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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论坛》2015 年第5期，第93—98页。 作者简介：高铁泰，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北少数民族史。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民族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近代尤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和硕特部的研究在罗卜藏丹津事件、蒙旗及青海蒙古社会的衰落、民族关系、社会生活和文化等方面取得颇丰研究成果。该文回顾前人的研究，希图方便读者，进益研究。 关键词：青海；和硕特蒙古；研究述评 国内外对青海和硕特蒙古族的研究，始于晚清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发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现就搜集到的资料，对青海和硕特蒙古族史研究述评如下。 一、晚清民国时期相关研究 早在清末，帝国主义先后二十多次派遣人员前来青海。不少人撰写了较高科学价值的报告和论著。涉及到青海和硕特部的主要有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柯兹洛夫的《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和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荒原的召唤》等。这些游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海和硕特部的社会生活及民族的关系，是研究青海和硕特部的宝贵资料。 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到青海任职的官员和游历者。周希武的《宁海纪行》记载了青海蒙藏各部族属、分布、人口等，是研究青海蒙藏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马鹤天的《西北考察记·青海篇》和《甘青藏边区考察记》考察了青海的民族、宗教、社会风俗等。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顾执中和陆诒的《到青海去》、高良佐的《西北随轺记》、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林鹏侠的《西北行》、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杨希荛的《青海风土记》、李孤帆的《西行杂记》、李烛尘的《西北历程》与顾颉刚的《西北考察日记》等均以时间为线索，或多或少介绍了和硕特部的服饰、居住、饮食、宗教、风俗等。 当时的地方志也介绍了青海的和硕特部，如慕寿祺的《甘宁青史略》、周振鹤的《青海》等。限于篇幅，不一一介绍，这些著作为研究青海和硕特部的历史、宗教、文化、社会生活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民国时期出版的报纸和期刊，刊载诸多研究青海和硕特部的文章。主要有阿侬的《青海蒙番史略》、丘向鲁的《青海各民族移入的溯源及其分布之现状》、马鹤天的《青海蒙藏民族之以往和现在》、荆玄生的《青海蒙古的过去和现在》、魏明章的《青海的蒙旗》等。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青海和硕特部的研究主要以史实描述为主，侧重研究和硕特部的史实与现状，研究内容涉及到封爵世系、蒙旗分布、户口今昔、生活习俗。 二、新中国成立至今相关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组织专门的调查组调查全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青海少数民族调查组在调查的基础上编写了《青海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海西州、河南县的自治概况》，保存了大量一手资料，为进一步研究和硕特部的社会奠定了基础。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不是很深入，并受时代局限。 改革开放以来，青海和硕特的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成果主要集中在和硕特部历史、社会、文化、宗教、民族关系、政治组织、重要人物和事件上。现就搜集到的资料，分类述之。 1. 综合性历史专著。芈一之的《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是一本关于青海蒙古的专著，探讨了青海蒙古族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民族关系。他在《青海蒙古史的几个问题》中论述了和硕特部浅析青海、罗卜藏丹津事件、蒙旗制度和宗教等问题。 80年代以后，出版了多部青海史著作，主要有芈一之的《青海地方史略》、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青海历史纪要》《青海省志·民族志》和《青海民族志·蒙古篇》、崔永红等主编的《青海通史》、王昱等编写的《青海简史》、青海民族学院和穆赤·云登嘉措分别编写的《青海少数民族》等。这些著作研究了和硕特部历史、政治组织、民族关系、罗卜藏丹津事件、宗教和经济文化生活。 2. 青海和硕特蒙古史研究。（1）和硕特蒙古史的研究。以佐藤长的《青海卫拉特诸部落的起源》为代表，佐氏利用藏、汉、蒙等史料，考察了青海和硕特部事迹、游牧地、世系，并入旗制的过程。乌云毕力格的《和硕特的起源与名称》《论和硕特汗廷在青海的统治体制》和《和硕特部西北游牧地考》考证了和硕特名称的含义、起源、部落成员组成等问题。纳·巴生等编著的《和硕特蒙古》回顾了和硕特历史、文化。李见颂的《青海和硕特蒙古族概说》研究了解放前和硕特部的社会状况。冯锡时的《明末清初的和硕特蒙古》论述了罗卜藏丹津事件前和硕特部在青、藏的活动。安应民的《浅析和硕特蒙古进据青藏地区的原因》认为和硕特移牧青海与准噶尔、东蒙古等游牧封建主的威胁、畜牧数量的增长和藏传佛教的传播有一定关系。M．乌兰的《和硕特蒙古贵族姓氏“噶拉噶斯”考》利用了汉、藏、忒特文及民间口述资料，探讨了和硕特部姓氏“噶拉噶斯”产生的背景。相关研究还有益西旺秋、梁良和陈庆英等人的文章，限于篇幅，不一一介绍。 （2）罗卜藏丹津事件研究。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历史的转折点，此后清政府加强青海地区的统治，为进一步统治西藏创造机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事件的原因、过程、性质、清政府的善后等问题。 伯戴克的《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和佐藤长的《关于罗卜藏丹津之乱》利用史料和地图详细论述该事件。加藤直人的《清朝的民族统治与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和《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朝》利用《年羹尧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梳理了事件的过程、清廷的行动和政策，认为准噶尔部和清廷出兵西藏，造成和硕特部内部矛盾，为维护内部统一，罗卜藏丹津发动军事行动。石滨裕美子在《罗卜藏丹津“叛乱”再考》和汤代佳的《试析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原因》，认为清朝以罗卜藏丹津事件为契机，达到了全面控制青海的目的。李凤珍的《试论罗卜藏丹津叛乱与西藏》根据藏、汉史料研究了罗卜藏丹津叛乱的背景、原因、经过和清军措施，认为罗卜藏丹津叛乱是和硕特部分裂的必然结果[1]。 芈一之的《试论罗卜藏丹津事件》、马连龙的《论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前因后果》和赵增胂的《从罗卜藏丹津事件看历史事件定性的依据》认为罗卜藏丹津叛乱是其谋求青藏高原霸主的结果，虽得到某些王公和宗教上层分子的支持，同时也遭到诸多蒙古贵族的反对，从国家统一的角度看，这是一场叛乱。 张永江的《罗卜藏丹津与达赖喇嘛》梳理了达赖喇嘛与罗卜藏丹津家族的关系，认为达赖喇嘛对罗卜藏丹津抱有同情的态度。清政府对青海的善后以马汝珩、马大正的《论罗卜藏丹津的叛乱与清政府的善后措施》为代表。 （3）青海蒙旗及青海蒙古衰落研究。清军平叛罗卜藏丹津后，在青海蒙古中实行蒙旗制。房建昌的《清雍正王朝以来海西九蒙旗治所今址及历史地理诸问题》利用汉藏史料、游记考证了海西九个旗的沿革、治所今址和经纬度。朱普选的《青海蒙古族盟旗制度研究》，研究了青海蒙旗的空间分布、制度、组织结构与运行，认为以放牧为主的生态环境与以地域为本的蒙旗制不适应是青海蒙古衰落的原因[2]。艾丽曼《青海河南蒙古盟旗制度论略》研究了河南四旗的世袭、编制和牧地范围，分析了蒙旗制度的影响。陈秀实的《青海的蒙古旗考述》考证了青海二十九旗的沿革、世系、分布。 才让的《青海蒙古世系》《青海厄鲁特蒙古各部传承和扎萨克世袭》和巴·乌云的《青海蒙古部落袭位表》研究了青海二十九旗的世系。 曲又新的《蒙古和硕特部青海黄河南前首旗亲王世系述略》和丹曲的《藏族史料中的青海和硕特蒙古——黄河南前首旗亲王史略》研究了河南蒙旗的历史、世系、亲王府组织和辖地、历代亲王事迹和蒙藏关系等。 韩官却加的《青海蒙古族部落的变迁与衰落》和白雪梅的《河南蒙旗的形成及其衰落原因》认为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蒙古衰落的主因。徐蕴的《试析旗制对青海蒙古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认为蒙旗制是青海蒙古衰落的主因。杜长顺的《简论 1654 年至 1723 年的青海和硕特蒙古》《清代青海蒙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和《清代青海的盟旗制度与蒙古族社会的衰败》认为青海蒙古族的衰落与蒙旗制度、战乱、固始汗的去世、内部纷争有一定关系。哈斯朝鲁的《论和硕特部在统治青海时期的主要过失》认为和硕特衰落的原因是脱离于卫拉特联盟。南文渊的《18-20 世纪初青海蒙古社会的变迁与衰落》认为青海蒙古衰落原因是集权政府的专制，农业开垦对草原的蚕食和商业欺诈集团的盘削。 清中后期，清政府派那彦成整理青海蒙番事务。对该事件的论述有杜长顺的《清道光初年那彦成对青海蒙藏事务的整理》、赵珍的《那彦成整饬青海述略》和陈柏萍的《简述陕甘总督那彦成治理青海》。 （4）固始汗的研究。若松宽的《俄文史料中所见之固始汗事迹》利用17世纪俄国文书，研究了固始汗迁居青海前的活动。李延恺的《统一青藏高原的固始汗》和蔡志纯的《固始汗生卒年小考》认为固始汗生于 1582 年，卒于 1654 年[3]。马汝珩、马大正的《固始汗生平述略》认为固始汗生于 1581 年，卒于 1655 年[4]。郭云川《固始汗获“持教法王”称号年代考述》认为固始汗于 1638 年获得了“持教法王”的称号[5]。 劲夫在《固始汗及其子孙在西藏》中，认为固始汗“南下西进”的客观原因是格鲁派的求援，主观原因是谋求本部的生存和发展。马林的《固始汗时期五世达赖喇嘛权力的集中与扩张》和《论五世达赖喇嘛与固始汗的联合统治》，论述了固始汗与五世达赖喇嘛的关系。张发贤的《论固始汗进军西藏之谋略》和齐·布仁巴雅尔的《固始汗与和硕特部》研究了固始汗入据青藏的策略及其后裔在青藏的统治。 3. 民族关系。（1）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魏英邦在《十七-十八世纪时蒙古族部落变革史略》梳理了罗卜藏丹津事件前，清政府与和硕特蒙古的关系。马楚坚的《清帝治青政策的转折与突破》，探讨了固始汗及其以后与清廷的关系，认为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清廷治青政策发生了转折。戴燕的《清朝统治青海蒙藏民族的政策及其演变》分析了清廷对青海蒙藏两族的施政措施和蒙藏的关系，认为清廷在前期实行抑蒙扶藏，后期实行抑藏扶蒙政策。牛海桢、李晓英的《简论清朝初年对青海蒙古的政策》将清廷对青海蒙古政策分为以蒙治藏，武力平叛和直接统治三阶段。刘锦的《边境纠纷与清朝借助达赖喇嘛处理青海蒙古事务的开端》研究了清政府利用五世达赖喇嘛的地位和权威，处理墨尔根台吉与清政府的边境纠纷。 汤代佳、鄂崇荣、李建宁、韩官却加、郭福亮等人的相关文章也不同程度的探讨了该问题。 （2）与藏族的关系。蒙藏关系史的研究以王辅仁、陈庆英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和樊保良的《蒙藏关系史》为代表。这两本著作阐述了元明清时期蒙藏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往，系统论述了蒙藏关系。陈光国、王浩勋的《明清时期青海蒙藏关系和中央王朝对蒙藏的政策》梳理了明清两代青海蒙古族与藏族的关系，研究了清政府处理蒙藏的矛盾和两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郭小虎、郎维伟的《蒙藏关系下的文化变迁和民族认同——以青海省河南蒙古族为例》利用档案资料全面阐述了蒙藏分治，分析了青海地区蒙藏关系的变迁。朱普选的《青海蒙藏部落地域变迁》分析了蒙藏两族地域分布的变迁。 4. 青海蒙古宗教、社会和文化研究。青海藏传佛教的研究以蒲文成的著作和论文为代表。他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和《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概述》利用藏汉文献、档案及实地考察，介绍了甘青近八百座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分布、种类、名称、位置、沿革、派属、规模；《青海的蒙古族寺院》则梳理了青海以蒙古族为僧源的格鲁派寺院，总结这些寺院与其他寺院的关系。 鄂崇荣的《元明清及民国时期青海宗教政策之启示》总结了元明清及民国政府对青海的宗教政策及作用。先巴的《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青甘宁地区的兴衰》、戴燕、杜长顺的《和硕特蒙古与明末清初甘宁地区格鲁派寺院势力的扩张》和南文渊的《20世纪前期青海湖地区蒙古族的宗教信仰》总结了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及藏传佛教在该区的传播。 相关研究还有芈一之的《喇嘛教与蒙古族的关系》《达赖、班禅与蒙古汗王的关系》、蔡家艺的《西藏黄教在厄鲁特蒙古的传播和发展》、韩官却加的《格鲁派在青海蒙古民族中早期传播及其作用》、任玉贵的《联袂黄教的青海蒙古汗王》。 额谷岚的《青海蒙古族信仰文化述略》和韩官却加的《青海蒙古族的原始崇拜及生态价值观》研究了青海蒙古族民间信仰。 固始汗进入青海后，建立会盟祭海制。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廷为了加强对和硕特的管理，继续沿用这一传统。石葵的《祭祀西海神考析》阐述了雍正初到民国祭祀青海湖的概况。艾丽曼的《青海蒙古会盟祭海制度述略》论述了会盟祭海的历史、作用和兴衰。韩官却加的《简述青海之祭海与会盟》讨论了祭海会盟的沿革、地点、程序。杜党军、王希隆的《关于清代祭祀青海神制度的两个问题》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资料研究了雍正四年（1726）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祭祀青海神的日期和参与官员的情况。储竞争的《传承与变迁：青海湖祭海会盟及其政治功能述论》讨论了祭海会盟的宗教和政治功能。 李见颂、王世志的《试论解放前的青海和硕特蒙古族社会形态》和博·恭博策仁的《青海蒙古社会性质浅析》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生产方式等方面研究了解放前青海蒙古族的社会形态。相关研究还有芈一之的《解放前青海牧区藏族蒙古族社会性质》，王树中的《青海蒙古社会性质浅析》等。 古·才仁巴力的《青海蒙古族部落的溯源与演变特征》在追溯青海蒙古族的基础上，研究了青海蒙古的氏族血缘集团形成的特点、氏族姓氏组合规则、民俗传统。南文渊的《青海蒙古族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论述了青海湖地区蒙古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变迁。 近年来学者利用人类学研究方法研究青海蒙古族的文化变迁。主要有艾丽曼的《青海河南蒙旗文化变迁研究》、林冠群的《生存的策略——青海河南蒙古族“藏化”现象的探讨》和萨日娜的《自我与他者：河南蒙古族文化建构视野下的民族认同差异》。 三、结论 综合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近代尤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注研究青海和硕特蒙古，论著颇丰，研究范围广，视角多，且立意新颖，并开始借助人类学方法，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青海和硕特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研究工作和内容缺乏系统性。虽然涉及了青海和硕特部的各个方面，个别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但整体上比较分散。研究成果基本还是沿着历史脉络概述性描述，失之过简。 第二，某些领域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深入。目前学术界对青海和硕特部的研究，多集中在其移居青海的历史和与中央政府关系上。其他方面诸如青海和硕特部的社会、文化等问题的研究，虽有涉及，但没有详细的研究。 第三，文献利用上的不足。学者多利用正史研究青海和硕特部，而忽视游记。尽管游记中有很多猎奇的眼光和记载，但其中包括大量关于青海和硕特蒙古社会、风俗等方面真实的记载。总之，青海和硕特蒙古历史研究仍有大的研究空间和学术前景。 注释： [1]李凤珍：《试论罗卜藏丹津叛乱与西藏》, 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2]朱普选：《青海蒙古族盟旗制度研究》，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李延恺：《统一青藏高原的固始汗》，载《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蔡志纯《：固始汗生卒年小考》，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 [4]马汝珩、马大正：《固始汗生平述略》，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 [5]郭云川：《固始汗获“持教法王”称号年代考述》，载《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