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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23—29页
作者简介：王蕾(1970- )女，新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西域史。新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 831100 摘要: 在新疆的水利开发史上，唐代和清代是两个重要时期，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规模和范围、水利管理制度及水利技术，还是水利开发时间与成效，清代的水利开发都超过唐代，初步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农田水利灌溉渠网，奠定了近代水利事业的基础。新疆水利开发总体趋势是由天山以南向天山以北推进，由传统绿洲农区向游牧民族聚居之地发展，由重点地区向全疆各地展开。 关键词：唐代；清代；新疆；水利开发；比较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地，干旱少雨，自古以来水利建设就是从事绿洲农业生产的首要条件，在新疆的水利开发史上，唐代和清代是两个重要时期，本文将就这两个朝代水利开发试作比较，探讨新疆水利开发的脉络，以期对今天新疆水利开发有所助益。 一、水利开发的规模与范围 显庆三年（658 年）强大的唐帝国完成了西域归唐的伟业，在统一西域、经营西域的过程中，为了实现以边养边，减少转运，保卫边疆的目的，唐政府沿袭汉代以来的国策，在天山南北大兴屯田，农田水利建设随之展开。唐朝在西域的屯垦，从贞观四年(630 年)开始，到贞元七年（791 年）吐蕃攻占西域时停止，共经历 161 年，屯垦区主要分布在四大地区 11 个地点，一是东疆地区，在西州一地。 吐鲁番盆地年是一个降水特别稀少的低凹盆地，因此历代政府都十分注意农田水利。西州是唐代前期经营西域的主要根据地，贞观十四年（640 年）唐平高昌，即在此屯垦，并进行水利建设。在西州，有天山军管理的大规模屯田。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山军，在西州城内，管兵五千人，马五百匹。”[1]P1385—1386《唐六典》也说：“天山一屯”[2]P223。这说明唐玄宗时，在西州屯戍的天山军，有兵 5000 人，种有一屯，即 5000亩耕地。这一时期在以往的基础上，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形成以高昌城为中心，城北二十里处的新兴谷为水源地，干、支、斗、毛分级管理的灌溉渠系，有五六十条渠道。[3]P 561-581吐鲁番文书《唐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反映了唐政府组织修建水利工程的情况： 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 年）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 （事） 高昌县 为申修堤堰人 新兴谷内堤堰一十六所 修塞料单功六百人。城南草泽堤堰及箭干渠 料用单功八百五十人。右得知水官杨嘉恽、巩虔纯等状称：前件堤堰每年差人夫修塞。今既时至，请准往例处分者。准状，各责得状，料用人功如前者。依检索例取当县群牧、庄坞、邸店及夷、胡户 日功修塞，件俭如前者。修堤夫 ……[4]P107-108 这件文书反映了高昌县知水官杨嘉恽等为修浚新兴谷、草泽堤堰及箭干渠的水利设施，将所需民工数上报西州请求依例处理，两处工程需要动用民工 1450 人。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在新疆地区的水利工程规模很大。 二是北疆地区，包括伊吾、庭州、轮台和清海四地。伊吾屯垦在甘露川，即今巴里坤县城东北约 20 公里的大河古城遗址一带，当时的驻军有三千人。据《唐六典》载：“伊州一屯”[2]P223，即种地 5000 亩。伊吾地区是唐代在西域水利开发的一个重要地区。据吐鲁番文书《伊吾军屯田残籍》[5]P 图 34记载，在伊吾军的屯田士卒种植豆、麦等农作物，开渠引水灌溉，而开元七年（716）二月唐政府下的一道敕令“（开元）七年二月癸未敕：伊州岁贡年支米一万石，宜停。”[6]P71-74可知伊州大量种稻，每年向朝廷进贡优质米一万石。水稻的广泛种植，需要建设发达的灌溉渠系，说明此时伊州的农田水利开发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庭州（今吉木萨尔一带）屯田的规模在 10 万亩以上，是新疆北部最大的屯田基地。如此大规模开垦农田，必然要引水开渠，建立灌溉体系。据考察，在原绥来县西北（今新疆沙湾大拐附近）有唐朝废渠的存在，今已被流沙埋没。[7]P231 唐代轮台在今乌鲁木齐市南郊地区，龙朔三年（663 年），唐政府命令西州部分军民进驻轮台，开始在乌鲁木齐河畔开渠屯田，轮台屯田在北庭都护府建立后迅速扩大，唐玄宗时，轮台屯田发展到顶点，有数千的屯田军民，开垦了数万亩荒地，史称“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8] P6107，农业的发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田水利颇具规模。 唐代清海在今石河子市附近。《新唐书》卷 40《地理志四》记载：庭州“西七百里有清海军，本清海镇，天宝中为军。”[8] P1047唐政府在西域的军事编制是“大军万人，小军千人”[1]P5236。清海军属新建，可能驻的是小军，一千余人。如果按“人给十亩”计算，屯田当在一万亩左右。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唐军必定在清海开挖渠堰，进行水利建设。 三是南疆地区，包括焉耆、乌垒、龟兹、疏勒、于阗五地。焉耆很早以前就出现灌溉农业，唐玄宗时，焉耆屯田最盛，《唐六典》说：“焉耆七屯”[2]P223，屯军有四千人左右，开垦耕地 3.5 万亩，屯田将士开荒种地，兴修水利，修建屯城，这些水利设施的遗迹有些一直保存到现在。 汉唐以来，乌垒（今轮台）一直是重要的屯田区。显庆三年（658 年），唐朝平定龟兹后，遂派军在乌垒一带屯田戍守。唐玄宗时，驻军增加到千人以上，开垦土地一万多亩。黄文弼先生来新疆考察时，在轮台发现了唐代古渠，轮台县西南的拉伊苏，就是当年唐军的屯田区，至今田埂纵横，沟渠密布。 唐代龟兹（今库车一带）长期是安西都护府驻地，不仅是南疆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而且是整个西域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里水土充裕，汉唐至今一直为重要的农业基地。唐政府在龟兹大兴屯垦，《唐六典· 河西道》记载，天宝八年（749 年），有“安西二十屯”，即龟兹驻军屯田十万亩以上，成为唐在西域最大的屯田基地。在安西都护府的领导下，屯垦的唐朝军队开挖渠堰，灌溉十万亩的耕地。在库车地区，考古学者已经发现多处唐代屯田遗址，在通古孜巴什古城西北的来合曼协海尔戍堡，吐尔烽燧遗迹附近，可以见到古渠道遗迹[9]P178、181。 疏勒在今喀什东北 28 公里的汗诺依古城遗址，是塔里木河上游面积较大的绿洲，为安西四镇之一。《唐六典》说：天宝年间，“疏勒七屯”[2]P223，即种地 3.5 万亩，按每人十亩算，疏勒驻军 3500人左右。[10]P100据喀什文管所的李恺考察研究，喀什周围的唐代屯田遗址有四处。其中，今疏勒县的羊达曼一带，在清朝道光时还保存着唐代的沟渠遗址，今伽师县的英阿瓦提“黑达依沁儿”，至今还能看到古代灌溉系统。唐朝在疏勒地区的另一个重要垦区在巴尔楚克，遗址中城堡周围有古代渠道、田畦痕迹。 于阗在今和田附近，亦为安西四镇之一，是塔里木河上游著名的绿洲。唐初，这里水利发达。于阗既为安西四镇之一，必有唐军在此屯垦戍边，只是该处的屯田人数和亩数，史籍未曾记载。今天在和田地区发现了不少唐代兴建的大型渠道。 四是中亚地区，主要在碎叶一地。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位于碎叶川（今楚河）南岸，唐在此引水开渠，开垦耕地 10 万多亩。屯田区修建的宏伟的水利灌溉工程，直到 13 世纪上半叶，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时还曾见到。 总之，唐代新疆地区水利开发规模超过前代，十一个屯田点的溉田面积在 40 多万亩以上，天山以南的农田水利，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新疆天山以北的伊吾、庭州、轮台、清海等地的水利建设自唐朝开始，取得好的效果，突破了北疆地区少有水利建设的局面。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统一新疆后，把屯田作为发展新疆农业生产，从而带动整个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屯田遍布东疆、北疆、南疆众多地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清政府在屯田的同时，在各地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 清统一新疆之后，设立伊犁将军为最高军政长官，驻节伊犁惠远城，把北疆作为设官驻兵的重点地区，因此特别重视对北疆的开发，水利事业因而蓬勃发展起来。建省前的新疆，北疆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伊犁地区。伊犁将军阿桂率领军民在惠远城北修建有塔尔奇沟和乌哈尔里克沟二渠。伊犁将军松筠在惠远城东修建有通惠渠，又在其渠东阿齐乌苏地方开浚大渠引辟里沁山的泉水灌田数万亩。此外，由伊犁将军松筠勘探、发起和主持，锡伯营总管图伯特率领锡伯军民，用时六年开凿的察布查尔渠长二百余里，得地七万余亩。道光十八年 ( 1838 年) 到道光二十四年( 1840 年) 伊犁地区先后开垦出塔什图毕及三道湾、三棵树( 包括红柳湾) 、阿卜勒斯、阿齐乌苏等四块灌溉垦区，垦区内灌溉渠网密布，保证了灌溉之需。道光年间，林则徐遣戍新疆，伊犁将军布彦泰请他主持屯田水利，在伊犁期间，林则徐参加了三棵树及阿勒卜斯的垦荒活动。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还主持修建了哈什河引水灌溉工程，使得阿齐乌苏荒地得以顺利开垦灌溉。经过乾、嘉、道三朝的努力，伊犁的灌区田地面积达 30 万亩以上。[11]卷 6 乌鲁木齐自 1758 年开办兵屯以来，就重视兴修水利。从内地来的移民安插在乌鲁木齐近郊的头工、二工、三工、八家户、九家湾、二道湾、六道湾、七道湾、碾子沟、仓房沟等地，以及远郊的安宁渠、小地窝及南山山区，在这些地方他们开挖渠道，引水灌溉。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乌鲁木齐屯军在乌鲁木齐西南天山北麓修成永丰、太平二渠，总长 240 里。乌鲁木齐还进行试种水稻，大获成功，说明在乌鲁木齐地区渠道纵横，有丰富的水源种植水稻。 北疆的其他地区，水利也迅速发展。如巴里坤地区，成为北疆水利建设成效显著的地区之一。 南疆作为新疆历史上传统的绿洲农业区，官员们都对南疆水利的发展十分重视。乾隆年间屯田侍郎永贵在喀什噶尔，修渠筑堤，流经喀什噶尔的河流大都得到了治理。 道光年间，南疆的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和林则徐的努力分不开的。道光二十五年（1844 年）由林则徐和全庆两人负责查勘兴办南疆水利，往返万里，历时一年，主要兴办了以下几处水利工程： 其一，在和尔罕（今若羌北）和叶尔羌（今莎车）地区兴修灌溉工程。 其二，喀喇沙尔（今焉耆）一带有荒地一万多亩，在过去所开北大渠南岸再开一道中渠，引水入新开垦的田地；将库尔勒北山根处原有的一条灌渠渠口展宽，并再挖一条并行的新干渠和它下面的四条干渠。 其三，伊拉里克（今托克逊西）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在其西二百里的山口处引水穿过沙石戈壁，浇灌这片平原。 其四，在吐鲁番地区，林则徐对坎儿井的效益和形式大加赞赏，此前坎儿井只限于吐鲁番一地，林则徐将坎儿井从吐鲁番推广到伊拉里克等地，对坎儿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治年间，新疆经历了 1864 年农民大起义及阿古柏、沙俄入侵等事件，水利开发进入低谷。光绪三年（1877 年）底，左宗棠率清军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各个地区，光绪七年（1881 年），清政府通过外交谈判，从沙俄手中收回了伊犁大部分地区，重新恢复了新疆的统一局面。光绪十年（1884 年），新疆正式建省。光绪时期，在左宗棠等官员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疆的水利开发再次掀起了高潮。 哈密是清朝后期水利开发的中心地区，同治十三年（1874 年），左宗棠派张曜率嵩武军马步十四营共六千余人进驻哈密，“兴水利，垦荒地，岁获粮万石，以济军粮”。[12]卷 110清军收复新疆之后，在哈密又兴建了两条水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后还开挖了坎儿井。据《新疆图志》记载所统计，当时哈密有干渠 21 条，支渠 23 条，总溉面积达 41175 亩。 清军收复新疆后，在吐鲁番疏浚兴建因战乱淤废的渠道和坎儿井。据宣统末年成书的《新疆图志》记载，吐鲁番厅共有干渠 34 条，支渠 23条，共溉田达 83141 亩。 在南疆，清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开都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修正老堤，增广灌溉渠道。在库尔勒地区，光绪四年（1878 年）南疆平定之后，驻防库尔楚（在今库尔勒市区西 62公里）的王玉林率骑兵一营士卒，会同当地维吾尔群众，用半年时间兴修库尔楚水渠。防营都司邹文炳率部修复库尔勒官民二渠。另外，清政府在建省之前，还修复了南疆北部的一些主要绿洲如拜城等地的灌溉渠网。光绪年间南疆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据清末成书的《新疆图志》统计，南疆共有 660 条干渠，1756 条支渠，共溉地达 9513678 亩。 新疆建省前后，北疆地区的水利建设同样得到较快的发展。光绪十三年（1887 年），刘锦棠重新制定了屯垦章程以后，内地大批民众纷纷来到新疆，水利事业进入了全面整修开挖阶段。天山以北地区的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奇台、阜康、孚远、镇西等地区。其中对乌鲁木齐地区的水利建设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最大，修浚的河渠数量最多，干渠 44 条，支渠 66 条，渠道总长达 2245 里，灌溉亩数达 44557 亩。[12]卷 73奇台、呼图壁、阜康、绥来、库尔喀喇等地皆大修沟渠。到宣统末年，据《新疆图志》记载统计得出，北疆各地共有支渠 280 条，支渠 576条，溉地约达 1708223 亩。 唐代和清代都是古代新疆水利开发的重要时期，从规模上看，清代超过了唐代。唐代在新疆的溉田面积在四十多万亩以上，修建灌溉渠数目，由于没有资料，不能做出数据统计。而清末全疆共有干渠达 940 道，支渠 2332 道，渠道总长73860 里，灌溉田地达 11221901 亩，初步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农田水利灌溉渠网。 从范围来看，唐代水利开发主要在伊吾、西州、庭州、轮台、清海、焉耆、乌垒、龟兹、疏勒、于阗、碎叶 11 个屯田点，而清代水利建设遍布南北疆各地。唐朝政府虽然突破了前代北疆少有水利建设的局面，在庭州，伊吾、轮台、清海、四个垦区进行水利建设，但水利开发依然以天山以南为主。清朝统一新疆之后，由于清初统治者在农业及水利开发上“重北轻南”，北疆的水利事业因而飞速发展起来，为打破新疆历史上以天山为界，南农北牧的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水利管理与水利技术 （一）水利管理 新疆地区历代政府为了使沟渠畅通，农田浇溉有序进行，都设置了水利管理机构和职官。唐政府在西州继承和发展南北朝以来的水利管理制度，专门设置了负责兴修水利，分配浇灌用水的知水官、渠长、堰头等一系列的职官。凡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都由政府出面组织修建，前引《唐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就充分反映这种情况。 根据吐鲁番文书记载，西州灌溉农田先干渠，后支渠，有序行水。这样既可保证合理用水，也可解除一些社会矛盾。即使是城濠坑水，也联名推举有威望的老人“立一牌榜，水次到，转牌看名用水，庶得无漏”[4]P146—147。说明用水制度很完善。 在库车城西的唐代夏合吐尔遗址出土的大谷8062 号《俭校掏拓使牒》文书，反映了安西都护府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和水资源的管理、分配，设有专门管理渠堰的“掏拓所”以及负责管理的“掏拓使”。同时出土的 8066 号大谷文书还清楚展示了灌溉网的结构：由干渠大母渠供给次级水渠，后者次第灌溉各片屯田。[13]P190 上述出土文书证明唐朝为管理好新疆各屯田区的灌溉用水，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 清代在新疆的水利开发范围和规模远远超过唐代，在各地修建许多水利工程，为确保这些水利设施能正常运转，在南北疆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 清朝政府对新疆的水利工程建设是非常重视的，派官员履勘新疆各地，领导各地人民进行水利工程修建。水利建设由大员和当地的行政长官管理。道光时期，林则徐投身伊犁水利事业、勘查南疆八城，留下千古佳话；清代历任伊犁将军阿桂、伊勒图、松筠、布彦泰等对新疆、尤其是伊犁的水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左宗棠与刘锦棠在收复新疆之中和之后，倡导新疆水利开发。各地的官员大都身体力行，率领人民群众修浚渠道、防洪筑坝等等。他们亲自察看、相度地形，做出了水利工程设计方案。基层组织水利管理官员，文献记载中出现了渠长、农管、乡约、密喇布伯克等名称，这些基层官员主持日常用水和对渠道的定期护理，以及调节灌溉用水分配引起的水利纠纷。光绪年间，新疆设为四道。分巡各道的兵备道设立一员，督饬道属各地区水利屯田钱粮刑名等事宜。 清朝新疆地区，在分水的量数上，是“计地亩多寡以定水量”。[12]卷 73在分水的期限上，每户土地浇水若干日一放一蓄，有期限，期限的具体时间则由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一些地方还制定了均水章程。 从上可以看出，清代的水利管理制度既有对唐代的继承，又有新的发展，和唐代相比，清代更加完备、系统。 （二）水利技术 1. 灌溉水渠 引河水凿渠灌溉是农田水利最基本形式，唐代进一步发展了自汉代由内地引进的修建灌溉大渠技术。开凿大型、成套的渠道时，除必须掌握渠道本身修建的工程技术外，而且要对渠道经过的地区与引灌的地区的自然条件，包括地势的高低、地形的变化、水流的缓急等都要进行测量、工程布局与总体设计，对引水、分水、防水等一系列渠道修凿与水流控制工程有充分的技术措施。如前所述唐代高昌城形成了灌溉渠系，说明上述一系列成套的灌溉系统的建筑知识和工程技术措施，已被传入新疆地区。引水灌溉最关键的工程是堰坝，根据前引《唐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所记载，当时西州境内堤堰已广泛使用，仅新兴谷就有堤堰 16 处，高昌城南草泽也有堤堰。堤坝之中还必须设置闸与斗门，以为引水、放水开闭之用。13 世纪上半叶，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时，曾见到碎叶城西塔拉斯河流域唐代灌溉水渠修有石闸，说明建闸的技术在唐代新疆被广泛使用。 清代兴修灌溉渠道的技术与唐代相比，更为复杂。如在伊犁大皇渠和灌区渠系工程的规划兴建中，林则徐亲自指挥，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传授和推广内地水利建设的经验和技术：（1）选择适宜的引水渠首位置，使大皇渠渠首安稳地运用到了 1960 年。（2）传授压坝堵水技术。林则徐把内地河工上利用石笼和杩槎装梢石料护岸、堵决口等经验用于渠系分水口，结合大皇渠灌区的的工程实际情况，进行系统的传授和推广。（3）在大皇渠干渠工程上推广架槽引水法。[14]]P190～191 2. 凿井灌溉 凿井原用于解决饮水问题，由汲引变为灌溉，最初大概发生于较为干燥的北方，包括西北地区。《新唐书·地理志》所录贾耽《道里记》有很多井名，这些井作用不详，但一些井以苦为名，很可能是为灌溉。而非汲引。[15]P67 清代凿井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普通井与内地相同，如伊犁惠远城的水井。二是坎儿井。坎儿井最早出现在吐鲁番地区，其引水过程是在冲积扇上部的地下蓄水层开挖水平引水隧道，并顺地势向下延伸，把地下水自流引出地面进行利用，为了开挖疏浚方便，便于观察水流情况，每隔一定距离在水平井上打一竖井。吐鲁番盆地蒸发量大，春季风沙大，渠水易渗漏，坎儿井暗渠引水，无蒸发损失、不受风沙影响且水量稳定，因此是非常适合当地的水利工程。据黄盛璋先生研究认为坎儿井出现的上限应在乾隆统一新疆，完成《西域图志》以后，即 18 世纪 80 年代。[15]P84唐代新疆地区无坎儿井的文献记载及考古遗迹。 3.“涝坝”蓄水 新疆是个缺水的地区。所以当地人民创造了涝坝蓄水，将暴雨漫流，多余渠水、河水引入涝坝，以备缺水时使用，同时又因为新疆气候寒冷，水温一般在 10℃以下，必须用涝坝蓄水晒热后灌溉。涝坝由蓄水池塘发展起来，构成灌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见记载最早的是乾隆年间椿园氏（七十一）所著《西域总志》。考古调查证明唐代古城及附近遗址不见形成灌溉体系的涝坝，吐鲁番文书所记载的人工开凿的水渠很多，但不见涝坝成为灌溉体系中的成分。清代新疆各地则广泛利用涝坝，成为灌溉体系，以南疆居多，如在南疆叶尔羌地区，为保证水源，利用各处的湖泊蓄水。光绪十二年（1886 年），提督陈建厚在巴楚州城西南的古海选低洼处筑方堤一道，存蓄洪河之水。[12]卷 78 4. 架槽引水及毛毡铺底法 新疆的土壤易于渗漏， 架槽引水是用木制槽引水，防止水渗流他处。这种方法起源于内地，据学者考证从汉朝时就已出现。[15]P63何时传入新疆，史书没有确切记载。但最迟在清初就已出现，《西域水道记》卷 3 引陕甘总督曹廷桂奏议：“查雍正年间，……臣委总王达勘得尖山子起，至奎苏一带百余里间，从前地亩、旧迹俱存，系取南山之水，共有正渠九道，自山口以外，多渗入沙碛，须木槽接引，方可畅流。”[16]P179不仅哈密地区，新疆其他地区，如伊犁、乌鲁木齐都曾用木槽引水方法。新疆多沙地，为防止渠水渗漏，清代曾采用毛毡铺底，草皮或砾石铺砌渠底，光绪初年，哈密张曜采用架槽与毛毡铺底相结合的方法，修治石城子渠。清代用毡铺渠底至少在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进行实施，但毛毡比较昂贵，来源不易，易朽，虽然施行而不能长久，因而后来采用草皮和砾石铺砌渠底，防止渠水渗漏。架槽引水法与毛毡铺底法、草皮或砾石铺底，在防止水渗入沙地，节约水源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文献记载这些技术的普遍使用是在清代，而唐代新疆是否出现，没有考古发现和出土文书的证据，总之，与唐代相比，清代的水利技术不仅种类多，也更加复杂。 三、水利开发时间与成效 唐朝在西域的屯垦，从贞观四年（630 年）开始，到贞元七年（791 年）吐蕃攻占西域时停止，历时 161 年，这也是水利开发的时间。不过唐朝在统一西域和管理西域过程中，曾先后与东、西突厥，突骑施、吐蕃争战，尤其是吐蕃与唐朝为争夺西域曾展开长时间激烈的战争，所以，对西域有效全面的统辖时期，是从显庆三年（658 年）至广德元年（763 年）间，不少地区曾反复易手，例如安西四镇从咸亨元年（670 年）至长寿元年（692 年），因吐蕃进攻创置四次，罢废三次。如前所述的十一个屯田点的屯垦时有中断，只有西州和伊吾的屯田一直稳定存在，因此，多数地区实际水利开发的时间远远没有达到 161 年。 有清一代新疆屯田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开始，到清末，长达 190 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以伊犁将军为中心的军府制管理持续到同治初年，因此从乾嘉时期至道光咸丰时期，清政府在新疆大兴屯垦，农田水利事业大规模发展起来。同治年间，新疆经历了战乱，屯田遭受严重破坏，水利建设成果也毁于一旦。光绪年间，左宗棠收复新疆，行省制度在新疆建立，战乱结束，社会安定，新疆的水利开发再次掀起了高潮。所以清代水利开发时间远远超过唐代。 唐以前新疆地区的水利开发主要在天山以南，唐朝在西域的水利建设除继续在南疆大力展开，还在天山以北的伊吾、庭州、轮台、清海等地也开挖渠道，进行水利建设，北疆的水利开发自唐代初具规模，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南北疆都开挖了密集的渠堰工程，为绿洲农业提供了充沛的水源，大片耕地被开垦，粮食收获颇丰，农业的发展又带动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的发展，推动了新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清代新疆地区的水利开发获得极大发展。鉴于北疆战略地位重要，清朝初期全力注重北疆的农业、水利业的开发，原本薄弱的水利建设在天山以北飞速发展，推动了农业开发，使得以牧业经济为主的北疆，在嘉庆中叶后，成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基本改变了新疆传统的“南农北牧”的生产格局。据专家研究统计，[17]P140乌鲁木齐、巴里坤、伊犁、塔城灌溉区耕地总面积，在乾隆四十二年达 678885 亩，乾隆六十年达 1295099.2亩，嘉庆十二年达 1278668.3 亩，道光元年达1285687.1 亩，收获的粮食达到基本自给。新疆建省前后，北疆的水利建设同样发展较快。南疆的水利建设在历史基础上继续发展。到光绪年间，新疆的水利开发处于鼎盛时期，全疆各地绿洲的农田水利建设基本上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农田水利灌溉渠网，奠定了近代农田水利事业的基础。清代水利开发取得了唐代不能相比的成就。 在古代社会，只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兴修较大的水利工程，唐代与清代在新疆地区的水利开发取得的成就，和当时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个朝代的水利事业都是建立在巩固西北边疆、屯垦实边的经营方针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的政府行为，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农业生产，为后代水利开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相比较而言，无论是规模和范围，水利管理制度及水利技术，还是水利开发时间与成就，清代的水利开发都超过唐代，究其原因有：首先唐代新疆地区局势复杂多变，东、西突厥，突骑施、吐蕃以及外部强权大食等诸多势力介入西域的争夺，所以对新疆地区统辖范围时有变化，一些地方的屯田不时中断，影响了水利建设的规模、范围和成效。清乾隆统一新疆之后，在新疆设立军府制，以伊犁将军为中心的军政管理体制，比前代更加完备，加强了在新疆的统治力，符合当时社会的情况，促进了清朝前期新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到了清朝后期，以行省制度代替了军府制，与内地行政制度划一，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清政府的直接主持和大力推广下，南北疆的水利建设全面展开。无论是规模、范围、成效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其次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先进的水利管理制度和水利技术在清代出现，使得清代实行了比唐代完备的水利管理制度，采用更为复杂的灌溉渠道修建技术，使用架槽引水、毛毡铺底、草皮或砾石铺底法等节水防渗方法，出现了因地制宜的水利工程坎儿井，具有新疆地方灌溉特色的涝坝在各地普遍应用。 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从唐代到清代新疆水利开发总体趋势是：由天山以南向天山以北推进，由传统绿洲农区向游牧民族聚居之地发展，由重点地区向全疆各地展开，在政府直接主持和大力推广下，清代新疆水利开发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奠定了近代水利事业的基础，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纵观唐代、清代新疆水利发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第一，政府要在水利开发起主导作用，制定水利发展规划，组织水利建设，这样才能收效显著。唐代和清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变化与政府在新疆的政治、军事、农业开发活动息息相关，政府在经营新疆过程中，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水利开发，尤其是清政府认识到了只有经济的高度发展，才能保证和加强新疆的稳定，为维护自身的统治，亲自参与开发的步骤甚至具体措施的决策制定，各级官员或是真正为民或是为了自身的政绩，大都做出了表率，因此水利开发成效显著。今天新疆的水利建设，政府一定要制定适合实际情况的制度和政策，确保水利事业健康发展。第二，合理科学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新疆是一个干旱少雨，多戈壁沙漠的地区，自然条件形成独特的“绿洲经济，灌溉农业”的生态格局，水资源在新疆不但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整个经济的命脉，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当，就容易出现荒漠化后果。在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方面，历史上坎儿井和涝坝是因地制宜的好方法，架槽引水法与毛毡铺渠底法、草皮或砾石铺渠底法，起到了节水防渗的作用。为了使新疆灌溉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吸取历史经验，提高灌溉水利用率以及普遍推行节水灌溉，有限的水资源条件下，实现水资源的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殷晴.汉唐时期西域屯垦与吐鲁番盆地的开发[A].吐鲁番学新论[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4]国家文物总局古文献研究室.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9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5]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M].北京：中国科学院印,1954. [6]吴大旬.从出土文书看唐代伊州的屯田管理[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04). [7]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975. [9]张平.龟兹考古中所见唐代重要驻屯遗迹[A].《唐史论丛》第九辑[C].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10]赵予征.丝绸之路屯垦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11]松筠修，徐松撰.钦定新疆识略[M].清道光一年（1821 年）刻本. [12]袁大化修，王树枬、王学曾等纂.新疆图志[M].乌鲁木齐：新疆官书局印.宣统三年（1911 年）. [13]【日】小田义九.大谷探险队获库车出土文书[J].东洋史苑[C].1993（03）.转引自张平.龟兹考古中所见唐代重要驻屯遗迹[A].《唐史论丛》第九辑[C].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14]谷苞、蔡锦松编.林则徐在新疆——严晓达.林则徐和新疆的水利与屯垦事业[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 [15]黄盛璋.新疆历史上水利技术的传播和发展[A].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下）[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16]徐松.西域水道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7]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