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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37—140页。 摘要：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清朝实行了“蒙藏分治”政策，进而实现了对青海的完全统治。随着青海蒙古族的日益衰弱和藏族的逐步强大，原蒙古族统治青海时期的蒙藏格局打破，“分而治之”下两族所占牧地与发展人口之间的不协调局面客观存在。因藏族部落人众地狭的客观矛盾日益突出，黄河以北环湖草原成为各藏族部落争向迁移的游牧的地区。 关键词：清代中期；青海藏族；“北迁”斗争 作者简介：吕德胜（1979—），男，青海民和人，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讲师，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甘肃，定西，743000。 一 自明中叶后，随着东西蒙古的大举入居青海，迫使环湖地区各藏族部落向黄河以南地区迁移，环湖地区便成为蒙古族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和硕特蒙古统治青海以后，“青海”成为了蒙古族的代名词。雍正初编旗后，除在黄河南安置有5旗外，其余“或远或近，皆在青海之四面联络住牧”[1]。蒙古族二十九旗的地域分布中，除和硕特部的南右中旗、南左中旗、前头旗、土默特旗的南前旗以及察罕诺门汗旗五旗，被安置在黄河以南的今贵南县、同德县、泽库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以外，其余24旗均被安置在今日月山以西、黄河以北的辽阔的青海湖周边地区。但因蒙古各旗日益衰敝，人口减少，环湖地区牧地地广人稀。 相反，藏族部落摆脱蒙古贵族奴役之后，经雍正、乾隆两朝的休养生息，其社会经济和人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据那彦成奏折记载，藏族“当其始分族而居，每族不过百余户，或数十户，游牧尚可相容。迨后丁口日繁，互有强弱，抢劫蒙古乃其世仇，觊觎河北乃其素志”[2]（P159）。可以看出，在清廷分而治之的过程中，使蒙藏两族出现了牧地与人口极不协调的局面，埋下了两族牧地纷争的祸端。因藏族部落人众地狭的客观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向蒙古各旗展开了争夺草场的斗争，特别是黄河以北环湖草原成为各藏族部落争向迁移的游牧的地区。 黄河以南藏族北移活动是客观环境所使然，因而它是自发而无序的。北移过程中虽不能表现为蒙藏两族民族利益的斗争，但两族地域分布格局，决定了蒙藏两族争夺草场的冲突事实。历史证明，青海藏族的北移活动进程是在不断抢掠蒙古的征途中逐步完成的，从而不可避免地给青海蒙古带来了苦难和损失，加剧了蒙古各旗的经济凋敝和人口流失，引起了蒙藏两族关系的紧张。 藏族北移约始于乾嘉之际。自乾隆时期，黄河以南各蒙旗屡遭循化和贵德两厅所属藏族游牧部落及果洛藏族的攻掠。诸旗王公台吉“赋性懦弱无能，平时番子等来抢掳牲畜，常不能抵御”[3]。 针对这种情况，清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对黄河以南藏族各部的控制。先将循化、贵德二厅所属的藏族划归西宁办事大臣管理，后来又下令循化、贵德二厅文武官员也受办事大臣调遣[4]（P14）。但隶属关系的改变并未起到根本上制约藏族部落的迁移活动，同样也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它对蒙古的抢掠。在藏族部落的不断抢掠下，于嘉庆初年，导致黄河以南5旗被迫移往黄河以北当那克地方住牧，“所有河南牧地交循化、贵德二厅分管”[4]（P14-15）。至嘉庆四年（1798），游牧于黄河沿岸一带的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所属6旗因难以安居放弃旧地，移往青海湖北侧，致“沿河北岸七百里之遥，均成旷土”[2]（P179-180），到嘉庆七年（1802），察罕诺门汗旗因不堪藏族部落之抢掠，渡河北移[4]（P21）。 二 藏族北移活动使蒙古遭受极大的苦难。蒙古只好逃离原住牧地，蒙旗各扎萨克台吉也只有求助清朝。面临青海蒙藏地区的混乱，清朝恐危及其统治秩序，采取了一系列以武力征服藏族、扶持残弱蒙古的“扶蒙抑藏”政策。嘉庆四年（1799）始，命西宁办事大臣广厚、台布、贡楚克札布等都曾武力驱剿藏族部落的迁移行为，但成效甚微。嘉庆八年（1803），游牧于环湖地区的蒙古牧民开始大批地退移和避居内地，仅避入丹噶尔境内的蒙古牧民就达9000余人[4]（P19）。据台布奏折《据情谕饬蒙古王公等自行振作，护卫游牧各缘由折》中记载：“兹有据河北住牧之王索诺亩多尔基、贝勒济克墨特依希等十七旗并阿里克番子百户等陆续具报，被抢牲畜约计马三千五百七十一匹，牛一万七千一百四十八只，驼五百四十四只，羊一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只（焉有如许之多，断无是理）”[5]（P46）。 嘉庆十二年（1807），据贡楚克札布奏：“是年二月，贵循野番屡抢蒙古，又抢去堪布牧放牛只，经都司能带兵夺回马牛数百”。“三月，大通各营汛禀报：贼番或十人，或三百余人，成群抢劫居民牲畜五千余只，并抢去官马二十余匹，尚巴领兵三百前往查办”。“五月，番贼又复滋扰大通县内地边界，驰往查办。奉旨：派兴奎、长龄，那彦成前来剿办”[4]（P22）。循化厅属沙布浪等3个部落甚至深入到大通县境“内地边界”进行抢掠活动，引起了清朝的震动。于是命陕甘总督长龄、西宁办事大臣那彦成前往查办。 道光二年（1822），循化、贵德两厅所属的刚咱等23部藏族渡河北上，不断抢掠河北蒙古，并游牧于原属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旗牧地。陕甘总督长龄结集8000官兵驱剿，迫其南渡，并谕令勒特里巴勒珠尔等6旗返回原牧界内，但勒特里巴勒珠尔等退移之后，势力单薄，害怕无力自卫而不愿返回。长龄等命察罕诺门汗旗和早年由玉树地区迁至黄河北住牧的阿里克部落在原勒特里巴勒珠尔等牧界助勒盖和柯柯乌苏一带住牧。同时责令其负责防务，以阻止黄河以南藏族北移[5]（P65）。 但就在长龄等人奏明朝廷“青海全境肃清，蒙古边氓悉获安堵”后不久，河南刚咱、汪什代克等27部落近2万余人又迁入河北，不断抢掠环湖地区蒙古各旗。此时，河北24旗中除远居柴达木颜色尔津地方的恩开巴雅尔台吉所属一个旗未受藏族攻掠而仍然原界住牧外，其余23旗大半都避入西宁及河西边内[2]（P180）。在这里需要交代的是蒙藏纷扰之际，内地一些无业游民和回汉不法商贩也趁火打劫。于是，朝廷再次派曾任西宁办事大臣的那彦成署陕甘总督之职到青海查办“番案”。 三 那彦成“查办番案”，改变了单一驱剿的政策，认为河南藏族“偷往河北，不过贪图水草，即其抢掠，亦只图小利，并无他志”[6]，因此，“万不值张皇剿办”。且藏族各部“稍聚肆锊牧畜，或数百人，或千人以上不等，细加查访，其中既多汉奸，而蒙古之贫穷者亦随之谋食，是以人数滋多”，他们又“鸟聚兽散，一闻大兵云集即纷纷窜匿深山，而黄河以北南山之下，东西千里，南北亦数百里不等，贫谷深山竟难必其搜集尽净”[2]（P124）。还认为北移藏族各部之所以能立足，是因为内地商贩为他们提供了日用所需的粮茶火药。要使北移藏族各部返回河南，就要断其日常生计，让他们“缺少粮茶，无以为生，火药一断，无所施其伎俩”。 因此，那彦成对河南诸藏族部落采取了分化瓦解，清厘户口的治理政策。对部落头人封官赐爵和以武力相威逼之策略，意在孤立还牧河北的藏族各部。同时还采用禁止商民出口贸易、设卡防守等手段，致使河北藏族部落的生活陷于困境。在青海沿边遍设防兵，严守卡隘，加强督查，禁止内地商贩向北移藏族各部私售粮茶，整顿蒙藏两族与内地的粮茶贸易制度，并清除混迹牧区趁火打劫的内地游民。那彦成规定每粮票只准使用一次，“所请若干口粮，即注明粮数、人数及牲口数目，并问明途程远近，定以期限，即在卡伦呈缴。该处兵弁亦即当日具禀缴销，以堵偷买野番之弊，而蒙古亦可枵腹之虞”[2]（P136）。还规定河南藏族各部落与内地的粮茶贸易需要按户请票。“按户口之多寡计口授食，均由各族千户就近在循化、贵德厅营代为请票。若有为匪不法及偷渡河北之人，即不准代其请票易粮”[5]（P84）。从而“野番等为日食牛羊肉度命，人多生病，饿毙者亦不少”[5]（P82）。于是，移入河北的贵德厅属16个部落，循化厅属11个部落，近2万人陆续南返。在藏族各部落南返后，那彦成着手安置蒙古诸旗，招徕散失人口，将避入内地的约17000余人酌给赈济后，陆续移送回来。 尽管清廷采取了诸多的措施，虽河南藏族北迁的状况有所延缓，但黄河南北牧场的差异、人口的多寡根本问题仍没有解决。“河北地土肥沃，河南水草不能皆好，自来番族皆谓偏袒蒙古，尽与善地，常有垂涎河北之心……野番等素无统属散处游牧，因而贪图水草潜行渡河，驯致啸聚成群劫掠”[2]（P159），特别是“河北地广人稀，河南地狭人众，现在野番全数回巢，循、贵厅属几有人满之患”[2]（P180）。同样，那彦成“查办番案”经短短数月，使大批藏族南返，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藏族对蒙古抢掠的压力，有利于对青海的统治的稳定，但根本上未能解决藏族部落人众地狭之矛盾。因此，不到10年相对稳定之后，再次开始了大规模的藏族北移活动。 四 道光十二年（1832），黄河南贵德厅外思昂拉千户（今青海尖扎昂拉）所属古弄、杨弄等部落因草原不足以养民，生活贫困，于是聚众渡河北移，揭开了黄河南岸藏族再次大规模向北迁移的序幕。到道光十九年（1839），西宁办事大臣苏勒芳阿经过青海左翼盟长车灵端多布担保，准许察罕诺门汗旗迁到河北游牧[7]。道光二十二年（1842）冬，黄河南贵德厅属藏族各部乘黄河封冻，纷纷北移到柯柯乌苏等地。次年，陕甘总督富呢扬阿、甘肃提督、西宁镇总兵等前往征剿，但成效不大。实际上当时藏族北移各部已由黄河沿岸地区推进到环湖各地。之后历次对藏族的征剿中，虽有相当大的投入，耗资是巨大，但都没有明显的成效。 根据富呢杨阿、德兴奏折《筹议派拨青海蒙番官兵协同驻防官兵，按季轮流游巡会哨章程折》（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初四日）中记载： 窃查西宁口外黄河迤南野番，因贪河北水草，往往纠众偷渡盘踞肆抢，蒙古日不聊生。道光初年，经钦差大臣那彦成奉命驱逐各番回巢，拟于察汉托洛亥、阿什罕水等处筑城安兵捍卫藩篱，续拟在黄河绵亘千里，兼之番性狡猾，仍萌故智，乘间偷渡，年来抢劫频闻，蒙古游牧及沿边居民皆受剽掠。去岁春间，奴才富呢杨阿奏调官兵，大加惩创，概行驱逐，河北肃清。随查明现时情形，拟定善后章程，将沿河防卡官兵奏请裁撤整队归防[5]（P113）。 又据哈勒吉那奏折《哈勒吉那奏青海蒙古生计维艰请免驻防由》（咸丰元年三月十五日）中记载： 青海两翼各旗蒙古盟长、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来辕联名呈称：“我们蒙古奴才世受大皇帝豢养深恩，感激不尽。应宜遵谕派兵驻防，力望振作。但我们软弱无能，屡被番贼抢劫，将自己原牧不能住坐，旗分失散。蒙大皇帝钦派官兵剿办番贼，设法卫护，在于察汉托洛亥筑城安兵，又在黄河北岸设卡防守，令我们派指蒙古兵五百名，分班轮流驻防，补放正副盟长四名，颁发统兵印信，带领蒙古兵丁堵御番贼，虽然与贼些微打仗，实在永远无异益。近年以来，番贼更甚于前，我们各旗蒙古什物抢劫净尽，属下百姓俱都穷苦，实在无力派兵。这些穷苦百姓们再再向我们告诉艰难寒苦，我们共同商议，无奈恳请转奏大皇帝，悯念我们蒙古奴才贫穷苦况，将此项驻防兵丁免其派拨，并请将盟长裁撤，缴销印信。我们情愿俱照雍正年间定位章程遵守，各管各旗百姓，承当一切差徭，实与我们大有裨益”[5]（P118）。 再据《萨迎片》（咸丰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记载： 再据青海蒙古郡王恭（木）楚克集（济）克默（墨）特面称，伊于道光二十八年九月间，被野番将伊之账房牲畜并阿勒巴图等之牲畜等项全行抢劫，伊不敢在原牧居住，即带同伊子台吉集克默特纳木加主尔济，并伊婿台吉端多布旺扎勒及阿勒巴图等五十五户，暂移至永安城外荒滩住牧。该阿勒巴图等在该处寻割柴草，捡拾蘑菇变卖度日，尚有阿勒巴图九十余户，先在大通河南岸一带游牧，与雍沙等番守望相助。上年九月间，官兵将雍沙击打一空，阿勒巴图不敢仍在大通河南住坐，即移至卡外硖里阿只亥等处住牧。该郡王移居永安后，经青海大臣屡次催伊搬回，兹雍沙复被打击，伊等势更孤弱，难回原牧。该郡王长跪不起，坚求奏恳天恩，准其带领五十五户人等暂住在永安城外住坐，俟牲畜稍有孽生，即行搬回原牧等语，奴才当向青海大臣哈勒吉那详细询问，据称：“二十八年九月间，该郡王因被抢畏惧，暂居永安，该大臣屡经催其搬回，该郡王恐野番再来，又因阿勒巴图等穷苦已极，不能回牧。上年九月间，雍沙等番被打，大通河南北愈广荒阔，该郡王恳求暂居一二年，再行搬回原牧”等情，奴才复询之西宁镇总兵萨炳阿、西宁府知府铃祥，亦俱称：“该郡王与其阿勒巴图寄居永安城外二年有余，时令该处将弈就近稽察，并未闻其属下滋事。”奴才查两翼蒙古人等，向在卡外分住各游牧地方，例不准在卡内居住。当向该郡王明白晓示，令其仍回原牧，该郡王伏地流涕，据称伊等也受国恩，自应遵例在卡外游牧，无奈被抢穷苦，阿勒巴图等无以谋生，是以暂居永安，缓养牲畜，俟有孽生，再行搬回。不料上年雍沙有别打击，大通河南地方益形空阔。伊之属下虽有一百五十余户，共计男丁仅止四百余名，势更单弱，倘野番再来，实难抵御。伊与阿勒巴图等均系皇上之蒙古奴才，只求怜悯。如恐阿勒巴图等不安本分，伊情愿出具承保切结，党（倘）有滋事之人，立即拿送青海衙门严办，伊情甘认罪。惟求据其无告之情，代为奏请。奴才复查，永安距卡仅三十里，城外一带俱属荒滩，并无民人种植。若该郡王孤苦不能自保，恳乞暂住永安城外寄居。奴才再三体察，该郡王情词迫切，若不通权办理，恐失该蒙古之心。合无令该郡王暂居永安城外，俟一二年牲畜稍有孽生，即由青海大臣察看情形饬令搬回原牧之处，出自皇上天恩，如蒙俯允，准其暂住，仍令该大臣不时稽察，查尚该郡王属下有不安本分之人，即由该郡王拿交该大臣严办。仍将该郡王参处。谨俯片据情奏闻请旨，再前奉谕旨“蒙番如何经久相安，不致别生枝节”一层，俟奴才向青海大臣并西宁镇道知府查明地方情形，通筹妥仪，再行据实复奏[5]（P123-124）。 到咸丰年间，藏族各部不断向西宁办事大臣及陕甘总督衙门要求其准许在黄河以北游牧，并保证服从官府约束，承诺不滋生事端，与蒙旗和平相处。据《易棠等奏河南叶反偷渡肆抢下在查办由》（咸丰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记载，“咨臣东纯，遴委署西宁镇属镇海协副将赵玉俭、丹噶尔同知李秉钧确查禀复，并令青海两翼盟长等再行详查呈复去后，兹据该盟长等呈报：‘偷渡各番内拉安、刚咱等族，在青海察哈诺尔等处住坐；都受、千布录等族，在哈拉哈图等处住坐；汪什代克族，在盐池一带地方住坐。该番族各有数百户不等，难以清查数目。”“臣等查拉安等族，均系贵德厅属野番，素以抢掠为事，其垂涎青海水草，已非一日。咸丰三年拉安族番格什豆勾等藉护送西藏堪布为由，饬词投诚。在西宁办事大臣衙门恳求于河北赏地住坐，经前任办事大臣吴必淳含混允准”[5]（P42）。 朝廷内部不少官员也希冀于将黄河以北本已空旷的蒙旗牧地划给黄河以南的藏族游牧，以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于咸丰八年（1858），西宁办事大臣福济筹办安置事宜，奏准将移入河北的8个部落即千布录、刚咱、汪什代克、都受、完受、曲加洋冲、公洼他尔代、拉安在环湖地区划给地界游牧，并在各部委令千百户层层管束。八部首领向西宁办事大臣呈交承保十事及分守要隘各甘结[8]，表示遵循法度，安于游牧，与蒙旗各守疆界，互不侵犯。至此，持续了百年之久的藏族北移斗争最终以“环海八族”的形成宣告结束，青海蒙藏分布格局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调整和变化。此后，虽有其他藏族也陆续迁入，藏族部落不断壮大，但都未能改变已经形成的蒙藏分布格局，其蒙藏关系也得以基本稳定。 参考文献： [1]（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20·武备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2]宋挺生，校注.那彦成青海奏议[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 [3]清高宗实录（卷1386）[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6. [4]（清）长白文孚.青海事宜节略[M].魏明章，标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5]哲仓·才让.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6]丹噶尔厅志（卷7）[M].那彦成.青海酌安卡隘严拿汉奸情形折[Z].转引自：杜常顺.清道光初年那彦成对青海蒙藏事务的整理[J].青海民族研究，1990（2）. [7]清宣宗实录（卷320）[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6. [8]清文宗实录（卷253）[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