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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21—26页 作者简介张立程(1977—),男,山西应县人,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所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北京100006. 摘要： 19世纪60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染指、干涉,加剧了西北边疆的混乱与纷争,民族分裂势力引发的边疆危机开始显现并扩散。清政府坚持军事平叛与外交谈判、经济开发三者相辅相成的对策,并以新疆建省,以巡抚制取代军府制,有效化解了危机,确保了在晚清70余年时间内,西北边疆未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其根本原因,在于自清初以来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大一统”思想影响深刻,深入人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产生强烈的内聚力,而边疆的动乱违背了各民族的共同意愿,损害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必然会遭到大多数民众的排斥与唾弃。 关键词：晚清;西北边疆危机;对策 所谓“边患”,是中国历代王朝历史演进中,中央政权始终面临的挑战。中国自秦始皇筑长城,便形成与中央政权统治腹地相对应的“边疆”,使聚居于中原的华夏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夷狄”分离开,从而形成“内外”之分,即华夏族(或汉族)聚居于长城以内,少数民族环居于外的民族分布格局,即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者。[1]这种格局,决定了历代王朝必须面临如何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从而实现国家统一的问题。因此,边疆问题,实质上就是民族问题。探究边疆问题,找出相应的解决途径,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晚清时期,西北边疆出现了不同于历代的新情况,英、俄等列强企图染指我国边疆地区,特别是西北边疆,从而加剧了西北边疆的混乱与纷争,迫使清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以防范、避免西北边疆再次出现外向扩散的分裂局面,其经验教训足为今人吸取借鉴。 一、清朝西北边疆问题的历史回顾 清王朝的西北边疆问题,在满洲问鼎中原后,就已逐渐显露出来。所谓西北边疆,指的是今天的青海、甘肃、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的广袤地区,这里生活着多个少数民族,以厄鲁特蒙古、维吾尔等部最为强大。明末清初,蒙古分为三大部分:漠南、漠北以及西北厄鲁特蒙古。自努尔哈赤于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起兵创业,迄至皇太极去世,清入关前,历61年,东北地区最终统一。在此进程中,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都极力笼络蒙古各部,采取联姻和给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政策,从而使漠南蒙古(内蒙)归顺清朝,纳入了清朝的版图。随即漠北蒙古(外蒙)各部也相继赴沈阳朝贡,建立起了满蒙联姻的政治隶属关系。清军入关时,漠南蒙古各部一同进军,为清王朝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顺治时,清王朝倾全力于全国的统一,此时的西北边疆形势较为稳定,各少数民族基本与清朝保持着朝贡关系。顺治与摄政的多尔衮等继续皇太极时期确定的怀柔边疆各民族的政策,对西北厄鲁特蒙古及青、藏等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招抚,确立了朝贡关系。康熙即位后,西北边疆民族与清廷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折。西北地区向为厄鲁特蒙古的游牧地区,细分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相继征服了厄鲁特蒙古诸部后,便进一步征服了叶尔羌汗国,占据了南疆各城。噶尔丹的“近攻”计划奏效,势力大增。为实现控制青海和硕特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进而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一个大蒙古帝国,噶尔丹不惜投靠沙俄,发动叛乱,横行大漠,夺占漠南、漠北蒙古地区,对中央政权构成了直接威胁。噶尔丹曾向清廷公然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2][卷7]企图与清王朝平分天下。康熙帝力主出兵,平息边疆纷争,稳固统治,并定亲征噶尔丹。自1690年至1697年,经过三次征讨,终于将噶尔丹彻底打败。噶尔丹于是年闰三月十三日病死,其侄丹济拉等“携噶尔丹尸骸及噶尔丹之女钟齐海,共率三百户来归”。[3][卷183,p.956]噶尔丹的势力冰消瓦解后,在康熙晚年,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又发动叛乱,侵占西藏,掀起了新的动乱。清军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出兵平叛,经过激战,终于消灭全部叛军。 此时,青海地区的和硕特蒙古逐步侵扰甘肃,并与吴三桂时有往来,且暗中与噶尔丹暗通款曲。康熙帝曾多次警告和硕特蒙古的这种分离行为。[3][卷178,p.910-918]特别是在解决南明、削平三藩后,清廷又击败了噶尔丹,将喀尔喀部纳入中央管辖,其对周边少数民族的驾驭能力明显增强。 雍正帝即位后,继续同西北准部的分裂势力展开斗争。雍正元年(1722年),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在青海起兵发动叛乱,8个月后,清军大破叛军,恢复了在青海的统治。罗卜藏丹津逃至准噶尔部,为策妄阿拉布坦收留。由于刚刚继位,雍正忙于巩固帝位,且财力不足,暂时无暇平定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虽然遣使求和,但拒不交出罗卜藏丹津,故准噶尔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至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病死,其长子噶尔丹策零又与清朝对抗。七年(1727年),清军给予叛军重创。十一年(1733年),双方停战,达成和解。 乾隆时期,西北准部战事再起。噶尔丹策零死后,其子争夺汗位的斗争引发了内部混战,大策零敦多布后裔达瓦齐夺取了汗位,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与之发生了冲突,战败后,内附清朝。解决西北准噶尔部问题的时机到来。为彻底平定西北动乱,乾隆帝力排众议,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率军出征准噶尔部,经伊犁、格登山两次交锋,肃清了达瓦齐的势力。随后,阿睦尔撒纳趁机收编达瓦齐的部众,率众叛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阿睦尔撒纳战败,只身逃入俄罗斯境内,不久病死。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终于完全平定两大叛乱势力,北疆归于平静。 南疆此时也陷入了混乱。维吾尔族聚居的“回部”,亦称“叶尔羌汗国”,分为黑山派与白山派。白山派酋长艾赫迈德之子大、小和卓,即布拉尼敦、霍集占兄弟,在摆脱策妄阿拉布坦的统治,势力稍长后,便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月发动叛乱,企图脱离清王朝而自立。乾隆帝毫不迟疑,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令清军征讨平叛。历时近两年,于二十四年(1759年)七月全歼叛军,霍集占兄弟被处死,回部被彻底平定。经历了持续近70年的平叛后,西北准噶尔部终于纳入清王朝的版图,天山南北两路归于统一。自此,西北边疆维持了大约200年的和平与安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清代社会也发展到了创建以来的极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对此,乾隆帝极为得意:“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4][卷599,p.203] 二、晚清西北边疆危机的由来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经过不断蚕食,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建立起殖民统治,并将其势力逐步渗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向内地不断扩展。与此同时,随着西方列强对亚洲其他国家侵吞的加剧,在中国的边疆地区,特别是西北边疆地区,已经出现了他们的身影。19世纪70、80年代,中国的西北边疆地区已呈现危机四伏的态势。民族分裂分子在西北边疆互相征战,一片混乱。清王朝为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对西北地区用兵平叛。帝国主义利用民族分裂分子,阻挠甚至干涉清政府的平叛活动,一旦涉及他们的殖民利益,不惜亲自发动军事侵略,造成了西北地区绵延不绝的动乱。 19世纪上半期,沙俄拼命向东进行殖民扩张,企图侵占中亚,控制中国的新疆以进入南亚;英国则以印度为基地,阴谋将其势力渗入新疆,使之成为英国的商品市场与原料产地,并通过新疆为跳板与俄国争夺中亚。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其地位日见重要,成为英、俄角逐中亚的关键。 1851年,太平军起义金田,席卷江南,西北边疆地区很快受到波及。陕甘回民反清起义爆发,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新疆地区的局势出现了动荡。各少数民族纷纷发动起义,反抗清王朝的统治,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行将崩溃,形势岌岌可危。名目繁多的割据政权纷纷建立,主要有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政权及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司迪克、金相印政权。一些民族分裂分子以反清为幌子,大搞民族分裂活动,搜刮民财,彼此征杀,新疆地区重新陷入了一片混乱,新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司迪克、金相印等为收买人心,扩张势力,派人去迎接流亡中亚的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回新疆。浩罕军官阿古柏遂搜罗一批亡命之徒,于同治四年(1865年)“护送”布素鲁克侵入新疆,攻占了喀什噶尔(今喀什地区)。浩罕国原为清王朝在中亚地区的一个藩属小国,因沙俄在中亚地区的殖民扩张,使其大部领土陷落,仅剩安集延部落。阿古柏侵入南疆后,赶走了司迪克,并挟持布素鲁克,掌握了政权,以武力和分化收买为手段,经过为时两年多的征战,控制了南疆地区各主要城市。1867年(同治六年),囚禁了布素鲁克,自立为王,建立了“哲德沙尔国”。其后,又大举攻战,吐鲁番、乌鲁木齐等都落入其手。1870年打败妥得磷政权后,阿古柏自称“毕条勒特汗”(“幸运之王”),建立了在新疆的殖民政权。他占据新疆后,勾结民族分裂分子,投靠沙俄及英国等列强。 夺取新疆是沙俄侵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865和1866年,沙俄相继征服中亚的浩罕与布哈拉两个王国,占领浩罕重镇塔什干,逼近南疆。1867年,沙俄在塔什干设立总督府,建立“俄属土耳其斯坦”,任命考夫曼为总督。同时,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瓦里哈诺夫(Valikhanov)提出“使喀什噶尔成为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受俄国保护的国家”的主张,[5]阿古柏对沙俄的扩张有所顾虑,他要求沙俄承认他的“哲德沙尔国”;沙俄则担心阿古柏会拥兵自重,在中亚建立反俄联盟,遂决定逼迫阿古柏就范。 沙俄的步步紧逼,促使阿古柏转而投靠英国,企图借英以抵御俄。为防止沙俄势力南侵印度,英国主张建立以阿古柏政权为主的缓冲地带,公然要求清政府承认阿古柏政权,但被清廷坚决拒绝。恭亲王奕曾明确告诉英国驻华使节威妥玛说,新疆不同于朝鲜、安南,“它是中国的一部分”,[6][p.150]奕指出“在平定陕西与甘肃叛党后,中国政府将继续镇压新疆叛乱”。[7][p.29]沙俄担心其在新疆的利益会被英国夺走,便先发制人,于1871年公然出兵伊犁,作为鲸吞新疆的一个桥头堡,并进一步沿青海、甘肃一带,进入长城以南,对于清政府交涉伊犁的外交照会置之不理。至此,西北边疆危机已成亟待破解的难题,摆在了清王朝的面前。 三、清政府为解危机而采取的对策 面对西北边疆的糜烂局面,清政府迅速做出积极应对,以出兵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为契机,乘势进军新疆平叛,消灭民族分裂势力和外来侵略者,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清王朝首先进行了一次国防战略的辩论,就“海防”与“塞防”二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进行了多次商讨。在半年的时间里,朝中大臣基本形成了两大派:“塞防派”与“海防派”。海防派主要以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首。李鸿章鉴于东南沿海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次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且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事件出兵台湾,使其更加坚定了侧重东南海疆防卫的海防论。他指出,历代边防重点多在西北,国家强弱皆取决于此。如今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新疆即使无战争,每年花费兵饷亦达300余万两。失去新疆与中国无损,有之反而受累,故“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妨,则腹心大患愈棘”。[8][p.104]他认为,新疆北邻俄罗斯,西接土耳其、波斯诸国,南面靠近英属印度,这些国家日渐强大,即便勉强收复新疆,将来也断难久守。而中国目前的实力也难以做到海防、塞防兼顾,不如命西征新疆的各路军队严守现有的疆界,已出塞及尚未出塞的各路军,该撤的撤,该停的停,把撤或停的各军费挪作海防之用。为此他主张暂弃新疆,划界自守,将塞费挪作海防之用。两江总督李宗羲、闽浙总督李鹤年、江西巡抚刘坤一、湖广总督李瀚章等也都均先后上奏,阐述重海防的主张,支持李鸿章的观点。 以左宗棠为首的众多臣工,则突出强调塞防的重要性。塞防论首见于湖南巡抚王文韶。他把塞防看做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中之重,认为:“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视成败以为动静者,则惟西陲军务。”他主张海防与塞防都不能轻易放弃,当前应全力于塞防,收复新疆,就是为加强海防而先安定后方。[9][p.227]山东巡抚丁宝桢也持相同主张,他将沙俄侵占新疆看做是中国的“心腹之疾,患近而重”,因此必须加强东北与西北塞防。[9][p.257] 当各地督抚的奏折送到左宗棠手里后,他上了一份长篇奏折,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首先,他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在论证西北边疆在历史上和目前的重要战略地位之后,他批驳了李鸿章“暂弃新疆,划界自守”的主张,指出:“欲绝俄人阴谋,必先平定回部;欲收复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不得乌鲁木齐,不仅危及陕甘,而且燕晋蒙古亦将无晏眠之日”。因此,重新疆以保蒙古,保蒙古以卫京师。西北与京师的关系,如臂膀与手指相连,形势完整,无缝可乘。[10][卷46,p.48]他还一一剖析了塞防军费的支绌,强调:“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为固圉计,而成帐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言内外之防?”[11][奏稿六,p.178]所以,认为李鸿章“将塞防费用挪作海防之用”的主张是极为偏执的:“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防,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11][p.179]左宗棠的这份奏折呈递后,得到了奕、文祥等人的鼎力支持。收复新疆,南辖回部,北抚蒙古,用以备御英、俄,这才是安边的“久远之计”![12]清廷遂决定全力处理以新疆为关键的西北边疆危机。其具体措施是: 首先,对于西北民族分裂势力予以坚决的军事打击。清廷命左宗棠在肃清陕甘后,趁势出兵新疆。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临危受命,奏请借外国银行500万两白银,并在兰州创办兵工厂,积极整军备战。一切准备就绪后,次年(1876年)春,左宗棠移师肃州(今甘肃酒泉),命刘锦棠为前敌总指挥,带兵出征,开始了收复新疆之役。仅半年时间,便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北疆全部地区,阿古柏被迫固守南疆。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收复南疆之役开始,几天时间便相继攻克吐鲁番、达坂城以及托克逊,打开了进军南疆的通道。阿古柏已于吐鲁番被攻破后,服毒自杀。此后,清军在广袤的南疆展开了进攻,一路势如破竹,于十一月二十日攻下了英吉沙尔,依附阿古柏的白彦虎与阿古柏之子逃至沙俄。自此,除伊犁为沙俄侵占外,新疆全境收复,阿古柏为首的分裂势力被肃清。 其次,采用外交手段杜绝外国势力染指边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沙俄依然占据伊犁,清廷要求俄国与左宗棠直接商谈,沙俄驻华公使布策却百般拖延。光绪四年(1878年),清廷派遣崇厚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全权处理对俄交涉,但其受到沙俄蒙蔽,于五年(1879年)私自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中国除收回伊犁几座空城外,丧失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俄国在西北地区多处增设领事,伊犁周边均为沙俄包围,危害极大。清政府拒绝接受这一条约,于光绪六年(1880年)改派曾纪泽主持谈判。曾纪泽将修约的重点放在“力争分界,酌允通商”,提出中方的要求:收回全部伊犁地区,削减通商地点、领事添设地点以及减少免税特权等等。经艰苦的努力,最终于光绪七年(1881年)1月26日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大量权益。在新约中,争回特克斯河流域的2万多平方公里领土;俄国商人在新疆贸易,由“均不纳税”改为“暂不纳税”;只添设了赴嘉峪关一条商路;增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领事;赔款金额增至900万卢布。尽管《中俄伊犁条约》也是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但此条约签订,争回了一些权益,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中俄在西北地区的边界,使以英、俄为首的西方列强疯狂扩张的势头得到暂时的遏制。 再次,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辖,加强西北边疆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新疆收复后,为加强统治,清政府一改之前的伯克制、扎萨克制、军府制等行政体制,以“大一统”的理论指导,实行了行省制度。左宗棠对新疆建省认识极为深刻,一再建议清政府尽早实施。经陕甘总督谭钟麟及刘锦棠补充、修订后,终于在光绪十年(1884年),正式建立行省,刘锦棠成为首任甘肃新疆巡抚,魏光焘为布政使。新疆建省,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央政权对西北地区的统治政策,有效防范了分裂独立的外向离散风险,其意义十分重大。新疆成为行省,下设道、府、厅、州、县等行政建制,行政区划日趋完善,中央政府能够施行有效的行政管辖,加强了西北边疆与中央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民族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相勾结,便利了中原地区文化与边疆地区的交流、传播,确保新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后,加快开发西北边疆地区,使其经济社会逐步发展提高。西北边疆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捍卫国家稳定重要的屏障,西北边防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于西北边疆的开发十分重视。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开发西北的政策。西北部分地区位居边陲,开发西北,对于加强国防,提高战略防御能力,十分有利。但是,由于游牧民族长期聚居西北,经济十分落后,无力承载边防所需。只有在西北边疆发展社会生产,加强其经济实力,解救困苦民生,集结屯驻军队,才能防范外来势力,巩固国家统一。左宗棠在进军西北途中,亲眼目睹西北发展的落后,民生困苦,难以保证军需供应,对清政府安边治民,巩固边防十分不利,进而认识到开发西北对于国家和当地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一面指挥作战,一面实施开发西北的计划。在新疆,左宗棠禁种罂粟,倡导种粮植麻,推广水稻,种桑养蚕等以发展农业。左宗棠在新疆及西北地区大力推行驻军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队戍守的后勤补给;开设义学,兴办书院,扩大了当地教育普及与传播;设立兰州机器制造局、兰州毛纺织厂等一批近代工厂,迈出了西北地区工业近代化的第一步,加快了西北开发的步伐。左宗棠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四、国家与民族“大一统”牢不可破 揆诸史实,晚清西北边疆危机之所以能够迅速化解,与清代统治者“大一统”的理论及其实践密不可分。“大一统”乃先秦儒家首倡,自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均奉为圭臬,“一统天下”,以长治久安,是统治者最高的政治理想与追求。可以说,“大一统”是左右中国历史发展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有“大一统”的指导,集政治、文化、经济、伦理于一身的共同体中国,只有王朝和政权的更迭,丝毫不影响中国自身的存在。“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法则。[13] 清代则突破历代“华夷之辨”的传统,在入关之前便确立了一种新型民族关系。自皇太极即位,便明确表达了他的“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思想,[14][卷1,p.26]是为“大一统”思想的雏形。入关之后,顺治帝发展了“满汉一体”,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新的观念:“天下一统,满汉无别”;[15][p.9632]“满汉官民,俱为一家”;[16][卷43]“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16][卷43]“不分满汉,一体眷遇。”[16][卷72]凡此种种,都是对皇太极思想的继承发展。 康熙帝即位后,平三藩,复台湾,实现了其祖先从未实现的功业,也继承和发展了其父顺治帝的理念。他明确提出“天下一家”的思想并加以实践。康熙三十年(1691年),宣布废除万里长城,打破了长久以来分隔“华夷”的文化藩篱。康熙帝曾说:“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17][p.卷130]他意欲废除土石长城,筑成一道心理、思想的长城。在历史的长河中,康熙帝第一次打破了“华”、“夷”的民族界限,空前扩大了中国地理的新概念,改变了两千年民族分离的格局,真正解决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若即若离的关系,彻底降服了横行大漠几个世纪的蒙古人,从而将“大一统”的理论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清王朝的国家“大一统”已经推进到了长城以外。长城内外真正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 雍正帝则集历代“大一统”统治思想之大成,明确提出了“中外一家”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夫中外者,地所划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他从理论上对“大一统”做了全面而高度的概括,十分精辟。 乾隆帝则对汉族士大夫的“夷汉”固有观念予以了批驳:“以百年内属蒙古而目之为夷,不但其名不顺,蒙古亦心不甘。”继续发展巩固“大一统”的成果。而在“大一统”的理论指导下,在西北、北方、东北以及西南边疆地区,通过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终于将历代绵延不绝的边患治理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藩篱与屏障,成为清朝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清王朝在陆路边疆地区的统一经营活动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也达到了时代的极限。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亦宣告形成。 “大一统”的思想理论一旦形成,必然会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由“大一统”维系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不会轻易产生外向扩散的离心倾向,即使出现外部势力干涉与内部分裂势力相勾结的新情况,西北边疆的分裂也终将得到妥善解决。尽管受到英、俄等西方列强的染指、干涉,晚清西北边疆危机开始显现并扩散,对清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构成了威胁,但在晚清70余年的时间里,西北地区始终未能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自清初统治者继成并发展起来的“大一统”理论的支撑,这一理论具有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产生内向凝聚的向心凝聚力,一旦边疆地区出现动乱,发生民族分裂的危机,由于其违背各民族的共同意愿,损害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必然会遭到大多数民众的排斥与唾弃。历史已经向世人表明了这一点。 [ 参 考 文 献 ] [1]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J].东北史地,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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