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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西藏研究》，2010年第5期，第16—23页 作者简介：何文华(1985—),四川彭州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18世纪后期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促使英国将殖民重心转移至东方,随着南亚次大陆地位的日益重要,西藏进入到英帝国的视线。哈斯汀斯总督先后派出由乔治·波格尔和塞缪尔·忒涅率领的团队出使西藏,这是近代以来英印政府代表与西藏最早的直接联系。这两次出使是在英国以经济为先导的新殖民政策影响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与西藏及通过西藏与中国内地通商,获得殖民贸易利益,最终使命虽未完成,但对之后英国的西藏政策影响深远。 关键词：哈斯汀斯; 西藏; 乔治·波格尔; 赛缪尔·忒涅 1774年、1783年英印总督哈斯汀斯(WarrenHastings)先后派波格尔和忒涅两次进入到中国西藏地区,企图在西藏找到英国所需原料和贵金属产地及商品销售市场,开辟一个印度与中国内地贸易的“中间基地”实现其殖民商贸利益。虽然两次入藏的通商使命没有完成,但英国籍此进一步了解了西藏的情况,为其以后所采取的西藏政策奠定了基础。 一、英国涉藏的国际环境 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使英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也进一步加深。但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导致英帝国在北美的种植园经济崩溃,因此,英国的侵略野心逐渐从西半球转向东半球。此时英国的殖民策略有变化,不再像17世纪那样直接拓展殖民地,而是努力与那些新的、陌生的民族建立商业关系,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友好通商”,实行“经济优于统治”的政策,[1]更注重贸易渗透和寻找新的市场及原料。在与东方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印度成了连接英国与亚洲的大市场。[2]当时控制印度的殖民机构是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经三次卡拉蒂克战争和1757年的普拉西战争,东印度公司完全控制了孟加拉、比哈尔等地,并且成功地从一个商业贸易公司转变为殖民统治机构。通过与葡萄牙、荷兰、法国的商业竞争和武力角逐,至1765年,东印度公司已驱逐了在印度半岛上的其他欧洲竞争对手。野心勃勃的东印度公司继续向北扩张,矛头指向中国西藏及其毗邻的尼泊尔地区。 由于人种、宗教和商业原因,西藏与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区,包括尼泊尔、锡金(今属印度)、不丹、拉达克和缅甸等地都有着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系。英印政府深知改变喜马拉雅山地的商业关系,即意味着改变原有的政治影响。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府均对西藏地方实行了有效管辖。18世纪中叶,廓尔喀对尼泊尔的征服,使得西藏与喜马拉雅山诸地的传统商道被阻断;由于英人曾经有干涉廓尔喀的举动,因而廓族对英印政府强烈不满,由此当时英印势力根本不能逾越廓尔喀触及西藏地区。[3]为建立与西藏的联系,东印度公司虽已作多次努力①,但东印度公司欲通过尼泊尔打通西藏的企图始终没有得逞,西藏对英国来讲仍是“禁地”。 与此同时,英国越来越看重同中国的贸易。东印度公司虽然在1715年就已在广州设立会馆,定期派船来华,但其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毛纺织品、金属品、印度棉花和檀香等物,在整个18世纪对华贸易中都处于入超状态,地点也仅广州一地。英国商人虽多次要求到粤海关以外的其他关口贸易,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特别是1759年“洪任辉事件”后,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州外商的管理,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全面管制外商。[4]在中国沿海商贸的屡次失败,使英印政府加紧打通由西藏通往中国内地的商道。“此时东印度公司工业情报部门正极力发展与中国内地的市场,但是中国严格的限制使得公司不断受挫,所以与西藏的交流被视为克服清朝廷控制、开启与华贸易的一个重要手段。”“波格尔前往西藏是去确认西藏的财富和商业贸易的潜能,确认拉萨和中国当局的关系、报告西藏的风俗,开通英印和西藏的交流。”[5] 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管理法案》,加强对东印度公司的控制,任命沃伦·哈斯汀斯为第一任孟加拉总督,后又升为全印度总督。同年,出使西藏的计划出现了重要转机,不丹库赤·哈贝尔属地的大仁扎自立为王,遭到不丹的反对并要将他押回不丹,大仁扎由此向东印度公司求援,并与之签约愿臣服于英人。1773年东印度公司派遣琼斯(CaptainJones)率军打败不丹军队,占领不丹大部领土,不丹德布王向西藏求援。当时西藏的八世达赖喇嘛没有亲政,达赖的师傅六世班禅影响力很大;加上不丹的宗教由后藏日喀则传入,与扎什伦布寺关系较密,所以德布王向扎什伦布寺六世班禅求救。1774年,班禅派白玛和印度托钵僧普南吉带着自己的亲笔书信及礼物前往加尔各答面见哈斯汀斯,希望就此调停英国和不丹的纷争。3月29日,哈氏接到班禅的来信大喜过望,认为这是与西藏直接联系的最好机会。他在加尔各答公布班禅来信,在给班禅的回信中又建议与西藏缔结盟约,希望西藏和孟加拉友好通商。哈斯汀斯在4月底与不丹签订“1774年条约”,同时积极准备派人进入西藏。对此, 1904年率兵侵略西藏的英殖民军头子荣赫鹏在其著作中谈到:“我人与西藏开始交通之尝试,最初动机系一种侵略行为,而其衅端并非启自吾人,亦非由于野心总督或跋扈疆吏,侵略主动者实乃不丹人。”[6]英国“绝非热衷于成功之希求,特目前环境显然顺利异常而不容不尝试耳……利用良机,趁热锤铁,不可失时,审知我人心理与欲求,机缘成熟立即坚决动作赴之。”[7]此解释首先表明英印政府侵略的本质;其次以不丹为托辞也暴露了英人长久以来的野心,如前所述,英人早就期待这样的机会并为之准备已久。“哈氏写信给班禅表面上是与喇嘛保持友好,实际上有着自己的算盘。他并不满足于已有的领土范围,同时也关注着他国范围内发生的事情,对于那些至今仍然保持独立地位的地区哈氏持一种前进政策,以警戒的、迅速的、深思的态度对边界上出现的问题采取主动的进攻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同时他也会花费众多的时间和精力与这些地区建立联系。”[8] 二、英国涉藏的具体原因 对于英国分别在1774年和1783年出现的两次使藏事件,据笔者分析,当时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获取殖民商贸利益是涉藏的根本原因,包括与西藏本土通商以及通过西藏进一步获取与中国内地通商的利益。随着英帝国殖民策略由直接领土的侵占转变为经济渗透先行,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殖民主要以独占殖民地的商品销售市场及主要原料供应来追求帝国的贸易与财富。“如果说早前他们对于西藏还没有一个完整全面的了解的话,但是有三样东西却是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即在制造瓷器和玻璃时用作除垢剂的硼砂、喜马拉雅山的羊毛织品,最后是黄金”。[9]很早以前英国就垂涎西藏的黄金和硼砂,在1644年2月27日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与伦敦的通信中就谈到了西藏是硼砂的主要来源地,希望垄断硼砂的出口; 1768年2月16日,公司董事会向孟加拉总督发出指示:“希望你竭尽所能获取有关能否打开与尼泊尔的贸易,以及其他英国商品和布匹能否经此路线运抵西藏、拉萨和中国西部的情报。”[10]广州一地的“一口通商”限定使英国对华贸易一直都是逆差。因此英国在欲把西藏变为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掠夺西藏丰富的黄金和白银等资源的同时,也欲将西藏作为通往中国内地的一个跳板。 第二,东印度公司的困境是推动与西藏建立联系的直接原因。1770年东印度公司统治的孟加拉发生大旱灾,孟加拉所依赖的谷物输出和棉纺织工业都发生危机,急需扩张市场。1772年6月,伦敦遭受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东印度公司也受牵连陷入财政危机,获取新的资金来源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刺激东印度公司加紧实施由西藏进入中国的举措。1779年,东印度公司发生财政危机,其统治地区的财政入不敷出,因而与西藏建立商贸关系获取黄金是哈氏欲再次派波格尔前往西藏的迫切原因。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选择西藏还有一个不便声张的原因,“公司认为,如果他们改进海上同中国贸易交流,那么他们得到的好处就很有限,同时改进的办法也很容易被仿效,好处也会立即被他人分享;而穿越喜马拉雅山与中国通商的利益会因自己在印度半岛的绝对优势,完全被本公司垄断。”[11] 第三,哈斯汀斯的个人兴趣是推动与西藏建立联系的重要因素。哈氏是当时了解西藏为数不多的西方人之一,其备忘录表明他在派出使团之前就仔细地研读过与西藏有关的著作,包括杜·哈德尔、贝尔和阿斯特雷的旅行日记。哈斯汀斯交给波格尔一份出使西藏的备忘录里,谈到了他所了解到的关于西藏的相关资料,包括西藏的地理位置、宗教状况和一夫多妻制等,在结尾处还强调他想得到更多的关于西藏的信息。[12]哈斯汀斯两次遣使团入藏,受到许多英国学者、政治家的赞誉,认为他是向中国西藏地区伸出“友谊”之手的第一位英印官员。1904年率领军队入侵西藏的英国军官荣赫鹏与贝尔还惋惜哈氏的“壮志未酬”,[13]将他视为涉藏的先锋和英雄。 第四,殖民探险浪潮的影响。在波格尔前往西藏的两年前,库克(Cook)从南太平洋航行归来,欧洲对了解“世界”尚未被认知的土地兴趣大增,他们渴望将世界上任何地点在地图上明确标识。[14]那时欧洲兴起的“大旅游”(Grand Tour)运动,使曾经为中世纪传教士所向往的西藏被欧洲探险家作为重要的目的地。[15]波格尔和忒涅都是在山地“大旅游”的环境中长大,对阿尔卑斯山的探险十分熟悉,他们常以之相比较来谈论西藏的探险经历,并认为自己正主导着一次新的地理大发现。[16] 三、入藏的经过和影响 (一)乔治·波格尔出使西藏 借班禅来信要求调和的契机,哈斯汀斯选派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为代表,并以汉密尔顿(Hamrlton)为助手出使西藏。波格尔被选派是因为他是“在印度的英国人中少数长期和西藏人接触过,并且是了解西藏人特质和性格的权威。是个优秀的观察家,具有模仿西藏人的行为和动作的才能。在此后的130年中,他还仍然是最能理解西藏人生活的英国人”。[17]同时波格尔深得哈氏的赞赏, 1774年5月4日,哈氏在对全体议会成员的备忘录里写道:“波格尔处理事务的聪明、冷静,态度也很温和。”[18]此外,波格尔对哈氏的忠诚是所有年轻的官员中很少有人能及的。[19] 哈斯汀斯于1774年写给波格尔一封任命书和一份私人的委托书,从中可以看出波格尔该次出使的任务:一是开辟西藏与英属印度之间的商贸交流。调查英印可以提供的商品以及西藏自身的产品,特别是金、银、宝石、麝香等贵重物品的情况;二是了解英属印度边境与拉萨之间的道路情况,以及拉萨的政府、税收和习俗状况;三是考察可否在拉萨建立一个常设机构。[20]这次波格尔的任务自由调控度是很高的,被告知“只求事能办好, 凡办事所需者皆不吝啬与之”。[21]私人委托书主要包括十项内容:从西藏带回藏羚羊、牦牛等动物以及胡桃或其他珍贵植物;随身记载西藏的居民、地区、气候或道路、建筑等事物和与贸易有关的一切有趣东西;调查清楚拉萨和中国内地以及与克什米尔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国家之间有什么关系,弄清楚西藏与英属印度之间用西藏金银币计算的贸易值。[22] 波格尔于1774年5月中旬自加尔各答启程,此时距班禅的来信不到2个月,由此可见哈氏对于通商西藏的急切。当波格尔还未进入西藏时,六世班禅曾写信给哈斯汀斯和在不丹的波格尔表示拒绝英人入藏,因为西藏属于中国的领土,未得皇帝允许外人不得进入。波格尔靠贿赂班禅的信使普南吉和假装允诺接受班禅调停为手段,最终被允到日喀则。波格尔于1774年11月2日到达江孜, 3日到德庆颇章会拜班禅喇嘛,后又同班禅到扎什伦布寺,在西藏扎什伦布寺逗留5个多月。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印度半岛的野蛮行为已使西藏当局对之高度警惕,波格尔在报告中也说:“拉萨政府认为派我来是为探测他们的地方,他们认为英国的野心很可能推动进一步侵略,而英人武器之精良将使之成功。”“我在不丹和西藏停留期间竭力消除他们的偏见。”[23] 进入西藏与班禅喇嘛见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东印度公司的商贸利益,但实际上这个目的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首先,波格尔前往拉萨的要求被拒绝,甚至希望班禅代为转递书信给西藏当局也遭拒绝,理由是害怕其中含有商业问题,“彼种答复殊使波氏惊讶不置”;[24]其次,与拉萨代表商谈订立一个商约的事宜,也因拉萨官员以不符合西藏只到帕里做生意的传统和清朝皇帝不允许为由而没有实现;另外波格尔请求班禅介绍他去北京的愿望也没有实现,班禅仅同意写信给北京的章嘉活佛,介绍孟加拉的哈斯汀斯总督并指出他尊重佛教而已。波格尔与整个西藏通商的谈判失败后,企图仅与班禅辖区订立商约的请求也遭到班禅拒绝。在与藏交涉过程中,波格尔取得的唯一成绩是当班禅谈及藏商怕热而不会去印度时,认为一些克什米尔、尼泊尔商人在雨季以后可以前往印度经商,并介绍了一些商人给波格尔。正当波格尔在藏无进展的情况下,廓尔喀王公致班禅及拉萨摄政的书信进一步加剧波格尔处境的困难,书信谈到“勿与英人或印度莫卧儿人发生关系,勿容彼等入境;时有一英人因公在彼邦,望彼最短时间内能遣之回国。”[25]1775年波格尔无奈地从西藏返回印度。 波格尔通商的任务虽没有取得成功,但他作为近代英国第一个由殖民政府派进西藏的非神职人员,影响非常大。他向英印总督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谈到西藏土地贫瘠、工业落后,仅能制造粗糙的毛料和窄幅哔叽,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大量的货物;西藏出产金、麝、牦牛、动物毛等为其进口物品提供资金保证;西藏地方政府是支持对外贸易的———不对货物征税,贸易受到保护。许多外国商人在这种优惠政策和利润诱惑下来西藏,主要包括克什米尔人、哥沙因人、不丹人、阿萨姆人、内地的汉商。波格尔建议利用亚洲人在西藏的优势来推广英国的贸易。[26]他也提到阻碍英国与西藏建立联系的三大因素:不丹尼泊尔这些山地国家对英国的反对态度;驻藏大臣强烈反对英国涉入西藏;沙俄对西藏的兴趣不断加强。[27]波格尔还报告西藏的地理环境、交通状况、历史和宗教、风俗情况,并介绍对班禅喇嘛的印象,认为自己与班禅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波格尔在藏获取的资料和他的报告成为日后英国对西藏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重要参考。 1779年4月19日,波格尔得到再次出使西藏的命令,但因班禅赴京而推迟,后因为1780年11月12日班禅喇嘛在北京患天花去世以及1781年4月3日波格尔在加尔各答的去世而最终流产。 (二)塞缪尔·忒涅出使西藏 波格尔的逝世并没有让英国政府放弃与西藏商贸的设想,哈斯汀斯关于西藏的政策仍然是不断前进的。1782年2月12日,有消息传到加尔各答,说班禅已经转世到了一个婴儿身上,由是哈氏决定再次派出使团以祝贺班禅喇嘛重新转世的名义出使西藏并前往拉萨,达到与西藏地方政府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的目的。1783年1月9日,哈氏选定33岁的中尉塞缪尔·忒涅(SamuelTurner)作为使团代表,同时还选派罗伯特·桑德斯(RobertSaunders)医生和塞缪尔·戴维斯(SamuelDavis)陪同前往。忒涅是哈斯汀斯的亲戚,并一直梦想着发家致富和“为大英帝国建立丰功伟绩”,他们沿着波格尔走过的路线再一次开始了入藏之旅。 忒涅明确指出东印度公司绕道西藏的目的:“经由一条不致引起中国怀疑的道路,逐步建立与中华帝国的直接交往,因为此时那些从海上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一直被政府武装抵御着。”[28] 1783年4月底忒涅从加尔各答启程,月22日抵达扎什伦布寺。在藏停留几近一年,他们参观扎什伦布寺,并拜见了18个月大的班禅喇嘛。特涅很详细地了解并记载西藏的地理、河流、乐器、动物、节日等情况,不过最终他还是未被允许前往拉萨。忒涅此行取得的成果,包括获摄政允许,印度总督庇护之下的印度商人可以来藏贸易,西藏当局将予以运输货物便利和拨一地与之居留,不过实际上这些权利和已有在藏商人权利是一样的。忒涅整理出一份西藏贸易的清单,记载了西藏与中国内地、尼泊尔、不丹、克什米尔等地相互交换的产品,中国内地销售西藏的商品有锦缎、素丝、缎、茶等;西藏销往内地的有金砂、宝石、麝香、羊皮等;此外还谈到经过尼泊尔、不丹,英国也有商品销往西藏,如鼻烟盒、刀、剪、眼镜等,这份清单对于东印度公司开发西藏市场提供了极为有用的情报。[29忒涅在和仲巴和苏布堪布的交谈中,探听到沙皇对蒙古的渗透活动。据说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曾向哲布尊丹巴提出与西藏建立联系的要求,哲布尊丹巴把沙皇的信件和礼物呈交班禅。 忒涅于1784年3月回到孟加拉,在巴特纳拜见哈斯汀斯,向其提出两点意见:英藏通商宜等班禅成年后再提出;目前应组织印度人到西藏贸易。哈氏听从了忒涅的意见,组织由普南吉带队的印度商人,满载着忒涅清单上列举的所有英国货物前往西藏。这次贸易获得巨大的利益,换回金砂、银锭、羊毛、牛尾等,不过商队还未返回印度,哈氏已经返回英国,此后再也没有前往西藏的贸易。1792年,廓尔喀人侵入西藏,攻陷日喀则,诸僧侣逃过雅鲁藏布江寻求朝廷保护。清政府派兵很快击败了入侵者,并要求其退还抢夺财物,每岁进贡朝廷。清政府认为英人有帮助廓尔喀人发动侵略的嫌疑,将西藏与印度之间的一切联系切断,由之,出使的成绩完全被消除。对此,忒涅谈到:“此后遂为东印度公司属地与喇嘛领土间经常交通间断之时期,不堪回首者也。”[30] 四、结语 波格尔出使西藏返回印度后,发现东印度公司已经发生令其悲观的变化,哈斯汀斯虽然成为印度总督,但是新议会成员剥夺了哈斯汀斯的许多权力。波格尔遭到新议员的打压,他对西藏政策的建议也没有得到议会的响应,回印后没有被授予任何公职。忒涅使藏记录与藏贸易详情,虽促成吉普南带队的印度商人进藏贸易,不过英政府对这次贸易的支持是有始无终的。1785年,印度第一任总督哈斯汀斯任满,与西藏所有的直接来往随其退休而终止。在哈斯汀斯乘船回英国的途中,他还强烈地呼吁英政府同意印度托钵僧普南吉入藏,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常驻代表,但是该提议并没有得到英东印度公司继任统治者康华利的赞同。1792年的廓尔喀人侵藏事件也使西藏与印度的联系也完全割断。前后两次哈氏命令使团入藏,企图与西藏缔结商业贸易、并通过西藏与清廷建立联系的目的没有实现。 1787年英联邦法庭就哈氏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提出弹劾,认为哈斯汀斯是“残忍的、不公道的和横暴的。”菲林在哈氏的传记中详细描述了英印当局的混乱和充满腐败的现象,认为当时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已经完全丢失道德底线,政府没有丝毫社会意识,哈氏作为领袖也挥霍大量的钱财。[31]由此可见,两次派使入藏的哈斯汀斯实际上乃是一个穷奢极欲、残忍无道的统治者;而当时的东印度公司乃是一个腐败、毫无道德的统治机构。 英帝国最早的两次涉藏事件是其在亚洲扩充殖民势力、寻找原料与市场的环境下进行的,必须认识到其所谓的“平等友好通商”只是名义,“掠夺侵略”才是本质。同时从英帝国对喜马拉雅山山地各国侵略扩张的史实,我们也可以清晰得出哈斯汀斯施展的伎俩最初都以通商为名,获得立足点,然后逐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势力,伺机使用收买或武力等手段,使之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对藏最早的两次交涉正是这种伎俩的重演,“平等通商”的幌子在波格尔使藏之初就被揭开。他在报告中谈到对尼泊尔、不丹等国以及我国西藏地区最重要的是保持交通的顺畅,恶劣的地理环境将会导致英政府给养的困难,征服该地将花费更多的费用。而相反的阿莎密地区因为盛产金子,可以很好地回报武力征服该地的花费。[32]波格尔和忒涅的“和平通商”是为了方便以后的殖民掠夺,“哈氏的西藏政策始终都是前进的,波格尔和忒涅获得的关于西藏情报被保存下来,以后英帝国对西藏的进一步行动都从中获益”。[33]这两次以“通商”为借口直接与西藏建立联系的失败,使英帝国改变了其殖民策略,转而先控制喜马拉雅山的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山地国家,逐步蚕食后,便直接以武力侵略西藏。 [注释] ①分别于1767、1769年派出金罗奇(CaptainKinloch)和罗根(JamesLogan)率兵进入尼泊尔帮助尼瓦尔族。 [参考文献] [1]郭家宏.从旧帝国到新帝国———1783~1815年英帝国史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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