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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21—26页。 作者简介：马亚辉（1974— ），男，河北定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公安边防部队士官学校讲师，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客座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081； 公安边防部队士官学校 云南 昆明 650214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5 批面上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批准号：2014M550961。 摘要: ：雍正朝对两种宗教的政策表现出较大差异。对喇嘛教的政策较为强硬，一是对喇嘛教叛乱“武力靖边”；二是对不同区域的喇嘛教脑进行册封，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以弱其势。对回民与汉民一视同仁，尊重和保护回民的风俗与宗教信仰。 关键词：雍正；西北；宗教；边疆 清朝前期，西藏、西域、青海、蒙古等西北地区约七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喇嘛教势力所控制，由于民族势力众多，互不统属，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大政权与清朝抗衡，但喇嘛教是众多民族势力相互紧密联系的牢固纽带，也是促成统一的强大政权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清朝政府最担心的莫过于此。若欲彻底解决西北问题，清朝前期对宗教尤其是喇嘛教的治理可谓是重中之重。经过顺康两朝的发展建设与边疆治理，至雍正时期，清朝国力日渐强盛，但西北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雍正朝是一个拓力改革的王朝，清世宗在位期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以及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等改革永载史册，雍正朝的这种改革魄力也影响到西北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实行。 一、雍正朝对喇嘛教叛乱的“武力靖边” 清世宗继位之初，因袭康熙朝的宗教政策与治边政策，对西北喇嘛教“乱则声讨，治则抚绥”。雍正元年（1723 年），被清朝尊为“法教内之第一人”的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从喀尔喀来至北京面谕清圣祖，以兑现当年之诺言，①未曾想清圣祖去岁离世，清世宗已经缵承大宝。90 岁高龄的泽卜尊丹巴志愿初遂，便在北京泊然示寂。清世宗闻之，命照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例，给赐名号、印册，以示优典，并云：“胡土克图非寻常僧人比，朕躬亲往悬帕供茶，以尽朕心。将此旨传与喀尔喀汗、王、额驸、及胡土克图徒属人等知之。”[1]为护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之龛座，清世宗派大臣随行，所过蒙古地方，严禁任意骚扰需索。清世宗对喇嘛教首脑如此器重，实为西北边陲稳定起见。 清朝利用喇嘛教来制衡西北边疆的民族势力，自顺治时期直至乾隆乾重新统一新疆之前，不失为一种比较有效的治边手段。 总体来看，雍正朝在西北的宗教政策较康熙朝更为强硬，主要表现在军事领域。顺治朝对西北宗教柔远抚绥，不曾用兵；康熙朝“乱治征讨，治则抚绥”，虽然用兵，但史料很少有针对宗教信徒用兵的记载。雍正朝则与顺康两朝有一些不同，即多次与喇嘛直接兵戎相见。 清世宗初登大宝，青海罗卜藏丹津便在青海发生叛乱。雍正朝虽然继承了康熙朝“乱治声讨，治则抚绥”的宗教政策，但其手段更加倾向于使用武力。清世宗为“拯救西域生灵，大张天威”，特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征剿，以“安靖边圉”。在军队行进过程中，清世宗专门指出大军“凡经过地方，……勿扰害庙内番僧”。雍正朝对于维护边疆稳定、静心修持的僧人，则给予充分尊重和保护，不令军队扰害，但对参与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僧众，雍正朝则采取武力镇压的方式来解决西北动乱问题。雍正朝在西北平叛过程中，适当采取武力方式来处理喇嘛教徒参与叛乱之事，对喇嘛教势力起到了威慑作用，边口内塔儿寺喇嘛堪布诺门汗等相继“率属人来投”，[2]既打击了参与军政大事的喇嘛教势力，也削弱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势力。 西宁东北郭隆寺喇嘛甚多，寺中章嘉胡土克图之胡必尔汗喇嘛与与罗卜藏丹津、阿尔布坦温布非常要好。郭隆寺·喇嘛于雍正二年正月，忽然聚兵操演，年羹尧下令禁止,寺内喇嘛不但不听，反而“传令东山一带番人，约于是月十一日，齐集拒战”。于是，年羹尧统兵进剿，郭隆寺喇嘛早“已于十二日驻营哈拉直沟迎敌”。此次战斗，共杀伤喇嘛与番人共六千余名，并摧毁了郭隆寺，胡必尔汗喇嘛脱逃。[3]再如石门寺喇嘛浑囊苏山丹等，增中与谢尔苏厄尔布二部落逃散人等，以石门寺为据点，肆行劫掠。年羹尧则命蒋泂率领绿旗土司及民兵，分为五路进发，至石门寺，“杀死喇嘛番贼六百余人，搜寺得盔甲五十余副，刀枪撤袋等物甚多”，并将寺庙焚毁，方收兵而还。[4]雍正二年三月初三日，清军在搜寻罗卜藏丹津属人时，探得夹木灿堪布喇嘛在布代山后藏匿。为防其逃跑，清军派军进剿，在梭罗木地方“将夹木灿堪布、垂扎木素二人擒斩枭首”。[5] 雍正朝对参与叛乱的喇嘛征剿力度是非常大的。有的叛乱喇嘛从寺庙逃出之后，不思悔改，继续与清军作对，雍正朝一律给予毁灭性打击。清军在攻打郭隆寺、郭莽寺时逃走的喇嘛，“煽惑西宁之纳朱公寺朝天堂加尔多寺番人，与庄浪番贼串通”，拒不归顺，年羹尧派军征剿，并焚毁寺院。此举起到了一定效果，有些寺庙中的喇嘛，摄于清军威力，而自行拿获叛乱人员解送给清军。曾有碁子山叛乱人员“为首谢尔苏之番贼阿旺策凌，被先密寺喇嘛擒获解送”，但“先密寺番人，顺逆无常”，使得清朝对先密寺喇嘛极不放心，为免日后再生祸患，雍正朝采取了非常严酷的手段，“是以令伊等喇嘛番?，俱移于加尔多寺之外居住，其先密寺，即行焚毁”。清世宗认为此次战斗是“永靖边塞，甚属可嘉”，对大将军年羹尧及岳锺琪等弁兵俱从优议叙。[6]雍正朝对西北喇嘛教的“武力靖边”政策在此一览无余。 喇嘛教在西北民族势力冲突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对藏地与西北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一旦藏地与西北发生动乱，不同民族势力在战争期间，达赖喇嘛总是被争夺与控制的主要目标，因此，雍正朝总是调派军队给予喇嘛教首脑必要的保护，防止民族势力挟达赖以号令西北。雍正朝对达赖喇嘛的保护可谓费尽心力，在清朝将阿尔布巴等人正法后，清世宗曾云：“西藏歼此渠魁，黄教可兴。”并对颇罗鼐大为赞赏，“着封为贝子，以奖义勇，以昭国宪”。[7]达赖喇嘛移驻里塘后，清朝在噶达建造庙宇，并派重兵保护，“嗣后凡有藏内人来噶达者，令西藏噶隆给发图书路引，以便稽查”。[8]雍正九年，达赖喇嘛移座四川泰宁，清朝派泰宁协原驻兵五百名作为防护，并再拨兵五百名，添防泰宁协。[9]雍正十二年，西藏太平无事，贝勒颇罗鼐又实心效力，随达赖喇嘛跟来之弟子人等，久离乡土，有怀归之心，且班禅额尔得尼年迈有疾，于是，清世宗才令达赖喇嘛回藏，并派大臣前往料理达赖喇嘛等起身和沿途照看。[10] 雍正十年，准噶尔侵掠喀尔喀，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策旺扎布亲王、喇嘛扎卜、公扎萨克等畏惧退缩，俱由阵前逃回游牧。派员将阵前逃回之汗王以下台吉暨领兵之副都统等，查明严加治罪。其中临阵退缩的人员当中，有喇嘛扎卜，清世宗唯“恐此中别有情节”，令其来京讯问，喇嘛扎卜“竟无一语置对，甚属怯懦无耻”，清世宗命将喇嘛扎卜交衙门议处，寻议结果，拟将喇嘛扎卜按律正法，清世宗考虑再三，将喇嘛扎卜“着从宽免死，在京永远监禁”。[11]雍正朝开始对违反国军法的喇嘛给予严惩，此案同样反映出雍正朝在出征西北时的强硬宗教政策。 雍正朝“武力靖边”的政策还表现在对准噶尔的征伐上。清世宗认为准噶尔乃弹丸之地，又在极北之区，不值得动用刀兵。但准噶尔部落在西北边疆多次掀起动乱，并殃及喀尔喀、青海、西藏等处，清世宗对准噶尔的态度就变得十分强硬。先是准噶尔部的噶尔丹身为喇嘛，破戒还俗，在西北四处扩张，并扰乱清朝边境，拟于清朝分庭抗礼。后又策妄阿喇布坦假黄教之名，潜兵入藏，杀害拉藏汗，毁坏寺庙，并杀死喇嘛，抢掠供器。现在噶尔丹策零又“凶顽踵恶，若留此余孽，则喀尔喀、青海、西藏等处，必被其扰乱”，清世宗经过熟思详审，也认为“但留此余孽，不行剪除，实为蒙古之巨害，且恐为国家之隐忧”，为实现西北长远稳定之大计，完成清圣祖“为此筹划多年未竟其事”，清世宗决定借大军入藏之机，兴师准噶尔。[12]清世宗为避免军队沿途扰乱百姓，命“兵将所过地方，须申严纪律。毋得骚扰百姓，毋得淫人妇女，毋得离散人之父子夫妇，毋得损坏人之坟墓室庐，毋行强取货物，毋得驱役平民。”[13]并要求带兵将帅“毋宽纵违法之弁兵，法纪务极严明，赏罚悉期公当”。[8]这无疑减少了军纪不严给西北地区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既显示出清军的威严，又在西北百姓与广大宗教信徒中树立良好形象。 但雍正朝在西北的宗教政策并非一味地推行武力，还尽力采取劝导方式。在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期间，清世宗告诫喇嘛勿要参与叛乱。清世宗根据佛教的教义指出喇嘛教徒参与叛乱的行为是不对的。西北喇嘛教之所以兴隆不衰，还与顺康两朝对喇嘛教的尊重和扶持密不可分，清世宗曾如是说“：百年以来，法教兴隆，皆我朝之恩赐也。”并以历史事实来论证其观点：“前者准噶尔寇犯招地，杀戮僧徒，拆毁寺庙，圣祖仁皇帝遣发大军，恢复招地，俾达赖喇嘛，重安法座，佛教复兴。如此隆恩，喇嘛不感激，反助悖逆之人，凶恶已极。于佛门之教，尚可谓遵受奉行者乎。”清朝对喇嘛教施恩若此，有些喇嘛却不知感激，反而协助罗卜藏丹津叛乱，这令清世宗甚是郁闷，但还是为免劳师远征，命人将其意“遍谕各处寺庙喇嘛，并住居蒙古、扎萨克处之大小喇嘛等知之”，以尽早平息叛乱，稳定西北。[3]雍正九年，帕尔城之布鲁克巴（今不丹）地方发生战乱，清世宗采取劝导政策，遣使与班禅额尔得尼之使，一同前往劝导宣谕，布鲁克巴地方遂战乱平息，清世宗命各民族势力此后“各守疆界，共相和睦，永遵佛教，祗奉恩纶”，并对布鲁克巴的喇嘛加恩赏赐。[14] 雍正朝的宗教政策与治边政策与顺康两朝一样，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当西北民族势力叛乱时，雍正朝则以“维护喇嘛教”的名义发兵征剿；当西北民族势力归诚时，雍正朝则以“阐扬正教”的名义宣谕抚绥，其实质是对西北边疆的一种治理。雍正朝将宗教政策与治边政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治边离不开治教，而治教又是为治边服务。 二、雍正朝对喇嘛教的“分而治之” 清朝最重要的宗教政策莫过于在西北实行喇嘛教分治制度，即不同地区的喇嘛教首脑管理各自地区的喇嘛教事务，严禁染指其他地区，以此削弱西北喇嘛教势力。喇嘛教分治制度始于明朝，清承明制，顺治朝便开始对喇嘛教各地首脑给予册封，至康熙时期渐趋成熟。清圣祖先后对西北各地有名望，且服从清朝管辖的喇嘛进行册封，通过行政手段确立宗教首脑地位。康熙三十二年，清圣祖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大喇嘛”，于喀尔喀地方立为库伦，广演黄教。三十七年，封札萨克大喇嘛墨尔根绰尔济为“灌顶普惠宏善大国师”，给予敕印。四十四年，封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给予敕印，在多伦脑儿建盖寺院令其居住。四十九年，封前藏伊西札穆苏为“六世达赖喇嘛”。给予金册金印，后虽然被废，但不影响学术界对喇嘛教分治制度的认知。五十二年议准，西藏班禅呼图克图勤修释教，敬谨纳贡，照达赖喇嘛之例，给予金册金印敕书，赐封“班禅额尔德尼”。五十八年议准，赏乍雅罗卜藏纳木札尔呼图克图为“阐扬黄教诺们汗”，察木多济瓦帕克巴拉丹拜尼玛呼图克图为“大阐黄教额尔德尼诺们汗”，均给予敕印。五十九年，废前藏伊西札穆苏后，又封噶勒藏嘉木磋为“兴教度众六世达赖喇嘛”，给金册金印；又覆准，青海罗卜藏丹津奏请垂卜藏呼图克图封号，授为“资教额尔德尼诺们汗”，给予敕印。[15]清圣祖在西北各地分别册封不同喇嘛为宗教首脑，实质是封建王朝在宗教领域实行的分封制度，分而治之，以弱其势。 雍正朝继承了康熙朝对喇嘛教分而治之的宗教政策，清世宗在其统治中国的 13 年中，先后对西北各地的喇嘛教首脑进行了册封。雍正元年议准，六世达赖喇嘛册印照五世达赖喇嘛之衔换给，并增蒙古字，别给敕书，令其办理噶布伦事务；同时覆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照班禅达赖喇嘛之例，给予封号、金印、敕书，授为启法哲布尊丹巴喇嘛，管理喀尔喀事务；又议准，多尔济旺楚克给以掌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众，办理库伦事务，“额尔德尼商卓特巴”之号；堪布诺们汗给以掌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经坛，总理喇嘛事务，“堪布诺们汗”之号，各给予敕印。又覆准，甘珠尔巴噶卜楚、额尔济格特诺们汗，均系大喇嘛，应封甘珠尔巴噶卜楚为“述教甘珠尔巴墨尔根诺们汗”，额尔济格特诺们汗为“兴教善知识诺们汗”，各给予敕印。又议准，类乌齐庙喇嘛阿旺札布辰勒呼图克图、阿旺加呼图克图，均给予“呼图克图”封号敕印。雍正元年，哲布尊丹巴去逝，为使喀尔喀喇嘛不至人心离散，被其他地区的喇嘛教势力影响，雍正五年，又敕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后身呼毕勒罕，并着动用帑银十万两,修建大剎。十二年覆准，封土观呼图克图为“静修禅师”，给予敕印；封西藏达赖喇嘛之师道都温都逊堪布为“阐扬黄教阿齐图诺们汗”，给予敕印；封噶勒丹锡哷图为“慧悟禅师”，给予敕印，封布鲁克巴呼毕勒罕喇嘛札尔西里布鲁克顾济为“掌管布鲁克巴黄教札尔西里呼毕勒罕”，诺颜林沁齐雷喇卜济为“额尔德尼”，第巴噶毕冬鲁卜为“掌管地方噶毕冬鲁卜喇嘛”，各给予敕印。又覆准，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来历甚明，于经典性宗皆能通晓，不昧前因，实为喇嘛内特别出众之人，应照前身赐封“国师”之号，其原有“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印，由其徒收储，毋庸颁给外，应给予诰命敕书。[15] 雍正朝还从行政上将蒙古与青海分开治理，实质也是对喇嘛教分而治之的策略。雍正朝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之后，年羹尧奏陈“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得到了清世宗的应允，其中“喀尔喀、厄鲁特之四部落，宜不属青海也”，[6]即雍正朝将不愿为青海属人之喀尔喀等蒙古部落，照青海例，编旗分为佐领，添设扎萨克等，分驻剿灭罗卜藏丹津之旧地，以此来分“青海之势”。蒙古不再归青海统辖，无形中也将蒙古与青海的喇嘛教进行了分开治理。 “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还对宗教做了其他诸多规定。清朝对达赖、班禅的年赏“，每年请赏给达赖喇嘛茶叶五千觔，班禅喇嘛减半赏给”。与喇嘛教最为相关的莫过于对西宁喇嘛庙的“定例稽察”。第七条“奏称喇嘛庙宇，宜定例稽察也”，由于西宁各庙中的喇嘛多者二三千人，少者五六百人，群聚一起，容易生事。清朝认为藏民给喇嘛交纳租税，与纳贡无异；且喇嘛私藏盔甲器械，一旦遇有反叛事件，“喇嘛等带领番民，与大兵抗衡”。为防止喇嘛参与叛乱，年羹尧于塔儿寺喇嘛内之老成者，拣选三百名，给与大将军印信执照，谕令学习清规，并制定规例。在年羹尧奏陈“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之外，还奏请“禁约青海十二事”，其中有“察罕诺门汗喇嘛庙内，不可妄聚议事”。[6]经过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雍正朝通过多种途径对青海的民族宗教势力进行了削弱，将蒙古与青海分开管辖，起到了稳定西北的作用，雍正朝在顺康两朝的基础上，对西北的治理更加直接与深入。 雍正朝通过行政手段在喀尔喀蒙古大力推广喇嘛教，号召喀尔喀蒙古向西藏与西域的喇嘛教学习，广建寺庙，讲习经典，实质也是对西北喇嘛教势力“分而治之”的一种表现。清世宗本人崇信佛教，与佛教人员来往密切，这点与顺治、康熙两位帝王不同。清世宗甚至以“普天维持宣扬教化之宗主”[16]自居，并借此名义来管理西北地区的喇嘛教。雍正五年，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请求加封为泽卜尊丹巴喇嘛，清世宗认为“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与班禅额尔得尼、达赖喇嘛等之后身出处甚确，应封于库伦地方，以掌释教”，树立蒙古喇嘛教的领袖人物。为使喀尔喀蒙古的喇嘛教广为传播，清世宗引用历史实例来论证喇嘛教在西藏盛行的原因，鼓励向西藏学习，动用帑银在喀尔喀广建寺宇。清世宗之目的是令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同为檀越，诵经行善，无分远近，并云“宣扬释教之处愈多，则佛法可以日广”，以此来维持西北稳定。清世宗在西藏、青海、喀尔喀、厄鲁特等地分别册封大喇嘛，使其在宗教上各自为治，互不统属，以此来削弱喇嘛教的势力。 雍正朝严禁西域干预西藏事务，特做如下规定：若西藏立汗，须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得尼奏报清朝皇帝，批准后方可。雍正九年，准噶尔欲送回拉藏之子苏尔杂，立为西藏汗，借机攻取藏地。清世宗为阻止噶尔丹策零之阴谋，明文谕曰：“至若立汗之事，当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得尼，奏闻于朕，方可建立，岂可令噶尔丹策零任意妄行！”[17] 雍正朝实行“分而治之”的宗教政策，无非是想保持西北地区稳定，只要宗教首脑对清朝保持认同，不生事端，清世宗便会对喇嘛首脑进行奖赏，以示鼓励。雍正七年，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奉表进贡方物，因其保护达赖喇嘛，教导达赖喇嘛学习经典，勤劳多年，毫不干预西藏之事，清世宗认为其“甚属可嘉，着封为辅国公”。[8]雍正十年，达赖喇嘛遣使向清世宗问安献颂，清世宗甚为高兴，言其“抚驭寰区，惟期海宇苍生，安居乐业，宣扬佛法，同归于善”。并云：“尔喇嘛其副朕振兴黄教，宁谧苍生之至意，悉心梵典，阐扬化导，俾各向善，今来使西归，特赐敕谕一道，银器、彩缎、巾帕等项，并寄来使。”[18]颇罗鼐在拉藏被杀害之后，受清朝之命料理西藏事务，在其治理西藏期间，太平无事，清世宗“是以加恩封尔（颇罗鼐）为贝勒”。[17]保护各地区喇嘛教首脑免受战争伤害，也是“分而治之”宗教政策的产物。一旦宗教首脑被劫掠杀害，必将影响西北稳定。清世宗曾获得消息，喀尔喀蒙古额驸敦多卜多尔济，有兴兵之意，命蒙古将士加意防备。若一旦库伦被侵，立即将七旗喀尔喀供养之大喇嘛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远避“，来至多伦脑儿居住”。[19] 三、雍正朝对伊斯兰教的“天下一家，一视同仁” 清朝继承了古代王朝的天下观，清世宗时常以“朕为统一天下之主”自居，强调“凡四海生灵，一视同仁，无分中外”。[14]因此，雍正朝少有民族偏见，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对信仰伊期兰教的回民与其他民族一样，一视同仁。雍正时期，各省都有回民居住，尤以西北地区为多，这些回民皆为国家之编户，皇帝之赤子，不容异视。清世宗主张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回民与中国其他民族一样，有着不同与其他地域百姓的风俗与宗教信仰是正常的，无可厚非。要求地方官吏“，不以回民异视，而以治众民者治回民；为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异，即以习回教者习善教”。只有这样，“赏善罚恶，上之令自无不行；悔过迁善，下之俗自无不厚也。”雍正八年（1730），安徽按察使鲁国华条奏回民的宗教风俗与其他民族不同，希望“严行禁革”。清世宗阅之，很不赞成鲁国华的看法，批鲁国华所言“甚属苛刻怪诞”。清世宗对回民的治理与其他民族相同，皆是依照国家法律，而非以服饰礼制的差异，反对大小官员以习尚不同来参奏回民。清世宗如此言行，既有维护社会稳定之意，又表现出对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支持和民族风俗的尊重，实质是清世宗“天下一家”，“一视同仁”观念的付诸实践。 清世宗把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和其他民族“一视同仁”，具有进步意义，但清世宗有时会盲目地实行“一视同仁”，以致引起回民不满。清朝同其他古代王朝一样，重农抑商。清世宗为劝成百姓“务农勤稼，所以重惜力耕之物命”，禁止宰杀耕牛，由于回民信仰伊斯兰教，牛是回民肉食的一个主要来源，这必然在回民中出现私自屠宰耕牛的现象，清世宗认为这是回民“不务本奉法之一端也”，云：“念万物一体之义，岂忍视回民与众民有殊！”不能看出，清世宗对回民的治理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忽视了回民与其他民族在宗教风俗上的差异性。[13] 雍正时期，清朝国力尚不足以直辖西域。曾有吐鲁番回目奏请恢复每年差人请安进贡之事，清世宗未允。对清朝而言，“凡外番部落人等请安进贡，从无禁止之例”，但此次清世宗不允吐鲁番回目进京，“诚恐策妄阿喇布坦骚扰尔等耳”。如果吐鲁番回目能与策妄阿拉布坦抗衡，可以保证吐鲁番万无一失，清世宗本着“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的观念，自然不会阻止其进京朝贡。清世宗唯恐策妄阿喇布坦骚扰吐鲁番时，吐鲁番虽然奏报，但与内地相隔甚远，清朝大兵一时不能及时救援。为使吐鲁番回目明白清世宗之苦心，清世宗“着行文与升柱等，晓谕吐鲁番之回目知之”，以免引起误解。[20]雍正时期新疆的伊斯兰教民族势力相对喇嘛教民族势力来说，不但对清朝的认同强烈，且在维护西域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自清朝建立至乾隆二十四年，西域乃至西北鲜有伊斯兰教民族势力掀起的动乱事件。 清世宗将“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的观念应用于西域回人地区，从政治上对回人的宗教习俗等给予充分尊重，既密切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也加强了回人对清朝的认同，各族官兵与百姓合力平定准噶尔叛乱，表现出全国民族是一家，共同维护边疆稳定的民族思想，也是对清世宗“天下一家”观念的实践演绎。由于雍正朝对西域回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宗教习俗等了解不足，致使迁至内地的回人生活维艰，其“一视同仁”的治边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 四、结语 雍正朝存在仅有 13 年时间，其各种政策多是站在全国角度制定的，关于西北的宗教政策，雍正朝的创新之处并不很多。雍正朝对西北喇嘛教的“武力靖边”，其实是对康熙朝“乱则声讨”治边政策的强化延伸，而对西北喇嘛教“分而治之”的宗教政策，也是因袭于康熙朝，并加以巩固。雍正朝对西北伊斯兰教的政策是基于古代封建王朝一脉相承的“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的疆域观制定的，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民族政策，而非宗教政策，因回人全体信仰伊斯兰教，其宗教政策与民族政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民族政策往往是宗教政策的反映，从这个角度看，雍正朝对西北伊斯兰教政策也可以归结为“天下一家，一视同仁”。雍正朝在西北的宗教政策虽然创新不多，但效果却比较显著，以“武力为主，抚绥为辅”的方式打压了西北喇嘛教的叛乱势力，并通过“分而治之”的宗教政策降低了西北喇嘛教结为一体的可能性。雍正朝对伊斯兰教“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的政策也加深了西域回人对清朝的认同与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密切了西域与内地联系。 注释： ①康熙六十年，清圣祖仁皇帝面谕泽卜尊丹巴曰“：癸卯年，朕寿七十，尔寿九十，大庆之年，尔必前来，断勿食言。”泽卜尊丹巴领旨而回。雍正元年，清圣祖七十寿，泽卜尊丹巴来京兑诺。 参考文献： [1]清世宗实录[M].卷 3（雍正元年正月）. [2]清世宗实录[M].卷 14（雍正元年十二月）. [3]清世宗实录[M].卷 15（雍正二年正月）. [4]清世宗实录[M].卷 16（雍正二年二月）. [5]清世宗实录[M].卷 17（雍正二年三月）. [6]清世宗实录[M].卷 20（雍正二年五月）. [7]清世宗实录[M].卷 76（雍正六年十二月）. [8]清世宗实录[M].卷 82（雍正七年六月）. [9]清世宗实录[M].卷 111（雍正九年十月）. [10]清世宗实录[M].卷 145（雍正十二年七月）. [11]清世宗实录[M].卷 128（雍正十一年二月）. [12]清世宗实录[M].卷 78（雍正七年二月）. [13]清世宗实录[M].卷 80（雍正七年四月）. [14]清世宗实录[M].卷 103（雍正九年二月）. [15（]清）昆岗、徐桐等编修.光绪大清会典[M]·理藩院.卷 974.理藩院一二·喇嘛封号一·西藏及蒙古各部落游牧喇嘛. [16]清世宗实录[M].卷 63（雍正五年十一月）. [17]清世宗实录[M].卷 109（雍正九年八月）. [18]清世宗实录[M].卷 118（雍正十年五月）. [19]清世宗实录[M].卷 110（雍正九看九月） [20]清世宗实录[M].卷 56（雍正五年四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