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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 年第12期，第44—46页。 作者简介：刘黎 （1981 — ），女，云南曲靖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从事世界史研究。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摘要: 清代中叶囿于日益严重的缺铜危机，清廷对会泽铜矿进行了大规模开发。会泽铜矿业的发展，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铜商文化”。以中原中央王朝为主体的儒家文明得到了更加深入的传播，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 关键词：会泽；铜商文化；儒家文明；多民族国家一体化 一、人口迁移与农业发展 明清时期是汉族移民进入云南的高峰时期，清代满族定鼎中原后，由于政权初定，考虑各方因素，顺治十六年 （1659 年） 由吴三桂入滇镇守，节制各级官员，吴三桂治滇时期，为解决军队军饷问题亦加大了对铜矿的开发。康熙二十一年 （1682 年） 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被平定后，新任云贵总督蔡毓荣给康熙帝上 《筹滇理财疏》，建议大力开发云南铜矿，以医治战争创伤及解决驻滇军队军饷问题，会泽铜矿开发开始走入国家政策的舞台。 清代实行银钱本位的货币制度，随着政权统治的日益稳固，经济发展走向繁荣，市场上的铜钱供应量日趋短促。会泽铜矿大规模开发前，清廷铸币主要依靠进口日铜及实行铜禁所收购的铜器，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 后由于日本国内铜矿产量日渐拮据及自身需求量加大，减少对中国的出口，清廷中央谕令各省回收铜器的指标量亦很难完成，银贱钱贵的局面导致黑市盗铸铜钱，破坏国家铸币利益，迫使清廷寻找新的铜源，解决危机，稳固经济局面。云南蕴藏的丰富铜矿储藏量成为了清廷国家政策重心之一，尤其是会泽地区，成为了清廷铜政的中心，“滇铜最密集的是在滇东北地区，其中以东川府所属汤丹、碌碌二厂产量最多，约占全省总产量的 70%以上，运往北京的铜也主要由这两个厂转运。”［1］会泽“清雍正四年至乾隆四十二年 （1726-1777 年） 产量 30 4776 吨，年均 5 976 吨。乾隆四十三年 （1778） 仅朝廷核定给各厂的年产量就达 530 万斤，约 3 138 吨。乾隆四十三年至嘉庆六年 （1778-1801 年） 产量 74 244 吨，年均 3 228吨。”据王昶 《云南铜政全书》，乾隆时期云南全省铜厂共计 39 家，其中会泽有 33 家，占全省的 85%。 前工业文明时代，开采数量巨大的铜矿必须投入巨大的人力资源。根据陈庆德教授的分析，滇铜矿砂的出铜率约为 7%左右，每个矿工每天约能背出 30 斤矿砂。冶炼铜矿砂时更为耗费人力，一火成铜者寥寥无几，一般均须先入窑爆煅，昼夜一周，万斤之矿始得冰铜一千六七百斤；再行炉熔揭净铜而得六七百斤。凡炉熔时，扯箱 3 人，每 6 时一班，每火熔铜需 2~6 人班不等。整个冶炼过程需煅煎 8~9 次，耗炭八九千斤。马边铜厂产净铜 300 斤，炉熔用工 27 人，窑煅与炉熔用功比例为 0.6:1，那么整个冶炼工程需用工 43人。［2］据上述粗略估算，雍正四年至乾隆四十二年 51 年间，会泽铜产量为 30 4776 吨，那么铜矿砂约为43 5394 吨，合计约 87 078 万斤，以每人每年工作 300 天的工作量时间计算，这 51 年间约需 10 万人开采才能完成这样的产量，冶炼约需 8 736 人。乾隆四十三年至嘉庆六年的 23 年间会泽铜产量为 74 244 吨，铜矿砂约为 106 063 吨，合计约为 21 213 万斤，同上以每人每年 300 天计算，约需 2.4 万人开采，冶炼约需 2 128 人。从雍正四年到嘉庆六年的 75 年间是会泽铜矿开发的黄金时期，按上述粗略计算，开挖矿工和冶炼矿工大约共需 13.49 万人。这只是铜矿生产的两个基本环节所需要人员的粗略环节，还有供应炭和运输的人员没有计算就需要如此大的人力资源，乾隆三十年 （1767 年），云南人丁为 2 148 597 人，［3］会泽县地处乌蒙山系，高山纵横，自然环境较为恶劣，显然当时会泽不具备这样的人力资源支持这样的矿产开发。 清代中国人口急剧增长，据统计，“顺治八年 (1651) 统计,全国人丁仅为 10 633 326 丁而已，经过顺治、康熙长达七八十年休养生息,至雍正元年 (1723) 全国人丁数上升到 25 326 307 丁之多,比顺治八年增加2.38 倍,到乾隆二十七年 (1762)，全国人口突破 2 亿大关，到道光十四年 (1834)，全国人口又较乾隆二十七年番了一番，突破 4 亿大关。”［4］中原腹地及江南地区无地耕种的过剩人口与滇铜开发缺乏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互补的形式，大批移民进入云南。东川府的人口，据统计“1775-1825 年随着东川矿冶业的发展，东川地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6 聚增至每平方公里 42 人，人口密度仅排在徵江、楚雄、大理之后。”［5］人口迁移不仅支持了会泽铜矿业的发展，亦促进了当地农业及商贸的发展。明代后期来自美洲的高产旱地作物玉米、马铃薯等传入中国，这些作物尤其适合云贵高原的自然环境，在上述人口剧增的历史背景下，人多地少区的人口向云贵高原移民。尤其是清雍正四年 （1726 年） 对滇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先前土司统治下地区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云贵地区。东川府于康熙三十八年 （1699 年） 改土归流，雍正四年 （1726 年） 由四川划归云南管辖，次年设会泽县，在政治上促进了汉族移民的进入。会泽铜矿的大规模开发吸引了一大批他省移民进入，这些移民后来有很大一部分定居于此地，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儒家文化传播的主流化 会泽铜矿业的发展促进了当地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大量的矿工、商贾及清廷办铜官员等涌入会泽，促进了会泽地区儒家文化的深入传播。儒家文化规制下的大一统中国社会，其实不是僵化的强制一致性，而是大一统下具有多元格局，保留了色彩浓厚的地方特色，乡土情结尤为重，各地区独具特色。大批移民进入会泽，他们以“同乡”、“同业”、“同教”等情谊相互连接在一起，在会泽他们以此建立了诸多的会馆、庙宇等，“一个仅 3.6 平方公里的县城竟建起了 12 个省的 8 个大会馆，9 个府县的 8 个小会馆，9个较大规模的行业庙会，22 个规模较大的宗教庙宇，加上近郊区大大小小庙宇，共 108 座。”［6］这些建筑都体现着中原儒家文明的普世价值理念，具有一种特殊的教化功能。尤其是文庙建筑，更具价值和意义。文庙是儒家文明中政事堂的演变与衍生，是体现儒家政治理念与人生价值的建筑场所，“树统一之基者，实赖开化较早民族，将其文明，移植各地。”历史上的治世“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7］康熙时期时任云贵总督的蔡毓荣上疏：“臣请以钦颁六谕，发诸土司，令郡邑教官，月朔率生儒耆老齐赴土官衙门，传集土人讲解开导，各令豁然以悟，翻然以改，将见移风易俗，即为长治之机。”［8］康熙六十年 （1721 年），会泽文庙建立，它既是祭祀孔子先师圣人的场所，也是儒家文化教育的学校。“整个文庙的布局，都象征了儒家学说‘礼’的秩序。”［9］文庙建立的目的其一是宣扬王权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感化；其二便是“移风易俗”，因为会泽是彝族的聚居地域，这样有利于清廷中央王朝统治的深入与加强。 雍正五年 （1727 年） 东川知府黄士杰创办第一所义学，至清光绪八年 （1882 年） 会泽共办义学 15 所，其中官办 8 所；办书院 3 所，分别是西林书院、日新书院、金钟书院、清朝末年，全县有私塾 26 所。这些义学、书院培养出来大批人才。［10］“从乾隆五十九年 （1794 年） 到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会泽县文武两科共考取进士 17 名，举人 202 名。”会泽成为了云南为数不多的儒家文化荟萃聚集的中心，儒家文化以此为中心点，向周边沿着聚集于会泽的运铜路线传播。此外，还有大量的民居与祠堂，这些建筑都是儒家文明的载体。在这些精神与物质载体的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明积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尽在其中。中原王朝主流儒家文明的宋明理学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形态在这里得到深入传播，映入人心。极有地方特色的川、黔、楚、赣、闽等文化也在这里交融，为会泽增添了浓郁的文明氛围。 “滇铜京运”从某种程度上亦如同“丝绸之路”一样，是一种文化的交流与传承。清代滇铜京运的路线主要有两条，其中一条是经过东川汇集的东川路，其线路为“大水沟厂→黄草坪→尖山塘→东川→昭通→豆沙关→盐津渡→叙府→泸州。在这条线路中，滇北会泽县和禄劝县各厂所产大都集于东川店。”“于是崇山之间，各厂矿和沿途的村落、集市，就连接在一起。这些线路不单是铜矿运输的命脉，也成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通道。”［11］到达四川泸州后，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接着转道运河运往帝国的京师，横跨中国的东西部，在中国地图上形成“横-竖”的运输线路，在这条运输线路上，有官员、兵丁、及运输人员等，在历时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东部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的文化被不断输入会泽小城，儒家文化成了当地的主流文化，引领着以会泽为中心区域的文化发展取向。 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 在国家政策及政治改革的需求及支持下，会泽铜矿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引发了一系列连锁的反应，使以中原中央王朝为主体的儒家文明在会泽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传统社会下，经济结构的形态表现为手工工业生产，这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铜矿开发更是如此。通过前述对清代会泽一个时段内铜矿开发需要的开采人员进行的粗略估算，显然当时会泽地区的人口量是无法支持这样的开采力度与规模。在清代中国人口剧增，高产旱地作物普遍推广的背景下，一批富余的人口移民进入会泽地区，为大规模的人口开发给予了坚实的支持。这些人大部分慢慢的的定居于此地，带来了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及文化，在不断的融合中促进了会泽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儒家文明逐渐成为了会泽及周边辐射地区的主流文化，这也预示着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性进展。 在滇铜开发量日益增大的情况下，清廷高层决策圈的目光日益转移到滇铜开发上。以会泽为中心的东川府铜产量占整个滇铜产量的 70%，清廷为保证经济命脉的稳定，从地方政府的开发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为支持滇铜开发在资金、制度上等方面都给予了保证。清廷把滇铜的开发从“任民开采”逐渐过渡为“放本收铜”的官治铜政政策，在国家行为的支持下，会泽铜矿的开发进入了历史的高峰期。其中最大的为汤丹与碌碌二厂，如汤丹厂，王昶 《云南铜政全书》 载：“雍正十一、二、三年，岁获铜五、六百万斤。乾隆元年至五年，岁获铜五、六百万斤，供京铜之外尚给各省采买，称极盛四十三年，年定额三百一十六万斤，专供京局。”可见会泽铜产量之盛。由于铜矿开发关乎清廷经济命脉所以清廷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与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儒家文明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入影响。以会泽为代表的西南边疆地区的政治地位在历史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国力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两汉时期的“属国”、“边郡”等到唐王朝的羁縻府州至元代的土司制度，从明代开始，土司制度已部分被部分“改流”，清代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使得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影响更加深入的得到传播，这也是清代矿业开采实行“开边禁内”思想的客观作用，逐渐被全面的纳入儒家文明主导下的中原中央王朝的国家体系治下。会泽铜矿业开发引起的经济、文化等的反应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发展的路径之一，亦有力证明中国儒家文明“和为贵”的思想。 参考文献： ［1］ 严中平. 清代云南铜政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57:31. ［2］ 陈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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