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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中国35>都邑的复杂化与功能分区 我们可以根据已知的材料粗略地勾画出二里头都邑的布局和总体结构。 整个遗址可以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从地形地势上看，遗址略呈西北－东南向，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抬升，以中部至东南部隆起的高地位置最为优越。聚落的中心区就位于中部至东南部的微高地上；一般居住活动区则位于地势偏低的遗址西部和北部区域。 中心区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 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其外围有垂直相交的大道，晚期筑有宫城。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仅见于这一区域。 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其中宫城东北和宫城以北，是贵族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区域。这一带还曾发现与制做骨器的作坊有关的遗存。 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有围墙圈护的作坊区应是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 祭祀活动区位于宫殿区以北和西北一带。这里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墓葬和其他遗迹。就目前已经掌握的情况看，其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 宫殿区居中，祭祀区在其北，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在其南，三个最重要的功能区南北一线排开，显现出了宏大的规模和庄重的气势。 一般居住活动区常见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以及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 <最早的中国36>中心区的路网系统 无论古今中外，道路都是城市的“骨架”和动脉，且常常具有区划的功能。鉴于此，考古学家往往以道路为切入点来探究古代城市遗址的布局框架。在对二里头都邑布局的探索中，我们也深切地意识到中心区主干道的意义，因此对主干道的探寻就成为田野工作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我们通过勘探发掘，在位于中心区的宫殿区的外围，找到了纵横交错的二里头都邑的主干道网。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宽阔整洁。其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围墙的方向基本一致，东西向者约东偏北6度，南北向者约南偏东6度。这种方向定位在二里头遗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发掘的同仁们将其概括为“二里头方向”。四条大路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保存最好的宫殿区东侧大路已知长度近 700米。大路一般宽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参加工作的同仁戏称其已达到现代公路四车道的标准。由发掘可知，这几条大道的使用时间均较长，由二里头文化早期沿用至最晚期。这一道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如宫殿区与其南侧的官营作坊区即以东西向大路相隔。 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它的布局与方位概念显现了二里头都邑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显著特征。 <最早的中国37>大“十字路口”的发现 二里头都邑中心区路网的发现，说起来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 大家都知道，考古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发掘。发掘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野外工作中对古代遗存的直接发掘；一种则是在前人已有的成果中进行再“发掘”，发现那些对今后的工作有益的线索。宫殿区的大路就是我们在二里头工作队以往的勘察记录中“发掘”出来的。 根据勘探记录，我队在上世纪70年代勘探发现2号宫殿基址的同时，就在其东侧探明了一条南北向大路，当时已追探出200余米，因麦田浇水而中止。20余年后，当笔者在已经发黄的记录和图纸中找到这一线索时，兴奋之情难以抑止，预感到这条大路是揭开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布局的一把钥匙。 新世纪之初，我们循此线索继续追探，短短的几天里不断向南北推进，最终确认这条大路的长度接近 700米，路的北端被晚期堆积打断，向南伸进村庄，实际长度要更大。这一纵贯遗址中心区的大路给宫殿区布局的探索带来了曙光。在我们钻探的过程中，有老乡告知他家的地里小麦长得不好。根据田野考古的常识，这最有可能是因为地下有质地致密的夯土建筑基址，导致土壤结构异常所致。钻探结果又令我们大喜过望。阻碍地下水下渗的遗迹不是夯土建筑，而是坚实的路土，顺藤摸瓜地追探，居然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路，向东延伸，与宫殿区东侧的南北向大路垂直交叉，主干道的“十字路口”找到了！最后，确认这条位于宫殿区北侧的大路长度达300余米。 这两条大路把早年发掘的1号、2号两座大型宫殿基址，以及钻探发现的几处规模较大的夯土建筑都围于其内，显然具有区划的作用。此后，我们乘胜追击，把探索宫殿区南侧大路的目光移到了1号宫殿基址以南，又找到了围绕宫殿区的第三条大路，以及宫殿区东南部的大“十字路口”。最后，在1号宫殿基址西墙外，确认了宫殿区西侧大路的存在。 至此，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纵横交错的井字形道路网重见天日。同时，它的初步探明也为进一步探寻宫殿区的防御设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最早的中国38>前所未有的城市规划 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分布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其外围有主干道网连接交通，同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宫殿区的近旁；祭祀区、贵族聚居区都拱卫在其周围。上述种种，无处不显示出王都所特有的气派。由上述发现可知，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 已有的研究表明，作为权力中心的中国早期都城属于政治性城市，可以没有城墙（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城墙，城墙的有无应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战争的规模与性质乃至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但绝不能没有规划性。规划性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二里头遗址在华夏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承前启后，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营建规制，是发端于二里头遗址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移向二里头遗址所处时代以前，可知即便象山西襄汾陶寺、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这样的超大型聚落，其城垣的建造无不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迄今尚未发现集中而排列有序的大型夯土基址群及环绕它们的规矩方正的宫城。相比之下，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与陶寺、新砦等超大型围垣聚落间有着飞跃性的变化，而与稍后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及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面貌更为接近。 因此可以说，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