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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心目中，考古学是相当神秘的。如果您有机会随考古队来到穷乡僻壤，坐在农民的炕头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听考古学家津津有味地说起半坡、野店、鸽子洞、甑皮岩这些个也许在恐怖电影中才能常见的名字，看他们把从地下挖出来的古人的锅碗瓢盆如数家珍地分成几型几式，您也许更会觉得考古学是现代文明的“化外之民”。一句话，考古学不惟神秘，它离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遥远的。 这个结论虽然有合理的成分，但却远非事实。考古学固非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胜事”(傅斯年先生语)，但它在中国的发展几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同我们的生活——特别是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伦理观——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考古学作为近代人类文明的一分子，为着文明的进步，一直都在默默地贡献力量。 考古学的前身是传统的金石学，但金石学之与考古学正如古代的炼丹术之与化学的关系(李济先生语)，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田野考古学是本世纪初年从西方传入的。在考古学传入之先，虽然前有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后有顾亭林“足迹遍天下”，凡“所至呼老兵逃卒，寻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碑铭》)给中国的知识界树立了实地考验的榜样。但是纵观中国的学术史，特别是宋代以来的学术史，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被固定在四书五经上，皓首穷经断送了一代代学子的聪明才智。这种读死书鄙夷实践的传统是本世纪初年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之后才慢慢被打破的，而考古学家的工作贡献尤大。傅斯年先生在其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向旧传统公开宣战：“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又说“果然我们动手动脚得有结果，因而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虽然比不上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较有益于民生国计，也或者可以免于亡自生事之讥诮罢？”把矛头直接对准旧传统旧道德和旧的价值观。二三十年代，除了新生代研究室在北京周口店对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十年如一日的持续发掘外，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对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崇尚读书鄙夷劳动的观念，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在这些田野工作中，每个调查人员必须具有携带仪器和无论多远的旅程都要步行的体力。这当然完全打破了旧中国仅从事脑力劳动的学者的训练方法。(李济先生语)所以一般人也许不明白，今天他们之所以能够认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劳动——比如考古学家的发掘，民族学家的调查——而不见怪(似乎不做田野才是奇怪)，是与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和考古学的传入和持续的实践分不开的。这是考古学对新的价值观的贡献。 考古学是一门让人难堪的学问。它的发现日新月异，足以动摇被世代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如果说五十年代以前，中国考古学的最大成就是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因此为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文明找到了一个比三皇五帝更为坚实的源头的话，那么七十年代以来在传统上的中原地区之外的一系列新发现，却使千百年来人们抱持的古史框架发生了动摇。从史前考古学上说来，最突出的发现集中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良渚文化的玉器、漆器、丝绸和陶器的制造都很发达，犁耕的稻作农业也十分进步。比如玉器，仅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就出土一千一百余件组。若以单件计算则多达三千二百余件。其中不仅有精美的用于装饰的头饰、耳饰、项饰、手镯、指环、带钩、钮扣和穿坠在衣服上的各种饰品，更有用作仪仗的庄重的钺、斧、锛和用于宗教法事的神秘的琮、璧、冠形器等。其种类之繁多，做工之精细，使同时期所有地区的史前文化难以望其项背。反山遗址出土的十一座墓葬，不仅随葬大量玉器、漆器，而且均有棺椁，等级之高，也是其它地区的同时代文化所罕见的。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以其精美的陶器制造业闻名于世。近年不断有玉器发现。山东临朐西朱封曾发现三座大墓，一座为一椁一棺，二座为二椁一棺，随葬大量的玉器和磨光黑陶器。还出土有多块鳄鱼甲板，可能是蒙鼓用的鳄鱼皮残迹。东北红山文化也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和存在明显等级差别的积石冢。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牛河梁遗址发现了成群的神像，一般相当于真人的大小，主室中心出土的最大神像残件为真人的三倍，被认为是人世间已经制度化的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在宗教信仰中被固定下来的反映。总而言之，这些新的发现比起黄河中游的仰韶和龙山文化来，不仅不差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光直先生语)于近年来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和中游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可以同中原商文明媲美的两批青铜器，则第一次以无可辨驳的事实向人们展示了历史时代初期江南文明的生存状态。如何评介这些新的发现，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中国文明的起源。几千年以来所流传的中原中心说的传统古史构架因为这些发现开始动摇起来，这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更是世世代代的学者做梦也想不到的。张光直先生这样总结这个变化：“我们逐渐发现从我们几十代的老祖宗开始便受了周人的骗了；周人有文字流传下来，说中原是华夏，是文明，而中原的南北都是蛮夷，蛮夷没有留下文字给他们自己宣传，所以我们几十代的念书的人就上了周人的一个大当，将华夷之辨作为传统上古史的一条金科玉律，一直到今天才从考古学上面恍然大悟。” 另一方面，考古发现又纠正了“古史辨”辨伪太过而造成的一些错误。撇开近年来不断从战国秦汉墓葬出土的文字材料，从而证实了某些重要史实和史籍的可靠性不说，就是《史纪·五帝本纪》这些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的记载，从史前的考古发现看，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子。比如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代的认识，从解放前的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到解放后的郑州二里岗商代中期文化再到可能是夏文化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一直向前推进，但即便是二里头文化也只有四千年的历史。最近严文明先生提出上述良渚、红山、山东大汶口——龙山以及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出土大墓可能是王陵的看法，则将中国的文明史前推了一千年。这是考古学对我们认知系统的巨大冲击，它的深远影响恐怕现在还不能完全估价。 考古学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成绩最突出对人类历史贡献最大的学科之一。1979年周培源先生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讨论会上即有上述归纳。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者夏鼐先生，生前获得国外的荣誉称号之多，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外学术界对中国考古事业所获成就的肯定。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不仅对它所研究的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对中国考古学本身的特点、概念等提出了反思。1929年，郭沫若先生在其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指出：“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的社会也正是这样。中国人有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应该说，中国的古代和外国的古代一样，都是受历史的普遍法则支配的，但中国又有自身所固有的具体的特殊性。如果说二三十年代认识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条件还不具备的话，那么现在却是时候了。比如人们熟知的“青铜时代”这个概念，中国与西方即不相同。在西方所谓青铜时代，是指青铜工具在生产领域产生重要意义的一个时代，换言之，是把青铜技术当成“一种环绕着生产活动的工业”来强调的。青铜在中国的上古史上却从来没有在生产领域取代石质的生产工具，这种取代只是在铁器时代到来之后才得以完成。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主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和战争分离不开的，也即主要用于礼器和武器的铸造。因此，中国的青铜时代不是生产技术的革命造成的。“假如当时有一个革命的话，那便是在社会组织领域之内的革命。但在另一方面，既然人的劳动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而青铜兵器一方面在新鲜的生产劳动力的获取上能起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又能保证既有劳动力的持续剥削，青铜也可以说是一种间接的，可是也是真正的，在生产技术上的突破。”(张光直先生语) 由于古代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占的地位，中国考古学的工作是有世界性的意义的。对中国历史的总结往往能够使研究世界古代史的学者对于全球性的问题提出新看法或修改旧看法。比如张光直先生把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演进归为两种，一种是西方式的，突破性的文明，另外一种是世界式的，连续性的文明。后者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代表。这个结论建立在张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整体考察上。在他看来，萨满式的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主要特征。在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进程中，中国文明所产生的许多新变化不是技术上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结果。文明社会产生之后，野蛮时代的许多因素包括非金属生产工具、氏族制度、祖先崇拜等等仍在延续。张先生认为根据中国上古史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法则，可以在全世界有更大的实用性。这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对具体的上古历史而应是对历史观的探讨了。这一建立在考古发现基础上的认识对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和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如前所述，考古学是从西方传入的。在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进来的时候，一整套的术语也随之而来。除了石器、青铜、铁器的三个时代说，考古学文化、类型学、地层学等研究遗迹遗物的概念之外，一些主要从民族学研究得来的社会进化方面的术语如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也随之进入，并成为我们话语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以来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固守着经典作家曾经使用过的某些概念，把中国史前文化中发现的大量内涵丰富的现象，简单地纳入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的模式，而对这些现象所可能体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特点却常常一晃而过。因此，尽管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但基本上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 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不是说可以超越公认的学术规范，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人类文化所具有的复杂性，意味着在文化表述方面存在多样性的可能。我们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关于社会进化方面的研究的表述上有无可比拟的长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中国古代固有的一些概念大概在问题的讨论和表述上更有优势。比如邦、城、国、野、氏、姓等等，尽管歧义很多，但经过必要的梳理，也许更易于表述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目下的考古学界与以前相比，在这方面显然要成熟多了。比如这几年虽然文明起源的讨论很多，但在国外很流行的一个概念——酋邦(chiefdom)，虽也有人介绍，却始终热不起来。“玉器时代”这个概念的提出虽不一定能被普遍接受，但反映了考古学界对中国历史特点进行概括的可贵尝试。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显然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开放和包容密切相关，这是一般人所不易觉察的。 傅斯年先生在论到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发展时说，“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发达自然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这个反正没有一般的用处，自然用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了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应《读书》之约本文虽然粗浅地谈了几点一般人与考古学的关系——这关系虽非油盐酱醋之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却也并非如他们常常想象的那样遥远——但其意并不在引诱他人爱好考古学。因为无论您爱好与否，考古学还是与你我保持着这样那样的联系。 原刊《读书》1996年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