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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定都北京，以内城安置“从龙入关”的旗人，民人全部移居外城，形成旗民分治的格局。数十万旗人居住内城，除当兵做官外无所事事，加之经济收入比较稳定，到寺观赶会进香，施银舍物，很快成为一种时尚。更有善男信女，将土地慷慨施舍。舍地的既有旗人也有民人，而以旗人尤为踊跃。揭示旗人舍地现象，对了解旗人宗教信仰、与寺观关系以及土地等方面问题均有意义。笔者试以碑刻拓片为基本资料，从旗人舍地的来源、旗人施主的身份、旗人舍地的对象、旗人舍地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初步考察。 一、舍地的来源 清代北京城内外的寺庙宫观，星罗棋布。寺观维持正常运转，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自身经营和施主（又称功德主、檀信、檀越）施舍，自身经营必须有寺观经济作为基础，不是许多寺观所能具备的，接受施舍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施舍包括：不动产（房、地）、银钱（用于扩大基址、修葺殿宇、僧道日用、祭祀香火、传戒费用）、实物法器。其中，不动产可以提供长期稳定的经济收入（收取租银），尤为寺观所重。 对于施主善举，寺观通常刻立石碑。这种作法，首先是基于对施主的表彰，同时也寓有奖劝善信慷慨解囊的目的。另外，舍地碑无异于永久性契书，对于证明土地来源合法性、防止施主子孙或亲属的无理纠缠乃至土地日久迷失，也具有重要作用。 舍地碑行文格式不尽相同，有的称颂施主善举，有的照录舍契原文，但不管怎么说，通常包含以下要素：施主姓名、舍地来源、额数、坐落四至、立碑时间，有的还要说明施主籍贯（是旗籍还是民籍）、施舍目的、所舍土地价格与质地，舍契交付，写字人、说合人、中保人（中见人）姓名，以及“永为寺业，各无争竞”，“永不反悔”之类的担保。 舍地碑对土地来源的说明通常比较简略，如说“有地”、“有开荒民地”、“自置地”、“自典地”、“祖业地”。说明土地来源，主要是为了确保产权让渡的合法性，使用“有地”一类的措辞却未免过于简单。其中，明确说明自置地的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岫云寺《五十三舍地碑》，这也是目前所见旗人舍地碑中为时最早的一通： 大清康熙四十九年岁次庚寅闰七月 信士五十三同男苏兴捐金买稻田一段计囗顷，永远供奉岫云常住，以为香火。兹于康熙四十六年七月吉日买稻田一段四十亩，囗至本寺地，南至本寺地，西至砖瓦窑，北至官道。又四十九年五月吉日买稻田一段六十亩，东至本寺地，南至鹌鹑户地，西至官道，北至本寺地。 施主市银五百两买稻田二段共一顷。其地囗囗囗址俱开分明。 钦命潭柘山岫云寺囗持道林囗 [1] 岫云寺位于京西门头沟宝珠峰下，始建于西晋，初名嘉福寺。清代，因康熙帝题有“敕建岫云禅寺”，改名岫云寺。又因寺后山上有青龙潭，寺前山坡上遍植柘树，习称“潭柘寺”。 满人命名常取数字，是一种古老传统，如某人出生时，其祖父七十岁，就给他取名叫“那丹珠”，即满语七十之意，但满语名字毕竟难懂，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径用汉语，这是汉族所没有的习惯，说明信士五十三为满人无疑。五十三同子苏兴于康熙四十六年七月、四十九年五月前后两次置买稻田二段共一顷，用银五百两，舍给岫云寺作为香火地。 自置地也就是置买得来的土地，因现地主拥有充分的土地所有权和处置权，施舍手续比较简便。相比之下，施舍自典地因涉及原主权益，产权关系比较复杂，转让地权的难度也比较大。乾隆十九年（1754）《福增格施地供众碑记》： 功德主、散秩大臣、副都统兼管右翼步军总尉事、佐领、和硕额驸福增格撰并书。 西峪云居寺，京西之巨制也。自滇师开山以来，不事庄严，清修苦行，因距先祖文端公先茔甚迩，是以余家三世护持焚修，将及六十年矣。今有增格典到正白旗汉军石勇佐领下伊凌阿地二十顷零五十亩、瓦房十五间、土房二十五间、场院、园子、井、树，坐落新城县栗各庄，用价银五千两，契写三十年后银到取赎。后因知僧格愿舍与龙天常住供众，石姓原典主亦乐劝善举，亲写“永不取赎”契约。是以余情愿尽写舍契施与常住，永为寺业，各无争竞，久远存验。 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十五日 [2] 云居寺又称西峪寺，位于今北京西南郊的房山区，隋唐时代由幽州智泉寺静琬法师创建，历代屡有修葺，成为规模宏伟、僧侣众多的巨刹，以藏有万千珍贵的石刻佛经板而闻名遐迩。 上引碑文无异于舍地契的翻版，由施主亲自撰写并书。立舍契人福增格，又译福增额，大学士伊桑阿之孙，尚郡主，诏封和硕额驸 [3]。伊桑阿系康熙朝名臣，死谥文端，入祀贤良祠，《清史列传》卷九有传。其家祖坟位于云居寺东南，今北京房山区岳各庄镇皇后台村 [4]。福增格祖孙三代、六十余年间对云居寺始终护持焚修，他将典到汉军旗人伊凌阿地二十顷零五十亩、瓦房十五间、土房二十五间及相关附产舍予该寺，正是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当初典买这些土地，福增额共用五千两银子。如此巨额的施舍，至少在笔者所见旗人舍地碑中，是为数最多的一例。 福增格所施土地为自典地。与自置地相比，施舍典地难度较大。原因在于：典地是一种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不充分的买卖形式，在土地出典期间，现典主拥有使用权、处分权或转典他人权，原业主则保留出典限满后的回赎权（如上引碑文中所云：“约定三十年后银到取赎”）。在此种场合，现典主无法实现真正法律意义的产权转移，只有原业主声明放弃回赎权，才另当别论。在这起施舍中，看到的正是这种情景：福增格在征得石姓原业主同意，并由后者亲笔书写“永不取赎”契约后，终于将土地施舍与云居寺。 问题是：如果原业主不愿放弃回赎权，是否还有权宜办法呢？不妨参考民间流行的做法。《诸公施舍永为药王庙碑记》：村民张自贵施舍典契地五亩，典价一百五十吊，日后价归香火。[5] “价归香火”的意思，就是一旦原业主按典契规定期限回赎土地，所付价银归寺庙收取。另外，还有明确规定将价银依旧置地的，《李永福捐助烧煤地亩记》写明：施主李永福将自典地两段，一段三亩典价五十吊，一段三亩典价十九两，舍于寺，倘原业主赎回，价照旧置地。又载：海玉堂交寺银二十两，当年置典契地五亩，如原业回赎，仍然置地。[6] 在这种场合，碑文无一例外，都要注明典地价，以便日后办理回赎并用所付价银重新置地。诸如此类的做法，应该也适用于旗人。 二、施主的身份 在清代社会里，旗人有别于民人而自成一社会群体。在其内部，上起皇族贵胄，阀阅世家，下至普通旗人，以至奴仆家丁，又存在不同的阶层。贵族显宦，广占庄田，家资富赡，施舍土地，尤为慷慨。前举福增格一次施地二十顷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他们的大力表率下，民间满汉旗民向各寺观捐献田产、钱财也很踊跃。云居寺所存乾隆二十年《吴王氏施地碑》、二十八年《功德碑记》、《刘王氏舍地碑》、四十五年《施财置地斋僧功德碑》、嘉庆七年《施宝幡碑》、同治三年《施舍功德碑记》、光绪二年《施财功德碑》等，都是这种活动的实证。 岫云寺内观音殿、文殊殿、祖堂、龙王殿、大悲殿、孔雀殿、地藏殿等许多建筑，都是陆续由旗民人等出资捐造的。在捐造殿宇的同时，还有人施舍土地，上引《五十三舍地碑》，就是旗人将自置地施舍该寺的一个例子。据《潭柘山岫云寺志》：捐造大悲殿者为“信官五十三”，[7] 与上面提到的施主可能是同一人。如果此推断不错的话，五十三身为八旗官员，既独力捐造大悲殿，又购田施地，足以想见他信仰的虔诚和家资的富赡了。乾隆六年，怡亲王府总管李天福、王配为资助岫云寺举办龙华法会，各捐俸二百两，加上其他善信所捐二百五十两，合置昌平州稻地三顷十亩。[8] 李、王二总管是王府中地位最高的包衣旗人。当时，进香岫云寺者“自王公贵人下逮佣囗氓隶”，慷慨捐施的实繁有徒。 戒台寺是与岫云寺、云居寺齐名的巨刹，位于今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马鞍山麓。戒台寺在唐代额曰“慧聚”，明正统年间赐名“万寿”。寺内有规模居全国之首的戒台，素有“天下第一坛”之称，因常在此台开坛传戒，俗称戒坛寺或戒台寺。乾隆五十年（1785）《旗人常福保等舍地碑》，集中记载了旗人向戒台寺施舍土地的一些情况： 立舍地人厢白旗宗室永锡佐领下宗室常福保，有地三段九十[亩]，坐落通州南囗囗庄。庄南一段廿亩，庄西一段五十亩，庄西南[一段] 囗囗亩，同庄头周永佩、吴兴、倪秉仁舍与戒台寺，永作佛前香火，永不返回，刻碑流芳。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立舍地人宗室常福保 立舍地人厢白旗宗室永锡佐领下宗室荣喜，有开荒民地十一段一顷六十五亩，坐落通州南共吉店村南，同庄头周永佩、管家囗昌、中见人吴兴、倪秉仁舍给戒台寺，永作佛前香火，永不返悔，刻碑流芳。 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立舍地人宗室荣喜 立舍地人厢白旗永锡佐领下宗室宁泰，有地一顷零二亩，坐落[通]州南共吉店西；又苏家庄，房地相连，四顷有余一段，同庄头杨蓉与本庄大和尚，舍给戒台寺，永作佛前香火，永不返悔，刻碑流芳。 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廿八日立舍地人宗室宁泰 固安县西蛮子营村关帝庙是戒台寺下院，立舍地人正黄旗汉军邵源浩佐领下吏部小京官杨，有地三段四十亩，坐落蛮子营村西二段，一段八亩，又一段五亩，村南一段廿七亩，同管家周德福、中人梁谟舍给戒台寺，永作佛前香火。 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廿六日立舍地人杨晙 立舍地人厢蓝旗包衣富森牛录马甲伊立布，有自置地一顷廿亩，坐落固安西苏家桥村北，南北地二段，每段六十亩，同婶母廖门李氏舍给戒台寺，永作佛前香火，刻碑流芳。中见人姚廷必、官保。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卅日舍 立舍地人徐廷佑，本身开荒民地十一段共一顷四十亩，坐落通州南宫（中缺数字），同中人情愿[舍给]戒台寺，永作佛前香火，刻碑流芳。自舍之后，如有亲族争竞囗有囗囗，中保人一面承管。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初三日立舍地人徐廷佑 （以下尚有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五十年十月旗、民人等将“本身地”舍给戒台寺的契书，涣漫不清）[9] 上引碑由戒台寺刻立，载有乾隆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七、四十八等年旗民人等舍地情况，似乎是照录舍地契原文，可惜部分文字已泐，难以辨识。 舍地旗人中有厢白旗宗室常福保、荣喜、宁泰，正黄旗汉军吏部小京官杨某，厢蓝旗包衣牛录下马甲伊立布，他们的社会身份不尽相同，既有满洲也有汉军，既有皇室贵族（宗室），也有包衣牛录下人。只有徐廷佑的身份可能是民人。 六位施主共舍地十顷五十七亩，其中五顷余的一位，一顷余的三位，九十亩和四十亩的各一位。说明旗人舍地多在顷亩以上。 碑文还反映了舍地必须履行的程序，由施主写立舍地契，并与庄头、管家、中见人等共同担保。碑文中提到的“庄头”，均隶属宗室，即宗室常福保的庄头周永佩、吴兴、倪秉仁，宗室荣喜的庄头周永佩，宗室宁泰的庄头杨蓉。清初圈占畿辅大片土地，将其中一部分分给皇帝和王公贵族，建立官庄和王庄。庄头是管理农庄的头目，有条件设庄的宗室贵族，都占有大地产。以后，一些贵族又通过兼并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宗室荣喜所施土地为“开荒民地”，应是得自民间的土地。 清初圈占畿辅大片土地，除将其中一部分分给皇帝和王公贵族设庄，大部分分给八旗官兵作为份地。因为份地是按“计丁授田”原则分配的，每丁五垧（一垧五亩），故占有大量奴仆壮丁的贵族、官员获益最多，“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数百垧”[10]。从而拥有设立管家管理生产的条件。印证上引碑文，旗人舍地一般都在顷亩以上，慷慨的施舍，说明他们的社会身份虽不尽相同，均属旗人中的富裕阶层。旗人舍地，主要以家庭成员为单位。多数为男性家长（例甚多，从略），另外还有：父与子（《五十三舍地碑》），兄弟（《起刚等施舍房产碑记》），母与子（《圣文寺香火地碑记》），孀妇（《吴王氏施地碑》、《重修关帝庙题名碑》），侄子同婶母（《旗人常福保等舍地碑》），都是些与所施土地有产权关系的当事人。 另外，旗人舍地，有时还以香会名义。在这种场合，施舍的是会众集体的财产而非一家一户的私产。 香会，是民间祭神修善的自发性组织，在旗人与民人中非常流行 [11]。成立于雍正十三年（1735）的岫云寺楞严胜会，例年会费除佛供僧斋外，十三年间节余五百六十两银，置地二顷，岁入租银二百零十两，献给岫云寺永作香火之需。[12] 乾隆十六年（1751）《广善米会置香火地碑》称：“京都西直门广善米会众发诚心愿买水园地供奉常住，以作永远功德。”该会用银一百五十两，置地三段四十四亩，每年取租银十六两。永作戒台寺香火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广善米会捐资题名碑》记载：该会由德胜门外索家坟药王庙一带旗民百余人组成，每年例往戒台万寿寺献供斋僧敬礼施食。会众捐资钱一百七十二吊，置地三十亩，“得租永作佛前香供”。[13] 这两个广善米会，会址不同，一个在西直门，一个在德胜门，可能并非同一香会。还有由宣武门内西单牌楼旗民组织的如意会，每年四月间往戒台寺“礼佛献供斋僧施食济孤”。在会首蒋廷臣、亢希表率下共施银三百两置地二顷，每年得租钱一百千，“永作佛前香火”。[14] 这些香会施舍的虽是地租，其实也是施地，因土地所有权已归属寺庙，并立有碑石作为凭证。 三、舍地的对象 旗人舍地，以京郊名刹为主要对象（说见前文），也包括居处附近的中小寺观。雍正十二年（1734）四月《重修关帝庙题名碑》记载北京西北郊大榆河等村旗民向当地关帝庙施舍土地的事实： 大榆河关帝庙施舍并自置香火地亩四至清开于左： 山主一等阿达哈哈番舒数舍地一段四亩，坐落庙南，东至旗地，西至庄窠，南至香火，北至旗地；又地一段四十亩，坐落村北，东至旗地，西至道，南至香火，北至旗地。内阁学士和素施庙身地一段。牛录章京兼员外郎事石头施庙身地一段。牛录章京囗囗科泰施地十八亩，坐落村东，东至旗地，西至民地，南至旗地，北至沙垌。宁秀布施地六亩，杜文路施地三亩，孔印凴施地三亩，共合十二亩，东至道西，西至旗地，南至香火，北至庄窠。安尚仁施地三十六亩，坐落关家坟西，东至坟，西至沟，南至道，北至旗地；又施地一段十四亩，东至道，西至龙母宫香火，南至沟，北至道。姚门常氏施地八亩，庄门沈氏施地八亩，共合十六亩，坐落村南，东至沟，西至道，南至坟，北至坟。自置香火地二十四亩，坐落村东南，东西至旗地，南至坟，北至道。又置地四十五亩，坐落村东，东西至旗地，南至坟，北至坟。又置地五十亩，坐落村东，东西至旗地，南北至道。又置地十四亩，坐落村东，东西至旗地，南至道，北至旗地。又置地三十六亩，坐落村东，四至俱在旗地。又置地十五亩，坐落村东，东西至旗地，南至道，北至旗地。又置地四十五亩，坐落村东，东至沟，西至道，南至旗地，北至道。 厢黄旗包衣下那六哥、全德、全福、全安、全宁施香火地一段四十亩，坐落玉河村东洼，东至民地，南至旗地，西至其[旗]地，北至其[旗]地。又置买地一段十亩，坐落村东翟家坟前，东至旗地，南至道，西至旗地，北至道(按此两段地亩系补刻)。 十方檀信芳名开列于后： 大榆河合村众善人等，皂甲屯合村众善人等，新庄合村众善人等（以下八十四人名从略）。[15] 榆河，又称玉河（今南沙河），在皂甲屯东南方流过。榆河（玉河）村、皂甲屯（皂荚屯）、新庄一带，清属昌平州（今属海淀区上庄乡），是康熙朝权臣、大学士明珠家族的赐庄、宅院和祖茔所在地。康熙四十七年（1708），明珠故后，明府总管安尚仁将当地东岳庙（在皂荚屯东）、真武庙（即关帝庙，又称高庙，在皂荚屯村南三里）、龙母宫（全称“龙王圣母庙”，在皂荚屯东北）重修，各延高僧住持在内，朝夕焚修，供祀明珠牌位。新庄，原名新立庄，在皂荚屯西南，据说是由明珠家坟丁和其他人户迁入而形成（即今之上庄村）。[16] 据碑阳《重修关帝庙碑记》，关帝庙始建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雍正八年（1730），前后两次增修，庙观辉煌，巍然涣然。不想方过一年，突发地震，使二十年之经营毁于一旦。僧人通理痛心之余，乃“蓄地亩之力，集檀信之资”，再次重修，雍正十二年竣工，通理因撰此碑，将寺观兴筑始末并受施、自置地亩情况记载其上。 关帝庙修筑仅二十年，通过善信“施舍”和“自置”已拥有四顷多土地，均位于榆河村附近。其中，庙身地二段，施舍地十一段一百八十亩，自置地八段二百三十九亩。施主为周邻各村居民，既有一等阿达哈哈番（即一等轻车都尉，为三品八旗世职）舒数、内阁学士和素、牛录章京兼员外郎石头这样的朝廷命官，也有屯居旗人和皂甲、大榆河、新庄等村村民。 安尚仁（又称安尚义、安三、金义、钱仁），正黄旗包衣人，其先高丽人，清初入旗。安尚仁以替明珠贩盐而至富，与其子安歧贩盐于天津、扬州等处，拥资数百万。[17] 作为明府管家，安尚仁不仅主持了三寺观的修缮工程，还一次性向关帝庙施地五十亩。碑记上的其他一些施主，可能也是明珠家族的包衣（家人）或者家庭成员。 从上引碑文还可得知，当地旗地与民地（包括关帝庙香火地）是插花交错在一起的。清初以来，满汉旗民的界限原本分明，尤其在京师，旗人居内城，民人居外城，不允许混杂。但在京畿地区，因旗地与民地往往交错在一起，且旗地基本由民人耕种，就从地域关系上为旗人与民人的杂居创造了前提。作为同一地区甚至同一村落的居民，旗人与民人的交往方式多种多样，向庙宇施舍土地，就是一项基于共同信仰而热心参与的社会活动。 有世家大族和周围村民提供资助并拥有数顷土地的大榆河关帝庙，应属于中等规模的寺观。等而下之，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寺观，作为本地居民的信仰中心，同样也是受施对象。昌平州沙河关帝庙，既是当地乡民的供奉对象，也是开会聚议的场所，因此被“奉为香火寺”。该寺原有地二段，后来，正黄旗蒙古人赵仝氏同子伊兴阿又施舍一段十亩地 [18]。就个体而言，这类寺观所受土地有限，几亩、十几亩，多不过几十亩，但由于为数甚多，星罗棋布于城郊村镇，受施土地的总量还是很可观的。 旗人踊跃捐施，究竟基于哪些原因？ 首先是信仰：“永作佛前香火”（《旗人常福保等舍地碑》）。 其次是祈福，即所谓“植之福果，生生自是不断”（《吴王氏施地碑》），“作功德”（《资福寺施地题名碑》）。佛教认为布施可以修福。《上品大戒经》说：“施佛塔庙，得千百倍报。布施沙门（僧人），得百倍报。”施主修福免灾，死后登西方极乐净土，永享天福，福泽绵延不绝，惠及子孙。关福里置买二顷六亩地施与极乐庵，在碑记中写到：“凡我在族子孙，日后不得以常住地亩为己物，隳我培善之源，不能流传于后世也”。[19] 施舍行为必须得到后世子孙充分尊重，功德才能圆满，否则，前功尽弃，这正是许多施主所担心的。 再次是维持长期的特殊关系。福增格舍地给云居寺，自述是因为该寺距祖茔甚迩，是以三世护持焚修，将及六十年（《福增格施地供众碑记》）；旗员奎某为香山玉皇顶静福寺置地修树，修整店宇，也是因为寺后西山顶上有其亡妻李佳氏、王佳氏之墓。[20] 该处是奎某家祖坟阴宅，平日由静福寺悉心照料，给予一定回报也是合乎情理的。 与某个寺观保持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在旗人贵族世家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有清一代，皇帝潜邸或王公府邸舍为寺庙的就有雍正潜邸、怡亲王府、醇亲王府。另外，有些寺庙本身就是世家大户的家庙，如宗室额勒登保之妻张佳氏呈称：“窃氏有祖遗老圈地在沧州许官屯地方，共计十八顷有余，系多罗平郡王祖遗之产，有老册载明亩数段落可凭，亦有原建家庙华严寺在彼。” [21] 内务府旗人曹雪芹所著《红楼梦》第十五回写到：铁槛寺原是宁、荣二公当日修造，现今还有香火田亩布施。是八旗达官贵人生活的真实写照。《红楼梦》里的贾府，本是以江宁织造曹家为生活素材的。曹家极盛时，修造寺庙，资助佛事，都有史籍可考。康熙四十三年，曹寅在扬州重修理安寺松巅阁，后又重修江宁二郎神庙、鸡鸣寺塔。玄烨南巡驻跸江宁织造府时，曾到香林寺亲题匾额。曹寅追随玄烨，也向香林寺慷慨解囊，大事捐施。《香林寺庙产碑》碑文称：“前织造部堂曹大人买施秣陵关田二百七十余亩，和州田地一百五十余亩”。说明旗人舍地现象，并不限于京师一区。 四、舍地的影响 旗人施舍大量土地，无论对寺观，还是对旗人社会本身来说，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1、促进了寺观大土地的发展 2、清代北京地区寺观田产多寡不一，多者在百顷以上，少者只有十数亩、数亩乃至没有土地。地产的悬殊表现在：一方面，极少数名寺古观拥有大地产，普通中小寺观较少土地甚至没有土地；另一方面，城郊寺观通常占有较多土地，城区寺观只有少量土地或者没有土地。 旗人舍地，促进了寺观大土地的形成。兹以岫云寺、云居寺、白云观、红螺寺为例，略加说明： 清前期，岫云寺在几代住持的苦心经营下走向繁兴，地产随之扩大。前引五十三施地碑的立碑者为岫云寺住持道林。道林少依龙坡寺乾宗为僧，后入广济寺，康熙四十一年（1702）钦命为岫云寺住持，“住持二十余年，兴造最多”，六十一年（1722）圆寂。 乾隆初，恒实接任住持，岫云寺进入蓬勃发展时期。乾隆九年（1744）春，弘历驾幸，赐供银、金匾额、楹联等。翌年，恒实建无量寿会，数年后于下院翊教寺建龙华大会，扩大了岫云寺的影响。他还倡建楞严胜会，以八旗官员五三泰、铎尔跻色楞为首，组织会众按年捐献佛供僧斋银两。该香会将积累余银五百六十两，置地二顷，施与岫云寺，作为香火之需 [22]。 雍正、乾隆年间，岫云寺地产急剧增长，主要得力于监院来琳的苦心经营。乾隆三十三年（1768），正黄旗汉军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兼管国子监事务德保撰《潭柘岫云寺募置香火田碑记》称： （前略）宛平西山有寺曰岫云……灵祀既多，人天宗仰，四方之打包持盂至者充溢，选场粥版，每虞不继。寺僧来琳受戒时，苦持宏愿，思所以振之。自雍正八年至乾隆三十年置民田及民自舍田、旗人自舍田共一百五十顷，而旗田不得与民授受。每四十二亩为一绳，六亩为一晌。其间间有隐占，丈量点对文令日严，所舍田又散处各州县，畸零窵远，科勘不易，琳得请于户部，以例免予丈量，下宛平县核按田数，永作寺产，有私相售者罪之。爰伐石树碑，而乞余记其颠末。[23] 德保在碑记中还说：自己初次扈陛来寺时年令尚少，而来琳久以苦行闻，数十年来不改初衷，寺中僧众莫不藉助他的努力得以养赡，他本人却依旧冷齑破衲。来琳的做法，固然是基于信仰的笃诚，但力出于己而不自私，实在难能可贵。 来琳，顺天宛平县人氏，幼依龙母宫祝发，及长诣岫云寺为僧，其时该寺屡遭岁歉，间或以秫粥度日。来琳先后任知客（负责接待外来宾客）、监院（总管一寺事务）诸职，为解决僧众生计，立下心愿扩充香火地。按碑文记载，在雍正八年（1730）至乾隆三十年（1765）短短三十五年中，经他购置的土地就有一百五十顷，数量惊人。如按《潭柘山志》卷二来琳本传，则他在管理寺院四十余年间，共增置香火地二百余顷。大约相当岫云寺地产的一半。[24] 云居寺的巨额地产，也是通过置买或受施集聚起来的，确切数字已无从查考。乾隆十九年旗人福增格一次施地二十顷五十亩；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七年间常福保等六人施地九顷五十五亩余。据此，受施地产已超过三十顷，是十足的大地产。 乾隆八年四月刻《云居寺地产碑》，碑阳刻多罗宁郡王弘皎撰写碑文，阴刻地亩四至。记载云居寺土地四至的文字已涣漫不清，所幸有关该寺下院及土地亩数文字仍隐约可见：“京都阜城门外囗明寺香火旱地园地七十亩，涿州西北乡社村东南香火水稻地一顷二十二亩，涿州城东为坊村兴隆寺香火地五顷，新城县龙堂村通会寺香火地七顷，新城县栗各庄万寿庵香火地二十二顷，京都东城大佛寺（下缺）”。据此作不完全统计，云居寺下院地产至少有三十五顷之多。 位于京城西南的白云观是著名道教丛林。光绪十二年《白云观碑》碑阴刻本观地亩坐落契据清册：土地一百六十三顷五十七亩二分。其中房山县（丰台？）地二十二顷八十九亩，良乡县地三十三顷四十六亩九分余，武清县地四十三顷四十九亩五分余，顺义县地五顷九十四亩，昌平州地十六顷余，以及怀柔等州县。来源包括施舍地、典契地、自置地。施主有民人也有旗人。[25] 白云观各下院的土地也很可观，左安门内玉清观，有田产四十四顷七十八亩三分，除少部分在毗邻各处，多散布于朝阳门外大黄庄、京南赵庄、昌平州奤夿屯、通州小松垡村、朱家垡村、东安县夏家营、顺义县杜各庄等远近地方。这些土地 “统系本观自置，亦有善信所施者”。玉清观监院由白云观派遣，土地则由本观承管，以所收租项，作为香供、岁修养众之费。契据文约，俱存白云观。[26] 《玉清观自置受施房地一览表》
玉清观四十四顷余土地主要通过自置和受施两个途径获得，耐人寻味的是：十二次土地交易总共购得二十三顷十三亩三分地（平均每次一顷九十二亩余），而两次受施就得到二十一顷六十五亩地。这一现象或者有助于印证前面的推断，即施主主要是拥有大地产的豪门大户，而土地的出卖者则以中小土地经营者为多。 白云观下院不限于京师，远在山东济宁州的常清观也是它的下院。成为下院的条件：“彼中住持，永遵白云规约”。[27] 在经济上也受上院控制。 一般情况下，寺观地产愈大，来源愈多，空间上的分布就愈广。岫云寺土地东到卢沟桥，南到良乡，西南到涿县，北到延庆，方圆几百里。云居寺地产，坐落在阜成门外，京郊新城县栗各庄、龙堂村，通州南共吉店村，固安县西蛮子营村、苏家桥村，涿州乡社村、为坊村等处。白云观地产散布于房山县（丰台？），西便门外南圈，广安门外董家口村，京西冉家村，以及良乡、武清、顺义、昌平、怀柔等州县。相形之下，中小寺观的土地主要集中在本地。不过，地产无论大小，基本都是由畸零小块组成的。地权的不断转移，破坏了土地关系稳定性，是导致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 怀柔县北红螺寺（资福寺），是佛教净土宗的重要道场，始建于盛唐，也是京郊名寺。《资福寺施地题名碑》载有嘉庆八年（1803）至道光九年（1829）间各施主的题名： 因远近施地功德注明芳名于左以垂不朽云： 京都厢黄旗汉军卢德芳佐领下卢静轩，嘉庆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施水旱地共十二段，记[计]一顷六十五亩，坐落四至在原施契可凭。 京都正蓝旗满洲三甲喇恒庆佐领下尚福，嘉庆八年十一月初七日施地一项水旱地二十段，计地九十四亩，坐落在原施契可凭。 京都正蓝旗满洲三甲喇恒庆佐领下药圣保，嘉庆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施地一段四亩半，坐落四至在原施契可凭。 京都厢黄旗蒙古人张守信，嘉庆十年正月二十七日施地三段，共计地一顷一十亩，坐落四至在原施契可凭。 囗囗囗嘉庆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作功德，施自置地十三段，共计地一顷九十三亩，坐落四至在原施契可凭。 囗炳囗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作功德，施自置地二段，共计地八十四亩，坐落四至在原施契可凭。 陈自新、陈维新嘉庆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作功德，施地四段，共计一顷二十二亩，坐落四至在原契可凭。 范树智嘉庆十六年十月初六日作功德，施自置地一段，计地七十亩，坐落四至在原施契可凭。 京都厢黄旗满洲五甲喇文孚佐领下春保，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作功德，施地一项[段]，计地一顷四十九亩，坐落在原施契可凭。 京都厢黄旗满洲五甲喇文福佐领下达保，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自置地七段，计地一顷二十亩，坐落在原施契可凭。 京都厢蓝旗绵翔，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作功德，施地二十一段，计地九顷二十三亩，坐落四至在原施契可凭。 京都厢黄旗满洲常庆佐领下德兴额，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施地九段，计地一顷五十亩，坐落四至在原施契可凭。 京都厢黄旗汉军范正容佐领下范正囗，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施地一段，计地四十亩，坐落四至在原施契可凭。 厢黄旗汉军范正耀佐领下范一振，道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施地十一段，计地一顷三十一亩，坐落四至在原施契可凭。 陈门吕氏同侄群儿，道光八年十二月初十日作功德，施本身地二段，计地十亩，坐落四至在原施契可凭。 厢黄旗满洲囗囗佐领下户部笔帖式沙时敏，道光八年十二月二十囗日施地五段，计地一顷六十四亩半，坐落原施契可凭。 陈门吕氏同侄群儿，道光九年十二月初三日作功德，施本身地一段，计地四十三亩，坐落四至在原施契可凭。[28] 据上引碑文，在嘉庆八年（1803）至道光九年（1829）的二十六年中，红螺寺共受施地一百一十六段二十五顷七十三亩。在十七起舍地活动中，注明旗籍者十一起，未注明者（应是民人）六起；前者舍地二十顷五十一亩，后者舍地五顷二十二亩。前者舍地额数约为后者四倍。旗人施主中，舍地九顷余的一位，一顷至二顷间的七位，一顷以下的三位。旗人舍地数额多在顷亩以上，且总体规模超过民人，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2、旗人舍地导致旗地流失 寺观地产主要有三个来源：置买民田、民人自舍地、旗人自舍地。前两项属民间不动产交易，为当时的法律所允许，问题出在最后一项——旗人自舍地上。旗人自舍地中既有置买得来的民人土地，也包括祖传下来的旗地，而将旗地所有权转让给民人（包括寺观僧道），是为法律所严格禁止的。然而，在旗人舍地现象背后，掩盖的恰恰是旗地非法流入民间的事实。在这个问题上，许多旗人显然明知故犯。 按照文献记载，早在康熙年间，京畿民人典买旗地现象已暂露头角，且随时间推移呈愈演愈烈趋势，据说到乾隆前期，已有大约十之六七的畿辅旗地落入民人之手。[29] 此说或不免有些夸大，但旗地大量流失，以致严重影响到旗人生计，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旗地流失严重瓦解八旗制度的根基，满族统治者不能无动于衷，从雍正年间起，开始大规模旗地清查活动，谕令将流入民间的旗地全部动帑回赎，重新至于旗人控制下。前引《潭柘岫云寺募置香火田碑记》所云“间有隐占”，即指旗地被民人典买占用现象，而“丈量点对文令日严”，则指大规模清查旗地活动。 民人舍地，在契书中往往言明是“民地”、“自置民地”“自置老粮民地”“册粮地”，有的还附加随带“粮银”（钱银）额数的说明。[30] 旗地无赋银而民地有赋银，现地主在取得民地所有权同时，必须承担起向国家交纳赋银的责任。旗人舍契中，大量使用“有地”一类含糊其词的说明，又未见有随带“粮银”之类的文字，也说明施舍的多为旗地。 大量旗地在施舍名义下流入寺观，壮大了寺观的经济实力，也凸显了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特权。 岫云寺来琳置买或受施的二百余顷香火地中，相当一部分是旗地，令人惊异的是来琳的活动能量如此巨大，竟能以“所舍田又散处各州县，畸零窵远，科勘不易”为由，说服户部免于丈量，行文宛平县衙，永远作为寺产。在雍、乾两朝旷日持久的清查旗地活动中，类似网开一面的事情寥若晨星。来琳之所以能打通户部关节，内中缘故颇值得探究。 来琳自乾隆初年升监院，掌寺内一切事务，“相信益深、尽心益力，不数年殿堂寮舍百废俱兴，岫云名胜遂甲于畿内矣”[31]。 乾隆九年（1744）、二十九年（1764）弘历两度驾幸潭柘寺，来琳均出面接待，颇得青睐。他还多次为皇太后、皇帝举办祝寿道场，平日结交王公贵族、满汉大臣如和硕庄亲王允禄、直隶总督方观承、内务府大臣德保辈，无一不是权势熏灼的显贵人物，进而在朝廷中获得可靠依托。他还通过接济狱囚、赡养游僧、印制经文、施舍棺木等善举，扩大在民间的美誉。来琳先后辅弼五任住持，历时四十余年，在寺内举足轻重，在寺外更是神通广大。他能够将旗产合法地转为寺产，即为明证。 岫云寺的权势和声威既远近闻名，寺中僧人难免恣意妄为。在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内务府属宛平县栗元庄（又写为梨园庄、栗园庄）庄头边国森，乾隆初年将庄地一顷三十亩出典于奉佛寺（奉福寺）僧人。在以后七十余年里，该地亩始终被寺僧典种。嘉庆五年（1800），新任庄头边训发现后，向奉福寺追讨官地。这一顷三十亩官地，每年租钱一百三十吊，七十余年中，寺僧收取地租已不止万吊，却仍不满足，声称必须先还典价，方能交出官地。及宛平县衙传讯各佃，奉福寺僧竟五次不到案，继续霸占官地。奉福寺僧胆大妄为，是因为该寺是岫云寺下院，且事情败露后，又有岫云寺僧盈科出面，呈请追还典价，企图霸地不还。宛平县官府慑于岫云寺声威，“并不实力严追，任其该寺僧人依仗潭柘声势，藐法多端”[32]。这一案例说明，岫云寺因与皇室、贵族、高官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形成巨大权势，地方官投鼠忌器，不能不让他几分。来琳有通天本事，打通关节，将购置和受施的旗地永远据为己有，的确不是偶然的。 寺观在购置和受施的同时，还通过放债（往往是高利贷）手段侵蚀旗地。为了掩人耳目，这类非法交易有时也采取“施舍”的形式。嘉庆十三年（1808）《玉保舍地碑》： 勒碑刻石以传不朽，恐悔将来，今作证明： 兹因厢蓝旗觉罗讳玉保有祖遗老圈地两顷，坐落在固安县外河村。因玉公往返取租，与本地万佛寺住持朗然相好，朋友有通财之道，相善岂无周旋之理？故玉公手乏，长租朗然之钱使至九百贯之数，因循日久，无力清还，玉公不肯侵染三宝之财，囗怕堕无间之地狱，自己发囗上之心，情愿补眼前之债，[因]将祖遗老圈地两顷布施与万佛寺朗然名下，长为香火之地，永无反悔之情。明则布施佛寺地，实系补还朗师财源。由此之后，地无回赎之理，钱无再讨之情。两家情愿，各无返悔，更有中人说合，同作证明。为此镌碑刻石，千古不朽，百代流芳，用垂不朽，刻立碑记（以下说合人、立字人、中保人等从略）。[33] “祖遗老圈地”，指清初圈占并经祖先遗留下来的旗地，法律严禁转交民间。旗人玉保因借万佛寺住持朗然九百吊钱，年深日久，无力偿还，不得已将两顷老圈旗地交给朗然。明明是还债，却偏要以“布施”为名，即碑文所载：“明则布施佛寺地，实则补还朗然财源”。朗然为了防止玉保反悔，要求他写立“舍契”，邀集说合人、中保人共同作证，勒碑刻石，特别申明：“由此之后，地无回赎之理，钱无再讨之情”。 民人侵蚀旗产（主要是房地），向有“指地（房）借银”之名。即债主长期借银给旗人，并以对方房地作为抵押物。待若干年后，本利累积，债务人无力偿还，顺势将抵押物占为己有。玉保因借银而失地，与“指地借银”的过程和结局如出一辙。 旗地不断流入寺观，不能不引起清廷的高度警惕并制订出相关法令。乾隆二十四年（1759）定：喇嘛不得借旗出名，税契置买旗地，如敢巧立影射，仍照民典旗地例办理 [34]。又嘉庆二年（1797）十月十二日《内务府会计司呈稿》：关于北斗庙道士刘仁相契买旗人李宁等人旗地案，官府文书中有“寺庙住持借香火名色置买旗地者，自应仍照民典旗地例办理”句 [35]。所谓“借香火名色”，指寺观假借置办“香火地”的名义购买旗地。清廷的态度非常明确，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按民人典买旗地例办理，动帑回赎，仍归旗人管理。尽管如此，仍不断有旗人和寺观僧道知法犯法，寺观侵蚀旗地现象始终没有禁绝。同时，还存在内务府旗人非法盗取官地，然后“施舍”给寺观的现象 [36]。构成旗地流失的又一途径。旗地的大量流失，对清王朝赖以为统治根基的八旗制度所产生的瓦解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概括全文，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旗人所施土地，主要为自置地和自典地。后者的产权关系比较复杂，为了实现所有权转让，流行一些通融的方式。 施舍土地，必须办理产权移交手续，由施主邀集中证，书写舍契，并交出有关红白地契。尽管如此，仍不能禁绝施主子孙或亲族的纠缠。寺观刻立舍地碑，不失为预作防范的一种措施。 旗人施主，以富裕的中上层为主。他们经济实力雄厚，收入稳定，施舍土地多，质量好。施舍对象首先是名刹古观，此类寺观为数少，影响大，所受土地多，分布范围广；其次是众多中小寺观，它们的影响主要及于本地，受施土地少也基本集中在本地。 旗人舍地，导致两方面后果：促进了寺观大土地的形成与发展，又造成旗地的流失。有清一代，统治者禁止旗民交产，特别是严禁民人典买旗地，旗人却在“施舍”名义下将土地无偿让渡给寺观。旗地的流失，成为清廷屡禁不止的难题。 附：与本研究有关的碑刻拓片目录
注释： [1] 碑在北京门头沟区上岸栗园庄。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下简称《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6册，第148页。文中所引碑文均用简体字。 [2] 碑在北京房山区云居寺。碑阴为乾隆二十年四月八日《吴王氏施地碑》。载《汇编》第71册，第36页。 [3]《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第14卷，辽沈书社1989年影印本，第2页上；《清世宗实录》第43卷第4页上。 [4] 参见冯其利《京郊清墓探寻——大学士墓》，载《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2期，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页。[5] 光绪八年十月刻。碑在北京顺义县北向阳村。载《汇编》第85册，第101—102页。 [6] 光绪十年三月刻。碑在北京昌平县阳坊镇西贯市清真寺。载《汇编》第85册，第140页。 [7] 神穆德《潭柘山岫云寺志》第1卷，光绪九年刻本，第18页上。 [8]《潭柘寺置地修道碑》，《汇编》第69册，第96页。 [9] 载《汇编》第75册，第43页。 [10]《清世祖实录》第127卷，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第15页上。 [11] 详拙文《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燕京学报》新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12]《潭柘山岫云寺楞严胜会碑记》，乾隆十三年秋。载《汇编》第70册，第34页。 [13]《广善米会置香火地碑》，乾隆十六年九月。载《汇编》第70册，第161页；《广善米会捐资题名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八日。载《汇编》第76册，第60页。 [14]《如意老会置香火地碑》，乾隆四十一年四月，载《汇编》第73册，第177页。 [15] 碑在北京海淀区上庄东北玉河村。载《汇编》第68册，第143—144页。 [16] 黄兆桐《关于纳兰性德在上庄地区史迹的调查报告》，打印稿本，2001年9月15日。 [17] 邓之诚《安歧》，载《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房兆楹《安歧》，载[美]A·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译本，第804页。 [18]《圣文寺香火地碑记》乾隆五十六年六月，碑在北京昌平县沙河文庙。载《汇编》第75册，第179页。 [19]《关福里施香火地碑》，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碑在北京东城区羊管胡同极乐庵，载《汇编》第74册，48页。 [20]《玉皇顶静福寺碑记》，光绪二十九年八月，碑在北京海淀区香山。载《汇编》第88册，第186页。 [21]《宗人府说堂稿》新整档，道光二十四年。转引自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7年版，第132页。 [22] 满洲旗员僧格勒撰《潭柘山岫云寺楞严胜会碑记》，乾隆十三年。碑在北京门头沟区潭柘寺。载《汇编》第70册，第34页。 [23] 碑在北京门头沟区潭柘寺。 [24] 近代以来，岫云寺土地有四万三千多亩。东到卢沟桥，南到良乡，西南到涿县，北到延庆，方圆几百里，都有它的庄房。每年租银有一两万两。见《北京风物散记》第一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25] 光绪十二年夏刻。碑在北京西城区白云观。载《汇编》第86册，第12页。 [26]《玉清观田产碑记》，光绪十二年秋。碑在北京西城区白云观。载[日]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开明堂东京支店昭和九年本，第164—166页；参见《汇编》第86册，第11页。 [27] 蔡永清《白云观捐产碑记》，载[日]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第145—146页。 [28] 碑在红螺寺大雄宝殿前，拓片载《汇编》第79册，第161—162页。 [29] 赫泰《复原产筹新垦疏》，载《皇朝经世文编》第35卷。光绪二十八年上海九敬斋书店石印本。 [30] 载《汇编》第78册，第73页。参见《显圣宫香会勒名》，载《汇编》第65册，第82页；《重修隆阳宫大殿建立禅堂成砌群墙置买并舍地亩等事序》，载《汇编》第72册，第145页；《云居寺地产碑》，载《汇编》第69册，第119页。 [31]《潭柘山岫云寺志》第2卷，第11页下12页上。 [32] 嘉庆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掌仪司呈稿》，《清代的旗地》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00—1503页。 [33] 嘉庆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刻。载《汇编》第78册，第34页。 [34] 清佚名《钱谷指南》，载《明清公牍秘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35]《清代的旗地》下册，第1260页。 [36]《清代的旗地》上册，第237—240页。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