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早的中国》这本小书分为15大章，但从没有数过它究竟是由多少个小节组成的，居然是108！今天，8月8日，又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吉祥日，一个引以为自豪的日子。大吉！ 从仲夏的四月到昨天的立秋，一百多天的连载中，这书的后期制作也在紧张地进行。昨天，与责编翻看了最后一遍校样，与社长、美编、责编一起敲定了封面和封底。大家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殊为不易。就等着读者的评判了。 连载中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已加以采纳，书稿得到及时的修正与完善。在此仅向所有关心这本小书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原有的抒发个人情感的《后记》因体例限制而不能入书，应《中国文物报》社新推出的“文物考古周刊”主编李政女士的邀约，已作为“作者手记”刊发于该报，由此可一窥作者的心路历程。 即将面世的这本小书，是被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闫向东社长，在2006年初冬用一份午餐盒饭及此后的不断激励“哄”出来和“逼”出来的。但沉浸在思考和写作的兴奋与快乐之际，乃至书稿终于杀青的现在，我是怀着一份深深的幸运与感激之情的。没有这样的契机，这些耕耘思考的灵感和收获就很难被梳理出来与大家分享。 我与闫社长的一个共识是，这本书首先应该是一部学术著作。说它是学术著作，是因为它是学者秉持“有一说一”的学术原则写就的。但它又是一部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概念的著作，是一部面向文化大众而非仅为学界的学术著作。我们的初衷是希望它能让公众，尤其是文化人愿意看，读得进去，读得不累，甚至读得畅快。 中国现代考古学在诞生伊始，本来就是因应大众尤其是知识阶层的需求而出现的。它要解答的，都是国人乃至国际学界想要了解的一些大的本源问题，譬如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作为全球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是什么，等等。近百年来，考古学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了解决这些大问题，必须从田野实践的精微处做起。整个学界花费了几代人的精力，建构起了对中国史前文化至早期文明的框架性认识。由于专业的特点，譬如田野操作的复杂性，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追求作为现代学问的科学性等等原因，考古学必须建立起一套自身的话语系统，来解读这部无字天书。随着大量材料的爆炸式涌现，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学科分支的逐步细化，使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考古学给人以渐渐与世隔绝的感觉。甚至与这个学科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献史学家也常抱怨读不懂考古报告，解读无字天书的人又造出了新的天书。经过几十年来学术成果的不断累积，学科的不断成熟，考古学已开始尝试解答一些大众关心的问题，考古学的成果已开始贡献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法则。考古学者也开始抱有更多的自信，社会责任感在增强，开始有走出象牙塔，把自己的成果回馈于社会的“自觉”。 作为考古界的普通一员，我个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大概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学科的这种转变。 如果从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史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这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考古学者也开始了将文物考古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产品的尝试（在此之前，李济的小书《安阳》让世界了解了殷墟，据说张光直最喜欢的自己的著作是普及性的小册子《美术·神话与祭祀》）。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王仁湘先生主编、由考古学者分头执笔的《华夏文明探秘丛书》，就曾获第11届中国图书奖并入选20世纪最佳文博图书，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但这些努力与业绩似乎没有对我这个自认为偏于保守的学者产生太大的影响。记得1996年《读书》杂志曾特约数位人文学科的知名学者来讨论考古学与公众的问题，几位学者直陈对考古学话语系统的疑惑、慨叹和望而生畏。其中我的同事陈星灿的文题是《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读了之后尽管颇以为是，但当时的想法仍然是：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并不是所有的考古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不满于充斥坊间的考古大发现类的“攒书”，一方面又不肯或舍不得拿出时间和精力参与到公众考古的行列中来，这基本上道出了包括我在内的考古界相当一部分同仁的心态。 因此，当2006年闫向东社长做我的“思想工作”，希望我能考虑写一本向文化大众解读二里头的小书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婉言谢绝，当即答曰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是考古报告，而我正在编纂二里头的考古报告。当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激发起来时，当我以此为契机开始全面梳理前辈和我们这个团队的探索历程，开始从比较文明史的宏阔视角来看二里头乃至它所代表的“最早的中国”，开始试图发掘一件件文物背后蕴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时，我已经不把这本书的写作看作是学者的一项副业，它已经成为我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逼着我又读了许多书，搞清了不少问题，同时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成为我进一步从事相关研究的学术增长点。这种感觉王仁湘老师曾告诉过我，现在我自己体会到了。可以说，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充满了不安，但同时也充满了收获与思考的快慰！ 本书的成稿，可以看作是考古人努力面向公众的一个青涩的果实。说其青涩，绝非谦辞。对于学者来说，写一部学术专著并非难事，但写这样一部不同于以往概念的学术著作，他所面临的挑战则是可想而知的。在被闫社长调动起积极性的“兴奋”之后，是一种忐忑，及至书稿杀青的现在，又有一种释然的感觉，不管读者对它的评价如何。毕竟，作为考古人，“自觉”地走出了这一步，就我个人而言，这本小书的写作也因挑战自我而可以看作是学术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我也愿意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用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获回报社会。 一直有朋友和学生说我对自己所挚爱的考古事业，尤其是二里头遗址富于激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激情，才使我最终被闫社长说动，产生完成这本书的冲动。历史学家吴晗认为，把历史变成人人都能享受并从中得到鼓舞的东西，史家才算尽了责任。这种提法似乎偏于“致用”的考虑，但细想起来，任何对历史的阐述都包含了当代社会的需求。这本小书，也不过是我作为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主持人，对二里头遗址的一种解读而已。换句话说，它展现的仅是我眼中的二里头，一个使我兴奋的“中国”的存在。勿庸讳言的是，作为作者，我当然也希望读者在看了关于她的故事之后，也为二里头这个中国乃至全球文明的硕果而兴奋。我自己给这本小书的定位是：以二里头为切入点，实说、精说和深说“中国”诞生史。但是否做到，就要读者来评判了。至少，这本小书中包含了笔者对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历程的再认识，读者诸君从中可以了解作为中国人不可不知的“中国”的由来。 从下列的各章题目中，大家或可对这本小书的内容先有个大致的了解： 解 题——“中国”的由来 开创纪元——由“多元邦国”到“一体王朝” 全球视野——中国文明兴起的世界背景 寻梦之旅——发现与研究历程 雾里看花——都邑的王朝归属之谜 地灵中原——“第一王都”的诞生背景 王都气派——城市规划的先端 建中立极——宫廷礼制的形成 国之大事——祭祀与战争 都邑社会——人口构成与层级 文明气象——精神世界管窥 巧夺天工——官营手工业的高度 城市民生——经济生活举隅 海纳百川——对外交流的兴盛 强势辐射——“中国”世界的雏形 围绕这些大的专题会讲到属于“动产”或“不动产”的文化遗产及其背后的诸多故事，以及尽全力探索它们的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故事。最后提出试图解答但仍无法圆满解答的问题：何以“中国”？可以引发读者诸君的进一步思考。 编纂中还下了的一项工夫是配图制表。这本纯文字不足10万字的小书，插进了近300幅图、表和图版，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几乎是讲到哪儿，图和照片就跟到哪儿。几张能够给读者以总体印象的时空框架表因需而设，是自己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制成的，颇费了些心血，希望有裨于大家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为文之道，有如烹饪。原料乃至半成品，大部出自他人之手，最显厨师个人特色之处，在于搭配。本书就是采撷众多学者专家研究成果的结晶，当然配料方案，即从这样的视角以这样的方式成文，是笔者要文责自负的。这里仅对有惠于此书的学界师友致以诚挚的敬意与谢意。 如果这本小书能为方兴未艾的公众考古的百花园稍增秀色，笔者也就感到宽慰了。 （许宏著：《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即出） （《中国文物报》2009年8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