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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时期，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61年，终止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1895年，是中国经济发生本质性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除了外资在华势力开始快速膨胀，中国的资本主义性基本产业开始产生和初步发展之外，中外贸易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在数量和价值上有较大的增长，而且在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结构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既显示了列强各国随着其工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原料需求，使中国日益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显示出外贸与产业的某种互动关系和正常化趋向。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外贸已不乏研究，但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中，尚有一些问题需要商讨。 一、洋行状况变化的问题 中国近代早期的对外贸易，是完全操纵在外国洋行之手的，因此洋行的状况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外贸发生何等变化首先需要考察的一个问题。洋行是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扩展而产生发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开埠口岸突破原有的东南沿海5口的格局，到1894年逐渐形成了所谓T字型格局。对此，已有国内外学者提出过“T字形”的说法，我在这里所以把“形”字换成“型”字，不仅包含着开埠口岸的地域结构状态，而且包含着经济结构内情。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加之缺乏现代交通工具，原有东南沿海的5个口岸（另有1851年根据俄约开放的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直隶张家口、松花江），其对中国的辐射区域是极其有限的。到这一时期，新增开口岸达26个，除了广西、云南、甘肃、新疆、西藏、蒙古等南北国境和内陆地区的并没发挥多少实际作用的10个口岸外，比较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有：琼州、北海、九龙、拱北、潮州、温州、烟台、天津、牛庄、镇江、江宁、芜湖、九江、汉口、宜昌、重庆，以及淡水、台湾（打狗、台南）等18口。[1]这些新开的沿海沿江口岸加上原有的沿海5口，几乎囊括了中国整个海岸线上和长江上的主要港口城市，通过可以直接到达的外国轮船，把这些城市直接纳入通商贸易网络之中，并辐射到它们的腹地，使大半个中国被置于外贸网络之中。与此同时，中国的外贸中心也在广州和上海之外又增加了天津和汉口，并使上海这一T字交汇点的外贸快速发展。 开埠口岸的这种结构性变化，虽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但中外贸易态势的变化，则要晚一些。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因受太平天国的影响，从事中外贸易的洋行少有增设，中外贸易也很少新的发展。到1864年清军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即南京）后，从1865年起洋行和中外贸易的发展才呈现出新的扩展势头。 洋行的扩展势头，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是洋行的数量增加和国别构成变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840年代，约有洋行40家，到1864年应有所增加，但因缺乏统计资料，确切数字无可稽考，估计不会超过150家。1872年增至343家，1894年达到552家，最多的年份1893年为580家。[2]这些洋行的国别构成，按1872年的情况进行排序，占第一位的是英国，1872年时有221家，占当年总数的64.43%；1894年时增至350家，占63.41%；最多的1892年为363家，占总数579家的62.69%，比重略有减少。占第二位的是美国，1872年有42家，占12.24%；1894年减至31家，比重也降至5.62%；最多的1873年为52家，占总数345家的15.07%；最少的1883年为18家，占总数354家的5.08%。占第三位的是德国，1872年有40家，占11.66%；1894年增至85家，占15.40%；占第四位的是法国，1872年有17家，占4.96%；1894年增至32家，占5.80%，比重有所下降；最少的1875年位6家，占总数343家的1.75%。占第五位的是俄国，1872年有9家，占2.62%；1894年有12家，占2.17%；最多的1877年有18家，占总数349家的5.16%。其余各国的洋行数，在1872年时3家以下，并在这一时期中一直增加不多，唯有日本的情况特别。日本在1872年时尚无洋行出现，1873～1876年均只有1家，到1877年即增至9家，接着在1879和1880两年又下降至2、3家，此后就大幅增加，最多时的1888年达到67家，占总数521家的12.86%，1893年时为42家，尚占总数的7.24%；1894年下降至9家，为不正常现象。因此，到1893、1894年时，洋行的国别构成及其排序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英国仍位居第一，只是比重略有下降；德国从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比重有较大提高；日本从没有位次者跃居到第三位，来势颇猛；美国从第二位降至第四位，就1894年的情况来看，已低于法国，但总体状况尚明显好于法国；法国的洋行数量虽有较大的增加，但还是从第四位降至第五位；俄国则从第五位降至第六位。 二是大洋行的新出现和洋行分布地域的扩大。这一时期新设的洋行以中小洋行为多，但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大洋行，尤以后来居上的日本和德国为多。如英商太古洋行（Bullerfield & swire），于1867年在上海设立，1870年设分号于香港，1872开办太古轮船公司，先经营布匹进口和茶叶出口贸易，代理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业务，后逐渐扩大至拖驳、船厂、糖房、油漆厂、码头、堆栈、保险等业务。日商开设的大洋行有三，一是三菱洋行（Mitsubishi Co.），于1875年在上海设立，先是经营横滨至上海的轮船航运业务，到1894年时已在汉口、香港等地设立支店或代理处；经营范围扩大到航运、工矿投资、保险及进出口贸易。二是三井洋行（Mitsui & Co.），于1876年来中国设立，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营口设立分支店所；以经营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业为主，如租船向上海输入煤炭等。三是吉田洋行（Yoshida & Co.），于1885年在上海成立，先后在汉口、青岛、天津、芜湖、南京、镇江、无锡、杭州、松江、江阴、蚌埠、海门、扬州、高邮、泰县、仙桃、沙市、孝感、厦门设立分号；所进口的物品包括棉、毛、呢、麻、人造丝制品，五金、化工，各种粮、油、糖食品，电料、建材、化妆品、烟草、钟表、收音机、陶磁器、杂货；出口的物品有谷物、油粕、棉花、羊毛、皮革、制油原料、饲料、油脂、麻、麻制品、猪鬃、蛋类、禽毛、兽肠、蚕茧、矿物、中药材、棕榈、竹皮、生丝、绸缎、四川各种土特产；并开办有榨油、棉花加工、玻璃器皿制造、清酒酿造、面粉等工厂。德商开设的最著名洋行有二，一是瑞记洋行（Arnhold，Karberg & Co.），于1866年在广州开办，旋迁香港，经营蚕丝及杂货贸易，1881年和1883年分别在上海和汉口设立分号；经营的范围几乎包括所有的经济领域，从化妆品到飞机大炮的贸易，也办理工厂、矿山、航运、贷款等业务。二是鲁麟洋行（Reuter，Brockelmann & Co.），于1878年在广州创办，1880年设香港分号，1885年到上海开业，并渐转为总号，1890年后又设台湾和天津分号；经营范围极其广泛，进口品包括：德、英、法、比、美、加、澳等国所产的纸张、玻璃、文具、呢绒、毛线、五金、面粉、食品、机器、电器、建材、化学品、铁器、橡胶、香水、石蜡、毛纱、棉纱、布匹、照相机、自行车部件及杂货；出口品包括：纱头、生丝、茶叶、皮货、草帽、黄铜器、棉制品、葛制品、肠衣、猪鬃、古玩、蛋制品、瓷器、锡器、藤器、漆器、绣货、发网、滑石粉、北京工艺美术品、籽仁、生皮、兽脂及其他中国土特产。[3] 就洋行的地域分布而言，则随着开埠口岸的增加和各洋行分支机构的推广而不断扩展。据现有资料记载，这些沿海沿江新开口岸中，除琼州、宜昌、温州、北海在1894年之前尚未有洋行外，其他14个口岸已有多少不等的洋行出现。同时，各洋行的分支机构的地域分布也渐趋扩大，纷纷进入这些新开口岸，这从上面列举的几家新增大洋行的分支机构分布状况中已可见之。在这些新开口岸中，尤以天津和汉口的洋行为多。在天津，1866年时有洋行15家，1879年增至26家，到1890年时已增至47家。[4]在汉口，到1892年时有洋行45家。[5]不过，天津和武汉的洋行多数是总部在上海、香港、广州的大洋行的分号，几乎所有著名的大洋行都在这两个城市设立了分号。 三是洋行的业务种类结构变化。1865年之前，各洋行的主要业务，进口几乎都是鸦片和棉制品，出口几乎都是茶叶和生丝。1865年以后，除了继续经营原有的进出口商品外，其他商品大量增加，出现了一些专门进口钟表珠宝和五金机械的洋行，更多的洋行则扩大了进出口品种，业务种类渐趋多样化。在经营钟表珠宝进口方面的专业性洋行主要有：1864年在上海设立的德商亨达利洋行，经营钟表的进口销售和修造，也兼营百货，并随即在天津和汉口开设分号。此类洋行，较著名者还有：1867年在香港开办的英商霍近拿钟表行（Falconer & Co.，G.）；1883年在上海开设的法商大昌洋行（Gaillard J.）；1891年以前开业的法商乌利文洋行（Ullmann & Co.）；1886年在上海开设的德商双龙洋行（Agthe & Ismer）；瑞士商人于1870年在上海开设的永昌洋行（Hirsbrunner & Co.）。[6] 在经营五金机械进口方面的专业性洋行以德国洋行为突出，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德国的瑞记洋行和鲁麟洋行之外，还有礼和洋行（Carlowitz & Co.）。它于1845年在广州发源，正式成立于1855年，1866年设香港分号，1877年上海分号成立以后迅速发展。1886年天津分行设立以后，乘清政府兴办洋务之机大做军工生意，“曾供应数省地方政府以铸币机件作铸钱之用，还供应面粉厂、火药厂、子弹厂、枪炮厂等的机器设备”，“还供应速射炮和军火、铁路材料、钢轨、机车、客车、货车等等。同时，该行从天津输出的羊毛、草帽缏、猪鬃等”。1891年又在汉口开设分行，“也有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买卖，并供应火药厂、钢铁厂的器材，及附近萍乡煤矿的采矿用的机器设备、炼焦炉等等”。从汉口输出的则有：“植物油脂、五倍子、斑猫、棉花，特别是畜产品，如鹅毛、鸭毛、猪鬃、蛋白、蛋黄及水牛皮”。[7] 二、外贸数量统计和进出口平衡的问题 要衡量某一时期外贸的变化程度，自然离不开对这一时期外贸数量的统计分析。在近代中国，对中外贸易作较为系统的统计是海关总税务司署成立以后才有的，此前虽然也有一些可资参考的统计资料，但缺乏系统性和可比性。对于海关的统计，早期的研究是直接引用的，1986年时，周广元提出了海关统计数字对研究进出口平衡的不合理之处。在1904年以前，海关单纯从税收意义上记录进出口货值，无论进口或出口货值，都以进口和出口商品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当地市场价格为准，使进口和出口商品价格的构成因素存在差异。合理的计算，应该把进出口货值分别换算为进口货的起岸价格和出口货的离岸价格。1889年时，海关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有所修正，但仍有不仅合理之处（主要是对杂费估算过高，即进口为货值的7％，出口为货值的8％），直到1904年才采取了比较合理的修正办法（即将杂费改成进出口均为货值的4％），其计算方法是：进口货市价中减去进口关税、鸦片厘金和进口商品在起运、货栈、订货佣金等投放市场前的一切杂费开支；出口货市价加上出口关税和从口岸市场至出口商船上的一切杂费开支；此外，还需补充未列入统计的鸦片走私进口值、1890年开始单独统计的对朝鲜贸易值。具体的计算程序是：修正进口值＝海关统计进口值＋从朝鲜进口值－当年进口税－（海关统计进口值＋从朝鲜进口值－当年进口税）×4%（各项杂费的比重）－对朝鲜复出口值－鸦片厘金＋鸦片走私进口值；修正出口值＝海关统计出口值＋对朝鲜出口值＋当年出口税＋（海关统计出口值＋对朝鲜出口值）×4%（各项杂费的比重）。周广元的这一修正统计办法及其修正数字提出以后，得到了少数研究者认可和采用，但仍有不少国内外的研究者依旧直接采用海关的统计。笔者认为，周广元所提出的这一修正统计方法及其统计数值，对研究外贸进出口平衡是十分重要的，必须加以采用，否则往往会扩大进口值而缩小出口值，不能反映进出口平衡的真实状况。但周广元只对1870～1894年的海关统计数字作了修正统计，未涉及1870年以前的数字，[8]笔者现依据周广远的统计方法，将1865～1869年的进出口贸易修正值统计如下： 1865～1869进出口值修正统计表（单位：千海关两）
本表资料来源：进口和出口原统计值、进口税和出口税见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P. 22、132；走私值（即鸦片走私进口值）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59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现将周广元的统计和笔者的统计合在一起，把1865～1894年间进出口贸易的海关统计值及其修正值列表于下，以示总体状况。 1865～1894年中外贸易统计表（单位：千海关两）
资料来源：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P. 22～2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周广远：《1870～1894年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和金银进出口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上列统计表。 另外，刘克祥主编：《清代全史》第10卷第303页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也依据陈争平的统计方法，有1870～1894年的同类数据，其每五年进口平均值与本表基本相同，依次分别为：70.9、74.8、79.8、94.9、126.7（单位百万海关两），但每五年出口平均值与本表相差较大，均在700万海关两和1 500万海关两以上，依次分别为：80.4、86.9、87.6、102.3、132.7（单位百万海关两），因而扩大了出超值的状况，不仅每期均为出超，而且数额较大，只是到1895年以后才开始由出超转变为入超。其扩大之数额，主要出自两项统计，一是将1887年之后的鸦片走私量估算为7500担，而非周文估算的5000担；二是中俄陆路边境贸易，将1891～1894年的出超货值估算为5、8.2、9.9、12.4百万关两。（参见陈争平：《1895～18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第21～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从上表可见，修正后的进、出口值与海关原统计相比，出口值历年均比原统计为高，但进口值则前后期有所不同，1887年之后历年均比原统计为低，1886年之前则高低不一。这主要是因为，1886年之前，作为修正进口值最主要增加数额的鸦片走私价值数量较大，但也有大小之别，当鸦片走私数量较小时，修正进口值就低于原统计值，反之则高于原统计值；1887年之后，由于九龙和拱北设立海关，香港和澳门这两个最主要的鸦片走私渠道转变为正式进口门户，走私数量大幅度减少，加之同年还开征鸦片厘金，使修正进口值时不仅在海关原统计进口值上所加的鸦片走私值大幅度减少，而且还要减去为数不少的鸦片厘金数额，所以修正的历年进口值均低于原统计值。 从上表的修正值来看，1865～1894年30年间的中外贸易呈现为以下两种态势： 第一，中外贸易有较大的增长。进出口总值从1865年的12 019. 7万海关两（修正值，下同）赠至1894年的28 605.9万海关两，增加了137.99％；如果以五年平均值计算，则从12 921.1万海关两赠至24 308.7万海关两，增加了88.13%。其中进口值从1865年的6 003.6万海关两赠至1894年的14 605.4万海关两，增加了143.28％，出口值增幅略小一点，从6 016.1万海关两赠至14 000.5万海关两，增加了132.72％；如果以五年平均值计算，进口值从6 712.8万海关两赠至12 539.9万海关两，增加了86.81％，出口值的增幅则略高一点，从6 208.4万海关两赠至11 768.7万海关两，增加了95.22％。可见，这30年中的中外贸易有了较大增长，从五年平均进出口总值的增长状态来看，呈现为前、后期增长较快，中期增长缓慢的态势。1870～1874年的第二期比1865～1869年的第一期增长了12.69％；1875～1879年的第三期比第二期的增幅降至6.26％；1880～1884年的第四期比第三期的增幅再降至3.38％；到1885～1889年的第五期比第四期的增幅快速上升至17.29％；1890～1894年的第六期比第五期的增幅又加速上升为29.58％。正是由于中外贸易的这种不断增长，才使得海关税收有持续较大的增加，也使清廷的财政收入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得到逐渐的恢复和增加。 第二，中外贸易平衡状况的变化以1872年、1885年为界呈现为三个阶段。1865年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均处于出超的状态，[9]据上表所列的海关统计，到1864年时尚出超244.4万海关两。但是，1865年之后就开始转变为入超的状态，直至1871年。在这7年中，依修正统计值而言，只有1865年和1868年有少量的出超，如依海关的统计值而言，则始终处于入超的状态，因此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态势阶段。从1872年起到1884年，进入出超态势阶段。在这一阶段的13年中，依修正统计值而言，除1879年和1882年有少量入超，1881年有较多入超外，其余10年均为出超，因此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出超阶段。不过就海关的统计值来看，则出超状态只保持到1876年，其余8年均为入超。这也是导致论者的分歧所在。从1885年之后，又转变为入超阶段。依修正统计值而言，除1887年和1889年有一定的出超外，其余8年均为入超，如依据海关统计值则10年均为入超，年均入超425.9万海关两。这种从出超转变为入超的现象，虽然从1885年以后开始出现，也为多数论者所指出，但其转变的态势则是从1879年，尤其是1880～1884年第四个五年期开始的。在此期间，出口平均值只从上一期的7 996.1万海关两增至8 015.6万海关两，增幅仅为0.24%，其增长已经处于停滞的状态；而进口平均值的增长则有所加速，从7 475.3万海关两增至7 978.4万海关两，增幅达6.7%，从而显示了出口优势开始丧失，已进入出、入超状态逆转的过渡阶段。总起来看，这30年中，前25年年均出超尚有72.9万海关两，在整体上还保持着出超的态势。但是，到最后一个五年期，入超的状况开始严重起来，不仅每年均为入超，而且入超的数额也较大，年均达771.2万海关两，从而使整个30年也开始转变为入超的态势，年均入超67.8万海关两。 三、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问题 研究外贸状况的变化只考察进出口平衡状况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从而反映贸易与贸易双方经济生产的关系。与上述中外贸易的数额增加和平衡态势转变相应，洋务运动时期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此，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有一个统计，但其统计的方法和数据存在不尽合理之处，现将该统计表抄录并作说明如下： 主要进口商品占进口总值比重（五年平均）[10] 1870～1894年（单位：千海关两）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602～1606页；肖梁林：《国际贸易统计》，第22、38～39、52～53页。 该表的问题在于这样几点：第一，各类进口品货值和比重互相换算后都与表中的数字不合；第二，根据笔者回查原资料及其统计过程，其中各项进口品的在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似是依据姚贤镐所作的历年比重统计数再作五年平均计算的，但姚贤镐是根据历年进口各项货品实际值与进口净总值计算的，该表所引用的却是进口毛总值（即包含进口品的复出口值），且1875～1879年的数字有误（应为75 287千海关两），这既是第一个问题的原因所在，也造成了第三问题；第三，各类进口货值中，鸦片和棉制品的货值无误，是通过实际计算得出的，那么按理其他进口品货值应是进口净总值减去鸦片和棉制品货值后的剩余部分，但该表既已采用进口毛总值，必然就有问题了。第四，即使以毛总值进行计算，该表也存在着计算上的严重问题，各类进口品货值之和与进口总值验算，只有1870～1874年、1885～1889年两个年期互相符合，其余均不符合，特别是1890～1894年的验算数字竟相差29 205千海关两。 根据笔者依据海关统计数据所作的统计，这一时期的进口商品结构变化情况应如下表所示： 1867～1894年进口商品结构统计表（单位：千海关两）
本表根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602～1605页的数据计算。 从上表可见，在1867～1884年的四个时段中，进口商品结构仍然延续着1864年之前以鸦片和棉制品为主的状态，年均进口值仍以鸦片为最多，占进口净总值的比重分别为39.81%、39.12%、41.84%和37.49%；其次是棉制品进口，其他各种商品的进口值，在1870～1874间只占进口净总值的28.58%。到1885～1889年时，这一排序开始发生颠倒，各种其他商品变成进口最多者，鸦片变成进口最少者。到1890～1894年时，这一排序的颠倒程度就更大了，各种其他商品的进口值，占到进口总值的43.92%；棉制品进口值仍位居第二，但所占的比重有所提高，改变为34.98％；鸦片进口值所占的比重则下降为21.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表中所列的所谓其他商品中，铁、锡、火柴、煤、糖、煤油六种新商品的进口值大幅度增加。它们的进口数量和货值，从1867年到1894年的增加情况是：铁，从113 441担、264 503海关两，赠至1 185 411担、2 467 590海关两，各增加了944.96％、832.92％；增至最高年份1891年的1 726 056担、3 182 613海关两，各增加了1 421.55％、1 103.24％。锡，从33 502担、582 146海关两，增至97 008担、2 046 897海关两，各增加了189.56％、251.61％；增至最高年份1888年的107 466担、2 274 919海关两，各增加了220.77％、290.78％。火柴，从79 263罗、71 384海关两，增至6 615 327罗、1 638 931海关两，各增加了8 248.89%、2 195.94％。煤，从113 430吨、992 649海关两，增至486 295吨、3 221 343海关两，各增加了328.72％、224.52％。糖，从186 176担、754 609海关两，增至1 823 890担、9 507 153海关两，各增加了879.66％、1 159.88％。煤油，从1886年的23 038 101加仑、2 211 459海关两，增至69 705 416加仑、8 005 314海关两，各增加了202.57％、261.99％。[11]除鸦片之外的各种商品，特别这些新商品进口的快速增加，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工矿业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变，也是进口贸易趋向正常化的表现。 对于出口商品的结构变化，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对此也有相关统计，现抄录并作说明如下： 1870～1894年出口主要商品统计表（价值单位：千海关两）[12]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606、1644页；第2册，第1204～1205页；生丝出口值1870～74年间为1872～74三年平均值，原数见海关总署编：《丝》，第203页。 该表中，有关茶叶的统计中，担数的数据采自姚贤镐编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4～1205页，其中包括经樊城输往俄国者，1887年还包括九龙和拱北与香港和澳门的帆船贸易者，所以其数字大于海关统计数；其余货值和比重均按海关统计数据计算。有关生丝的统计，其数据均采自海关总署编的《丝》第203页，各项数据均与海关统计不同。为了统一比较起见，笔者全部采用海关统计数据，并补充1870年之前有统计可查的几年，对此作如下统计： 1867～1894年出口主要商品统计表（价值单位：千海关两）
本表根据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P. 109、117～118；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606～1607页，有关数据计算。 在1865年之前，茶叶和生丝是中国传统的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其在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都在90％上下。到这一时期之初，仍保持着这种状态，在1867～1869年、1870～1874年的两个年期中，出口值的比重仍占86％以上。从1875～1879年期开始，茶、丝出口比重开始下降，特别是1885～1889年期以后，下降的幅度明显加大；到1890～1894年期，比重已降至51.38％，其他出口商品的比重已相应上升至48.62％，虽然还不占多数，但已有很大的改善。 在其他出口商品中，增加较快的是草帽缏、棉花和糖。它们的出口数量和货值，从1867年到1894年的增加情况是：草帽缏，从1 361担、28 018海关两，增至120 609担、2 531 219海关两，各增加了8 761.79％、8 934.26％；增至最高年份1887年的150 953担、3 738 310海关两，各增加了10991.33％、13 242.53％，并成为唯一的数量和价格同时增长的出口品。棉花，从29 391担、412 995海关两，增至747 231担、7 361 343海关两，各增加了2 442.38％、1 682.43％。糖，从89 124担、416 358海关两，增至780 078担、2 436 625海关两，各增加了775.27％、485.22％。[13]此外，牛皮和羊毛的出口可以说完全是从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在1871年以前很少出口，年出口值只有数千两银子，1872年之后才快速增加起来。到1894年时，这两种商品已成为重要出口品，牛皮的出口达到11.9万担、109万海关两；羊毛的出口则达到22.6万担、208.9万海关两。[14]出口商品结构的这种变化，说明中国对外贸易品种范围的扩展，也是对外贸易的一种正常化表现。当然，这一时期的出口品仍然限于供西方社会需要的生活和轻工业需要的农副产品及粗加工品。 茶叶和生丝是中国的主体出口品，那么它们的出口状况如何影响着整个外贸的盛衰。从上表所列的五年平均出口量来看，茶叶的出口量，在前25年中是持续增长的，从1867～1869年的1 427 636担增至1885～1889年的2 108 735担，增幅为47.71％，到1890～1894年才回落至1 744 250担，较前期跌落17.28％，但仍比第一、第二个五年期分别高出22.18％和6.65％。如果从单个年份来看，状况也基本相同，在1888年之前，各年虽略有升降，但基本保持不断增长势头，从1867年的1 313 567担增至1888年的2 167 462担，增加了65.01％；只是从1889年起才出现较大的持续减少状态，当年减至1 877 331担，此后各年均低于此数，数量最少的1892年为1 622 681担，但尚比1870年之前的数额为高。生丝出口量的变化，呈现为与茶叶不同的两头增长中间低落状态，即只有1880～1884年期略有回落，从上一期的73 290担跌至69 032担，下降了5.81%。但在茶叶出口量大幅下降的1890～1894年期，生丝却出现了高幅度的上升，从上一期的76 663担上升到95 444担，增加了24.50%，如果与第一期的50 273担相比，则增加了89.85%，较茶叶出口量的增幅高出一倍多。从单个年份来看，总体态势亦是如此，只是开头一年与结尾一年相比，增加幅度更大了，从44 990担增至99 445担，增幅为121.04%，如果与出口量最大的1891年的102 005担相比，则增幅为126.73%，超过茶叶增幅的近1倍。总的来看，在这一时期中，茶叶和生丝的出口数量上升年份多于下降年份，在1890～1894年期茶叶出口量虽有较大下降，但得到了生丝出口量大幅上升的弥补，基本上保持着不断增长的态势，即使尚不够繁荣，也说不上衰退，而只是增加势头的波动和减弱。 但是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值变化态势，却与它们的出口数量变化态势不尽相同。茶叶的出口值，虽有增加的年份，但在整体上则是减少的。它只有1870～1874年期较上一期有所增加，达到3 515.3万海关两，此后即逐期减少，到1890～1894年期时，减至2 921.8万海关两，减少了16.88%，如果与1867～1869年第一期的3 252.6相比，则只减少了10.17%。生丝的出口值，与茶叶的态势相反，虽有减少的年份，但在整体上是增加的。它亦在1870～1874年期之后转为下降，但到1890～1894年期又有回升，达到2 579.7万海关两，比1870～1874年期的2 246.8万海关两增加了14.82%，如果与1867～1869年第一期的1 825.0万海关两相比，则增加了41.35%。如果把这两种商品的出口值加起来进行考察，就可以更清楚地评估这两种商品出口值对整个外贸状况的影响，它们相加后的历期出口值是：第一期5 077.6万海关两；第二期5 762.1万海关两，比上期增加684.5万海关两；第三期5 668.8海关两，比上期减少93.3万海关两；第四期5 111.1万海关两，比上期减少557.7万海关两；第五期5 055.0万海关两，比上期减少56.1万海关两；第六期5 501.5万海关两，比上期增加446.5万海关两。而整个外贸的进、出口值历期平衡状况（海关统计数）是：－738.4万海关两、＋29.8万海关两、－153.6万海关两、－824.6万海关两、－1 923.8万海关两、－3 484.9万海关两。由此可见，茶叶和生丝出口值增、减变化状况与外贸进、出口值平衡变化状况的走势是一致的；但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度是有变动的，只在第三、第四期有决定性的影响，到第五、第六期则面对巨额的出超已没有多大影响，主要影响者已转变为外国输入值的急剧增加，这也反映了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外国对华贸易的扩张。因此，这一时期随着进出口贸易的扩大，茶叶和生丝出口值对外贸平衡的影响作用在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主要因素地位，而进口值的影响作用和因素地位在逐渐提高。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通商口岸和外贸态势的这种转变，既反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对中国商品输出和原料需求的升级；也反映了中国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初步兴起以后，对外国商品需求的增加，如军火、机械、钢铁、煤炭的进口，都与军用和民用企业的兴办有着直接的关系；还反映了中外贸易格局的变化，导致出超向入超转变的基本态势。这些转变都成为此后中外贸易变化的基本趋向。 注释：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21年前中国已开商埠》，《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2]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00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黄光域：《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第108；9；6；241～242；688；6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张利民：《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第141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5] 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第1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6] 黄光域：《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第370；769；30；154；159；225页。 [7]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94～996页， [8] 周广远：《1870～1894年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和金银进出口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 [9] 参见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353～363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68页。 [11] 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604～1605页有关数据计算。凡未指出最高进口年份的均以1894年为最高。 [12]参见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98、1899；1222、1224页。 [13] 根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606～1607页，有关数据计算。 [14] 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P. 77。 （资料来源：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4辑）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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