逐海盗的事，中间相距将近90年之久，显然并非他的亲身经历。那么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他根据什么这样说呢？他也没有任何交待。因此，这条史料缺乏可信性，是作者随心所欲编造出来的，显然不能成为信史。 3、史料有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之分。直接史料是第一手史料，间接史料是第二手史料。有些史料本身是直接史料，但经过转用或移译而有某些变化，也会变成第二手史料，并会部分地损害原来的真实性。因此，为了避免史料失真，就要对史料进行考订。 例如1517年葡萄牙人初到广东时，曾由广东官员顾应祥负责接待处理，顾应祥以当事人身份，写了一篇文章记述事情的经过，这本身是第一手史料。但《筹海图编》引用时，只转述了该文的大意，省去了一些内容。这样就变成第二手史料，即间接史料了。且看该书的记述：“刑部尚书顾应祥云：佛郎机国名也，非铳名也。正德丁丑予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即报总督陈西轩公金临广城。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时武庙南巡，留会同馆者将一年。今上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之出境，去讫。其人在广久，好读佛书。”[2] 《筹海图编》是明朝影响巨大的名著，它采用顾应祥这段史料，使我们知道葡使初访中国的一些情况。但由于该书是一部研究海防的军事著作，它引用顾应祥的话，只是为了证明佛郎机不仅是一种兵器，而且是一个国家的名字。该书编者对葡萄牙人早期的外交活动并不重视，便将顾应祥的文章大加删削。最近北京研究员万明从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中查到原文，才使我们有幸见到这段史料有许多于我们有用的记述：“正德间，予任广东按察司佥事，时巡视海道副使汪鋐进表赴京，予带管海道。蓦有番舶三只至省城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盖前此番舶俱在东莞千户所海澳湾泊，未有径至城下者。市舶提举吴洪赐禀，予亲至怀远驿审视。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禀称此乃佛郎机国遣使臣进贡，其使臣名加必丹，不曾相见。予即差人往梧州呈禀。三堂总镇大监宁诚、总兵武定侯郭勋俱至。其头目远迎，俱不拜跪。总督都御史陈金独后至，将通事责治二十棍，吩咐提举：远夷慕义而来，不知天朝礼仪，我系朝廷重臣，着他去光孝寺习仪三日方见。第一日始跪左腿，第二日跪右腿，三日才磕头，始引见。总督衙门吩咐：《大明会典》原不载此国，令在驿中安歇，待奏准才可起送。所进方物有珊瑚树、片脑、各色所袱、金盔甲、玻璃等物。又有一种如红线褐，名‘撒哈拉’；三刃剑一口；又一剑，铁可折转，放手即直，其锋甚利。人皆高鼻深目如回回状·····头目常看书，取而视野之，乃佛经也。后奉旨刃剑许令进贡，至京，见礼部亦不拜跪。武庙南巡，留于会同馆半年有余，今上登极，将通事问罪，发回广东，逐之出境。”[3] 如果将这前后两段文字对比，第一手与第二手史料的差距是多么明显呀！ 又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经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写道： “他们（广东人）从未完全禁止贸易。事实上他们允许增加贸易，但不能太快，而且始终附有这样的条件：即贸易时期结束后，葡萄牙人就要带着他们全部的财物立即返回印度。这种交往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中国人的疑惧逐渐消失，于是他们把邻近岛屿的一块地方划给来访的商人作为一个贸易点。那里有一尊叫做阿妈（Ama）的偶像。今天还可以看到它，而这个地方就叫做澳门，在阿妈湾内。”[4] 上述《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关于澳门和天妃女神的一段话，指出澳门得名，是因为“那里有一尊叫做阿妈（Ama）的偶像。”我们过去引用这段文字时，虽觉得“偶像”一词有些别扭，但总认为利玛窦已经把天妃女神与澳门得名的关系表述出来了，因此没有过多去推敲。其实该书开始是利玛窦用意大利文撰写。后由金尼阁整理和翻译成拉丁文，于1615年出版。加莱格尔再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于1953年出版。最后由何高济等人从英文译成中文，于1982年出版。中间经过几种文字的转换，还有一词多义等等问题，这样难免会造成某些词义的差错。近年有学者对澳门妈阁庙的始建时间提出了新的见解，引发了一场关于建造妈祖庙时间的讨论。于是有学者开始对何高济等人的译文提出质疑。谭志强先生认为“偶像”应译为“神龛”，而金国平先生则认为应译成“神庙”。他们根据意大利文pagoda和葡文pagode来证明自已的见解，纠 正了英文的误译，对妈阁庙建成于16世纪中叶以前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以上是澳门史学者善于独立思考、认真考订史料而取得新突破的两个典型事例。 4、要分析和鉴别史料。不能见史料就信。如我初学澳门史时，查阅地方志和明清笔记，见到许多关于葡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处掠买男妇、烹食小儿的记载： 陈文辅《都宪汪公遗爱词记》说：佛郎机占领屯门后，“杀人抢船，势甚猖撅，志在吞并图形，立石管辖，诸藩脍炙生人，以充常食，民甚苦之”。[5] 祁来力《重建汪公生祠记》载：“正德丁丑（1517年），西番佛郎机假以修贡，扰我边圉，狼狈蜂毒，实繁有徒，掠婴孺屠以为膳，闻者惴恻。” [6]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载：“（佛郎机）退泊东莞南头，盖屋树栅，恃火铳以自固。每发铳，声如雷。潜出买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予金钱百。……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之，所食无算。居二三年，儿被掠益众。” [7] 张燮《东西洋考》载：“（佛郎机）先年潜遣火者亚三，假充满刺加使臣，风飘到粤，往来窥伺，熟我道途，略买小儿，烹而食之。” [8] 朱纨《甓余杂集》载：“（佛郎机）近年连至福建，地方甚遭陵砾。去年掳得郑秉义，支解剖腹，食其肺肝。略取童男童女，烹而食之。” [9]。 《月山丛谈》载：“嘉靖初，佛郎机国遣使来贡，初至行者皆金钱，后乃觉之。其人好食小儿，云其国惟国王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途，所食无算。其法以巨锅煎滚滚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锅上，”蒸之出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居二三年。儿被掠益众，远近患之。” [10] 此外如黄佐的《广东通志》、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王希文的《重边防以苏民命疏》，甚至《明史》中，都有关于“佛郎机”吃人的记载。 总之，当时从地方文献至大臣奏疏，都对葡萄牙海盗烹食小儿一事众口一词，言之凿凿，连烹食方法也描写得十分具体。 此事是真是假？究竟葡人有没有烹食中国婴儿？当时葡萄牙海盗确实在中国沿海地区掳掠和购买人口，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主要是为了进行奴隶贸易。他们疯狂掠买人口的罪行引起中国人民的义愤。可是人们并不知道葡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奴隶贸易，而误认为他们是吃人的生番。于是在谈到掠买人口的同时，又有许多食人的故事。开始仅是一种传闻，后来以讹传讹，轰动一时。但缺乏足够证据，不可置信。由于明代中国人并不了解人也可以成为一种商品，便以为所有被掠买的人都成了葡萄牙贵族餐桌上的佳肴了。我们从文献中提到的“被掠益众”、“所食无算”、“远近患之”等词语可知，葡萄牙海盗掠买的人口当不在少数，从而引起沿海人民普遍的恐惧感。 5、研究澳门史是先通史，还是先专史？通史是必要的，它使人们从整体上认识澳门的历史，通晓澳门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但没有深入研究去写通史，面面俱到，容易流于泛泛，吃力不讨好。要深入，就要先从专史入手，缩小范围，各个击破。在各个主要专题取得研究成果后，再去写通史。撰写通史时，除了本人的研究之外，还要把学界人士最新研究成果吸纳到著作中去，以保证通史的高质量。 6、冷静对待学术分歧与争鸣。前面说过，历史是客观的，但研究历史的人们往往是主观的。因此难免会产生歧见，引发争论。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资料多了，研究深入了，自然会根据不同的材料，提出修正某些旧的观点和看法；例如有学者提出修改建造妈祖庙的时间。同时对某个问题，学者们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不同，或者依据的史料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看法。例如葡人赶走海盗与居留澳门的关系问题的争议。 有分歧是好事，不是坏事。任何人都不可能垄断澳门史学，也不可能拥有全部真理。因此必须开展百家争鸣，方能集思广益。真理愈辩愈明，许多问题通过争鸣和讨论，最后终于可获得解决，从而推动澳门史学的前进和深入。我本人由于学术水平所限，在著作中总是存在许多错误和不足之处，对于来自其他学者的意见和批评，向来表示欢迎，并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来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从中获益匪浅。 澳门历史具有无穷的魅力，最近澳门历史城区被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必将吸引更多人们喜爱和研究澳门历史。然而历史是永恒的、无限的；人生却是有限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历史总是不断发展和演变，人们永远不可能完成全部历史研究。许多前辈曾经为澳门史的研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留下了许多著名的作品，我们今天只是在前辈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如果能在研究中取得一点成绩，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应该感到欣慰与自豪。但绝不能自满而停止脚步。我深信，只要坚持不懈地学习与探索，就永远会有收益，而不至于感叹“江郎才尽”，碌碌无为。回顾已往，展望未来，在新世纪新的起点上，我们将继续前进。 （资料来源：本文由作者提供） [1] 曾德昭：《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页。 [2] 胡宗宪：《筹海图遍》，卷一三，〈兵器·佛郎机图说〉 [3] 转引自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9-30页。 [4]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0页。 [5] 《新安县志》卷12，《艺文志》。 [6] 《新安县志》卷12，《艺文志》。 [7]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条。 [8] 张燮：《东西洋考》卷5，《吕宋》。 [9] 朱纨：《甓余杂集》卷6。 [10]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9，《月山丛谈》引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