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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考 ——关于长白山地区历史上的归属问题研究 刘厚生 关于长白山的界定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狭义的，一种为广义的。 狭义的是指长白山的主脉——长白山脉。这就是北界位于北纬42°5′；南界位于北纬41°15′；西界位于东经127°15′；东界位于东经129°00′。其范围大致北至我国吉林省安图县的松江镇，西至抚松县，东至朝鲜境内的西头水（江流名），南达盖马高原的甲山、白岩一带。南北长约310公里，东西宽约200公里，总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 广义的长白山是指以长白山山脉为中心的外延地区，即西起辽河与千山山脉相连；南濒黄海、盖马高原，鸭绿、图们两江从其腹地穿过；北达松嫩平原，松花、嫩江合流并进；东至牡丹江流域和日本海，完达山为其余脉。总面积超过40万平方公里。 在几千年前的我国历史典籍中，就已经对长白山有过记载。长白山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志书《山海经》中称作“不咸山”。据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之国”[1]。足见，西汉以前，不咸山就遐迩闻名，并与我国东北的古民族肃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汉魏时期，长白山又称盖马大山。《后汉书·东夷传》东沃沮条下曰：“东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盖马山为西汉盖马县境之山，与今日长白山的地域相合。南北朝时期，长白山又称“徒太山”、“从太山”、“太皇山”；隋唐时代称“太白山”。辽金时，长白山之名称开始被普遍使用，《金史》载：“黑水靺鞨居古肃慎之地，有山曰白山，盖长白山。”同样的记载亦见诸于其他史籍之中。长白山之名称从此延续至今。 长白山的命名，已有970余年的历史了。长白山称谓的变化和来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对长白山的认识，以及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它的领属关系。 站在海拔五千多公尺的长白山巅，俯视苍茫的林海、莽莽的大地和蜿蜒曲折的松花江，浩浩荡荡，滚滚向北流去，对这块神奇的大地和它的历史怀有无限的向往。 一、长白山地区是哺育我国古人类的摇篮之一 自七八十万年前的大姑冰川后期始，包括长白山的整个东北地区的气候逐渐转向温暖湿润，雨水充沛，水草丰茂，林木葱郁，野猪、虎、豹、狼、熊等等各种野兽，出没于山林之间；草原上奔跑着野牛、山羊和麋鹿獐狍，江河湖泊中各种鱼类在自由嬉戏，这种自然条件十分适合原始人类的生活，他们逐水草、捕猎野兽，不断扩大着自己的生活领地，在东北大地上繁衍生息。 据考古发现，原始人类的足迹遍布东北大地，而长白山地区是我国古人类生长和发展的摇篮。 迄今为止，我国东北所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是生活在坐落于长白山地区东部的辽宁省本溪市汤河河畔的山城子庙后山，这是与“中国猿人”同时代的古人类。 1978年至1980年，在庙后山的南麓两处天然洞穴中，发现了大批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和人工打制的石器、骨器以及一些烧灰和烧骨等。同时发现了一颗残缺一角的古人类牙齿化石，结合同层位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分析，确定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中期，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应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晚期猿人（直立人），命名为“庙后山人”。 继“庙后山人”之后，在东北的南部地区，还陆续发现了另外的古人类遗址。 1984年，在辽宁省营口市西南八公里的金牛山洞穴中，发现了大批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这些人类化石属于一个成年男性的个体，其头盖骨与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很相似，经测试其年代距今28万年左右，命名为“金牛山人”。 1973年至1976年，在位于辽宁省喀左县大凌河右岸的洞穴中，出土了一颗相当完整的小孩第二下前臼齿，依据同层位出土的动物化石种属推断，距今约15万年左右，命名为“鸽子洞人”。 以上三处古人类遗址属于旧石器早、中期的文化遗存，目前还没有新的发现，而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在长白山地区可谓是星罗棋布了。 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境内的长白山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也非常丰富。 “榆树人”。1951年至1957年，在吉林省榆树县周家油坊附近的松花江和拉林河之间的黄土台地上，发现了古人类头骨、胫骨化石和许多动物化石及石器、骨器，距今约7至4万年。 “安图人”。1974年，在古林省安图县明月沟石门山村附近的布尔哈通河畔，发现了一批动物化石，同时出土了一枚古人类牙齿，其年代距今3至2万年左右。 “哈尔滨人”。1982年，在哈尔滨市西郊25公里处的闫家岗砖厂，发现了丰富的动物化石和9件打制石器，同时出土了一块人类头骨化石残片。经测试距今2万年左右。 从出土的文物表明，“庙后山人”生活的能力还很低下，他们使用的石器多为石片，以刮削器和砍砸器为主，他们以天然洞穴为家，集体猎取野兽，用火烧烤而食。他们已经有了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即血缘家族。在各个血缘家族内，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只有同辈男女之间才允许发生婚姻关系。这些古人类已经完全摆脱了“原始群”的形态，进入了氏族社会。 “金牛山人”、“鸽子洞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他们制作的石器要比“庙后山人”有较大的进步。他们还学会了人工取火，增强了他们与自然斗争的能力。在社会结构上，他们已经由血缘家族公社发展到原始公社母系氏族萌芽时期，在婚姻上由族外婚取代族内同辈间的群婚制。 “榆树人”、“安图人”、“哈尔滨人”等，均属于晚期智人阶段，他们的体质与智能已经接近现代人了。他们使用的劳动工具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生活领域进一步扩大了。这个时期母系氏族社会得到了确立和发展，由几个女儿氏族组成胞族，由几个氏族和胞族组成部落，部落内部各氏族彼此通婚，实行部落内婚制和氏族外婚制相结合的婚姻制度。 大约在1万年左右，东北古人类进入到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古人类从旧石器晚期的智人阶段进入到新石器初期的新人时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了。在东北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的不同，新石器时代原始居民的分布和发展水平是有差异的。东南部和沿海地区发展快一点，另外就是属于长白山地区的辽河流域是一个氏族社会发达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类型，是新乐下层文化和红山文化。 松花江和嫩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吉林、长春地区的文化遗存是突出的代表。这里的文化遗存与新乐下层文化、红山文化有相似之处，然而其经济生活是原始农业与渔猎相结合。 长白山地区东部的牡丹江流域，以位于宁安县镜泊湖东岸的莺歌岭下层文化为典型。这个地区的文化年代较晚，他们从事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兼事渔猎。 不同的原始文化和生活万式，反映不同时期和不同族群的分布状况，这就为以后东北历史上几大族系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夏商时期长白山诸部族的发展 据考古发现证明，大约在六七千年左右东北的古人类进入母系氏族的繁荣时期。 大约在4000年左右，东北地区的古人类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公元前21世纪，东北地区与中原内地同步跨入了青铜时代。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是这一时期最强大的部族，在夏商周的外围还有许多族体，春秋战国时，人们把他们统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由于杂居、通婚以及文化的交融，夏商周与戎、狄、蛮、夷的许多部落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 东夷是先秦时期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环渤海弯而居住的一个种族群体。到了战国时期，燕占领了辽西以及辽东的地区，并灭了东夷诸部。东夷诸部以后逐渐融入燕人和秦人之中。与东夷毗邻的东北西部地区，包括长白山地区当时居住着许多部族，以后逐渐形成了三大族系。这就是东胡族系、濊貊族系、肃慎族系。东胡族系分布于长白山地区的辽河流域；濊貊族系分布于长白山地区的松花江嫩江流域；肃慎族系分布于长白山地区的牡丹江流域。 早在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一些势力强大的部族，已经把东北地区作为他的活动范围了。传说中的唐尧时代，曾派羲仲作为管理东方各部族的首领，东北已和中原地区建立了某些经济和文化的联系。 传说大禹把全国分成“九州”，其中“九州”的“冀州”，包括了今辽宁省西部地区，“青州”，包括了今辽宁南部地区。后来又有12州之说，无论是“九州”还是“十二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了今天东北地区的一部分。这种划分说明当时已经把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广大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就为以后商周时期正式划分行政区域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1世纪，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王朝。夏代把居住在东方的各个氏族统称为“夷”，夷有九种，其中有一部分生活在东北地区。夏朝向他们发号施令，相传夷人不堪忍受他们的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说明夏王朝已经开始统治这个地区，但还没有建立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 把东北地区正式纳人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是从商朝开始的。 商朝是殷人建立的，殷人是东夷的一支，据考古发现，殷人起源于辽河流域。殷人不断向南扩张势力，不断向南迁移，同时进一步接受夏文化的影响，至商汤时，殷人进入夏的故地并取而代之，建立了商王朝。 商王朝建立，标志着殷人与夏族的融合，他们成为华夏族的主体。当时，在东北的西南部，还遗留许多殷人的近亲部落，商王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封国。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有孤竹、令支、箕等。同时，加强对东北东部地区一些部落的联系，据历史记载：“成汤卒受天命，……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2]。肃慎、北发均生活于今天的长白山地区。 北发又称发、发人。在甲骨文、金文中，“发”字是一的象形文字，表现一个人在持投枪和拉弓箭的形态。由此可知，发人是一个狩猎的部族。发人生活在长白山地区北部的嫩江流域，后来有一部分族类迁徙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一代。 据考古资料证实，肃慎是东北古代著名的族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活动在白山黑水之间，是当地的土著部落。肃慎与中原舜部落联盟的来往十分密切，从而有利于促进中原文化在东北的传播，史书记载虞舜之时“纳肃慎，为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3]。 三、长白山自周秦以来，就在我国中原王朝行政建制管辖之内 商朝灭亡以后，周朝的疆域迅速扩大。长白山地区东部的肃慎族，包括在周代的“吾北土也”之内。周边各族定期向周王朝纳贡，与周王朝建立了正式的臣属关系。承认周天子为最高统治者。当时肃慎族向周王朝贡的方物是当时著名的“楛矢石砮”，周朝统治者在这些箭杆的上面，刻上“肃慎氏之贡矢”的字样。春秋时代，很多人都把这件事忘掉了，然而孔子还记着这个历史的典故。有一次孔子周游列国到了陈国，听说一支鹰飞到陈侯的庭院上面，遂坠地而亡，鹰的身体上穿着一支楛木做的箭，有一尺八寸长。 陈侯派人去请教孔子，孔子看了看这支鹰和箭回答道：“这只鹰来自遥远的地方，这箭是肃慎氏的箭啊。过去周天子为了使后人知道这箭的来历，便在箭杆上刻有‘肃慎氏之贡矢’的字样，按规定分给异姓的诸侯—陈国。可派人到档案库房去查一查，一定能够找到。”陈侯忙派人到旧档案库，在金柜里找到了一只箭上面刻着“肃慎氏之贡矢”，同那鹰带着的箭一模一样。这件事情一是说明肃慎族贡楛矢石砮确有其事，另外也说明临近山东的居民春秋时候还有人在使用楛矢石砮，肃慎人的文化，在山东还有影响。肃慎居住的长白山地区，在周的初期确实已经成为周王朝统辖之内的一部分了。 在周代，东北地区还没有形成正式的行政建制，但对一些部族采取分封、纳贡等间接的管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表明对这个地区实行有效的管辖了。这种最早出现的建制，在先秦时期成为分封制，这为以后在这个地区实行的蕃属制、羁縻制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其性质是相同的。 商朝的时候，就出现了许多封国，有历史可查的如令支、孤竹、燕、箕等等，有些封国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了东北的西南部。在商王朝灭亡以后，这些封国仍然继续活动在这些地方。 周武王时，封召公于燕、封箕子于朝鲜，这是两个与东北有密切关系的封国。 燕国自周初到战国末，历经九百余年，在东北地区的西南部和南部先后建立了长期的开拓和经营，使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扩大了华夏文化的传播。 商朝末年，箕族的首领箕子，他反对殷纣王的暴政，周武王灭商后，封箕子为朝鲜国王，这时才有朝鲜国号，实际上是一个封国，名曰朝鲜侯国。朝鲜侯国的势力范围，最初在长白山、鸭绿江以南的地区及朝鲜半岛的北部。朝鲜侯国的民族组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箕子带来的殷人的一支；另一方面是当地的良夷，两个部族融合而成，建立了箕氏朝鲜。 箕氏朝鲜作为封国，隶属于西周王朝。箕氏朝鲜传四十余世，曾经势力很强大，越过满潘汗（今大定江下游）欲向西发展。到战国时候，箕氏朝鲜开始衰落，至汉初为燕人卫满的卫氏朝鲜所灭，取而代之。 东北地区的行政建制，始于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所采取的分封制，以及命该地区的部落纳贡的间接管理。文献记载殷汤封孤竹、周武封箕子于朝鲜，这些记载都表明了中央王朝对东北地区的行政管理，这些封国应该是东北最早的行政建置。 然而这种分封制，中央对他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象征性的。作为完备的行政建制真正代表中央对地方实行管辖权力的机构，从文献上可知，在我国应是郡县制。 我国历史上的郡县制，应始于春秋晚期，正式确定于战国时代。东北地区的郡县制，要晚于中原地区。 春秋时代，郡多设于边地，县多设于内地。东北地区郡县的设置，是从战国燕开始的。据《史记·匈奴传》记载：“……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4]这段记载很清楚地表明，燕国设郡完全出于军事目的。为了抗御东胡，加强对地方的行政管理，有利于燕国的集中统治。 燕国设五郡，其中辽东郡的管辖范围，西起辽河流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这正是长白山地区。郡治首府在襄平（今辽阳市旧城区），下辖十八个县。郡的长官是郡守，为军事长官，一般由武官充任。 燕国所设辽东郡的东界，至“满潘汗”，其地在沛水即今鸭绿江以东的大定江流域。这表明辽东郡的管辖范围已经到达了鸭绿江以东的地区。当然，燕国只能说是东北地区郡县制的初创时期。秦国继承燕国的地方行政建制即郡县两级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把战国初创的郡县两级制定型化了。 秦统一全国以后，把郡县制度推广到全国，全国先后共设四十六个郡。东北地区仍保留燕国的行政建置，保留了右北平、辽西郡和辽东郡，仍达到朝鲜半岛北部，据历史记载：“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沛水即浿水（今朝鲜半岛之清川江）。由此可知朝鲜半岛北部，也就是长白山地区，隶属于秦国是不成问题的。 秦时郡之下确已置县，辽西、辽东两郡拥有县二十九个。郡设郡守，以治民；郡尉领兵；郡监即御史负责监督官吏和百姓。县之长为县令；县下有乡，乡有三老；乡下有亭，亭有亭长，这是一套既完备又严密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对巩固中央政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秦朝推行全国统一的法令、文字、度量衡、车轨、历法等等，这些法令和措施同样在东北地区加以实行。据历史记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及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5] 燕秦时期东北的南部是发达地区，这里居住的是燕人。东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比较落后，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大体上西部草原地区为东胡人的居地，松嫩平原以及松花江南至辽河上游为秽人居住的地区，鸭绿江上游地区为貊人居住的地区，东北部白山黑水之间，居住的是肃慎人。笼统地讲，这些民族居处在今天的长白山地区。这些民族中，秽人比较先进，其中有一部分已经会用铁器从事农耕生产。其他民族比较落后，多数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阶段，他们从事渔猎生产，使用的是石器工具。 汉朝建立以后，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统治，在秦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加强。首先是郡县制得到了巩固发展，西汉王朝在东北地区先后设置了辽东、辽西、右北平、沧海、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八郡，借以管理东北地区的广大的少数民族和一部分汉人。 西汉时期东北的少数民族很多，有的逐渐形成了民族共同体，有的还处在部族阶段或部落阶段，发展不平衡。其中在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民族共同体，如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等等，还有一些尚未形成民族的分散的部族，如秽貊、真番以及肃慎的各个部族。 西汉时期继承秦朝的辽东郡。汉武帝消除了盘踞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割据势力卫氏朝鲜，统一其旧域后，于公元前108年在那里实行地方行政区域改革，把诸侯国制改为已在全国普遍推行的郡县制，设置了乐浪（在今朝鲜平安南道）、玄菟（在今朝鲜咸镜道）、真番（在朝鲜黄海道、京畿道各一部）、临屯（在今朝鲜江原道），史称“汉四郡”，其下各辖若干县。“汉四郡”存在的时间不长，公元前82年，西汉中央政府将真番、临屯二郡撤销，将玄菟郡西迁至辽东地方，并将此三郡之属县合并于乐浪郡。于是在从前箕氏朝鲜和燕两个诸侯国管辖过的辽东地方，从燕、秦和初所置的辽东郡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玄菟郡（郡治在今辽宁省新宾北汉城），在其下新设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三县。东汉安帝年间，由于高句丽的日益强大和对外扩张，玄菟郡原有所辖地域渐被蚕食，玄菟郡被迫二次内迁，迁于辽东郡的东北，郡治仍名高句丽（今辽宁省铁岭南唐王营古城），并将原属辽东郡之高显（今辽宁省抚顺境内）、侯城（今沈阳境内）、辽阳（今辽中境内）三县转隶于玄菟郡。长白山地区此时主要辖于玄菟郡，同时也包括乐浪郡的东部。 自西汉末年起，高句丽族及其王国政权兴起于辽东地方玄菟郡。公元前37年（西汉元帝建昭二年），高句丽在汉玄菟郡管辖范围内的高句丽县建立了政权，当时的郡城在纥升骨（今桓仁县一带），史书称为高句丽国。实质上是在汉玄菟郡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在以后的三百多年间，高句丽王国的疆域向西扩展到了辽河，向北推进到的松花江流域，向南伸展到朝鲜半岛汉江以北，将原来汉代所设辽东郡、玄菟、乐浪等郡辖区和带方郡的北部纳入版图。由于高句丽不断向外扩张，造成与中央王朝的矛盾越来越深，从东汉到曹魏时期，高句丽不断进攻玄菟郡和辽东郡，汉、魏则出动玄菟郡、辽东郡乃至幽州的兵力予以打击，其结果高句丽王遣使朝贡，“求属玄菟”，始终为隶属于中央王朝的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 由于高句丽势力的日益强大，待到南北朝末期便从以前在中原王朝地方政权县辖和郡辖下的王国发展为与中原割据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地方割据王朝。甚至在泉盖苏文掌权时期实际上已经成为割据辽海地区的分立王朝。隋朝统一中国以及唐朝，当然不能容忍高句丽将渤海地区从中原王朝管辖下分离出去，必定要坚定地经略本属中原王朝管辖的辽海地区，因而从隋文帝、隋炀帝到唐太宗、唐高宗多次进行征讨高句丽的统一战争，终于消灭了高句丽分立政权，将辽海地区收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公元581年，北周权臣杨坚建立隋朝，589年实现了南北统一大业。隋朝建国后，东北地区各民族纷纷归附隋朝，以平原王为首的高句丽族，首先遣使入隋朝贡，接受隋文帝对他的册封，同中原政权保持隶属关系。 隋文帝先封高句丽王高元为“辽东郡公”，后来由于高元请求加封，才封他为“辽东郡王”。高句丽王表面服从隋朝，但暗地“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企图阻挠隋朝对东北的直接管辖。并不断出兵辽西，肆意对抗，不服隋朝的约束，于是矛盾公开化了。隋朝大臣裴矩说：“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世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列乎？”[6]这就是说，高句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统一之大业也包括他在内。裴钜主张收复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地区。隋炀帝采取了他的建议，继隋文帝之后，对高句丽又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 十分清楚，终隋之世，高句丽基本上是隋代建制的一个部分，属于自治性最大的藩国之制。开皇十八年（598年）因高句丽王元侵辽西，一度发生战争，当年即止。隋炀帝与高句丽发生了连续的战争，但加起来战争的时间也仅5年，在隋代三十八年中，还是暂短的一个时期。隋代高句丽王国的管辖范围，基本上是属于长白山地区的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其都城仍在朝鲜的大同江流域。隋朝统一东北的计划，因遭到高句丽的反抗未能如愿，只能留给后世去完成了。 唐朝取代隋朝以后，太宗李世民决心收复辽东之地。他说：“辽东故中国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强盛，谋臣寻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由是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开始亲征辽东，收复了辽河以西的郡县。 唐太宗去世以后，由唐高宗完成了未竟之业。总章元年（668年）终于消灭了高句丽政权，收复了辽东之地。高句丽政权被讨平以后，分其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 起初，安东都护府所辖地域为高句丽旧疆之全境，其北起第二松花江，南达朝鲜半岛的汉江流域，东临大海，西接辽河，方圆数千里。可见，安东都护府所辖的地域大部分属长白山地区。 唐太宗当政期间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他力求改革“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政策，对少数民族不过分歧视。唐朝统治者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延用西汉以来的羁縻政策，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即民族自治政府。唐政府先后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19个都督府，在边远民族聚居地区设置了6个大都护府，总揽民族地区羁縻府州有关军政事务，以保卫边疆安定。安东都护府的性质应属于“羁縻府州”。 安东都护府与其他五个大都护府有所不同，唐朝政府更是关心这一地区的统治。本来羁縻府州实行的是“以夷治夷”的政策，主要任少数民族的首领为都督、刺史，管理该地区的事务。然而在安东都护府内，任命都督、刺史时，除了任用少数民族头人有功者之外，还任华人参治，即采用华夷兼治的办法。这可能是由于高句丽刚刚被灭掉，这个地区还很不安定，另外辽东地区居住许多汉人，故唐朝要派汉族官员直接统治这个地区。据历史记载，总章元年（668年）“十二月，剖其地为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 高句丽灭亡以后，辽东地区又兴起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即渤海族，并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由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创建了渤海政权。渤海政权臣服于唐朝，是中央王朝统辖下的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唐朝政府在渤海地区设立忽汗州都督府，又称渤海都督府，以统领渤海政权自治的府州。渤海国历代国王的传袭，都要得到唐中央政府的确认颁诏册封。先后隶属于安东都护府、平卢节度使管辖，朝廷许多官吏曾充任押渤海经略使。唐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派郎将崔忻以鸿胪卿衔前往震国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返回时在旅顺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刻石为记，其文曰：“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唐朝灭亡以后，渤海国与后梁继续保持隶属关系，仍然履行忽汗州都督职责。渤海国于926年灭亡，历时214年，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一体的关系，忽汗州始终未脱离中原王朝，成为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渤海国的疆域，大部分在长白山地区。早期的渤海国，以旧国（今吉林省敦化市）为中心，“地方两千里”；到渤海全盛时，则以上京“（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为中心，”“地方五千里”。渤海国的存在，进一步证明了长白山地区是唐朝直接管辖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 辽朝是由契丹贵族联合其他民族统治者所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它继承了唐在东北的版图，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流域，广泛地设制官府，进行有效的管辖。 契丹族善于接受中原汉族上层分子的帮助，善于把中原的制度用于其统治下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的部族、部落中去。这对巩固中国东北疆域，加强东北各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以及对后来全国范围大统一的政治局面的出现都是有利的。 辽朝在东北的行政建制，比以前各朝都要完备，这不仅有利于巩固我国东北疆域，而且也为以后各朝的行政协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金、元以后各朝的设置，基本上是在辽代制度的基础上加以调整、扩大、发展起来的。 金朝是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在抗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金在灭辽之后，继续向南发展。金朝占有当时中国半壁江山，它一方面继承了唐宋以来中原的统治制度，并在辽代府州县建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充实和扩大，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均纳入路府管辖之下，另一方面还保留了女真本族固有的猛安谋克制度，并在各地普遍推行，从而成为金代地方行政制度一个显著的特点。 金朝对东北疆域的统治，主要是沿袭辽宋的州县制度，在辽代州县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和扩大，并且把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南北两岸也都纳入州县，乌苏里江以东沿海地区则继续设置恤品路，这些边陲地区均由上京路直辖，这体现了金代对边陲地区的重视。此外，金朝还将女真族固有的猛安谋克调往各地屯驻，说明金代的地方管理制度比辽代又发展的一步。 金代女真始终把长白山地区视作该民族的肇兴之地，如《大金国志》载：“女真世居长白山之东，南临高丽，北接室韦，西界渤海，东濒海。” 金代的疆界从贝加尔湖东部的巴尔古律河流域，经外兴安岭，直抵鄂霍次克海，这乃是金代东北疆城北界的走向。东北达库页岛，东滨大海（日本海）。金朝在这广大领土上设立各级官府，进行有效的管辖。 元朝中国版图远远超过了汉唐，东北疆域也是汉唐盛世之际所不及。唐朝所谓羁縻之州，在元代“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元朝对东北领土的统治更加巩固。 蒙古人起初称臣于金朝，1214年，成吉思汗统领大军入居庸关，而令他的大将木华黎所属部队向东进攻辽西，所向披靡，金朝守将纷纷投降。金朝大将蒲鲜万奴，于1215年十月，在东北自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1216年，在蒙古大军的攻击之下，蒲鲜万奴兵败，被迫东逃海上。此时辽西和辽东诸郡县均在蒙古军控制之下。 1218年，蒲鲜万奴由海岛回到曷懒路，并建都南京（今延吉市城子山），改国号为“东夏”。是年，蒲鲜万奴之子铁哥攻占金上京“今阿城县白城”。由于此时木华黎移师中原，所以万奴在此东半部的统治暂时得以安定，当时“东夏”在东部建制有南京“延吉城子山”、率宾“双城子”和开元“今依兰附近”三路。控制了东至日本海，北抵松花江，西接辽宁的大片领土。 1233年，窝阔台命皇子贵由率军进攻东夏“师至开元、恤品，东土悉平”。蒲鲜万奴被俘，东夏灭亡。蒙古进一步统一了松花江、乌苏里江、绥芬河和图们江流域即长白山地区。 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统治，元世祖初年，在东北设置了辽阳行省。辽阳行省东滨日本海，东北达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北越外兴安岭，西北接岭北行省。辽阳行省管路七、府一、属州十二，属县十，另有驿站一百二十处。省府设在辽阳路（今辽阳市）。其管辖的开元路，合兰府水达达路均在长白山地区。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的统治。明朝依然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继承了以前历代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遗留下来的旧疆域。 明朝废除的元朝的行省制度，在内地设置两京和十三布政使司，在边疆地区设置了许多都司，卫所属部。于东北地区，废除的元朝的辽阳行省，设置了辽东都司，奴尔干都司及其若干属部，并设置了总管东北地区的官员和机构。 长白山，明代属奴尔干都司管辖下的女真地区。它的东部由图们江口起至北海，其南部为今日本海，其东北部达库页岛。 奴尔干都司在永乐七年时，设立了一百三十四卫。到正统十二年（1447年），增加一百八十四卫、二十所万历年间（1573—1619年）增加到三百八十四个卫、二十四所。由此可以看出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极为重视。 明朝初年，已经着手在长白山下驻军和开发。 永乐十五年（1417年）正月十九日，明朝派内官张信（张童儿）率领军卒1500名，从辽东出发，三月二十九日到达所河江（今二道江）畔的罗延（今安图县城），在这里置木栅、造仓库，输入粮料。并有千户石脱里率军500，耕牛160只在罗延安下大营，从事屯田开发。同时，还“差委土官头目石脱里等四员管领旗军五百名前去弗朱江并分春河（今珲春河）上下山场采捕”。 永乐十五年四月，张信二又率军1000余名，从罗延出发来到南罗耳砍木材，建造长白山寺。南罗耳是今长白山北唯一的平原上的古城遗址即宝马城。力图用佛教思想柔化当地女真人，以便巩固其统治。 宣德六年（1431年），派遣“内官昌盛、尹凤、张童儿、张安定等，在朝鲜官员的陪同前往朝鲜咸吉道吉州、庆源、甲山等处采捕海东青、土豹等，并赴京进献”。 明朝十分重视恢复和建立东北水陆交通驿站，在元朝的基础上又扩大了驿站的交通范围，其中经过长白山地区的交通驿站有两条。一条是“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另一条是“纳丹府东北陆路”。前者是明初通往建州卫，和建州卫通往明朝的朝贡道。后者是明初通往毛怜卫的路线，是明初毛怜卫等卫的朝贡道。明代对长白山地区及其当地少数民族的统治，要比元朝更加严密和卓有成效。 清代满族统治者，把白山黑水视作发祥地，所以对长白山地区的管辖有其特殊的意义和手段。 早在清朝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人花费了33年的时间，统一了整个东北地区，并于1636年建立大清国，对整个东北实行了有效的管辖。并以此为基础，入主中原，统一了全国。 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迁都北京，以盛京为留都。为了有效地统治东北地区，采取了与关内不同的统治办法，先后设置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长白山地区主要受吉林将军的管辖。 顺治十年（1653年），清朝将宁古塔驻防官改为昂邦章京，与盛京昂邦章京同为镇守一方之最高官员。康熙元年（1662年），改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康熙十五年（1676年）移驻吉林乌拉城，到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改称镇守吉林等处地方将军。 康熙五十三年（1814年），在珲春河地方设珲春协领（隶属宁古塔副都统）管辖长白山地区，这是清朝在延边图们江流域设关的开始。珲春为满语，边地之义。珲春协领的辖境是：“南至海一百一十里，北至佛思恒山一百二十里宁古塔界，东至海二百八十里，西至图们江二十里朝鲜界。左环沧海，右带门江（图们江），外控高丽，内屏重镇，是珲春之形胜也”[7]。 在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前，无边患之忧，无边防之设，因此，军队很少，珲春协领之下，仅设三个佐领。 清初，长白山和图们江流域列为封禁区。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修筑柳条边开始封禁，其后又不断下令禁止汉人流入。封禁地区，主要是禁捕采东珠、人参、貂、狐、熊、鹿、虎、豹等特产，每年由乌拉总管和吉林将军派人采捕。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为了移民实边，封禁渐弛，今延边图们江流域，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终于废除禁山围场之旧制，设招垦局招民开荒。共封禁了200余年。 康熙认为“长白山乃祖宗发祥之地，今无确知之人”，因此，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派内大臣觉罗武默纳、一等侍卫耀色等四人奉旨调查长白山。武默纳亲往探查，所写的奏书，是长白山真实面貌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康熙二十三年，“复遣驻防协领勒辄等”，前往长白山进行调查。 康熙五十一年（1721年）五月，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清廷并咨告朝鲜国王派官照管，朝鲜派接伴使朴权、观察使李善溥接应。穆克登与朝鲜军官李义复、赵台相等登上长白山，“审视鸭绿、土门两江之源，俱发轫于分水岭。岭之西为鸭绿江之源，岭之东为土门江之源，故于岭上立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中朝边界的勘测活动。 1880年和1907年，清朝政府先后派遣吴大澄和吴禄贞到东北督办吉林边务，担当筹划边防建设和边界谈判的重任。他们为东北的边防建设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清宣统六年（1909年）九月四日，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该约第一条规定：“中日两国政府彼此声明，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至石乙水为界。”鸭绿江以源出长白山东南三奇峰南麓的暖江为上源，长白山成为中朝两国的界山，长白山主峰及其天池仍属中国所有。十一月九日，朝鲜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代表朝鲜政府宣布准允此约。 中华民国时期的东北，其行政建制沿袭清朝，我国境内长白山区各县，于民国3年（1914）6月隶属于吉林、奉天两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境内长白山区在建国初期一度分属吉林、辽宁省。1954年以后，长白山区全部隶属于吉林省。 中国的历朝历代从未间断过对长白山地区的管辖，行政设置十分完备，对那里的统治和管理是卓有成效的。 四、满族及其先世把长白山视作本民族的肇兴之地，称为圣山 据文字所载，满族的先世可上溯到周代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肃慎人，汉唐以降文献上相继称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他们对长白山的崇拜由来已久，据《魏书·勿吉传》中载：“勿吉国南有徒太山……有虎、豹、熊、狼不害人，人不得山上溲污，行径山者，以物盛去。”《北史·靺鞨传》中亦有相雷同的记述：“国南有从太山考，华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溲污，行径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罴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杀……”上述史料是满族先世把长白山披上神秘面纱崇为神山顶礼膜拜的最早文献记录，“俗甚敬畏之”表明了这种对大自然的崇拜已经渗透了原始宗教意识，从畏惧自然的威慑力到尊崇企盼自然神祇对民族的庇护与助佑，当是满族先世产生萨满教信仰之源起。 金代女真人出现过一次民族勃兴，最终建立起统治中国半壁河山的金王朝，随着女真人统治阶级社会地位的提高，长白山进一步被神化，女真人把金王朝的建立归功于长白山所赐之福祉，故认定长白山为“兴王之地”的圣山，“礼合尊崇，议封爵，建庙宇”。金大定十五年三月，奏定封册仪物、每年春秋二仲择日致祭。金明昌四年十月“复册为开天弘圣帝”。 迨至清代，满族承继了先世女真人视长白山为祖宗发祥地的观念，“感天佑而仰祖功”。清太宗皇太极把在女真人中广为传诵的关于三仙女沐浴长白山布儿瑚里湖的神话，当作满洲源流载入正史之中。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封长白山神，秩祀五岳，自是岁时望祭无阙。”康熙还撰文考证泰山龙脉发端于长白山，阐明长白山是祖国东北的第一名山。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玄烨首次东巡吉林，专程拜祭长白山神。鉴于长白山路途遥远，交通阻遏，难于至达，只好行望祭礼。 雍正十一年（1733年），胤祯命盛京工部在吉林西南温德亨山（即小白山）修建望祭殿，每年春秋，将军、副都统率官员代皇帝在此望祭长白山神。 乾隆十九年（1754年）八月，弘历巡幸吉林，亲临望祭殿祭祀长白山神。乾隆以后的几位清代皇帝虽未到过吉林，然而著派吉林将军代皇帝祭祀长白山神的祖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岁岁致祭，崇报特隆”，始终为国家之重要祀典。 在民间，广大满族家家在正屋西山墙上供奉祖宗板和祖宗匣，即父系祖先神的尊位，称之为“撮哈占爷”、“白山祖爷”——长白山神的化身，是满族共同祖先神的崇拜偶像。 综上所述，无论从国家行政对长白山的有效管辖，还是从民族信仰对长白山的尊崇，我国历史最悠久，建制最完备，信仰最典型，表现最充分，故长白山自周秦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当为不争之事实。 [1] 《山海经·大荒北经》 [2] 《大戴礼记》卷十一 [3] 《淮南子》卷一 [4] 《史记》卷一一○ [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6]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7] 《吉林外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