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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5期第137～144页 【英文标题】Research on the Chinese Social History Controversy in the 1930s 【作者简介】乔治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既是一场关涉现实政治的理论交锋，也是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研讨和论辩，具有社会政治和史学学术的双重意义，值得深入细致地反思。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弄清基本史实是予以评析的前提，而深入的评析也有助于史实的清理，两相结合，乃为研究复杂问题的要略。本文拟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这场论战背景的分析，探索一些尚未明晰的史实。 一 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在国内外早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历年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述不可胜计。在诸多论著中，虽然对论战过程都作了大体上的梳理，但还是有些史实细节尚不清晰，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和历史评析的真确。 第一，关于论战的起因问题，许多论著有所涉及。早在1937年，何干之就撰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小册子，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苏联学术界对中国历史问题的不同见解，并指出苏联的争论传播到了中国，但他强调的仍是大革命的失败导致了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探讨①。美国学者德里克更注重当时中国国内社会文化条件和革命思想的积淀②。而李勇则强调苏联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对于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发展为政治斗争，从而引发了中国的社会史论战，“本来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论，后来变成中国政界的纷争”，“中国学者的分歧，完全是对共产国际内部争论的响应”。不过，他又补充道：“这场在学术上没有根由的论战，却有着丰厚的现实土壤，或者说是社会变革需要有一场理论层面上的交锋。”③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论战起因的论述几乎涉及历史背景的各种因素，但问题在于：哪一种因素是最根本的?不同派别之参加论战是否有共同的起因? 第二，关于论战的发展阶段和主要内容，学术界的研究与描述大致相同，即论战的全过程经历了关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这样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各有特点，又互相关联。一般讲“社会史大论战”，乃单指第二阶段专门对中国历史内容的论辩，但三个阶段都贯穿着政治性的宗旨。从历史学的角度，人们则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论战，其主要内容学术界已经作出归纳，主要包括三个焦点问题：第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以及历史发展是否有一定顺序；第二，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第三，中国封建社会的起讫时间、特点，以及接续其后的社会性质，即是否有“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当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各阶段的论战各有怎样的政治效应和文化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清理资料，阐微探实。 第三，关于参与社会史论战的群体，许多论著对其中三个派别作了描述，但称谓并不一致：有称之为“新思潮派”“动力派”“新生命派”者，这是根据论战最初的三个刊物划分的；有的称之为中共干部派、托洛茨基派、国民党改组派，这是根据参与者的政治身份而划分的；还有一些变称，如将中共干部派称为“共产国际派”“斯大林派”，等等。按照当时的历史状况，何种称谓最为贴切?三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参与者?这些都是应当厘清的历史问题。 第四，关于社会史论战的结局及其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研究者多有论述。这个问题带有评价的成分，但论战的结局和影响究竟如何，说到底仍然是个史实的问题。较早通行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论战的胜利，同时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力图从“学术”上定位这场论战，认为“社会史论战确为民国史学的一大转折”④，结局和影响是将“考据派独霸史坛”的局面扭转过来。而德里克则认为，随着“论战的消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了“学院化”⑤，说不上影响了整个民国史学的发展。 总之，虽然研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著述层出不穷，评论的角度多种多样，但历史真相并未完全显露，求真探实的工作仍需进行，这是作出准确历史评论的根基。 二 整个论战首先从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开始，其起因应该是相当明晰的。分析社会性质以确立革命的目标和策略，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革命运动的重要特点。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确实可能促使受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的学者及政界人物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革命的出路。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原因，这种思考大多会是零散的或隐性的，不大可能很快形成颇具声势的论战。因此，苏联上层领导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公开的争论与斗争，确是引发中国发生论战的最重要因素。 在苏联，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方针的争议由来已久。斯大林和布哈林主张当时的中国仍是封建势力占据优势的社会，因而应当进行民主革命；而托洛茨基与拉狄克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封建势力仅剩残余，无关宏旨，革命目标应该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两派的理论争辩针锋相对，但斯大林的主张依靠政权的力量，成为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1921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以大屠杀的方式“清共”、反共，导致托洛茨基在会议上当众激烈地指责斯大林的方针葬送了中国革命。斯大林当时认为在武汉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乃是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尚可维持，而托洛茨基则预言汪精卫也很快会与共产党决裂，结果被托洛茨基言中。这一事实致使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和留学人士同情和信服托洛茨基，被称为政治主张上的“托派”。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将托洛茨基分子当作最不能容忍的仇敌，实施十分残酷的打击。在苏联的中国“托派”人员回国后，中共也将之清除出党，予以排斥，其中包括思想文化上的斗争。1930年间在中共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组建，并创办《新思潮》杂志，首要目的就是批判“托派”。而“托派”创办《动力》杂志，也具有申其政治主张的目的。因此中共干部派与“托派”的论战，无疑是苏联政治斗争的延伸。 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人士，在汪精卫“分共”后与蒋介石势力合流，但仍然受到排挤和打压，因而颇多失落情绪。他们发起和参加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同样受到苏联政治争论的激发。1928年，陶希圣在上海劳动大学劳工学院讲演，提出： 布哈林说，中国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所以中国革命，必须打破封建制度。而托洛斯(茨)基则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发达中的社会，急待解决的是关税自主问题。我们要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本不要人家替我们做。我们必须自己打开中国历史来看，究竟中国有没有封建制度?是不是封建社会?⑥ 很明显，陶希圣熟知苏联发生的争论，而且正是因苏联的争论才引发我们自己要公开地探索这一问题。 论辩中国社会性质因而追溯中国社会发展史，是深化认识中国社会所必需的、合乎逻辑的结果，陶希圣早在1929年就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将研讨延伸至中国社会史领域。中共干部派对社会史的问题也很注重，清楚地认识到厘清中国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论定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从而构成中国历史发展整体链条的描述，以强化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就是因应时需而出版。陶希圣与郭沫若的这些著述推动了社会史论战的兴起，而1931年王礼锡创办《读书杂志》这一平台，将论战推向高潮，在声势上超越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如前所述，对于参加论战的群体和派别，向来有不同的分类和称谓，究竟哪种说法比较允当呢?笔者认为，应当以参加者所属组织状况作为划分派别的标准，论战中的论点、主张仅仅具有参考性，因为论战一开始，主要参与者均有政治的和组织的背景。以杂志、刊物命名论战派别，尤其表层、肤浅，《新生命》、《新思潮》、《动力》等杂志，无一不具备政治组织性。《新思潮》1930年内即已停刊，《动力》杂志仅出两期即停。《新生命》杂志所发表的文章观点不一，周谷城、朱其华都曾在此杂志发表论文，无论政治观点还是历史观点，都与主办刊物的国民党改组派不同。所以用这些刊物的名称来代指一个派别，是不确切的。何干之等人的早期论著使用这种划分派别的方法，乃是在有所隐讳而难于表述状态下的权宜之计。按照组织性的特征划分论战的派别，特别符合论战的缘起，反映其政治性背景，有利于准确地研究和评议。在三个阶段的论战中，有四个群体参与，可依次称为中共“干部派”、“托派”、“改组派”；此外，还有大量不具备组织系统的个人参与者。 在论战中，中共“干部派”有很严格组织性，在论点上必须符合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政治方针，必须遵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经五种社会形态的历史规律学说，组织内的个人一般不能自由参加论战。“托派”的参与论战者虽有其政治组织的身份背景，但发表议论的自由度较大。该派后期组织溃败，人员星散，但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仍恪守托洛茨基的理论，即主张中国已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由此也影响他们对中国社会史的见解；除这一共同点之外，其他历史见解各有不同。“改组派”是国民党内的一个失意的派系，思想上受到马克思主义不同程度的影响，见解驳杂，而在政治上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织。在社会史论战中，此派内部一开始就存在意见分歧，其共同点在于排斥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的见解绝不同于中共“干部派”，却有不少人近乎“托派”的观点。 论战的独立参与者成分复杂，有从未加入任何政党的学者，如王亚南；有从政治组织脱离出来的人员，如朱其华⑦；也有很早就重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熊得山⑧。此外，还有虽然身为某个政党成员，却仍采取独立参与论战的立场，《读书杂志》主编王礼锡就是典型，他虽为国民党员，但不是“改组派”成员，所以被学者称为“左倾自由主义者”⑨。诸多独立参与社会史论战者的积极作为，搅乱了论战初起时的格局，冲淡了论战背后的政治意图，给人以历史学学术论辩的印象。一部分原来的“托派”、“改组派”人士，随着其组织性的消沉，或向着独立参与的身份滑移，或退出论战，这是社会史论战群体动态变化的基本趋势。 三 在参与30年代论战的各个派别中，中共干部派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与支持，无疑是最有组织性和最为自信的马克思主义团体。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之后，中共不仅组织各地的起义、暴动和重建武装，同时也展开思想文化方面的攻势。1928年，一些归国的“创造社”青年成员，在上海创办《文化批判》《流沙》《思想》等杂志，按照郭沫若的建议接受了中共的领导，弘扬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攻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观点十分激进。这些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者李一氓⑩、朱镜我、彭康、李初梨、冯乃超等，后多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此时，《新生命》杂志正在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陶希圣的论著已经颇有影响力，其《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二书于1929年相继由新生命书局、南强书局出版。“托派”不满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强行裁定，也在发表抗争言论。显然，1929年底筹办的《新思潮》杂志，1929年策划而1930年出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5月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都是中共中央在思想理论方面应对时局的重要举措。《新思潮》杂志是中共中央专为批判“托派”和“改组派”思想而创办的理论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中共中央控制下，其组织纲领就是要“严厉的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11)。可见无论是“改组派”的论述，还是“托派”的文章，当时都被中共干部派列为应该痛斥的敌对思想。 至于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出版，迄今学者皆将其视为个人的著述行为，有的文章甚至认为郭沫若此书的出版与国内的政治斗争、理论争辩无关，“据现存各种记载，这时的郭沫若与党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如果说郭沫若介入了社会史论战和批判‘托派’言论，那是以后的事”(12)。这种看法有失偏颇。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卷首的《解题》第七条(末条)说： 本书之出版，全靠李一氓兄之督促斡旋，各种参考书籍的搜集也多靠他，我特别向他感谢。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很明显，身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李一氓介入了此书写作和出版的过程，难道李一氓帮助和督促居于日本的郭沫若写作和出版此书，也是一项闲来无事的个人行为吗?合理的推断应当是一项组织决定了的举措。李一氓是郭沫若入党介绍人之一，最适宜出面做策动郭沫若的工作。 不仅如此，《新思潮》第二、三期合刊发表了署名“杜荃”的文章(13)，批判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此“杜荃”其实就是郭沫若的笔名。同期另一篇署名“杜荃”的文章，因攻击、谩骂鲁迅，成为污点，故而后来郭沫若推托说忘记了是否用过“杜荃”笔名。但深知底里的李一氓则确认“杜荃”就是郭沫若，指出：“关于‘杜荃’的问题，我想应该是郭老，他生前未承认……说杜荃不是郭老反而不好。说杜即郭，是实事求是。”(14)《新思潮》是由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稿的期刊，按杜荃批判陶希圣之文发表的时间推断，征求和推荐此稿者，也应是李一氓，因为这正是在他督促郭沫若撰辑和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时段之内。 由于郭沫若旅居日本，且有着特殊名望，研究和写作确有很大的自主性，但他也积极配合国内中共的文化思想工作。在日本期间，郭沫若还曾会见中共的其他来访者，接受征文写作题目，“表示愿意来做党的喇叭”(15)，可知即使避居日本，郭沫若也与中共保持着联系。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选取郭沫若已经写成的文章，并且督促他补充其他内容，合成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上海出版，以应对陶希圣等人的著述，夺取研讨中国社会史的制高点，这在当时既属必要，也是急需。因为要压制陶希圣的势头，郭沫若名声足备，又有学术根基，简直是不二人选，而这样仓促出书，则未必合于郭沫若本意。 1931年之后，王礼锡《读书杂志》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推向高潮，中共干部派对这场混战采取静观态度，直至《读书杂志》1933年9月被迫停刊，也未参加论战。即使郭沫若之书受到李季、陈邦国、李麦麦等多人的抨击，中共干部派学者仍无一人回应，郭沫若本人也未作争辩，这大不合于常态，应当是有组织性地避开论战。其间有刘梦云(张闻天)、刘苏华等人的文章发表于《读书杂志》，批驳“托派”严灵峰、任曙关于中国当前社会性质问题的观点，表明中共干部派此时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因为这是直接打击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也符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旨。而对于中国社会史的几大具体问题，中共干部派一时未从史料和理论上做好深入研究的准备，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存在很多讹误，不能再仓促地发表不大成熟的论断。同时，苏联学术界对几大论题还未得出官方认可的观点，干部派需要等待。1934年之后，状况才开始有所改变，苏联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史的主流观点渐次形成(16)，中共领导下的学者也相继推出与之大致相近的研究成果。但这时已经不具备各派论战的气氛，在中共干部派内部，关于鸦片战争之前、之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绝无分歧，不同见解仅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这在当时无关大局，纯属学术上的难题而已。 四 对于社会史论战的结局与影响，历来论者颇多，国内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从“革命意义”的角度作出评述的，认为“这场持续多年的大论战，绝不是一般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学术争论”。论战的结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通过这场大论战，进步知识分子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科学理论，向全国人民揭示了真实的中国国情，从而直接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进一步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现实的基础”(17)。 近年来，史学界出现淡化社会史论战之政治性的论点，主张对此作“学术视野中的重新审视”，部分学者得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结论：(1)认为参与论战者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术语，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辩论。(2)认为论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空前壮大，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论者将陶希圣“食货派”的经济史资料清理工作以及后来的史学“跨学科”研究，都归结于社会史论战的推动。(3)认为社会史论战造成民国时期史学的“一大转折”，“这批论战者在学术领域的一番冲杀，为中国史学开启了‘新汉学’之外的一条新路，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带入一个新的领域……考据派独霸史坛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18)。笔者以为上述观点，造成了对史实的曲解。 第一，论战者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某些方法，是否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论辩，不能从表层现象来轻易判定。任何学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政客都可能片断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概念和某些方法，这在马克思生前和逝世不久就已出现，故恩格斯曾用谚语“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对此类人等予以讽刺(19)。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是全面、系统接受其思想体系，不能杂糅多种其他理论，不能依己意随便曲解。而陶希圣和其他“改组派”人士将国家主义及形形色色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杂糅在一起，往往得出十分怪异的历史见解；“托派”和独立参与论战者也多将个人的意见掺杂其中。因此，不应把参加论战的人们都无区别地视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向来将意识形态、政治方向与学理认识联结一起，反对割裂。论战中各派相互攻击，背后多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并非纯学术辩论，无视政治背景而单单谈论社会史论战的学术性，远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研究社会史论战，当然需要将其置于“学术视野”中考察，所谓“学术视野”，就是要以学术研究的眼光客观地审视研究对象。如果研究对象属于或带有政治性质，就需要仔细探讨其中的政治背景、政治主张、政治后果以及政治因素所占据的权重，绝不能借口“学术视野”而抹杀和摒弃史事内本来具有的政治性。否则，从出发点就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哪里还有什么学术视野? 社会史论战起源于政治立场的分野和政治斗争，论战中具体见解虽然多种多样，但在关键问题上均由政治见解主导历史观点。例如“托派”人士之间，虽然相互攻击甚至谩骂，但涉及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历史，都主张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即皆遵从托洛茨基的观点；“改组派”的历史见解多变，但共同的特点是否定中国需要进行阶级斗争。独立参与论战者成员复杂，动机不一，熊得山比较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不乏独立思考，如他曾否认中国有过奴隶制社会。朱其华则面目多变，多抄袭中共党内文件且加以拼凑，动机乃是专为谋取稿酬和哗众取宠，当时就被论战者揭发和鄙视(20)。王礼锡、胡秋原等亲近国民党的独立参战者，则在关键的历史观点上反对中共干部派。胡秋原后来追忆当初参与社会史论战的动机时称：“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其实是“与第三国际和中共对立”、是“非共反共”(21)。总之，社会史论战的政治性十分明显，在探讨中国历史时虽然也具有学术研究的成分，但学术观点始终从属于政治见解，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从学术角度审视这场社会史论战，其中各种主张，包括“托派”、“改组派”人士对中国社会史的一些推断，即使没有史实依据，毕竟也以理论思维方式作了各个角度的探讨，有思路多样的特征，其中荒谬的思路，正可引以为戒。而这种引以为戒，是通过批判达到的学术效果，并非其原有的价值。因此，不能笼统地把当时的论战各方都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能认为各种观念都具有学术作用。 第二，社会史的论战确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但这是在论战基本消退后，何干之、吕振羽、翦伯赞等在总结、评议和重新研究过程中实现的。这不该算作论战本身的效果。至于对《读书杂志》高潮期的大论战，经历者与随后的总结者似乎都评价不高。翦伯赞说：“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发的历史研讨，反而离开现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22)何干之则认为这场论战的参加者“对于历史方法论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23)。陶希圣对此也不太积极，他反感论战中“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足”(24)的倾向，因此筹划《食货》半月刊，准备大力整理中国经济史资料。何兹全指出：“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得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食货》半月刊的出现，是在社会史论战大潮之后，对大潮的反思。”(25)胡秋原则认为，论战中的许多文章“可说很少发表价值”(26)。特别积极参加论战的“托派”人士李季，对社会史论战也予以贬低。他说：“参战的人平日对于社会科学和中国问题没有多大研究，所以在论文中处处露出捉襟见肘的样子”，“就论战中针锋相对的一点看，不独赶不上古史辨的论战，并且赶不上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是一种羞辱”(27)。可知当时各派的亲历者、总结者，都不看好社会史论战。 陶希圣从论战的开始就没有遵从唯物史观，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罗列了“士大夫阶级”、“官僚制度”、“知识阶级”、“宗法势力”、“男系制度”等概念，把中国社会描述成一幅官僚士大夫与外国资本相结合、大封建系统崩坏而小军事封建系统林立、宗法制度崩溃而宗法势力仍然存在的杂乱景象。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学说，很难联系在一起。而且其立场是遵从孙中山的主张的，“决不是共产党的理论”，陶希圣声明“我们决不取‘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的一阶级论”(28)。这样的立场，使用再多的唯物史观话语也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论战后期，陶希圣在经营《食货》杂志期间更加疏离了历史唯物论，故将《食货》派的经济史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围和归入社会史论战的成果，极不妥当。至于历史的跨学科研究，主要是受西方鲁滨逊“新史学”以及年鉴学派的影响，将之记在社会史论战的功劳簿上，实在过于勉强。 第三，民国时期西方各种历史理论纷纷传入中国，从来没有“考据派独霸史坛的局面”。其中，进化论历史观长盛不衰，传统史学理念根深蒂固，各类史学流派难以尽数。即使以考据见长的史家如陈寅恪、钱穆、顾颉刚等，何曾缺少宏观史识与理论思维?更不用说萧一山、柳诒徵、何炳松、蒋廷黻等各色历史著作家各有思想宗旨，还有朱谦之、常乃悳等专事构建历史体系的学人，可谓五光十色、多种取向，此乃民国时期学术文化的基本特点。虽则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定然会导出社会史论战，但《读书杂志》的出现和社会史论战达到高潮，则多少具有偶然性，其结果和影响固然存在，但评估不宜过高。 就民国史学而言，社会史论战根本未能触动整体的史学格局，董作宾考释甲骨文的工作依旧，顾颉刚编纂《古史辨》与考察历史地理依旧，梁思成调查研究古建筑史依旧，陈垣考订历史文献与宗教史依旧……哪里显示出考据史学衰退的迹象?陶希圣开展经济史资料的搜集、考订，乃是向历史考据风格靠近，就连郭沫若后来也把主要精力放到金文、甲骨文资料的整编和考释上。有一种学术观点，将民国时期的史学描述为“史观派”与“新考据派”(或称“史料派”)的对立，恐怕乃是主观虚构，依据不足。事实上，不同历史观之间的矛盾、对上古史之疑古与信古的矛盾，远远大于不同治史方法之间的区别。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庸俗进化论历史观、人种论历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社会生物历史观等混同而称为“史观派”史学，认为其共同的对立面是“历史考据派”，此见解昏聩糊涂，难以成立。同样，将相互激烈论辩的信古派与疑古派史家，一股脑儿算作“新考据派”，认为他们都压制“史观派”，也是很武断的说法。这种观点是把复杂、多元的近代史学简单化、公式化，严重违背史实，应当重新审视和思考。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对社会史论战的清理、总结和重新研究，有助于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长，吕振羽就是这样的典型。但同时由于论战的背后是政治斗争，也使一批原先信奉唯物史观的“托派”人员，离开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论战对于史学的直接影响，是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学术与政治的紧密联结，促进了“革命”史学体系的建立。至于整个论战的政治作用，前引吴泽先生的论述：“直接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进一步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现实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吴泽先生是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合在一起论述的，所以这个结论大体不错，但取得这样成果，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延伸而来的，与社会史的论战关系不大。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29)一书就是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合在一起、作为同一问题论述的。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核心问题是如何估量现存封建势力的大小，评析封建生产关系占据什么地位。当时“托派”、“改组派”人员大都主张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残余势力已很微弱，而城市的状况似乎支持其说法。中共干部派要维护共产国际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必须在农村社会问题上取得突破。德国留学归来的陈翰笙(30)，1929年被蔡元培聘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借机组织起一个左派的研究队伍，其中有钱俊瑞、吴觉农、孙冶方、薛暮桥等后来的经济学才俊。他们利用中央研究院的便利条件，开展农村调查，特别关注农村生产关系问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33年，他们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次年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论证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被称为“中国农村派”。 1935年初，王宜昌撰文批驳“农村派”的观点，引发了一场论战(31)。王宜昌的论文得到王毓铨、张志敏、王景波(尹宽)等人的支持，他们主要以中国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经济》杂志为阵地，被称为“中国经济派”。在这场论战中，中国农村派的参战主将有钱俊瑞(陶直夫、周彬)、薛暮桥(余霖)、孙冶方、赵槑僧等(32)，其理论、资料和阵容都远超论敌，长期调查积累的农村资料成为最有力的证据。钱俊瑞、薛暮桥等遵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论证了中国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占主要地位，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的侵入并没有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由此自然地得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给中共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其所取得的业绩都是社会史论战无法比拟的。史学界理应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予以更细致的研讨，给以更高的评价。 五 总而言之，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研究，应当以求真探实为根基，任何评论都不能违背历史的真相，避免主观性、片面性。社会史论战的真实状况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具体情节，需要进一步考察，但有几个要点绝不应当忽略： 第一，社会史的论战既然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延续，就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质，各派的不同历史见解都受其政治观念的主导和制约。因为探讨的是历史问题，而且多有无组织的独立参与者加入论战，其中包含不少学术探索的因素，但独立参与者也各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同样具备很强的政治特征。因此，不能剥离和脱开政治性来研讨论战的史学影响。 第二，参与社会史论战者可归纳为四个群体，即“中共干部派”、“改组派”、“托派”、独立参加者。中共干部派早期参加者以郭沫若为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都是有组织性的作为。在论战高潮过后，何干之、翦伯赞等对论战作了总结性研究，吕振羽等对中国社会史重新作出了较深入的研究。 第三，王礼锡创办《读书杂志》掀起论战的高潮，多少具有偶然性。中共干部派有组织性地没有参加论战，“改组派”代表人物陶希圣也未积极对待。《读书杂志》社会史论战的专辑，实际上主要成为“托派”和独立参与者的舞台。 第四，社会史论战的政治作用和史学影响都很有限，不宜夸大。在史学影响方面，基本限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而且是经过后期的总结和重新研究才得以凸显，不是社会史论战本身的作用。真正起到重要政治作用，为中共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针提供充实理论依据的，乃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以上的观点并非属于对社会史论战的评论，而是立足于对当时历史状况的求真探实。 注释： ①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②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李勇：《“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 ④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页。 ⑤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第221页。 ⑥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附录二《中国社会史的一个考察》，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第254页。 ⑦朱其华(1907—1945)，早期中国共产党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脱离共产党。后来使用朱新繁、朱佩我等多个笔名撰写论著，不少论点接近中共干部派，但时有反复。 ⑧熊得山(1891—1939)，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政见分歧脱党。1927年著有《社会问题》一书，1929年出版《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思想》，随后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但文化活动和历史见解不受组织性约束，1931年短期参与社会史论战。 ⑨参见李红岩《从〈读书杂志〉看中国社会史论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⑩李一氓是中共中央派入“创造社”的共产党领导人，与彭康、李初梨等后来入党者不同。 (11)《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新地月刊》(即《萌芽》)1卷6期，1930年6月。 (12)谢保成：《重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6期。 (13)杜荃：《读〈中国封建社会史〉》，《新思潮》第2、3期合刊，1929年12月。 (14)《李一氓致周扬的信》1980年8月4日，转引自徐庆全《“杜荃(郭沫若)”：惊动高层的〈鲁迅全集〉一条注释》，《纵横》2004年第4期。 (15)林林：《做党的喇叭——忆郭老在日本二三事》，《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16)1934年初，苏联历史学家科瓦列夫发表演说和文章，明确论定中国等东方地区也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但是东方与西方的奴隶制都有着表现形态上的区别。这种见解逐渐系统化为苏联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迅速影响了日本与中国的唯物史观学者。1934年下半年，苏联历史学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也有所深化。参见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1929年版，第111～115、182～184页。 (17)吴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及社会史问题论战研究(续)》，《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 (18)参见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第三、五、六章及结论部分。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20)在王礼锡主编《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三辑中，有署名“胡子”《战场上的汉奸》和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一续)》等文章，揭露朱其华大肆抄袭的事实。 (21)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第四版“序言”，台湾，学术出版社，1978年，转引自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续)》(《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与吴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及社会史问题论战研究(续)》(《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按：胡秋原此书2010年中华书局印行时，第四版“序言”已被删节，失去原貌。 (22)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23)《何干之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页。 (24)陶希圣：《汉儒的僵尸出祟》，《读书杂志》1932年第7、8期合刊。 (25)《何兹全文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2页。 (26)转引自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序言”，神州国光社1936年版，第73页。 (27)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序言”，第74～76页。 (28)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81～82页。 (29)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 (30)陈翰笙(1897—200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原名陈枢，江苏无锡人。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6年即秘密加入共产国际。 (31)本文限于题目和篇幅，仅介绍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简况，可参见雷颐《“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理论的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汪效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述论》，《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等。 (32)人名后括号内附注的是笔名。按：此时陈翰笙、吴觉农先后到国外工作和考察，故未直接参加论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