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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贴在博客上的拙作《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是本人接手二里头遗址工作以来，对相关研究模式思考的一个初步梳理。我个人对这篇及其他几篇涉及考古与历史整合问题的小文的定位是，这是考古人的历史学思考。 因此，当我应邀参加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合办的“承传与创新：新世代的历史学”学术研讨会（2007年12月1-3日）时，觉得拿这篇文章参会是最合适的。会议参加者的主体是中青年，大家的专攻由上古至当代，话题自然就上升到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 我是参会的考古学界的唯一代表。当发言被历史文献学出身的评议人评价为——像是搞历史的人写的，我觉得这是对一个考古人的最大的褒奖。 会中，我就接到了《历史研究》编辑部负责人的约稿，他并嘱我把稿子适当扩充。提交的论文字数已超过一万，不是被要求压缩而是被要求扩充，这在考古圈是不可想见的。 但最后，交上去的稿子不了了之。真正的原因是否是由于匿名审稿又请到了考古界的前辈而不能接受，不得而知。 这篇文章显然对长期以来夏商分界研究中的“证史偏向”有冷峻的思考，但反响不同。曾在考古所在职人员参加的“高研论坛”上讲过，评价相当正面；但在去年的“早期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前辈在听了这样的剖析后则动情地表示跟随前辈先哲钻研多年，从没有想过从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显然难以接受。把假说推论当成信念来毕生追求，是不可能没有失落的。我只是捅开了这层窗户纸而已。 考古圈关起门来搞学问，历来不拿史学刊物当回事，只认《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三大杂志等，本身就显现了考古界与文献史学界的隔膜。这篇文章没能上《历史研究》，遗憾的是少了一次让文献史学界了解考古人的史学思考的机会。 越写越觉得概念有些混乱，因此觉得有正名的必要。 一般认为：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我们自己的话语系统从这里就开始含混起来。历史学是否属于Science，还有争议，这里存而不论。狭义历史学和广义历史学，经常被简称为历史学。现在大家习称（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俨然考古不属于历史学科。其实所谓狭义历史学，应称为文献史学。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考古学”条中，有这样的表述：“历史学除了为发掘出来的种种遗迹和遗物提供文献上的解释并帮助判断它们的年代以外，还广泛地就古代的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以及涉及精神文化方面的各种问题提供文献上的资料，作出详细的说明，以补考古学在这些方面的欠缺和不足。”这里的“历史学”显然指的是文献史学，简称为“历史学”显然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 经历了学科的发展及个人治学的心路历程，我基本赞成上述对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分析。但认为应表述为“考古学和文献史学，是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考古学与文献史学是兄弟学科，但与历史学却不是兄弟学科，而是历史学大家庭中的一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