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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次研究高潮与三次学术研讨会* 中国边疆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丰硕的成果，可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来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在研究、总结前辈研究的历史遗产后，认为自19世纪中叶迄今，中国边疆研究曾出现三次研究高潮：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出现的标志是研究中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狭窄范围，开始形成了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贴近现实、选题深化、成果众多的特色，至今这次研究高潮仍方兴未艾，显示出可持续发展的强劲趋势。 在第三次研究高潮发展进程中，1988年迄今的18年间，三次全国性的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在深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1988年10月22日至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包括汉、蒙、回、朝鲜、白、柯尔克孜等民族的107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80篇，内容包括中国历代边疆政策、边疆管辖、边疆开发、边疆经济与文化、边疆民族与民族关系、边臣疆吏、边界研究、边疆和边界研究概况与评述等多个方面，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我国边获史地研究的成果和研究动向。《人民日报》以“中国边疆史地不再是学术禁区”为题，对该次会议做了报导。会议成果以《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结集出版(吕一燃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共收录论文33篇。 1999年9月12日至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象山县召开。来自北京、长春、哈尔滨、西安、兰州、乌鲁木齐、昆明、郑州、烟台、厦门以及象山的近40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31篇论文，内容包括中国边疆学构筑、边疆研究相关理论问题、不同历史时期的边疆治理和边疆管理体制、古代至近代的边疆开发、当代边疆民族社会调查与历史档案资料开发利用等方面。基于近百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积累，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兴旺，当代中国边疆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中国几代学者倾注心血的中国边疆理论研究和努力神往的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框架构筑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中国边疆理论研究包括陆疆、海疆和边界的理论问题与实际的结合，探索中国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发展规律。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包括概念与范畴、学科性质和任务、体系和功能等等，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此次会议成果与同年8月23日至26日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世纪之交新疆历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成果一并以《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续编》结集出版(马大正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共收录论文33篇。 2006年8月6日至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来自北京、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云南、四川、江苏等省、市、自治区的7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共提交论文45篇。会议讨论涉及疆域理论研究、边疆治理与开发、边疆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学的构筑等诸多方面。此次会议成果将以《中国边疆史地论集三编》结集出版。 二、边疆研究要有一个大发展是时代赋于我们的职责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是中国边疆研究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可以说上述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已成为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共识，并贯彻于研究实践之中。 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现状，促使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要有新的定位，将中国边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并对此进行历史和现状相结合研究。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目标，应是中国边疆研究不仅要追寻边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轨迹，还要探求边疆发展的现实和未来。 边疆研究要有一个大发展，这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每一位边疆研究工作者应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作为中国当前唯一一个将中国边疆作为自己研究任务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在最近制定的“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则中，明确将“一个核心、二个服务、三个坚持”作为总体目标。一个核心，即是将学科建设总目标确定为在“十一五”期间完成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初步理论构筑;二个服务，即是为边疆研究学科建设服务，为中国边疆稳定和发展服务;三个坚持，即是坚持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坚持精品战略、出成果、出人才，坚持面向社会、继续实施开放性科研工作的思想和方针。 边疆中心在今后的研究实践中将依“突出主体，抓住两翼”的思路推进研究工作的展开。所谓“突出主体”，即是如边疆中心“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则中所确定的，把边疆理论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索，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整合的方法，对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综合研究，构建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所谓“抓住两翼”，即是有序推动“新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项目)和做好“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的结项和成果出版工作。通过对东北边疆和新疆历史与现状的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出成果、出人才，带动中国边疆研究全面深化。同时通过两项重大课题的开展，必将为研究工作坚持面向社会，继续推广实施开放性科研工作思路和方法积累更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深化边疆理论研究，应成为中国边疆学构筑的突破口 构筑中国边疆学应该成为当代从事边疆研究学人的共同职责和紧迫任务。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我在纪念边疆中心成立20周年时撰写的一篇短文《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构想》[1]中曾提出如下六点思考要点，简言之:一是，认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是构筑中国边疆学的重要学术基础。二是，更自觉地面对当代中国边疆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将更有助于深化对构筑中国边疆学紧迫性的认识。三是，中国边疆学的定位与基本功能，即是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是一门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中国边疆学的基本功能可概言为文化积累功能和资政育民功能两大方面。四是，中国边疆学特定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研究的三个有机结合，即从研究对象—中国边疆言，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从研究类型的分类言，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从研究方法言，是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五是，中国边疆学的内涵可包括两大领域，暂以“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和“中国边疆学·应用研究领域”来命名。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边疆理论、中国历代疆域、历代治边政策、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军事、边界变迁、边疆人物等诸多研究方面。中国边疆学·应用研究领域，则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今及未来中国边疆的发展和稳定的战略性、预测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其与基础研究领域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有更强的现实性。六是，全面深化中国边疆研究是推动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原动力，同时大力推动边疆教育事业，使全社会对中国边疆的关注与重视成为现实，为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实践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边疆教育，这里的教育是指广义的教育，即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 边疆中心经过20余年的研究实践和探索，边疆理论综合研究应成为中国边疆学构筑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或可称之为切人点。 边疆理论可研究的命题十分广泛，据目前的认知水平大体上可分为二大部类:一是，中国疆域理论研究，可研究的命题诸如:中国古代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和规律，中国古代疆域观、治边观的演变，“大一统”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羁糜政策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中国古代宗藩观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古代宗藩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宗藩关系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中国历史上宗藩关系特点，近代宗藩观的变迁，朝贡一册封体制的形成和发展，等等。二是，中外疆域理论比较研究，可研究的命题诸如:东、西方疆域观念的异同，西方对中国传统疆域观念的认识，西方疆域理论对中国传统疆域观念的影响，近年中外边疆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与评议，等等。 20余年来，边疆中心的研究者们结合中国边疆史研究，为边疆理论综合研究的展开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以研究著作为例简要介绍如次: 首先，已经完成的相关研究项目有:吕一燃《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1992年)，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1997年)，马大正任总主编“中国边疆通史丛书”(1999-2002年)，[2]马大正、李大龙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归属研究”(2001年、2003年)，[3]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2003年)、《汉唐藩属体制研究》(2006年)，刘为《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2002年)，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2006年)，于沛、孙宏年《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待出版)，另外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和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也将于2007年出版。上述研究成果的完成，为边疆理论研究的展开与深化，积累了资料、扩大了研究思路。 其次，正在进行之中的研究工作有:“中国历代边事与边政研究”(主持人厉声)，“中国边疆理论概要”(主持人厉声)，“中国边疆历史通论(教材)”(主持人李国强)，“古代中国疆域理论专题研究”(主持人李大龙)等。边疆中心“十一五”规划中预定的目标是要完成专著或专题性论著:《中国边疆学通论》、《中国封建社会藩属体制研究》和《古代东亚藩属关系(体制)研究》。可以预期，上述已经开展的和准备开展的项目完成之时，也将是边疆理论深化之日。 为了将边疆理论研究顺利、有序、扎实地展开，在研究中我以为如下三点应予特别的关注。 其一，面对现实和求真求善。 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就是现实的昨天，未来则是现实的明天。边疆研究的对象中国边疆，其本身即具有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特点，因此，研究边疆理论必须依托历史、面对现实和着眼未来，这既是中国边疆的现实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需要。边疆理论研究不仅要探求统一多民族中国疆域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规律，还应从理论高度了解中国边疆现状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的思路与办法。要完成上述任务，更应坚持求真求善的优良学风。1993年我曾在一篇拙文中说过:“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研究，有着求真求善的优良传统。从汉代杰出史学家司马迁起，求真求善即成为每一位有成就的史学家追求的目标。司马迁的求真，即要使其史书成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而求善则是希望通过修史而成一家之言，即通过再现历史的精神来展现自己的精神。与此紧密相关的就是经世致用的传统。求真求善才能得到经世的理论体系，致用则是要使理论研究达到实用的目的。”[4]上述这段话当时主要是指边疆史地研究，我想对边疆理论研究也应该是适用的。 其二，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 中国边疆研究要有大视野，也就是说要有中国视野和世界视野。所谓中国视野: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众多少数民族主要栖息地，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遗产的关键点、连接平台;从现实角度看，中国边疆既是当代中国的国防前线，也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沿，还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中国边疆，包括边疆理论，不能就边疆论边疆，一定要有中国视野，也就是说，研究时要心有中国全局。 所谓世界视野:中国边疆的地理的和人文的特殊性，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我们要自觉地把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放到世界的背景中观察评议和研究，既要纵向分析，也要横向比较。以清代边疆政策研究而言，只有具备了世界视野，才能认识到清代的边疆治理未能正确应对由内边防务到外边防务为主的根本性转变，这是清代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主要原因。大家知道，古代中国疆域之边有“内边”、“外边”之分。统一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中央政权对控制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防范和治理措施;分裂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在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对峙地区和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防范措施。古代中国历史疆域内的大小政权的“边”，可视之为“内边”。明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明代的矮患持续了近200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来，17世纪以降，荷兰侵占台湾，俄罗斯侵人黑龙江流域。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国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一些边疆省区和沿海地区外患日益突出，出现了边疆全面危机的严重局面。殖民主义人侵，可称之为“外边”之患。应该说，明代以降，特别是近代以来，在中国内边防务依然存在的同时，现代意义的边防即外边防务问题日益突显。可是清朝统治者面对边疆防务这种变化的形势，仍沉迷于治理“内边”的传统边疆政策而不思防备外患之策，致使清朝前期边疆政策的成功与辉煌很快成了明日黄花，清后期边疆政策的全面破产，是清朝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因素。[5] 其三，“两个分开”[6]与求同存异。 中国疆域历史和现实中存在诸多难点和热点问题，对此，边疆理论研究必然要予以正视，并探索解决之途。这些难点与热点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研究层面原因。由于历史情况复杂，史籍记载多有歧异，引起研究者们探求的兴趣，此类难点、热点问题，可以通过深化研究进而逐步解决。二是政治层面原因。这一层面原因又可分为正常的和不正常的两类。所谓正常的，是指不同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要建立本国的历史体系，强调自己国家历史的悠远、维护独立传统之辉煌。对此，即便有悖历史的真实，可以求同存异，以宽容之态度待之。所谓不正常的，是指个别国家或个别团体、个人出于狭隘民族国家利益考虑，不惜故意歪曲历史事实，并将历史问题现实化、学术问题政治化，通过被歪曲的历史事实，煽动民族主义狂热，制造事端。对此，我们则应讲明历史真相，有利、有理、有节，据理力争，决不姑息迁就。 上述原因是相互交织、又是互相影响的，情况十分复杂。对此，我们应本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保持政治警觉，潜心深化研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在坚持学术问题与政治分开、历史问题与现实分开的前提下，倡导和而不同，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在学术的轨道上心平气和地展开讨论。[7] 以上三个方面仅是我个人在研究实践中的初步体会，提出来供各位专家参考、借鉴，若有些许价值，斯愿足矣! 注释： [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2]该丛书包括:《中国边疆经略史》、《东北通史》、《北疆通史》、《西域通史》、《西藏通史》、《西南通史》、《海班通史》。 [3]该项研究包括《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和《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 [4]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马大正:《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5]参见马大正:《世界视野与清史纂修工程》，《清史论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两个分开”是指在研究中应坚持学术与政治分开、历史与现实分开的原则。 [7]参见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 本文是作者2006年8月7日在昆明召开的第三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上的主题报告，经作者补充、整理、修改，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予以刊发。 作者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3月第17卷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