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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种多见于政治家和演员身上的魅力，时而生动、时而深沉的语调中带有一点优雅的南方口音，情绪激昂之时会伴以夸张的表情和激烈的手势，在谈话中使每一位听众感觉自己是在和他单独进行交流。缺失食指的双手使人们不禁探究他曾经历的可怕的人生事件。 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然后又奇妙地把听到的事情与考古联系起来。他全身心沉溺于专业研究，知识面又特别广阔，他的热情影响到每一个人，甚至包括那些在文革中体味了太多社会和生活艰难的考古专业并非其由衷选择的学生们。可以说，我们中的很多人毕业后选择留在考古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魅力所致。 在上海半西化国际大都市的氛围下，他对欧洲文学、艺术，特别是古典音乐和歌剧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多方面文化修养在与他同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家中无人出其右。 1985年出版了他的重要论文集。那一年俞伟超离开北京大学。论文集的题献为“献给母校——北京大学”，以资纪念在北京大学期间的学术发展历程，其中夹杂着对母校学术传统的感激与挑衅的复杂意味。 俞伟超对这些机会的利用足以改变那些把出国考察视为利用职权的看法。 我们不得不佩服他尽管外语知识很有限，但总能把握住信息的关节点，并使之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为后者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变化。 俞伟超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不仅促使他供职的单位，也带动整个考古学界进入一个开放的时代。 他吸收国外经验并对合作持欢迎态度，这种做法非常必要并受到普遍欢迎。 除20世纪50年代在田野考古中做出的突出成就，俞伟超的学术建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考古和铭文资料中反映的社会和氏族组织发展史的研究；二是对秦统一前的地方文化面貌的考察；三是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贡献。 俞伟超的学术风格是具有科学家的严密、诗人的视角和音乐家的感悟力。他对考古学的认识有着非同寻常的整体观念，他对考古学的理解是全局性的，尤其重视社会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他的认识接近于西方人类学意义上的考古学。 他的研究重点虽然是公元前500年至公元300年，但他对考古学的认识和理解却是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程，从古人类学研究的人类进化问题一直到历史时期；更为可贵的是他对事物间内在联系的重视，对细节的专注并不建立在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简单化处理的基础之上，而是要勾画一个整体画面，追踪贯穿于几千年的基本线索。 他的研究就像一幅马赛克拼嵌图案，尚未完成，但凭已布的粒粒石子所占据的位置已经可以察觉出它是一部气势恢弘的作品。 追踪每一个遗址的物质文化的地理分布范围和发展源头，他发展了“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方法绝不是对民族集团的文化特征的简单显现，它还是中国考古学传统的类型学实践的重要延伸）。 俞伟超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史的研究沿着这样一条思想脉络，即制度和行政管理方式的变化促进了文化的统一。 俞伟超对于考古学理论的认识来源于两条截然不同的途径，一个是他与张忠培一起在《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一书编后记中提出的以苏秉琦为奠基人的“中国学派”这一概念，其主要特征是地层学和苏秉琦把蒙特留斯学说在中国考古学领域进行具体应用而形成的类型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俞伟超的考古学研究坚定地支持了这一学术主张。 另外一个来源就是1983-1984年他在哈佛大学期间接触的以张光直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信立祥曾回忆，他回国后把这些理念介绍到中国时遭到了批评和嘲讽，被谤讥为“新考古学在中国的代理人”。客观地讲，俞伟超关于新考古学所做的表述并不激烈，他的所为只是提醒诸位同仁，考古学文化只是他所谓的“大文化”中的部分体现，他强调考古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物质资料的分析层面上，更应该揭示这些物质文化创造者的精神和心理世界，换句话说，俞伟超鼓励考古学家在整理分析资料时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为此，他推动在考古学研究中进行多学科合作，强调考古学不应只服务于自身的目标，在当代社会它还肩负着社会责任。这些观念的提出对保守思想是强有力的挑战。 俞伟超去世后，一些悼念文章强调了他是一个革新者，但也有人包括他去世前不久和他尽释前嫌的张忠培在内，认为他是苏秉琦学说忠实的捍卫者。冈村秀典指出在俞伟超的研究中表现出矛盾性，他倡导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考古学，而他的研究方法自始至终都局限于以历史文化为中心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也许，俞伟超自己会认为这不是矛盾而是互补，是他个人研究风格的体现。他认为他是一个为青年学者们开路的拓荒者，而不是一个跋涉者，这不仅因为他改变不了他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也因为受外语水平的限制，很难深入思考西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他一方面自信他所倡导的现代考古学实践最终会坚定和支持而不是摧毁苏秉琦的考古学理论，另一方面他也深信他所倡导的创新会改变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总之，俞伟超在与他同时代的考古学家中，无疑是最具有前瞻视野和开放思想的，他永远不停滞在已经形成的结论上，勇于挑战自我，完全不受偏见的左右，对新知识有着无尽的好奇与渴望。 最重要的是，他想了解事业起步阶段的年青人的兴奋点，并寻求理解和分享他们的兴奋，他生命的成功就在于能把这种兴奋转化为力量，从而把中国考古学从长期的封闭中解放出来，并显著地提升了它在国际学界的地位。 （罗泰：《俞伟超先生学术评传》，《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