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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版》(成都)2008年6期，1～10页 作者简介：谢桃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成都 610071） 内容提要：二十世纪初年国学思潮兴起之时，四川于1912年首创国学院并刊行《四川国学杂志》，廖平、刘师培和刘咸炘皆推动了四川国学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国学运动的中心向西南转移，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西迁，国学家和学者云集四川，特别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和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学派的发展壮大，给四川引入了新的国学观念和科学的考证方法。这使四川国学与主流学术融合，改变了国粹主义的态度和旧学的方法。1949年成都私立尊经国学专科学校的解体，标志四川国学运动的结束。四川国学运动是中国二十世纪国学的一个缩影，从中可见国学运动摆脱国粹的约束而走上新的科学道路的历程，从而可认识国学的真实性质及其历史经验对我们现在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国学；四川；国学院；考证；文史 国学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兴起的学术思潮，它在偏僻的西南一隅的四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由于特殊的历史与自然条件，国学运动的中心向西南转移，愈益突出了四川在国学史上的意义。因此在近十余年来国学热潮再度在中国学术界兴起时，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是不可能避开四川国学运动的。1903年冬邓实等于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以“保存国粹”为宗旨。1905年国学保存会主办的《国粹学报》刊行，主要撰稿人有邓实、黄节、刘师培、马叙伦、章太炎、王闿运、廖平、郑孝胥、王国维等五十余人。1906年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国学讲习会，由章太炎主讲。1910年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于日本秀光社排印出版。这预示着国学思潮将对中国学术界发生巨大的影响。1911年四川涌起保路风潮，它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导。民国元年，即1912年元月四川又在学术上得风气之先，首创了国学院，开启了四川的国学运动。这一时期的国学家们都属于民族文化保守者，他们实际上以儒学为国粹，力图固守传统文化以抵制西学的东渐与新学的发展。1923年1月胡适发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号召整理国故，再造中华文明，重新阐释了国学的含义，提倡以科学方法研究国学；这标志新的国学思潮的出现。此后1926年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刊行，在学术界出现了古史辨学派；1928年傅斯年领导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又在学术界兴起了历史语言学派。这两个学派都是在新的国学观念下采用科学考证方法研究国学的，使国学运动得以脱离国粹的羁绊而获得健康的发展。新的国学观念与方法在四川的影响甚微，而且还遭到批评与抵制。抗日战争的爆发，随着政治文化中心向西南转移，国学运动在此时期竟存在与发展了；这给四川注入新的活力，使它成为国学运动的中心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四川的国学具有首创性和丰富性。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见到国学观念的演变，科学考证方法的改进，学术与时代精神和民族命运的深层联系；这必然会引起我们对当前国学热潮进行冷静的历史反思。 一 辛亥革命胜利后，四川于1911年10月建立军政府，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尹昌衡任四川都督，将原四川枢密院改为国学院，其宗旨是“研究国学，发扬国粹，沟通今古，切于实用”。国学院由吴之英为院正，刘师培为院副，院员有楼黎然、曾学传、廖平、曾瀛、李尧勋、杨赞襄和释圆乘。国学院的任务是：一、编辑杂志；二、审定乡土志；三、搜访乡贤遗书；四、续修通志；五、编纂本省光复史；六、校订重要书籍；七、设立国学学校。1912年秋成都外南的存古学堂改附于国学院而为国学馆①，原存古学堂监督谢无量与刘师培同为国学院正，增聘廖平主讲经学。原存古学堂学生一百人转入国学馆学习，并招收新生五十余人。1914年春国学馆改为国学学校，由四川民政公署照会廖平任校长。1918年国学学校遵教育部之规定改为四川省立国学专门学校，廖平继任校长；1923年由骆成骧接任校长；1926年蔡锡保任校长。1928年秋，国学专门学校并入四川大学，改为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在四川国学馆及国学学校任课的教师先后尚有黄镕、戴孟恂、陈文垣、宋育仁、龚镜清、辜予渠、陶鼎金、易铭生、邓宜贤、尹端、盛世英、龚道耕、徐炯、饶焱之、曾海敖、谭焯、余舒、萧仲仑、朱青长、龚圣予等。国学院于1912年创办《四川国学杂志》，每月一期，发行十二期，自1914年改名为《国学荟编》，仍每月一期，至1919年共发行六十三期②。此刊以“发挥精深国粹，考征文献”为宗旨，所设栏目有通论、经术、理学、子评、史学、政鉴、校录、技术、文苑、杂论、蜀略。《四川国学杂志》主要撰稿人有刘师培、廖平、曾学传、吴之英、谢无量、曾瀛、杨赞襄、李尧勋等；所发表的文章以经学、诸子学和史学为主，如刘师培的《春秋繁露爵国篇校补》、《春秋左氏传古例考序略》、《白虎通义源流考》、《周官师说考》、《白虎通义定本并序》，廖平的《周礼凡例》、《庄子经说叙意》、《天人论》、《经学四变记》、《论诗序》、《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治学大纲》，李尧勋的《中国文字问题》，谢无量的《蜀学原始论》，曾学传的《宋儒学案约编叙目并论》，曾瀛的《渡泸考》、《华阳国志证误》等。四川国学专门学校学生会还主编《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学生会季刊》于1927年刊行，因次年学校并入四川大学，故此刊仅出版一期，其性质为学生自办的国学杂志，要目有蒋维馨的《国学之真价值》、刘华甫的《文学的工具》、郭荣辉的《管子的经济论》、董惠民的《六经史略》、陈俊民的《我对于楚辞的见解》。 宋育仁曾于1916年受聘为四川国学院主讲，并于1917年暂时任国学学校校长。1922年至1924年他主编《国学月刊》共二十七期，在成都出版发行。宋育仁属于维新主义者，在《国学月刊》第一期《绪言》里表示：“本报抱定宗旨，述先圣先师之言，非从己出。”此刊主要是发表时事评论，宣传维新，学术价值不高，在四川国学运动中并无多大影响。 我们追溯四川国学的历史是不应忽略成都尚友书塾的。刘咸炘承传祖父槐轩先生刘沅之学，发愤著述，1918年为刘氏尚友书塾塾师。尚友书塾不同于旧式私塾，是“专究国学”的国学学校，并于1925年创办了《尚友书塾季报》。学报的宗旨是：“仿书院总集学校杂志之例，以发表一堂师弟研究之所得，期与当代学者共商榷之。凡所研究，不分东、西、新、旧，止问是非。”这是四川早期国学杂志之一，它为年刊，共出版了八辑，1932年刘咸炘去世后停刊。在《尚友书塾季报》里，刘咸炘发表的论文有《学纲》、《太史公书知意总论》、《旧书别录》、《认经论》、《全真教论》、《外书四篇》、《重修宋史述意》；此外尚有李克齐《西汉郡国令长考》、张昌荣《汉以上方物考》、韦绾青《孔子删诗驳议》、张勋初《尔雅作者考》、李光志《伊尹事辨》、熊光周《叔孙通制礼考》、杨致远《汉郡都尉驻地考》、刘开柳《两汉官吏生计考》等。书塾在刘咸炘去世后继续由刘氏家族维持下去，直至1949年停办。 四川国学的兴起与发展显然是走着国粹主义道路的。清末一批民族文化保守主义者深感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并出于对新学的抵制，力图保卫传统文化的菁华——国粹而掀起国学运动的。他们理解的国粹主要是儒家的政治伦理，提倡发扬国粹以期改良世道民心，因而赋予国学以重大的社会使命。四川国学亦是“发扬国粹为宗旨”的。在《四川国学杂志义例》里，曾学传指出由于西方文化流播中土，“致人心郁 ，塞源趋流，忘耻逐利，饰伪乱真以相欺诈，破坏规矩以为文明，如横流决堤，不可收拾，岂非国学不明之故欤”？因此以为发扬“我固有国粹”，“垂情国学”，是“深探致治之本”，达到“庶几匡时”之目的[1]。四川早期国学家们虽然皆是国粹主义者，但他们对国学的理解、学术的成就与意义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如最有影响的三家——廖平、刘师培和刘咸炘。 廖平在成都尊经书院学习时接受了王闿运的今文经学思想，其学术思想历经六变。他于1886年出版的《今古学考》，采用乾嘉考据学方法，以礼制作为分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标准，表现出治学的谨严和议论的精辟，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难题，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当廖平任国学学校校长时是其晚年学术五变与六变之际，这阶段他由发挥今文经学思想而探究“天人之学”。他以为孔子之不言鬼神，这是为学的次第，而儒家之“道”，可以通于天地、鬼神、生死等玄妙问题。他相信《楚辞》、《山海经》、《穆天子传》、《灵枢》、《素问》以及佛典的诡怪不经之书。今文经学派特别推崇儒家圣人孔子，以为“六经”是孔子的著作，孔子是“素王”，将孔子完全神圣化了。1909年廖平在《尊孔篇》里即将“尊孔”与“保存国粹”等同，他说：“鄙意非发明尊孔宗旨，则爱国效不易收。……故必尽攻圣废话之敌情，而后可以立国。独尊孔子，则文明不能不属吾国。爱国保种之念，自油然而生矣。”[2]在廖平主持国学学校时，经学是重要的课程，1914年他用与吴之英同撰的《经学初程》以指导学生治经门径；其中确有经验之谈，现在我们看来仍不失其意义，如： 经学要有内心。看考据书，一见能解，非解人也。必须沉静思索，推比考订，自然心中贯通。若徒口头记诵，道听途说，小遇盘错，即便败绩。惟心知其意，则百变不穷。 初学见识贵超旷，然不可稍涉狂妄。若一入国学，便目空今古，盗窃元远之言，自待过高，于学问中甘苦全无领会，终归无成。不如一步一趋，自卑自迩之有实迹。 先博后约，一定之理。学者虽通小学，犹未可治专经。必须以一二年，博览诸经论辨，知其源流派别，自审于何学为近，选择一经以为宗主，则无孤陋扞格之病。[3] 这所谈的经验是很适合初学者的。然而廖平的治学方法脱离不了今文经学的局限，而且他在发掘微言大义时不重事实的客观性，随意曲解或推测经典之意，并与神话、纬书、医书、文学作品等联系，大肆穿凿附会，构成种种荒诞的怪说。廖平晚年在今文经学道路上走向极端，沉迷于医学，探究玄虚的天学，构建一个荒唐的宇宙大统观。这使他偏离了纯正的学术轨道，有损于四川国学的学术性，亦不利于国学的教学。刘师培的入川并主讲于国学院，着重对廖平的今文经学的批评，始为四川国学注入新的生机。 清代同治十三年(1874)四川学政张之洞与总督吴棠向朝廷奏请建立尊经书院，获准后于光绪初年建成，以期复兴蜀学。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任四川总督，特聘湘南著名今文经学大师王闿运为山长。王闿运主张经世致用之学，经术与词章并重，其蜀中弟子吴之英、廖平、张森楷、杨锐、宋育仁、曾瀛、曾培、戴孟恂、陈文垣、骆成骧、辜予渠、陶鼎金、易铭生、徐炯、谭焯等皆成为学者或政治家，形成蜀中今文经学特盛的局面。四川国学学校的校长及教师大都是尊经书院的高材生。刘师培是《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学术渊源上属于古文经学派，在入川之前已是著名学者。1911年9月刘师培随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赴四川镇压保路运动。11月27日端方于资中为起义军捕杀，刘师培被拘执。刘师培经民国政府营救，应四川军政府之聘为四川国学院院副，于1912年4月至成都主讲于国学馆两学期，1913年夏离开成都。他在成都刊行了早年文集《左庵集》，为《四川国学杂志》及《国学荟编》撰写了三十余篇论文，展示了一种新的学风。刘师培属于国粹学派，但并不顽固地提倡保存国粹，以为：“即今日之中国观之，觉一事一物之微，无一与古代相同者。吾得以一言而断之曰：中国并不保存国粹。”[4]《论中国并不保存国粹》1669“国学”在他看来是“诠明旧籍，甄别九流”，“萃汇诸家之学术”的学术思想史；所以他在《国学发微》里追溯六艺之源，从目录学的角度考察中国学术的流变[4]477。刘师培在入川之前即对廖平经学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入川后与廖平同在国学馆任教，更对廖平的天人之学予以批评。他于《四川国学杂志》第七期发表《与廖季平论天人书》，以为：“内典以道超天，前籍以天为道，玄家所云方外，仍内典所谓域中耳。以天统佛，未见其可。”[4]1731他力图表明宇宙的生命是有生死的，事物没有永恒，古籍中所说的神异、升天、神游等有的是想象，有的是比喻，范围皆在寰宇之内而非天外。因此廖平以天学阐释儒学，结果反而损毁了真正的儒学，可能导致中华学术的自我失落。刘师培的批评体现了深刻的理性认识，给四川学术界带来了新的思想，破坏了今文经学的割据局面。刘师培在国学馆讲《左传》与《说文》，其治学道路适与廖平相反。他以古文经学的方法治学，承袭了乾嘉学派考据学的优良传统，注重事实证据和名物训诂，尤长于考辨学术源流，体现深厚的文献学修养，文风朴质，颇具科学的态度，追求学术的真知。蒙文通后来回忆说：“时廖、刘两师及名山吴之英并在讲席，或崇古，或尊今，或会而通之，持各有故，言各成理，朝夕所闻，无非矛盾，惊骇无已，几历年所，口诵心维而莫敢发一问。虽无日不疑，而疑终莫能解。”[5]弟子们在诸师长纷纭学说之间，甚感疑惑，却启发了他们的自由思考，在比较中寻求真知。刘师培短期在蜀中从事国学研究与教学，其影响颇大，以致“蜀学丕变”[6]。 刘咸炘是一位淡泊名利，潜心研究国学的学者。他僻处西南，罕与学界交流，脚不出百里，于1932年去世，年仅三十六岁，留下著述二百余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刘咸炘即深感：“成都学风衰荥已极，欲望其如燕京、金陵、清华，尚不可能。”[7]《与蒙文通书》2209这是比较成都与北平和南京等地国学发展的情况，很客观地见到四川学术的现实。国学是什么？刘咸炘在教授国学时将它与科学比较而作了界说： 盖国学与科学不同。科学程序、性质均固定分明，亦以来自西洋，国人能读其书者稀，不能广览深究，惟凭转贩，故依次讲授，本毕功完。吾国学则四部相连，多不可划疆而治，且陈编具在，待我穷研，即云浅尝，四部常识，已非一端，数大经史，亦不可一窥其略。[7]《幼学教师》2365 这第一次指出了国学的综合性质，它与西方现代学科的专门性质是相异的，学习方法也不同。他理解的国学是以中国的经、史、子、集四部书为对象的传统文化研究，因而主张从博切入。国学研究的对象若理解为关于中国文献与历史存在的若干狭小而困难的学术问题，则我们研究每一问题都可能关涉到中国四部书的知识，不能划疆而治的。关于考据，刘咸炘谈到治史时，将“考证事实”的“史考”列为首位。关于考证与史学的关系，刘咸炘认为：“考证在成书之先，但不能成书，则止是零碎事迹，不得为史。”[7]《治史绪论》2385这一见解对我们认识考据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很有启发意义。国学研究所考证的问题，虽属某专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但却非某专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解决的，而这些成果又难归入某学科，它仅是某学科研究的准备工作的事实依据而已。刘咸炘虽然承传祖父槐轩先生之学，但却以史学本体研究见长，私淑于章学诚而有所超越。他从道家史学观出发，以思辨方式试图解决阴阳、虚实、源流、始终、古今、来往、同异、公私、南北、西东等认识论的对立范畴，以一统之，执两用中，从而建构一个庞大的宏伟的学术思想体系。他还从翻译的学术著作里获得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知识，将它与中国文化作比较，但比较的结果是更加坚定中国文化的信心。我们可见：刘咸炘治国学是在探索着一条新的道路，不再重复经师的故辙，亦不将儒学视为国粹的核心，对于国学的性质有较为确切的认识[8]。现在我们考察四川早期国学历史时，他的意义愈益突显了。 四川国学院与国学杂志在国学运动中的领先意义，国学大师廖平、刘咸炘及入川的刘师培的国学研究成就，它们都足以表明四川国学是国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从1923年胡适发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标志国学运动中新思潮的出现和新学风的兴起，从此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国学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然而我们却见到四川国学界对此是采取抵制的，仍以旧学——经学居于主导地位，仍采取传统治经的方法和文言的表述方式，以致四川国学的发展渐渐因守旧而落后了。 二 四川国学运动性质的根本变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8年底迁都重庆。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重庆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哲学家贺麟在西南发表《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从理论的高度阐明学术研究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使命，他说： 任何开明的政治必基于学术的政治。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抗战不忘学术，庶不仅是五分钟热血的抗战，庶不致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负担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9] 国民政府在国家艰难和民族死亡之际不仅考虑到抗战与建国的关系，而且重视保存民族文化和坚持学术研究，体现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正是在这种文化战略的指导下，国学运动不仅未因战争的烽火而停止或消散，反而得以发展壮大，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而坚韧的不可征服的精神。国民政府迁重庆后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厅长由郭沫若担任，集聚了一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1940年秋，第三厅改组，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为主任委员。文化工作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专设的学术研究机构，参加工作者有茅盾、老舍、陶行知、沈志远、张志让、邓初民、杜国庠、王昆仑、翦伯赞、侯外庐、郑伯奇、田汉、洪深、马宗融、卢于道、胡风、黎东方、姚蓬子、刁伯休等学者和作家[10]。当时学术研究蔚为风气，学术思想自由活跃，出版有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侯外庐与纪玄冰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卢于道的《科学与民族复兴》、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大纲》、蔡仪的《新美学》、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此外在重庆出版的国学普及书籍有顾实的《国学运动大纲》(中华国学出版社，1943年)、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钱穆的《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蒋梅笙的《国学入门》(正中书局，1943年)、谭正璧的《国学常识》(世界书局，1943年)。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电请顾颉刚到重庆创办《文史杂志》。此刊虽是国民党党部办的，却是纯学术的刊物；社长是叶楚伧，副社长兼总编是顾颉刚。从1941年至1945年《文史杂志》共出版五卷，每卷十二期，渝版。此刊登载国学通俗论文为主，兼载译述、传记、小说、诗歌、戏本、散文等作。其中重要的国学论文有朱东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罗常培《现代方言中的古音遗迹》、唐兰《论骑术入中国始于周末》、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石刻考》、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魏青铓《元顺帝为宋裔考》、韩儒林《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抉原匡谬》、朱希祖《屈大均著述考》、龚骏《两汉与罗马的丝贸易考》、李源澄《霍光辅政与霍氏族诛考实》、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向达《唐代俗讲考》、隋觉《太平天国女馆考》、白寿彝《读桑原 藏＜蒲寿庚考＞札记》、黄忏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考》、詹锳《李白家世考异》、顾颉刚《黄河流域与中国古代文明》、刘节《老子考》、王树椒《北魏汉兵考》、方诗铭《＜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宋人说经话本考》等。从这些论文可见《文史杂志》在顾颉刚的主持下团结了当时国内一大批国学家；这些论文体现了国学的新思潮和新方法，对学术界——特别是对四川国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国立中央大学迁于重庆沙坪坝，于1943年创办了《文史哲季刊》，至1945年共出版了三卷五期。此刊由顾颉刚任副社长，以发表关于文学、史学、哲学的论著为宗旨，所发表的重要国学论文有罗根泽《墨子探源》、金毓黻《宋代兵制考实》、贺昌群《清谈之起源》、黄淬伯《诗传笺商兑》、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杨潜斋《离骚笺证》、游寿《金文武功文献考辑》、黄少荃《战国史异辞》、唐圭璋《宋词版本考》、王玉章《宋元戏曲史商榷》等。复旦大学校本部迁于重庆北碚黄桷树镇，1942年1月改名为国立复旦大学。在校任教的学者有陈望道、周谷城、顾颉刚、吕振羽、任美锷、陈子展、章靳以、梁宗岱、张志让、张光禹、童第周、卢于道、陈维稷、严家显、吴觉农、陈恩凤等[11]。以上可见国学运动的中心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转移到西南了。 抗日战争时期最有社会影响和学术意义的刊物应是《文史杂志》，它表达了国学家们在抗战中的学术使命感和民族爱国情感，使学术与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联系，因而时代特色最为鲜明。在《文史杂志》创刊号上社长叶楚伧发表的《文史与兴亡》，实为发刊词。他说：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每见有互异的批评。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心得，而有不同的见解，所以发生许多文史的批评案，到现在还不能判断。我们想，从今以后，凡是批评文史的人都要对国家、社会、民族，三方面同时注意。……一代的文化，可以看到一代的兴亡。中国历史上整个的文化，也可以看得出中国一兴一亡的症结。③ 这指出了文史研究要关注国家、社会和民族，它绝非与现实毫无关系的，但这种关系应从民族文化的高度来理解，它甚至关系着民族的兴亡。顾颉刚说：“它(《文史杂志》)所负的使命，在叶先生赐写的《文史与兴亡》文内已经给我们一个极伟大而庄严的指示。这样重大的使命，本刊能否荷负，那是另一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勉力一试的。”④为此顾颉刚与许多国学家们都作了努力。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文史杂志》迅即发表社论《敌寇应赔偿我们学术界的损失》，文云： 我们回忆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敌寇都一贯的破坏我们的学术文化的机关为目的，而这些机关和战争却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我们要求：敌寇应该以其残存的学术文化设备，及其所有的国书和仪器，来补偿我们的损失。⑤ 这表达了中国学者的正义要求，将体现对日本侵略者的惩处，它是非常合理的。然而自来以儒家怀柔为对外政策的执政者们，似乎根本未考虑到向侵略者的索赔，尤其是关于学术界损失的索赔。这段文字让我们不应忘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学者造成的苦难。 《文史杂志》向学术界展示了文史研究的新成果。文史研究并非是关于文学与历史的研究，它是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实即国学研究，如叶楚伧所理解的，是因“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每见有互异的批评”，而文史研究的对象即是“文史的批评案”。1932年北京大学研究院成立，将原来的研究所国学门改名为研究院文史部，研究方向以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历史、思想史、社会制度为主。此后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皆陆续创办了文史研究刊物。胡适关于“文史”这一概念作了解释，他说：“我们用‘文史’一个名词，可以说是泛指文化史的各方面。……文史学者的主要工作还是只寻求无数细小问题的细密解答。”⑥这样，国学研究的对象应是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的若干狭小的困难的学术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研究文史问题有什么意义呢？顾颉刚说：“我们只是认为：战事不知何日终了，我们不知可再活几天，如果我们不把这一星星的火焰传下去，说不定我们的后人竟会因此而度过一个长期的黑暗生涯。历史的传统是不能一天中断的，如果中断了就会前后衔接不起来。……这传统是什么？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立国根本。”⑦《文史杂志》是抗日战争时期最有影响的国学刊物，它在重庆的刊行正表明这里已是国学运动的中心。 在国学运动新发展的过程中郭沫若是有重大贡献的。1938年12月至1946年5月郭沫若在重庆期间动员抗日力量，团结进步人士和文艺工作者开展救亡工作，激发了文艺创作热情，同时是他学术研究的丰收季节，而这与国学运动是存在密切关系的。1942年至1945年间，他发表了近二十篇关于中国古代学术问题考证和学术思想批判的论文，最后结集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于1945年分别由重庆群众出版社和文治出版社出版，使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得以圆满完成。郭沫若的三大学术巨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构成一个完整系统，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以革命的人民的价值标准对古代思想进行清算，而且采用了理论批评与传统考据学相结合的方法。这样它们异于学院的讲义式的表述，在主要方面具有国学研究性质。1923年胡适发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中华文明。郭沫若当时亦是新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于1924年1月发表《整理国故的评价》表示异议。他认为整理国故是少数国学家的工作，国学家不能扰乱别人的业务和夸大国学的价值，“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12]。我们注意到郭沫若在论述里将“考据家”和“国学研究家”，将“考据”和“国学研究”等同，这已暗示了国学研究即是考据，在中国传统学术里它是一门独特的学问。因此在他的观念里，国学研究即是考据，而且以为它是属于解决史料的问题，仅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他的史学研究之所以取得卓越的成就，即是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又有坚实的国学基础所致；由此形成其史学的独特个性。他在重庆时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原拟著成《先秦学说述林》，为出版的方便而将研究先秦诸子涉及考证性的十余篇论文集为《青铜时代》，并将先秦思想研究的十篇论文集为《十批判书》，而在批判中又融入了考证性的论辨。此外他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屈原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研究与考证相结合的特点。这正体现了他研究国学要“跳出国学范围”的主张，力图使事实的考证与理论的判断融为一体。胡适治国学提倡科学的方法，他于1928年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3]郭沫若在重庆写屈原历史剧时，完成了系列的考证论著，推翻了胡适否定屈原存在的考证。他批评说：“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主张用科学方法批判文化遗产是好的，但他所用的方法并不科学。”[14]科学研究中的假设绝非凭主观感受遂大胆提出的，它本身应是科学的假设。胡适对屈原考证的失误在于尚未全面占有资料遂“大胆假设”了，因而背离了科学方法。郭沫若关于科学的考证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三点，即材料的辨伪，书外求证和书内求证，定位的综合考证。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思想的过程中，郭沫若始终贯串着批判的精神。他的“批判”包涵两种意义：一是对文献资料征引，以及关于它们的考证，都应从新加以审视和辨正；一是以新的观念从新评价历史和人物，以弄清历史真相，这却又基于史料的考证。郭沫若的批判的结论是有大量文献事实依据的，所有若未出现新的证据，他的结论是不易被推翻的。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它有什么价值，它与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专门从事变献与历史考证的国学家们难以回答的问题。郭沫若以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谈到自己的认识： 我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各家学说的真相。我并不是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任何教条。在现代要恢复古代的东西，无论所恢复的是哪一家，事实上都是时代的错误。但人类总是在发展的。在现代以前的历史时代，虽然都是在黑暗中摸索，但经过曲折纡回的路径，却也和蜗牛一样在前进。因而古代学说也并不是全无可取，而可取的部分大率已溶汇在现代的进步思想里面了。[15] 这对我们现在研究国学犹有启迪意义，不仅使我们可以认识传统与现代的联系，尤其警示我们不能再犯“时代的错误”。[16]郭沫若在重庆的学术研究体现了科学的考证与从新的批判，突出了新的方法和新的价值观念；这是对中国学术的巨大贡献，并推动了四川国学运动的新的发展。 三 四川一个很偏僻的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地方——李庄，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国学研究的重地。李庄位于川南，乃岷江与大渡河的交汇处，是为长江第一镇。此地汉代属犍为郡僰道县，梁代属六同郡南广县，北周时南广县治移至李庄镇，隋代改南广为南溪，唐末南溪县治移至奋戎镇。李庄在今宜宾与南溪之间，相距各五十华里。1941年3月4日同济大学迁入李庄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等陆续迁入。李庄成为了学术的避难所。 “中央研究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机构，于1927年11月成立于南京，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为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12日上海为日军占领，“中央研究院”奉命西迁，院总办事处于1938年2月16日迁至重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41年夏从昆明迁至李庄附近八华里的板栗坳张家大院。所长傅斯年兼任研究院总干事之职，负责研究院西迁的任务。史语所的研究工作是：一、史学及文籍考订；二、语言学研究；三、人类学研究；四、考古学研究⑧。在国难时期中央研究院的存在表明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存在，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存在即表明有一批学者不为战争的残酷所困扰而仍潜心地艰难地从事着学术研究。史语所在李庄的五年间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这是得到了国民政府、地方政府、李庄乡绅和民众的大力支持而完成了一种伟大的学术使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办于1928年，它主要刊载所内学术成果，每年出版一集，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版情况已不正常，至1949年共出版了二十本，自第十本开始陆续刊载在李庄的研究成果。抗战胜利后，史语所于1946年将要离开李庄时用线装石印了《六同别录》，收入论文二十七篇，分装三册，作为在李庄(古代的六同)的纪念。史语所迁回南京后，因《六同别录》印数极少，流传不广，故于《集刊》分别重为刊出；此外有的论文亦在后来的《集刊》各期不断发表。《集刊》的主要论文是属于文献与历史考证的，实即国学研究论文。作者有的在论文的末尾附记有写作的时间与地点，以及重大时事，这留下了他们在李庄的历史痕迹；现在看来它们已具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了。文末附有题记的共三十八则，兹择要举例： 《中古自然经济》全汉升 中华民国卅年十一月廿四日四川南溪李庄板栗坳。 《谶纬溯原上》陈槃 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六日脱稿，时流寓西川南溪李庄之栗峰。 《旧唐书逸文辨》岑仲勉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国家总动员日写记，越二日成篇。 《奭字说》张政烺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春作，三十三年岁杪手录上石。研冻指殭，目瞑意倦，几不成字，视月书合校讫记。 《谥法滥觞于殷代论》屈万里 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记于四川南溪李庄。时日寇投降已逾两月，方将漫卷诗书作出峡计也。 《伯叔姨舅姑考》芮逸夫 三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初稿，八月十五日在获闻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之夕改定稿。时在四川南溪李庄栗峰本所。 《北魏尚书制度考》严耕望 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桐城严耕望写于南溪栗峰山庄，时新婚五旬又五日。 这些零散简短的线索不仅透露了作者某些现实的情况，尤其是隐含着强烈的时代精神。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自1928年创刊以来迄于1949年共出版了二十本，这大型的连续出版物是纯学术性的，而且如这个研究所的名称一样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包括在李庄所写的论文均是如此；它在中国学术界形成了历史语言学派。此派在中国的创始人是所长傅斯年。他1919年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毕业后赴英国留学，1923年至1926年间在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深受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史学实证主义学派的影响。它是由柏林大学教授兰克创立的，要求对历史事件中有效因素的考察，在精确之上求精细的理解，对细节作深刻的富有穿透力的研究，特别重视资料的搜集与辨伪，以完成坚实的考据[17]。傅斯年在中国发展了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并将它与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学相联系起来。关于“历史语言”这一新的学术概念，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解释说：“发明文字以后，传抄印刷，语言日加复杂，可以助记忆力，而历史始能成立。……语言学的研究，或偏于声音，或偏于语式，或为一区域、一种族、一期间的考证，或注重于各区域、各种族、各期间相互的关系；固不必皆属历史，但一涉参互错综的痕迹，就与历史上事实相关。历史的研究，范围更为广大；不但有史以来，人类衣食住行的习惯，疾疫战争的变异，政教实业的嬗变，文哲科学艺术的进行，都是研究的对象。”⑨这里“语言”已具文献的意义，“历史”已是广义的；因此“历史语言研究”即是关于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傅斯年在谈到史语所的工作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生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⑩这正是西方历史语言考据学派——亦称史料学的观点。由此傅斯年对宋代史学家重视史料辨正到清代考据学均作了追溯，找到了传统考据学与历史语言学的契合，于是提出判断学术价值的三项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退步。这里非常强调对材料和事实的研究、原创性的研究和研究的方法。如果我们对历史语言研究对象与方法加以概括，则它是对中国文献与历史问题以科学考证方法进行研究。这样，它实为国学了。傅斯年提出建立“科学的东方学”，反对“国故”这个概念，以为国粹派理解的“国故”即是“国粹”，而“国学院”也是改良的存古学堂。他反对将国学概念无限地扩张，以为国学的大题目是在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范围内。如果由于扩充材料和工具则势必超出“国”的界限，所以他提倡的是历史语言研究，并欲建立科学的东方学。关于历史语言研究，傅斯年反对义理的探讨与疏通，着重事实的考证，“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同时反对普及工作。这些宗旨都在其研究所里坚决地贯彻，并在《集刊》里体现出来。 国学运动新思潮的兴起，首先是胡适引入了实用主义方法，而其渊源则是近代英国的实证主义；继而傅斯年引入了德国的历史语言学派。他们皆以之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的狭小的困难的学术问题，他们重事实，重证据，并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与中国传统考据方法结合，成为科学考证方法；这是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在他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和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辨里得以成功的运用；傅斯年倡导的科学方法在历史语言研究中成功的运用。它们使国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李庄的研究成果不仅在整个国学运动中具有重大意义，其对四川国学的发展尤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四 四川省会成都是四川国学运动的基地，这里因特殊的历史与地理的条件往往与主流文化保持相当的距离，国粹势力在此盘根错节，因而对于国学新思潮是采取抵制的。胡适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发表后，迅即遭到四川学者宋育仁的逐句的批判；这是很有代表性的。 1928年秋四川省立国学专门学校改为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当时教师有蒙文通、龚道耕、李思纯、刘恒如、李榕庄、谭焯庵、徐炯、余苍一、朱青长、李絜、陶亮生、刘咸炘、林思进、吴芳吉、曾尔康、李劼人、唐迪风、赵少咸、向楚、庞石帚等蜀中学者。1931年在成都的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专门部学生并入四川大学文学院文史系。当时四川的国学界的情况如刘咸炘说：“蜀中学人无多，而有不能容异己之病。先进不能屈尊后进，又多侮老。学风衰竭，职此之由。加以游谈者多，而勤力者鲜；视经典为玩好，变学究为名士；以东涂西抹为捷，以究源竟委为迂。”[7]《与蒙文通书》2007由于旧学根深蒂固，大多数的教授实为名士。抗日战争爆发后，内迁成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才带来了新的学风。1910年3月由西方教会在成都兴办的华西协合大学于1941年开始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迄于1950年共出版八卷。此刊横排，兼用汉文、英文、法文和德文。论文侧重关于中国文化的人类、考古、历史、地理、语言等学科，亦刊载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印度及南海等研究论文。其中刊载的国学论文有：韩儒林《元代阔端赤考》、辛用《敦煌残历疑年举例》、董作宾《“四分一月”说辨证》、刘咸《海南黎人面具考》、韩儒林《女真译名考》、吕澂《禅学考原》、蒋大沂《汉代戈戟考》、杨汉光《乌蒙小考》等。在成都华西坝的内迁高等学校有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和齐鲁大学。有马鑑、郑德坤、陈寅恪、李方桂、吴宓和徐中舒等。1944年陈寅恪在燕京大学任教时著有《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长恨歌笺证》、《元微之悼亡诗笺证稿》、《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白香山琵琶行笺证》、《元微之古体乐府笺证》。其中有关元白诗论文九篇后来皆收入《元白诗笺证稿》[18]，开启了以诗证史的方法。在金陵大学任文史教学的教师有刘国钧、倪青元、冯汉骥、蒙文通和高文。1939年夏顾颉刚受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聘为新建的国学研究所主任，钱穆为副主任。此所实由顾颉刚向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商得而成立的；所址在成都北郊崇义桥赖家园，研究生有十余人。1941年6月顾颉刚到重庆后，所务由钱穆负责[19]。钱穆在研究所时完成了《清儒学案》书稿，并于1940年出版了《国史大纲》。国学研究所于1940年初主办了两个重要国学刊物——《齐大国学季刊》和《责善半月刊》。《齐大国学季刊》发表本所研究成果，共出版两期，主要论文有：孙次舟《论魏三体石经之来源及两汉经古文写本问题》、陆懋德《瑚琏考》、黄文弼《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张维华《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来源》、侯宝章《中国解剖史之探讨》、姚名达《史字之本来意义》、丁山《聚珍本牧庵集跋》、丁山《吴回考》、孙次舟《虢季子白盘年代新考》、张维思《语音历史观解蔽》、杜奉符《墨子小记》。《责善半月刊》刊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和国文史社两系师生及校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设置的栏目有论文、劄记、通信、书籍提要、论文提要、演讲笔记、国内外学术消息。此刊每月出版两期，1940年至1942年共出版两卷四十八期。此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团结了蜀中本地与流寓的众多学者，影响极大。主要撰稿人有：丁山、金毓黻、苏雪林、严恩纹、孙次舟、钱穆、顾颉刚、干树民、贺昌群、黄文弼、韩儒林、张政烺、史念海、杨向奎、罗香林、杨树达、邓子琴、胡厚宣、严耕望、刘朴、徐德庵、李源澄、谭其骧。其第二卷要目有：贺昌群《论王霸义利之辨》、慕寿祺《历代石经考》、黄文弼《两汉匈奴单于庭变迁考》、杜光简《唐宋两代产丝地域考》、范午《宋辽金元道教年表》、史念海《永嘉乱后江左对于流人之安置》、孙道升《黎轩与希腊》、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邓广铭《书诸家跋四卷本稼轩词后》、施之勉《董仲舒对策年岁考》、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方豪《拉丁文传入中国考》。此刊与重庆的《文史杂志》是抗战时期办得最好最活跃的两种国学杂志。 在成都周围尚有两所内迁的重要高等学校，即武汉大学和东北大学。武汉大学于1938年12月迁于四川乐山，文学院主要教师有朱光潜、陈源、高翰、刘永济、刘博平、方壮猷等[20]。武汉大学于1941年恢复《文哲季刊》，存1941年至1943年三期，重要国学论文有：刘异《六艺通论》、徐震《谷梁笺记》、黄焯《古音为纽归匣说》、黄方刚《释老子之道》、吴其昌《宋代哲学史料丛考》、徐天闵《诗歌分期之说明》、方壮猷《辽金元科举年表》等。1938年3月东北大学内迁于四川三台县，文史主要教师有：萧一山、金毓黻、陆侃如、冯沅君、孔德、董每戡、霍玉厚、佘雪曼、赵纪彬、金景芳、谢澄平、丁山、杨向奎、余文豪、陈述等[21]。1941年国立东北大学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主办了《东北集刊》，至1945年共出版了八期。此刊为东北史地经济研究的专门学刊，其中的国学论文有：王家琦《辽赋税考》、陈述《契丹女真汉姓考》、李符桐《回鹘西迁以来衰弱考》、陈述《越里野利逸利越利诸侯考》、李符桐《撤里畏兀儿来源考》、隋觉《明清萨尔浒之战》、陶元珍《辽东公孙氏事迹考》、金毓黻《辽部族考》、萧一山《清代东北之屯垦与移民》等。为什么东北大学在四川还要致力于东北的学术研究呢？编者认为： 研究东北，直接固为收复东北、建设东北之准备，间接亦即为将来与吾中华民族之活动扩展有关之百年大计。此本大学所以欲以研究东北为今后中心工作之理由也。(11) 这表现了学者们对抗战必胜，必将收复东北之坚定信心；他们的研究已为今后东北的建设做准备了。我们从其所刊之国学论文是可见到文献与历史考证都并非与社会现实无关的。 国学研究工作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它有无现实意义？顾颉刚曾于1926年表明：“研究学问的人，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支配。”[22]抗战时期顾颉刚在成都发挥了其早年的观点，他说： 学问事业为一国文化之所寄托，民族思想之所钟寓，失此而不讲，其损失之重大，又何减于土地之沦丧乎？所幸半璧尚存， 诵可续，吾辈士子，退处后方，安可不乘此时机，兢兢自持，各本素日之志愿，共为学问之探讨，以期与前方将士，同负此抗战建国之使命！(12) 学者们以自己的专业工作保存中华学术的命脉，即是肩负起了抗战建国的神圣使命。这深刻地表达了学者们对抗战与学术关系的认识，亦即阐明了国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国学研究的价值即是如此。 顾颉刚早年曾说：“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22]他理解的国学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的材料”，即历史文献，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方法。胡适和顾颉刚认为清代考据学是与西方的科学实证方法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国学研究方法是在以西方实证主义为方法论而以中国传统考据学为具体方法的，因而它比传统的考据学更为进步了。顾颉刚于1933年谈到清代考据学时说：“他们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23]这样国学已不等于是简单的名物训诂与校勘，而是对文献与历史的事实的细密的科学考证。1940年顾颉刚在成都时，具体阐述了以“沉潜之功”超越清代的考据学：深思所学，试立假设，商讨异议，不护前短，敷以系统，勒为专著。他概括说： 质辞言之，则初由材料以发生问题，次由问题以寻求材料，而即由此新得之材料以断决问题，且再发生他问题，三者循环无端，交互激发，遂自鞭辟入里，物无遁形。……文史诸科，虽与自然科学异其对象，实当与自然科学同其道理。(13) 这就是科学的考证方法。我们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古史辨》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国学研究刊物发表的论文来看，大都是考证文章，因而曾给学术界的印象是：国学即等同于考据学。 华西协合大学史学家蒙思明应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钱穆之邀专题讲演考据学的意义。他论述了历史研究是什么，史学包括些什么，近世考据风尚压倒一切的原因。蒙思明指出国学运动以来的考证方法，一方面是清代考据学的发扬，同时又继承了西方考据学的余绪。由于在西方近代各种专门学科的成立，过去综合性的史学被分解，以致考据学独占了史学的地盘。这在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以致“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金字招牌之下，……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考据之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据风气为贵”。蒙思明最后认为：“我们需要考据，也需要考据学，更需要考据家。但我们需要有目的的考据，更精密的考据学，具特识的考据家。否则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鸿愿，永远是一个鸿愿而已。”[24]蒙思明见到在考据风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给予了考据学在整个学术系统中的合理的定位。这时科学考证已是国学运动的主流了。 五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重建重庆大学，在中文系任课的教师有：颜实甫、郑思虞、魏兴南、刘朴、周萸生、邵袒平、张以礼、崔伯阜、汤道耕、秦凤翔、张默生、何剑熏、田楚倩等。1945年冬季，四川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们组成了国立四川大学国学研究会，邀请系里的教师于课外作学术讲演，以为国学研究的指导；国学研究会根据同学们记录整理成文，于1946年2月将文稿汇集为《国学会刊》第一期出版发行。此刊有向楚的简短序言，刊的论文有：彭芸生《宋明理学之流别》、路金波《论治学本末及其方法》、潘重规《毛诗初讲》、赵少咸《说反切》。任课教师吴宓和潘重规是外地学者，其余的向楚、林思进、赵少咸、彭芸生、庞石帚、殷孟伦、王利器、陈志宪、赵幼文均为蜀中学者。学生们自发成立国学研究会，这是受到抗日战争时期内迁高校和学术机构的国学家的影响所致。从在国学研究会讲演的教师来看，他们大多数已受到国学新思潮和新方法的影响而具有新的学风了。 在三台的东北大学曾于1944年由文科教师丁山的努力成立了草堂国学专科学校，聘请四川大学教师蒙文通任校长。因蒙文通住在成都，不能长期留在三台，遂由杨向奎代校长，由蒙季甫负责具体事务。国专学校分文、史、哲三科，教师由东北大学教授兼任。叶丁易为文科主任，杨向奎为史科主任，赵纪彬为哲学科主任。他们讲授传统经学时已引入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25]《我们蒙老师》68后来国学专科学校内部分裂，一部分人主张迁往重庆北碚，另一部分人主张请蒙文通将学校迁于成都。1946年国学专科学校迁于成都西郊金牛坝，因成都旧有尊经书院，为继承传统遂改名为私立尊经国学专科学校。校董事长为谢无量，校长为蒙文通，任课教师大都是四川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的学者，有彭芸生、文百川、吴天墀、萧萐父、曾义甫、李英华、冯汉镛、戴执礼、刘雨涛等。分经学、文学、史学、哲学四科，学生约百余人。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后国学专科学校停办，在校学生分别转入四川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相关的学科学习。 私立尊经国学专科学校校长蒙文通于1911年入成都存古学堂学习，1912年转入四川国学馆，受业于廖平和刘师培；1929年教于中央大学；1930年受聘于成都大学；1933年教授于北京大学；1939年秋教于东北大学；1940年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兼华西协合大学教授。蒙文通由经学转入史学，著有《古史甄微》、《古学甄微》、《古族甄微》、《古地甄微》、《经学抉原》、《中国史学史》等，治学范围极为广泛。其国学论文有《中国禅学考》、《与胡朴安论三体石经书》、《论秦焚书与古文佚经》、《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宋略〉存于〈建康实录〉考》、《秦为戎族考》、《中国古代民族迁徙考》、《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水经注〉违失举正》、《漆雕之儒考》、《黄老考》、《杨朱考》、《法家流变考》、《百越民族考》等。蒙文通的国学论文是在哲学思想和史学观念指导下的有目的的考证，而且存在某些今文经学的影响。他自述治学心得： 我从前本搞经学，后来教史学，十年后才稍知道什么是史学，应如何治史。治经、治史方法、目的都不同，但也有部分人始终不免以清人治经之法治史，就是以考据治史，所以不免于支离破碎，全无贯通之识，这远不如以诸子之法治史。其实经学也不单凭考据可了。考据是工具学问，治经史都用得着，但它却不是经学或史学。[25]34 他在治学方法上贯通了经学、史学和诸子，具有独特的学术个性。他并不专事考据，但柳翼谋认为其“考据过于清人”。从考据学与经学和史学的关系而言，它所提供的事实证据可以为经学和史学使用，而它并非经学或史学。这是蒙文通继刘咸炘之后的卓识，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学的性质及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蒙文通在四川国学界中的成就是巨大而显著的。他治国学不仅有个性，而且可体现四川国学的某些特点。他是四川国学学校最后一位校长，亦应是四川国学运动的光荣结束者。 从1912年四川国学院的创立至1949年私立尊经国学专科学校的解体，这三十八年间四川国学运动由发剏、发展、繁荣兴盛到结束，走完了自己的全过程。当我们粗略地考察了这一发展过程，颇感其中含有深刻的历史经验： (一)四川学术是中华学术之一，并受主流文化影响，但由于僻处西南的特殊历史与自然条件而又形成了某些地域的特色。从国学运动而言，四川虽然在国内首创国学院，却是在国粹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正如有学者指出国学院实为清末存古学堂的变形，国学院的国学家们大都是经师，而且以儒学为国粹核心的。因此观念的守旧与方法的落后，这使四川国学的意义大为减色；在国内与北京、上海、南京、无锡、广州、苏州等地的国学水平相比较仍是处于滞后状态的。清末四川尊经书院与存古学堂培养了许多固守儒学的弟子，以今文经学思想特甚，他们大都执教于国学学校和高校，这造成国粹思想在四川国学运动中极为强固的原因。 (二)四川国学的发展同全国一样经历了从国粹到国学新思潮的阶段，而新思潮逐渐成为主流。然而这一过程的变化发展不是四川国学内在的自觉，而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的偶然的历史原因，使全国国学运动的中心向西南转移。国学新观念与新方法迅猛地涌进四川学术界，国内的国学大家和青年学者云集于四川，因此促进了四川国学的繁荣兴盛并改变着四川国学运动的性质。在四川的历史上，秦国灭蜀后引入了中原文化，使四川进入文明社会，从而兴起了蜀学；唐末中原战乱，衣冠士族纷纷入蜀，再次引入了中原新文化，致使五代和两宋时期四川文化的高涨和蜀学的兴盛。抗日战争时期华北、东北、华东和华中等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内迁四川，这是四川历史上第三次最大的文化发展机遇；它引起四川国学的新变是极为显著的。这些高校、研究机构和国学大家们在四川培养了一大批志于国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使国学运动不仅未在国难之际停滞与沉寂，而是愈益发展了。学者们将国学研究作为保存中华学术命脉的伟大而神圣的使命来对待，坚定抗战必胜和抗战建国的信心，因而在民族文化的最高层次上体现了国学与时代的契合，最深刻地展示了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一切的成效是与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的策略的支持分不开的，表现了政府对纯学术研究事业的重视与认识。抗日战争胜利后，流寓的学者们出峡了，但他们播下的新的国学种子却在四川肥沃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此四川学术与主流文化的关系较为密切了。 (三)国学是什么，即它的学术性质、研究对象和方法是怎样的？这是困惑了几代学者们的问题，而且也同样是现在学者们感到困惑的。在学术史上任何一种新学术或新学科的形成都有一个探索过程，即很难一下认清其本质特征。我们对于国学的认识亦是如此。现在当我们以四川国学运动作为考察对象时，从中可以见到国学家们对国学认识的发展过程。廖平等显然是将国学等同于儒学的；刘师培开始从学术视角将国学理解为学术流变史；刘咸炘曾提出国学是四部书相连，不可划疆而治，因而与科学不同；叶楚伧以为文史研究的对象是文史的批评案；郭沫若将国学研究等同于考据学，并提出科学的考证；顾颉刚认为国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史料；傅斯年提倡历史语言考证方法研究中国的文献资料；蒙思明公允地评价国学的考据在历史上的地位；蒙文通则以哲学和史学的观念为指导进行考据，说明国学与其他专门学科间的关系。此外，在我们所列举的国学论文里，可见它们基本上都是关于传统文化中许多狭小的学术问题或文史批评公案进行的考证。这样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国学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中存在的狭小的疑难的学术问题为对象；这些问题虽然狭小，但只有具备关于中国文化的广博知识并采用科学的考证方法才能解决的。它是一个中国学术综合的涉及哲学、史学、文学、文字、音韵、文献、版本、校勘、训诂等边缘性学科；它即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史研究。国学研究与国学基础是两个层面，不能淆混。国学是独立而纯粹的学术，不负担其他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和普及的任务。国学在弘扬中华传统优良文化的过程中有其重要意义，即中国学者自己解决中国的困难的学术问题，以延续中国的学术命脉。[26] 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创刊，标志国学热潮再度兴起，四川的国学研究亦相应的活跃起来。现在我们考察四川国学运动，这不仅对四川，而且对全国国学研究的发展都可作为历史借鉴的。 注释： ①清代昭勇侯杨遇春别墅在成都外南黉门街，今国学巷成都第十六中学校。宣统二年于此设存古学堂，1912年秋改为四川国学院之国学馆。原杨遇春故邸建筑及国学馆建立的四先生(范景仁、范淳甫、张南轩、魏鹤山)祠今已无存。 ②何域凡《存古学堂嬗变记》，《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4卷第417-42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杨正苞《四川国学院述略》，《蜀学》第二辑第20-27页，巴蜀书社，2007年。 ③《文史杂志》创刊号，1941年1月。 ④顾颉刚《编辑后记》，《文史杂志》创刊号。 ⑤《文史杂志》第五卷第7、8期合刊，1945年8月。 ⑥胡适《〈文史〉的引子》，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创刊号，1946年10月16日；见《胡适文集》(10)第7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⑦顾颉刚《文史杂志复刊词》，《文史杂志》第六卷第1期，1946年。 ⑧张凤琦《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中央研究院》，《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734-751页；岱峻《发现李庄》第38-45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刘振宇、维微《中国李庄》第1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⑨蔡元培《集刊发刊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1928年。 ⑩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 (11)《东北集刊》第一期附录，1941年6月。 (12)顾颉刚《齐大国学季刊·后记》，《齐大国学季刊》新一卷一期，1941年。 (13)顾颉刚《责善半月刊发刊词》，《责善半月刊》创刊号，1940年3月。 参考文献： [1]曾学传.国学杂志义例[J].四川国学杂志，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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