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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相距遥远的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经常会遇到某些遗物或装饰有着惊人的相似或雷同。现举三例供大家思考和探讨。 双耳罐 这类陶器目前最早见于长江中游彭头山、长江下游的上山、小黄山、黄河中游的裴李岗及淮河上游的贾湖等文化，随后发展到长江上游的楠木圆、长江中游的城背溪和皂市下层、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河姆渡等文化，并在各自后续文化中延续了一段时间后才逐步消失。该类器物是以口下置双桥形耳而命名的。早期一般以小口、深腹为造型特征，晚期以中口、折腹为特点；黄、淮地区常见小平底，少数圜底，长江流域则以圜底为主（图一）。  图一A. 湖南澧县彭头山（M27:4）  图一B. 河南舞阳贾湖（M125:1） 白陶盘 白陶代表着史前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白陶均在湖南境内，包括沅水中上游的高庙文化和洞庭湖地区的皂市下层文化。距今七千年左右，白陶制品伴随着本地强势文化开始向外传播，经过一段时间后，其范围遍及长江中下游、汉水、珠江及贵州等南中国地区。在各地发现的白陶制品，无论是器形、胎质，还是装饰工艺及纹饰图案，与湖南本土出土的同类器都有着惊人的雷同（图二）。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南方系白陶逐步衰退，而以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的北方系白陶才开始兴起。  图二A. 湖南安乡汤家岗（M72:1）  图二B. 广东深圳咸头岭出土 獠牙兽面与凤鸟纹 距今七千年左右，獠牙兽面题材最早见于湖南洪江高庙、长沙大塘及内蒙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图三）。前两处均饰于陶器外表，后者系叶蜡石上镶嵌蚌壳而成，往后在良渚玉器及商周青铜器上也可见到此类图案。与此类题材伴出且极富动感的凤鸟纹，也是高庙、大塘遗址最具特色的纹样。白音长汗遗址没有凤鸟纹，但在长江下游、珠三角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往后到石家河、楚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表明凤鸟崇拜在中国南方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图四）。  图三A. 湖南洪江高庙高领陶罐上的獠牙兽面纹  图三B. 内蒙林西白音长汗人面石(91T1015⑧:16) 饰上的獠牙（AT27②:7）  图四A. 湖南洪江高庙遗址陶罐上的凤鸟图案  图四B.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象牙碟形器上的凤鸟图案（T226（3B）：79 上举三例都是我国境内距今七千年前出土的遗物，它们分属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空间距离最近者也有上千公里之遥，而且它们还有着巨大差别：1.相同题材出现在陶、石、牙等不同材质上；2.遗物埋藏环境包括沙土、黏土、贝丘、沙丘等多种遗址类型；3.遗物创造者分别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内，包括了粟、稻、渔猎、采集等经济方式。然而， 他们在陶器造型（双耳罐）、制陶工艺（白陶）、审美艺术及价值取向（獠牙兽面与凤鸟纹）等方面却有如此的趋同性，难道在距今七千年前，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维创造及神灵崇拜上就已经有着相似的水平和需求，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从理论上讲应该包括文化交流和文化迁徙两方面，而且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邻近地区甲地居民直接迁居乙地，除了遗物随同主人同迁外，包括居住习俗、埋藏习俗等其他文化特征一同出现在乙地，若乙地原无居民，则可与甲地视同一个主人创造下的同一文化；另一种是邻近地区甲地居民迁居乙地时，乙地原有居民及文化（即土著文化），这样就会见到甲地甲文化典型器物出现在乙地乙文化中，并有可能与原居民的文化融为一体，从而使乙文化因素更为复杂；第三种是邻近地区通过不同文化人们之间的馈赠、交换、掠夺、仿制等方式获取而来的，因而会见到乙文化中有少量甲文化标志性器物或贵重器物，但这些器物不是乙文化的基本陶器群，显然不是人群迁徙的结果，而应是文化交流现象。等等。 除了考虑文化交流、迁徙方面的原因外，还应考虑文化的时代特征，即共时性问题，如同人类文明起源一样，有可能存在“满天星斗式”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另外，史前发生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现象不足为怪，但迁徙原因远非只言片语就能说清楚的，可能还得从环境、文化、社会等多方面思考这一课题。 （本文系笔者参访香港中文大学“毋忘香港的根——发掘港深七千年历史”专题展览随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