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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柔学兄去年冬天本来是要回加拿大过冬的，因为等这本书的校样能在北京校，所以便推迟了返加拿大的日期，不幸于 2004年10月13日凌晨突发肺血栓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他九月间因腿骨摔折作了手术，很成功，就要出院了，逝世前两日我去看他，恢复得很健康，精神也好。但病情突变，竟致不治。现在我看完了本书的三校，书在人去，不禁掩卷叹唏，伤感之至。 本书是作者的自选集，从收文到目次都是他自己亲定的，大体上是按论文内容的年代和文体类别排定的。如依论文内容分类，大约是三个方面：一，属商周考古学研究的一篇，即《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发表于1956年4期《考古学报》上，利用《仪礼》所记周代丧葬制度与墓葬考古发现的实例相印证，考释棺椁、随葬品和殓葬衣饰的名物制度，同时推定《仪礼》士丧、既夕两篇的成书年代（约在战国中期），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一篇考古学论文，开考古学资料与古文献相结合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风气之先，时距公柔学兄自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进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才五年。第二个方面自《<曾伯□簠>铭文中的“金道锡行”及相关问题》至《西周金文中的法制文书述例》十篇论文，属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范围，最早的一篇《记幾父壶、柞钟及其同出铜器》发表于1962年，有七篇是研究各地发现的西周以来诸侯王国青铜器的，其中关于徐国青铜器是从形制、花纹作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既区分国别、又要分期断代，指出徐器基本上保存了不同于吴越、楚等国的特点，东南诸国的青铜器是徐盛于前，吴越兴于后，而楚国青铜器终于集大成而覆盖于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1993年以后集中研究西周金文中所载《约剂》、诉讼辞语和法制文书的内容，这三篇论文另辟蹊径，自成系统。第三个方面是秦汉简牍研究论文四篇，有两篇是研究云梦秦简《法律问答》和《封诊式》的，还有一篇是《居延出土汉律散简释义》，与前述西周金文法制史的研究一脉相承，从考古学资料中阐释中国早期法制史的问题，颇见开创之力。《瓦因托尼出土廪食简的整理与研究》是用考古学方法来做古文书学的整理，使散乱的简牍恢复成为近似原来的簿册档案，以西汉烽燧遗址中发现的第一手资料，研讨西汉边塞屯戍实况和推行代田法的效果，确凿史料的应用使结论最为逼近于史实。 书中收有三篇书评一篇序。1984年8月写了《评介<中国文明之起源>》，评的是1984年4月日本广播协会出版的该书日文本，当时公柔学兄正在翻译此书为中文本，他和夏鼐先生都住在干面胡同宿舍，为译书而过往极密，夏先生作了许多补充修订，特别是在日本学者所作注释中又加了很多补注，有些补注很重要，如中文本页33注（18）关于“岳石文化”的补注，页101注（1A）关于“文明”的解释，页106注（9C）关于夏王朝探索的问题。夏先生做学问一贯严谨缜密，从这本书的补充修改中可以充分体现出来，这是夏先生生前最后出版的一本书，1985年6月19日夏先生病逝，7月《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文本出版，夏先生没有看到。公柔学兄收此书评入集，无疑是为了纪念他与夏先生这段译书文缘的。就在1984年8月夏先生发表《殷周金文集成?前言》，详细阐述了考古学与金石学、铭刻学和古文字学的关系及其整理研究方法，给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指明了途径。在此文发表前后，夏先生不止一次向公柔学兄讲解编纂《殷周金文集成》的宗旨和方法，对公柔学兄的治学影响极大，同时也为保证《殷周金文集成》圆满成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写书评序跋在学术研究中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一篇好的书评可以起到指导学术方向和端正研究方法的重要作用。《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序>》提倡不要仅用已知年代的钱币来为古墓葬断代，还要用墓葬形制、共出器物来推断钱币的具体铸造年代，这也是考古学的方法，并举徐州西汉楚襄王刘注墓出土的武帝三官五铢为例。至于《评介<尚书文字合编>》则是讲先秦古文献整理的，从整理编纂汉唐以来《尚书》的石经本、古写本说起，进而讲到利用殷墟卜辞和西周金文相互比较研究，因为它与汉代以后古文献整理侧重于版本校勘不同，认单体字和解释词汇语法占极大比重，必须依赖于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公柔学兄从五十年代整理马衡《汉石经集存》时即已注意《尚书》的问题，近年专心致力于《尚书》的整理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书稿溢满箱箧，已在《燕京学报》先后发表《<尚书?酒诰>——兼论周初禁酒之政治意义》（新十六期，2004年5月）、《<尚书?全縢篇>考述》（新十八期，2005年5月）两篇，能在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利用考古学资料推陈出新，他对《尚书》的研究是厚积而薄发的，遗稿的整理亟待安排。 收在本书中的那篇怀念于省吾先生的散文，是本书惟一的抒情作品。于先生是公柔学兄在燕京大学的业师，淡淡的几笔便勾勒出了学生对老师的崇敬之情，描写他送于先生穿垂花门，从白皮松旁过里院出角门时，用“秋天的斜阳”、“空庭阒寂”、“先生的背影”、“如闻謦欬”，宁静地衬托出了当时的感人情景，如见其景，如闻其声。公柔学兄确是散文高手。 综览全书，贯穿于各篇论文、书评之中隐有两条学术线脉，一是坚持考古学研究方向，最终要升华为历史学研究；二是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探索考古学研究的方法。方向不对则命题有误，会导致全局失败；方向不对则事倍功半，难达目的。这两条线脉是学术研究中的生命线，公柔学兄毕生都在思考，随学术之发展而改进。我与他相识在1950年燕京大学，他长我十岁，是我的学长。特别是我们共事于考古研究所以后，在洛阳工作站、编辑室和资料室，朝夕相处，讨论研究工作中的考古学方向和方法问题， 成了我们论学的主题，我在这方面受公柔学兄的启发尤多。所以在阅读本书时我建议：不妨在这些方面也作点思考，虽然已超出了本书的内容范围，或许会有另外的新收获。 二○○五年三月十五日于九条枣窗 （陈公柔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文物出版社，2005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