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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是继续称觚，还是叫“同”？ 这一发现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有多少自以为是的认识可能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2009年8月在西安鉴定青铜器时，发现一件自名为“同”的西周青铜酒器，即考古界通常称之为“觚”的酒器。 现在考古界通称的觚，乃是宋代人所定之名，是否即为古籍中的觚，无由证明，因为出土的这类商周青铜器中从来就没有一件自名为“觚”。 可以确定，此类青铜酒器本名应当叫作“同”。 至于古文献中的“觚”到底是什么样的器物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认为“同”是“筒”和“筩”的本字，是一个象形字，像截竹而成的一种管状器物，也就是竹筒。到了商周时期便仿其形以铜铸造，且成为一种祭祀燕享的礼器。 内史亳丰同的发现，冰释了几千年来关于《尚书·顾命》“同瑁”的纷争。“同”就是像此器这样的酒器，“瑁”就是天子所执的瑞玉。一器之现，千年疑案冰释。 （吴镇烽：《内史亳丰同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内史亳同与《顾命》之“同瑁”纠葛，这一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却引起后儒长期的争论。 一说同、瑁只一物，另一说同、瑁为二物。前者又可分为两说：有瑁无同说，有同无瑁说（又分为酒器说和副玺说）。 至于持后者一说，《孔疏》认为同是酒器之名，刘起釪赞同。阮元认为所谓同当是鬲，郭沫若提出同是壶。。。 可见历史上关于同的解释多么的复杂，有些说法甚至隔靴搔痒，不着边际。 内史亳同铭文对于判析这一连绵数千年的学术公案具有“目击者”的作用。对于这一堂“官司”的各方有着警示作用。 既然有了内史亳这种自报家门的铜器，自然当改正以往张冠李戴的错误。 我以为，同可能来源于竹筒。 虽然如此，但由于“同”作为器名尚属孤证，不言而喻，还有待于今后更多的证据出土。（王占奎：《读金随札——内史亳同》，《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参考图片，周原出土铜觚，非内史亳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