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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30—37页 作者简介：衣长春（１９７５—），男，黑龙江庆安人，河北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清史。 摘要：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历代多有论述。传统大一统观源自《春秋》，且强调华夷之辨、内外之别，这造成了该思想理论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存在巨大缺陷。到清代，雍正提出了合中外为一家的崭新大一统理论，这是对孔子以来的大一统理论的空前超越。雍正大一统思想集中反映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本文通过梳理雍正对华夷、正统、君臣、封建等问题的新阐释，论述雍正帝的边疆民族“大一统”观及其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政治实践。 关键词：雍正；《大义觉迷录》；大一统 在清朝十二帝中，雍正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帝王。他承前启后，励精图治，为乾隆时期“盛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近３０年的学术研究中，已对雍正做出了各种研究和评价，然而对其“大一统”思想及其政治实践则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值此清逊国百年之际，展开此问题的讨论，对于评价雍正以及论证清朝的历史地位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大一统”观的历史变迁 “大一统”思想源于孔子的《春秋》。该书以“王正月”开篇，这里的“王”指周文王，“正月”是指周文王受天命而制历法，“王正月”便是政教归于周王、天下定于周王的象征。《公羊传》把此处解释为：“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由此可知，大一统强调“万物始于一”，从而要求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边疆等诸方面都要保持统一性。《公羊传》又载：“《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１］［ｐ．４６３］既然《春秋》强调大一统为何要又有内外之别呢？这是因为天下定于一，要由近及远，由内及外，也就是在封建制下，周天子居于中，各诸侯居于外，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孔子因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便以大一统思想确立一种内外、华夷间的秩序，并认为此秩序是亘古不变的、永恒的。这种秩序其实就是强调内外之别、夷夏之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推行郡县制，实现了中央与地方的统一。在处理民族与边疆问题上，秦筑长城以抵御匈奴的内侵。从短期效果看，长城对于消除边患起到了军事上的作用，但从边疆民族的角度看，长城实际上把《春秋》提出的“内外之别”、“华夷之辨”具体化了，并成为中原与北方民族间一条清晰而绵长的分界线。《汉书》载：“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２］［ｐ．３８７２］《后汉书》载：“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３］［ｐ．２９９２］说明汉代人已将长城视为区分中外及华夷的分界线，这种观念后来又为大多中原王朝所沿袭。 “大一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并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而逐步成为中国主流的政治思想。但传统大一统思想本质上是强调内外之别与华夷之辨，也就是居于中原的政权及文化是正统的、先进的，而位于边疆地区的政权及文化则是落后的、野蛮的。从而确立华夏是天然的统治者，夷狄是天然的被统治者，正如朱元璋所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４］这种观念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深远的影响。总体来看，清以前儒家大一统观实际上就是强调华夷之辨的大一统观，其在政治实践过程中侧重于“防”，因而不能彻底解决边疆问题。 清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崛起于长城外的东北地区。清代诸帝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则摒弃华夷之辨，强调合中外为一家，很好地解决了中央与边疆的统一问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边疆民族大一统。皇太极对于处理民族关系就体现出了一种“合”的思想，他说，各个民族“譬诸五味，止用酪则过酸，止用盐则过咸，不堪食矣。唯调和得宜，斯为美耳”。［５］皇太极强调民族多样性，单一民族政权就好比只使用一种调料，就会导致“不堪食矣”！只有“调和”各民族的利益，调动各民族的积极性，国家才能和谐发展。顺治对于清代政治的特殊性也有清晰的认识，称：“历代帝王大率专治汉人，朕兼治满汉”，［６］既然“兼治满汉”，就要求处理好民族关系，也就是要合满汉在内各民族为一家。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康熙与喀尔喀蒙古各部会盟后自信地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不久，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奏请修筑长城部分毁坏边墙，工部等衙门予以批准。但康熙并不赞同，他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７］康熙合蒙古、废长城，讲求“天下一家”、构建众志成城的人心长城。此举密切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具有重大意义。 到雍正时，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上又有巨大突破。雍正首先从理论上对华夷之辨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内外为一家的崭新大一统思想。雍正的大一统思想散见于《清世宗实录》中，而在《大义觉迷录》中则有集中的反映。《大义觉迷录》的刊行，起因于曾静的谋反案。曾静是湖南永兴县人，偶读明末清初人吕留良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文字后，被其激烈的民族情绪所感染，便于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派遣徒弟张熙向川陕总督岳钟琪投书，同谋叛清。案发后，雍正读了曾静的投书及著作后颇受震动，便将曾静等案犯押解至京给予优待，并时常就著述中以华夷之辨为代表的反清观点与其进行辩论。最终曾静幡然醒悟，其思想与雍正彻底合流，便作《归仁说》一篇。为正天下人之心，雍正便将这些辩论的内容连同上谕、《归仁说》等刊印成书，命名为《大义觉迷录》。该书中，雍正列举并批驳了吕留良、曾静等人的种种华夷之辨思想，并系统阐述了自己崭新的大一统思想。 二、吕留良、曾静宣扬“华夷之辨”面面观 曾静的思想及观点，主要体现在其著述《知新录》以及进岳钟琪的投书中，在《大义觉迷录》中，还能见到部分内容。他的华夷观念，一部分源于历代儒家对于《春秋》的解读，一部分来自吕留良著作的影响。在论及“华”与“夷”的区别时，曾静认为华夏为人，而夷狄则近似禽兽，所谓“夷狄异类，詈如禽兽。”［８］①为何有这样的区别呢？这在于“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也就是说华夏居中，得理气正，故阴阳合德成为人；夷狄居边塞，得理气偏，故为禽兽。这种区别，又导致了“中国人”具有纲常伦理，即使是做恶事，也属于人之恶，人伦终不泯灭，而夷狄作恶则无底线，完全不顾诸如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等人伦之理。夷狄的这种特性，在衣冠服饰上也有所反映，所谓“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曾静的华夷之辨，具有了明显的歧视色彩，显然是偏激的，表达了一种反清情绪。 曾静、吕留良等人的华夷之辨，又催生出了清入主中原是否具有正统性的问题。最初，吕留良将清军入关与“德佑之变”相并论。德佑之变指的是元军攻占宋都城临安，标志着中原王朝被少数民族政权所灭。而清军入关，吕留良称其为“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曾静称其“明君失德，中原陆沉”。这些话语流露出不认同清朝统治的悲伤情绪，所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而对于清军入关造成的中原王朝统治的断裂，曾静则称之为“窃据神器”、“盗窃天位，染污华夏”。“盗窃”二字便是对清朝正统性的直接否定。这种不具有合法性的异民族的统治，又唤起了明亡之恨。曾静说，这就好比强盗劫去家财，又将我主人赶出家外，占据我家。今在外的家人得知后，便可以驱逐他。甚至可以用更极端的方法来反抗：“夷狄侵凌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说可以宽解得！” 吕留良、曾静等人还认为华夷之辨先于君臣之义，并认为是《春秋》之义。曾静在其著作《知新录》中称：“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 _______________ ①本文引文除注明外，均出自该书。 之功。”春秋时齐桓公与公子纠争位。管仲本辅佐公子纠，纠死后，管仲没有舍生取义，却辅佐了齐桓公。孔子对此评价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９］［ｐ．５７７－５８８］孔子赞赏管仲能舍君臣小义而取一匡天下的大仁。对此，曾静解读为华夷之辨先于君臣之义。既然“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则身为臣民便也可以不认同甚至反抗清朝的统治。后世评管仲能一匡天下在于一个“仁”字，吕留良又将概括为“仁在尊攘”。曾静由此便认为《春秋》之义便是尊周攘夷，此义湮没了千百年，直待吕留良出现，方有所阐发。关于君臣之义的辨析，在清初是比较常见的。《尚书·泰誓》中有这样一句话：“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泰誓》是武王伐纣之誓词，此语强调的是为君要立德。从百姓讲，抚爱我们的就是君主，虐待我们的就是仇敌。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泰誓》的经义在于正名，称“以臣代君，以征伐有天下，不极其名以昭示其实，则诈谖强力者亦且挟实以摇天下之人心，而仁义永亡。”［１０］［ｐ．９７］又称“名贼为君而君之，君之名可移也；名狄为臣而臣之，臣之名可移也。”王夫之在论及君臣之义时其实也是在强调华夷之辨先于君臣之义。 根据曾静的供词，其投书岳钟祺，除思想上的原因外，还在于生计的艰难，所谓“接年水荒，米贵，谷贵，百姓艰难。”百姓的困苦，当源于“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出于对这种土地私有制的不满，曾静开始向往三代时的井田与封建制度，以至于每读到《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关于井田的论述时，“心中觉得快活”，便产生在当代恢复井田封建之志向。曾静提出“井田不复，贫富不均，其余言治，皆非至道”；“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封建井田制较秦以后推行的郡县制更为完善。同时，天生人材，有圣有贤，贤又有大小之分。故封建的合理之处便在于“以圣统贤，以大统小，错壤以居，事虽分于众贤，政实颁于一人”。也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抚民之任，治民之责，则永属于各国诸侯之长。相较而言，郡县之官往往更换频繁，这就导致了他们在治民过程中相互推诿，不能亲民；即使“立为法制，然政随人转，新旧交迁，实不免于朝张暮弛之叹”。曾静案发不久，又有广西举人陆生楠文字案发。陆生楠曾作《通鉴论》十七篇，其中也谈及到了封建问题，称“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１１］曾静以及陆生楠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便妄图废除郡县制、恢复封建制，这显然是一种历史倒退，与两千余年历史发展趋势是相背离的。 吕留良、曾静等人上述思想及观念，是自孔子以来历代华夷之辨思想的延续。他们提出的华夷之义、正统之义、君臣之义以及封建之义，实质上就是对清朝统治的否定。 三、雍正阐发边疆民族大一统观 通过《大义觉迷录》，雍正显然是要和汉族知识分子进行对话。那么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自然是双方辩论的焦点所在。通过对儒家话语的重新解读与运用，雍正对吕留良、曾静华夷观以及封建论进行了批驳，并以君臣之义消弭华夷之辨，以儒家之“德”来确立统治的合法性，以合中外为一家确立大一统的新内涵。 １．辩华夷 曾静的华夷观强调的内外之别，主要是依据二者在文化和伦理价值方面的巨大差别。雍正则认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也就是说满洲只是个空间概念，并不是区分野蛮与文明亦或是否有德的依据。他举了很好的例证，说有德的舜和文王，一个来自东夷，一个来自西夷。从时间上看，夷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变迁。雍正举例称：“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夷，具有了贬抑色彩，雍正认为是在南北朝分裂之时，“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到汉、唐、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中央政权不能平定，便产生了此疆彼界之分。在疆域分裂时期，可有华夏与夷狄之界限，而清代实现了边疆一统，仍以“中外”相区分，这种看法则是狭隘的、肤浅的。将衣冠服饰作夷夏区分的标志，雍正也不认同。他说：“盖衣冠之制度，自古随地异宜，随时异制，不能强而同之。亦各就其服习，便安者用之耳。其于人之贤否，政治之得失，毫无关涉也。”衣冠只是反映地域文化的不同，既不能以此判定人的贤愚，也不能以此判定政治的兴衰。比如，桀、纣与禹、汤时代的衣冠相似，而君德厚薄与世道兴衰则判若两样。又如明朝末年，衣冠仍是明朝衣冠，而君臣失德，则纲纪废弛，以致寇盗蜂起，生民涂炭。由此可见，“衣冠之无关于礼乐文明、治乱也。” 曾静认为华夷所处内外不同，故得理有正有偏，进而认为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别。理学讲人之差别，多从气上说：“盖人之所以有万殊不齐，只缘气禀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义礼智，粹然独与物异。”［１２］［ｐ．７］雍正认为，“人与禽兽同在天地之中，同禀阴阳之气，得其灵秀者为人，得其偏异者为禽兽，故人心知仁义，而禽兽无伦理。”人与禽兽的差别，是禀阴阳之气不同而造成的，而不是地处中外造成的。具体来讲，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知礼而存仁义，“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义存心。”清之兴在于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故能一统天下。相较而言，雍正的议论更为通达。 ２．辩正统 在吕留良和曾静看来，清入主中原是典型的以夷变夏，也就是其不具有正统性。什么是正统？欧阳修认为，“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１３］［ｐ．２６９］按照欧阳修的提法，正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得之正，一是能合天下为一；得之不正而能合天下为一，为天下君主，则也可称为正统。到雍正时，清政治统一，边疆也获得了巩固和发展，基本符合欧阳修关于正统的界定。而雍正显然更愿意从道统的角度说明清统治的合法性，即阐发“唯有德者可为天下君”的经义。将“德”作为王朝正统性的重要参照，显然更具包容性。在大一统的建构中，引入“德”的命题，则华夷之辨便被消融了。 关于正统，雍正的核心论据便是“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唯惠之怀。”此文出自《尚书·蔡仲之命》，其义为“天之于人，无有亲疏，唯有德者则辅佑之”。［１４］［ｐ．６６２］雍正又引孔子的话称“大德者必受命”。该文出自《中庸》，“受命”自然是“受天命为天子也”。［１５］［ｐ．２６］天无亲疏，更无华夷之偏见，则有德者便可为天子，君临四方，这具有必然性，“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这种以德为中心空间观，成为清具有正统性的有力论据。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对此雍正颇不认同。孔子之意在于“楚、吴虽迭主盟中夏，然暴强逾制，未能一秉周礼，故不如诸夏之亡君，其政俗犹为近古也”。［９］［ｐ．８４］孔子旨在维护周朝的礼乐秩序，因而有内诸夏、外夷狄之论。而在雍正看来，有德者则得天命，故有类似极端的说法：“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即政治的兴亡便是君主是否有德的标志。由此，韩愈“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①便成为了重要的依据。既然德治是正统的重要依据，那么清朝是否有德呢？雍正认为，自汉唐以来的极治之世，承平不过二三十年，而清自定鼎以来，累顺治、康熙之世至今，长治久安已８０余年，“百姓自龆龀之年，至于白首，不见兵革，父母妻子家室完聚，此非朝廷清明庶绩咸熙之所致乎？”也就是说，清之盛世便是有德的反映，也是天佑的结果，也是具有正统性的标志。 ３．辩君臣 对于华夷之辨与君臣之义二者的关系，雍正持论与吕留良、曾静等人也不相同。雍正称孔子成《春秋》，“原为君臣父子之大伦，扶植纲常，辨定名分”，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显然，这是强调了《春秋》中的君臣之义，而淡化了其中的华夷之辨思想。基于这种考虑，在引用“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时，雍正也做了重新解读。该文出自《诗·鲁颂·閟宫》，为颂扬鲁僖公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的诗。意为痛击北狄和西戎，严惩荆、舒使之痛。［１６］［ｐ．６６７］雍正认为，夷狄也好，荆舒也罢，僖公的讨伐，并非因其地处边疆，而在于其“僭王猾夏”，也就是丧失了君臣之义。雍正强调“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雍正又引孔子的话说，“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作为一个人，身处邦国之下，其地大夫尚须敬奉，更何况一国之君呢！吕留良、曾静身居清朝几十年，却无视君主，这显然是罪大恶极的。雍正进而认为“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话本身也有问题。君臣、父子为人之大伦，其纲常不可不重。即使父不慈，则子不可不顺；即使君不抚其民，则民不可不戴其后。也就是人君可以以此语自警，但百姓不可以以此语为叛。这里，雍正把君权立为绝对的人极，并以此批判华夷之辨的荒谬性。关于君臣之义先于华夷之辨的合理性，雍正最终概括为：“夫中外者，地所画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在清构建民族大一统的过程中，如汉人认可君臣之义自然就要摒弃华夷之辨，这就是雍正反复强调君臣之义的用心所在。 _______________ ①此处原文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见《昌黎先生集》，卷十一，页三，四部丛刊本。 ４．辩封建 曾静等人要求恢复封建井田的呼声，虽源于生计窘迫，而这种舆论显然会对国家大一统造成巨大的冲击。雍正认为贫富不均，不在于土地制度，而在于人情。“凡人能勤俭节省，积累成家，则贫者可富；若游惰侈汰，耗散败业，则富者亦贫。”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便存在不独清朝才有，即使是汉唐盛世中，也不可能做到贫富平均。曾静将土地不均归罪于清朝，甚至皇帝，这是没有道理的。其次，关于封建的存废，雍正认为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三代以前行封建制，源于疆域未开，声教未通，故“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故圣人“因其地而封建之，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群雄并起，生灵涂炭，此时封建之制已经瓦解。秦统一后，审时度势，推行郡县制以取代封建井田制，这是形势所必然。自此以后，便成为定制。“盖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公；秦汉之后，土地属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县为公。”［１１］第三，曾静认为封建可以抵御戎狄的说法，更是荒唐。雍正举例说，前明之时，西北诸边各蒙古皆为劲敌，当时以天下之全力备御，而仍不免遭蹂躏；若依靠封建诸国，仅以余里的地方，不满万人的兵甲，又如何能遏制戎马南牧呢？ 从大一统的角度看，雍正关于封建问题的论述与前人论述颇有相合之处。唐柳宗元曾做《封建论》一篇，专门讨论了封建不可复的道理。他认为封建之出现，本非圣人本意，乃是三代及以前社会形势所使然。在封建制度下，往往导致分裂割据，祸乱迭起，从而导致中央与地方力量的失衡。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这是极大的进步。对于曾静提出的郡县官吏往往不能实心治民的观点，文中也曾进行过批驳。文称在封建制度下，列国诸侯大多骄盈，以致乱国的多，理国的少，又如何安心治民呢？故周之亡“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之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也就是说，周亡于封建，秦亡于政治。故柳宗元认为“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１７］［ｐ．７４］ 在批驳了吕留良、曾静等人以华夷之辨为代表的思想观念后，雍正也提出了自己的大一统观。雍正大一统观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摒弃华夷之辨，“合中外为一家”。雍正首先认同建立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引孔子的话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引孟子的话称：“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其次，在如何构建大一统的问题上，雍正的认识则明显超越了前代。他认为要建立真正的大一统，便要摒弃华夷之辨，合中外为一家。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他批评了朱元璋《洪武宝训》中的“防民防边”政策。认为这种“防”的策略耗费了大量的力，导致了国家的疲敝。防民，而明终亡于李自成起事；防边，便不能视蒙古为一家，便不能实践合中外为一家的大一统！先是康熙有废长城之举措，后又有雍正对明朝防边政策的批评，这反映出康熙及雍正在处理边疆问题上与前代有所不同，即倡导“合”而摒弃“防”。第三，雍正认为清代对于边疆的统一，才是对民族大一统的彻底实践，称：“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域，至今日而开廓。”又称：“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１１］关于清大一统的特征，雍正在雍正十一年的上谕中，描述的最为清晰：“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１８］即清代的大一统延续的是尧、舜以来的中外一家的大一统，而不是孔子以来带有华夷之辨的大一统。因能合中外为一家，故清代的大一统才是真正的大一统！ “大一统”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清以前的大一统因贯彻华夷之辨，又以长城区别中外，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雍正民族大一统观，既有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又有创造性的发展。其摒弃狭隘的“华夷之辨”，重新解读华、夷的文化内涵，在“德”的框架下，确立了合中外为一家的六合大一统观，这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的补充与进一步发展，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雍正及其后继者从根本上解决了内地与边疆的统一问题，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四、雍正边疆民族大一统观的政治实践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边疆与民族问题，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要建设真正的民族大一统，首先在思想观念上要摒弃华夷之辨，要站在中外一体、天下一家的立场上看问题。其次，依靠传统的朝贡体系，以册封方式来实现“以夷制夷”的羁縻之术，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在边疆地区推行郡县制，打破世袭制，才能实现中央与边疆的真正统一。 清代诸帝非常重视边疆与中央的统一问题。清入关后，统治者一方面忙于统一全国的战争，一方面则加强对边疆各民族的联络，以增强其向心力。顺治朝１８年里，清政府完成了台湾以外大陆的统一。在北部边疆，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清政府在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设八札萨克，分左右翼，加强了中央对该地方的管理。在西藏，顺治九年，清政府在北京册封五世达赖，西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进一步加强。顺治时期，对于边疆的统一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 康熙时，是清代中央与边疆统一的重要时期。在东北，清政府完善了三将军制度。先是康熙元年，将盛京驻守大臣更名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即后来的盛京将军；康熙十五年，将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后改称吉林将军；康熙二十二年，于黑龙江（瑷珲）设将军，三十八年移驻齐齐哈尔，即黑龙江将军。三将军的先后设立清晰地显示了清代对于东北边疆的巩固进程。在西北，坚决打击噶尔丹的叛乱活动。康熙初，噶尔丹继汗位后极力向青海和喀尔喀扩张。在沙俄支持下，于康熙二十七年袭击漠北喀尔喀蒙古。康熙二十九年及三十四年，清军分别在乌兰布通和昭莫两次击败噶尔丹。准噶尔部与清关系进入暂时稳定的时期。在北部，第一次击退噶尔丹后，康熙集喀尔喀蒙古、漠南蒙古诸贵族，于多伦诺尔会盟，将喀尔喀蒙古按照漠南蒙古四十九旗“一例编设”，由清廷设札萨克，实行盟旗制。康熙时还统一了台湾，并于康熙二十三年在台湾设一府三县，派驻军队，设总兵官。到康熙末，清朝对于东北、北部边疆的统一已基本完成改土归流，而西北地区、西藏以及西南地区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这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则由雍正以及后继者来完成。 雍正时期是清代民族大一统理论的成熟时期，也是清代边疆统一的关键时期。在这１３年中，雍正对于西北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继续进行军事打击，在青海设立办事大臣，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在西南实施改土归流，有力地推动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１．在青海设立府县及办事大臣 康熙末，青海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津欲称霸青海，并与策妄阿拉布坦暗中勾结，对清有反叛之意。雍正元年，罗卜藏丹津先是在察罕托罗海召集诸部首领，自称达赖浑台吉，后又对不屈从的部落进行讨伐。对于罗卜藏丹津的分裂活动，雍正坚决予以打击，他谕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称：“罗卜藏丹津乃辜负国恩，与吾兵对敌之叛贼，国法断不可宥。不得因伊曾封王爵，稍存疑虑”。［１９］第二年，清军平定青海。在处理善后事宜过程中，年羹尧提出“蒙古部落宜定分地而编佐领”，［２０］［ｐ．３０］也就是在该地区推行札萨克制度的建议，获得批准。同时，清政府在青海开始派驻办事大臣，处理藏民事务，又在该地区推行郡县制，将西宁厅改为西宁府，所属西宁卫改为西宁县，碾伯所改为碾伯县，镇番卫改为镇番县，永昌卫改为永昌县，古浪所改为古浪县，庄浪所改为平番县，等等。［２１］办事大臣的派驻以及府、州、县的相继设立，加强了中央对青海地区的控制。 ２．在西北继续打击准噶尔部分裂势力 雍正初，清与准噶尔关系出现变化。青海和硕特叛乱首领罗卜藏丹津兵败逃亡准噶尔后，策妄阿拉布坦将其收留，并拒绝交给清政府。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汗位，准噶尔部开始出现内乱。雍正便决心乘机用兵西北。对于平定准部的战略意义，雍正的认识非常深刻，即噶尔丹策零势力“若不迅行扑灭，将来必为蒙古之巨害，贻中国之隐忧”。［２２］尽管雍正用兵准噶尔决心较大，但清军在西北战场却遭遇了挫折。雍正时代，平定西北的任务尽管没有完成，但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是深刻的。 ３．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 康熙末年，清政府册封藏人康济鼐、阿尔布巴为贝子，并任命康济鼐总理前藏事务，颇罗鼐管理后藏事务。雍正五年，阿尔布巴聚众叛乱，杀害康济鼐，又阴谋串通准噶尔。西藏叛乱发生后，雍正认识到朝廷对西藏的控制力非常软弱，便决定出兵西藏以彻底解决此问题。他向云贵总督鄂尔泰了解情况，而鄂尔泰却提出了“抚为上，剿次之，羁縻为上，驾驭次之”［２３］［ｐ．７７６］的应对方案。雍正显然不赞同鄂尔泰维持西藏现状的意见，便命左都御史查郎阿率军进藏。在颇罗鼐的协助下，次年秋，兵至拉萨，诛杀阿尔布巴。雍正便任命颇罗鼐总管前后藏事务。为巩固在西藏的统治，又设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并驻兵二千由驻藏大臣统辖。设立驻藏大臣是雍正的首创，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行政管理，影响极其深远。 ４．在西南推行土司制度 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居住着苗、瑶、壮、彝等少数民族。元、明以来，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实施土司制度，由政府委任酋长、头人为土司，实施管辖。土司仅是通过进献少量贡物来体现对中央的臣属关系。土司可世代承袭，自设军队，自行制定法律以及征发赋役，在统治区内具有绝对的权力，并逐渐形成与中央相对抗的割据势力。自明以来，各地土司横征暴敛，肆意虐杀，相互攻伐，严重地阻碍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土司制度的实质仍属于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对边疆“土人”的册封与世袭制度，只会造成地方势力的日益强大，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央与边疆的统一问题。只有废除土司制度，在该地区设置府州厅县地方机构，并由中央派遣定期任免的流官治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推行改土归流是一场社会变革，必然要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重重的阻力，这要求决策者既要具备崭新的民族观念，又要有超常的魄力与决心。 雍正即位初，对于土司之害便有深入的了解“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２４］但当时解决此问题的时机并不成熟，雍正担心激化地方矛盾，因而对土司问题的处理非常慎重。同时，地方官员对于改土归流的认识也存在分歧，如广西巡抚李绂于雍正二年进折反对改土归流，他认为废土司，设流官，反而会导致地方的不安定：“知府既有需索，土司因而科敛，用一派十，土民不支，因而为盗。况自府以上，犹不能无需索也，其可独罪土司乎！数十年来，土司之迹不敢至府，畏拘留而需索。”①李绂因个别流官的腐败问题，便反对改革，这显然是未能认识到改土归流的巨大历史意义。雍正四年，云南巡抚鄂尔泰向朝廷提出了改土归流的建议，并说明了此举的迫切性：“土司肆虐，并无官法，恃有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杀相劫之计。汉民被其摧残，彝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剪除者也。”［２５］［ｐ．１１５］雍正五年，湖北布政使黄焜折奏称：“今日之土司，无异古之封建。但古制公、侯不过百里，今土司之大者延袤数百里，部落数万余，劫寨抢村，挟仇构衅，恃强点悍，欺压平民，地方官置若罔闻，莫之敢指。”［２６］［ｐ．４７３］黄焜奏折中指出了土司制属于封建制的残余，无益于社会发展；鄂尔泰则更明确地提出，土司为边疆祸患，必须尽快剪除！此时，清中央政局已趋于稳定，全面推行改土归流时机已经成熟，雍正便开始明确支持鄂尔泰等人要求改土归流的呼声，而对持保守态度的反对者则进行了训斥。 雍正四年四月，改土归流开始实施，十月，授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六年十二月，又特授为管理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雍正的巨大支持，为鄂尔泰迅速推进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至雍正九年底，云贵地区基本完成，广西、四川、湖南、湖北也进行了改流。具体过程是先通过各种方式取消世袭土司，然后由中央政府在该地区设置副厅州县，派遣流官，增添营讯，兴建城池和学校，实行科举，改革赋役制度等。 雍正废土司设郡县，首次将郡县制推行到了西南边疆，解决了千百年来该地区悬而未决的统一问题。尽管在改土归流过程中部分地区出现了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但从清代民族大一统的进程看，雍正推行改土归流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综上所述，雍正民族大一统的实践活动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对于解决边疆问题，其态度是明确的，行动是坚决的。雍正对于民族边疆问题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故能摒弃华夷之辨，阐发合中外一家崭新的大一统理论。在商讨处理西北、西南及西藏等问题时，尽管群臣时常存在争议，而雍正均能力排众议，任用得力官员，积极处理边疆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在平定青海及西南改土归流问题上表现明显。 二是将边疆直接纳入中央管辖，由中央直接对边疆地区遣官，推行郡县制，实现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真正统一。实践证明，通过简单册封来实现边疆的治理，效果往往并不理想，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雍正时，在青海设立办事大臣，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以及在西南改土归流，同时改革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加强了中央对边疆的联 _______________ ①李绂：《奏遵谕治理土民土司事宜摺》，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４册，９７页。另注：此折具折日期为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批谕旨·李绂奏折》误记为十二月二十六日，误。 系与控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雍正对于民族大一统理论的认识是成熟而深刻、系统而完善的，既是对历代大一统理论的总结，也是对大一统理论的伟大创建。清代实践边疆大一统是个长期的过程，直至乾隆时方最后完成。在这一过程中，雍正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功不可没。历史证明，只有消除民族偏见，将边疆地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疆民族问题。 ［ 参 考 文 献 ］ ［１］ “十三经注疏”编委会．春秋公羊传注疏·成公十五年［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３］ 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４］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Ｍ］． ［５］ 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二）崇德三年七月丁丑［Ｍ］． ［６］ 清世祖实录（卷九十）顺治十二年三月壬辰［Ｍ］． ［７］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一）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丙午［Ｍ］． ［８］ 雍正．大义觉迷录［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四辑）［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９］ 论语·宪问［Ｍ］．刘宝楠．论语正义［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 ［１０］ 王夫之．尚书引义［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０． ［１１］ 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三）雍正七年七月丙午［Ｍ］． ［１２］ 陈淳著．北溪字义［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１３］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十六）正统论下［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 ［１４］ 孔安国传，孔颖达、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５］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１６］ 程俊英．诗经译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７］ 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１８］ 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三）雍正七年七月丙午［Ｍ］． ［１９］ 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Ｍ］． ［２０］ 年羹尧．奏陈西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管见折［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３册）［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１］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五）雍正二年十月丁酉［Ｍ］． ［２２］ 清世宗实录（卷八十）雍正七年四月壬寅［Ｍ］． ［２３］ 鄂尔泰．奏遵旨密议进兵西藏事宜摺［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１０册）［Ｍ］． ［２４］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Ｍ］．雍正二年五月辛酉． ［２５］ 鄂尔泰．奏报剪除彝官清查田土摺［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８册）［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６］ 黄焜．奏陈阿尔泰台站安兵等管见四条摺［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９册）［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