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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30—137页
作者简介：方铁（１９４９—），男，吉林扶余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边疆史、民族史与历史地理。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６５００９１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１２＆ＺＤ１３５）研究成果。 摘要: 古代云南与周边地区的关系，蕴含云南省政区的形成、云南与邻省的关系及云南与邻邦的关系等项内容。云南与周边地区构成相对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但云南省政区的形成、云南与周边地区关系的演变乃至基本定型，却主要是受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历朝治边的方略和治策、云南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与云南的内外交通线。 关键词：古代云南；周边地区；政区变迁 一 云南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以其自然环境方面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为基础。云南与周边一些地区属于相对完整的一个地理单元。其共有特征是在大致相同的纬度地区，具有相似的地貌特征和气候特点，以及因此派生的动植物资源和矿藏资源。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云南与周边地区经历了分化组合的复杂过程，最终形成云南省现今的政区范围，与周边地区也形成了稳定的政治关系。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云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大致有以下特点：地貌西北高东南低，金沙江、澜沧江等大河从西北向东南奔流，受诸多大河的切割作用地形零散破碎。云南地区多山地高原，坝子仅占土地总面积的６％。气候的基本特点是“十里不同天”，以及在同一地区不同高度的区域，存在差别明显的若干类型的气候。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古代云南地区密布森林草地，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但不同纬度地区的差异甚大，由此形成滇中、滇东北、滇西、滇西南、滇东南、滇北、滇西北等几个地域板块。这些地域板块与周边地区的自然环境，又或多或少地存在相似性，并以此为基础组成若干次地理单元。 以自然形成的地理单元为基础，云南与周边地区逐渐形成较稳定的政治关系，主要是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发展等方面，受到以下因素的深刻影响：历朝经营云南的思想和重点，云南内外交通线的兴衰及其影响，云南在西南边疆的地位和云南政区格局的形成，地缘政治关系（与地理因素紧密相关的政治关系）的作用，云南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状况，朝廷对云南地区管辖的有效程度等。 云南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由云南与祖国其他地区的关系、云南与邻邦的关系两个部分组成。前者包括云南与内地的关系和云南与邻省的关系。云南与内地的关系，可细分为边疆与内地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间接隶属与直接管辖的关系。云南与邻省的关系，包括云南与四川的关系、云南与贵州的关系、云南与广西的关系以 及云南与西藏的关系。云南与邻邦的关系，可分为云南与越南的关系、云南与缅甸的关系、云南与老挝和泰国的关系。 二 云南的政区范围和云南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经历了数千年发展演变的过程。 内地对云南地区最早的认识，见于《史记》关于西南夷的记载。元鼎五年（公元前１１２年），西汉出兵经牂牁江（今北盘江）征讨位今广东的南越国，南越平定后汉军返回，攻打不愿出兵助攻的夜郎部落（今贵州东部），并在今四川西昌及川西北设置数郡。至元封二年（公元前１０９年）西汉在西南夷共设七郡，即犍为郡（今四川宜宾）、牂牁郡（今贵州黄平西南）、越巂郡（今四川西昌）、沈犁郡（今四川汉源东北）、汶山郡（今四川茂汶北）、武都郡（今甘肃西和南）、益州郡（今云南晋宁）。①其中益州郡初设时的范围，大致是西南夷中最大的古国滇国管辖之地，治所今晋宁为滇王族墓葬的所在地，推测为滇国的统治中心。设益州郡后数年，西汉打败在今云南一带游牧的巂、昆明部落，将其活动的大部分地区划归益州郡管辖，②益州郡乃辖有北抵弄栋（今云南姚安以北）、南到今越南莱州、西至不韦（今云南保山）、东达牂牁（今贵州西部）的广大地区，成为西南夷地区辖地最广、实力最强的一个郡。 以后，司马迁以郎中的身份出使今西昌等地，返回后在《史记·西南夷传》中写下见闻。司马迁把今云南、贵州和川西南的众多部落称为“西南夷”，两汉时的著述也把上述地区称为“西南夷”。汉武帝经营西南夷，主要是为开拓经牂牁江（今贵州西部）至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州）的用兵通道，以及自蜀地（今四川盆地）经西南夷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这条道路后称“川滇缅印道”。至于两汉时的西南夷还包括今川西、川西北等僻地，可能与这一区域为巂、昆明从今甘青地区南下、汉初迁徙活动尚甚活跃有关，这一区域即现今学人所称之“川西藏缅语民族走廊”。在正式经营西南夷之前，由蜀地前往身毒的西汉使者多次被巂、昆明所阻，汉武帝乃凿昆明池练习水军，决心打败巂和昆明并将其控制。［１］［ｐ．１４２８］ 东汉继承西汉的统治，并在今云南保山设永昌郡，管辖范围包括今大理以西、以南的滇西南和滇南以及中南半岛北部，大致奠定了后世中原王朝的西南疆界。东汉设永昌郡，主要缘由是经朝廷多次用兵，位于蜀身毒道南段的哀牢夷被迫内附。［２］［ｐ．２８４９］被称为“西南夷”的今云南、贵州、川西南与中南半岛北部，受益州刺史（今四川成都）统辖，由此形成云南及周围地区长期属蜀地管辖的传统。两汉时由西南夷远赴内地，须先进入四川盆地，再经石牛道、褒斜道等转赴今陕西等地。由四川盆地北上的道路十分艰险，古人有“蜀道难于上青天”之叹。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西南夷被蜀汉统治，乃称今川西南与云贵地区为“南中”。其时巂、昆明在“川西藏缅语民族走廊”的迁徙活动归于沉寂，西汉在这一地区设置的沈犁郡（今汉源东北）、汶山郡（今茂汶北）也先后撤销，今川西地区既逐渐淡出统治者的视野，蜀汉所置南中便不再包有其地。 诸葛亮平定南中地方势力的叛乱后，在南中共置七郡。除维持原有的越巂郡（今西昌）、牂牁郡（今黄平西南）、永昌郡（今保山）和朱提郡（今云南昭通）外，又改益州郡为建宁郡，移治味县（曲靖）；同时分建宁、越巂两郡地置云南郡，治弄栋（今姚安北）；分建宁、牂牁两郡地设兴古郡，治宛温（今云南砚山以北）。［３］［ｐ．３５７］蜀汉还在今临沧、西双版纳增置若干县。蜀汉增设云南郡，加强了对滇池、洱海之间及其以北区域的控制，并使滇池、洱海间的人烟之地初步相连。蜀汉增设兴古郡，蕴含控制交趾（今越南河内）以北的地区、以便与孙吴争夺交趾的用意。至于蜀汉在今临沧、西双版纳增设若干县，推测与其地初开道路有关，因阙于记载，详情待考。由记载观之，蜀汉统治南中，十分重视保持蜀身毒道、入交趾道（由今滇中达今越南河内的道路）的畅通。 蜀汉设庲降都督，作为统治南中的军事及行政的中心。蜀汉以今滇东北为经营南中的基地，主要是沿袭两汉以来由蜀地管理西南夷，以及西南夷与内地间的交往，须经由今四川宜宾、滇东北至滇中的五尺道，以及从成都经今西昌至云南之 ___________________ ①（汉）班固：《汉书》卷２８上《地理志第八上》，１５９９页至１６０２页。《汉书》卷 ２８下《地理志第八下》，１６０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点校本。（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２３《郡国五》，３５０９页至３５１４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点校本。 ②《后汉书》卷８６《西南夷传》，２８４６页。有关考证参见：方铁“《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辩”，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３期。 灵关道的传统，另外，数百年间五尺道较少被阻断，其道路经过的今滇东北一带亦称繁荣。晋人说由犍为属国改置的朱提郡（今昭通），有朱、鲁、雷等 大 姓，杰 出 人 物 辈 出，乃 称 为 “宁 州 冠冕”。［３］［ｐ．３９４］晋代由今滇中经牂牁、犍为北上蜀地的道路，仍是南中联系外地的主要通道。左思《蜀都赋》说：从交趾经牂牁、犍为达成都的道路，“经途所亘，五千余里。”［４］［ｐ．１５６０］蜀汉在今曲靖设庲降都督并于其地驻军屯田，［３］［ｐ．３６２，３６９］［５］［ｐ．４４０－４４１］改变了两汉以今滇中（中心在益州郡治所今晋宁）为据点经营西南夷的做法，奠定了唐代以前诸朝以今滇东北为中心，统治今川西南与云贵地区的基本格局。 两晋沿用蜀汉的统治传统。西晋虽一度在南中设与益州刺史（治今成都）同级的宁州，但因云南立省的条件尚不成熟，不久朝廷又撤销宁州，今川西南与云贵地区仍分为若干郡归益州刺史管辖。南朝在今川西南与云贵地区设益州刺史管辖下的宁州，以今曲靖或晋宁为统治中心。由于鞭长莫及，南朝对宁州的统治大致流于形式，宁州被爨氏地方势力所控制。近代在今曲靖发现东晋时的《爨宝子碑》，以及南朝宋所立、发现于今云南陆良的《爨龙颜碑》，记载了爨氏地方势力控制今云贵地区（主要是云南东部）的大致情形。 唐朝对今川西南与云贵地区的经营可分为前后期。在前期的１３０余年间，唐朝以今四川盆地为基地经营今川西南与云贵地区。以今川西和滇东北为突破口，唐朝的势力逐渐向今滇中、滇西等地推进。唐朝治理边疆的格局与汉朝相似，即主要精力是放在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方面，经营今川西南与云贵地区，主要目的仍是为保护蜀身毒道与交趾道的安全。唐朝还连通蜀身毒道与入交趾道，改称“安南通天竺道”，为唐朝通往邻邦的十大交通线之一。［６］［ｐ．１１４６，１１５１］唐朝担忧吐蕃南下洱海地区，主要也是因为其威胁到蜀身毒道的安全。 在南诏与唐朝关系破裂前，唐朝先后在今川西南与云贵地区设若干都督府统治，其中戎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宜宾，姚州都督府驻今云南姚安，安南都护府驻今越南河内，黔州都督府驻今重庆彭水，嶲州都督府驻今西昌。今川西南与云贵地区归设在成都的剑南节度管辖。［７］［ｐ．１６９２－１７４９］在以上的几个都督府中，姚州都督府设立的时间最晚，但因负责新开发的洱海及其周围地区，该地区亦为蜀身毒道所经，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南诏兴起后，因抵抗从青藏高原南下的吐蕃势力有功，被唐朝封为“云南王”，得名的缘由是汉朝曾在今云南祥云一带设过云南郡。这一时期史籍中的“云南”，仅指今云南的洱海流域及祥云地区。 唐朝经营今川西南与云贵地区的后期，实际上是唐朝与南诏决裂后云南被南诏控制的时期。天宝四年（７４５年），唐朝为打通由安南（在今越南北部）经步头（今云南建水）、安宁达戎州（今四川宜宾）的道路，派将领竹灵倩率兵在安宁筑城。滇东北的爨氏势力骚动不安，乃集众毁安宁城并杀死竹灵倩。唐朝乃令南诏东进平叛。南诏平定爨氏势力占据今云南东部，并把爨氏大姓２０余万户强迁至今滇西地区，［８］［ｐ．１２９］初步形成以洱海流域为中心统一云南地区的态势。以后今滇西发展的速度超过今滇东，清溪关道（即前代的灵关道）也取代石门关道（即前代的五尺道），成为云南地区联系蜀地的主要通道。唐人高适说：剑南节度虽称拥有东、西两川，但南下的主要道路仅有清溪关道。［９］［ｐ．３３２９］ 南诏逐渐壮大并据有今滇东后，明显威胁到唐朝的利益，唐朝对南诏的政策从积极扶持转变为寻隙打击。天宝九年（７５０年），南诏派兵攻下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姚州都督府，杀死姚州官吏张虔陀，随后打败唐朝军队的３次征讨。［１０］时逢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无暇西顾，南诏乃发展为强大的地方政权。 南诏积极向外扩展。首先联合吐蕃攻取今西昌地区，以后对今川西南多次侵扰和掠夺。今川西南遭受了严重破坏，可说是人畜两空，途经该地的清溪关道也废弛难行。南诏控制了清溪关道的南段，与扼守大渡河北岸的唐军对峙。南诏王阁罗凤率军亲征寻传（今云南德宏地区和缅甸北部），在当地“择胜置城”。又在今昆明建拓东城，控制了东北到今昭通、南达今建水的今滇东、滇东南等地。异牟寻任南诏王时，南诏与唐朝和好，异牟寻遣军攻下今云南丽江地区，解除了吐蕃对自己的压制。又用兵云南的今西双版纳和临沧等地，把势力扩展到今缅甸南掸邦一带。咸通初年南诏军队攻下安南，唐朝闻讯震动。懿宗颁旨分岭南地区为东西两道，令其积极组织军队收复安南，是为广西、广东两地分治的肇端。 南诏极盛之时，辖有今云南省、贵州省西部、四川省西南部和中南半岛北部。贞元十年（７９４年）唐朝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实则承认了南诏统治的范围，［１１］［ｐ．７５６１］天宝战争以后，唐朝军队未再有机会进入南诏辖地。唐代后期的“南诏”与“云南”，便成为时人对南诏统治范围的称呼。南诏在统治地区设管理机构十赕、八节度和二都督。十赕置于洱海地区，八节度、二都督分设于十赕以外的地区。八节度分别为弄栋节度（驻今姚安）、云南节度（驻今祥云县云南驿）、拓东节度（驻今昆明）、开南节度（驻今云南景东）、银生节度（驻今云南景洪）、剑川节度（驻今云南剑川）、永昌节度（驻今保山）、丽水节度（驻今缅甸密支那以南）。二都督则为通海都督府（驻今云南通海）、会川都督府（驻今四川会理）。通过设立上述机构，南诏对辖地建立富有成效的统治。南诏还在今云南南部和中南半岛北部设置一些城堡，对当地维持羁縻性质的控制。 南诏的统治范围为继起的大理国所继承，宋代著述仍称大理国的地域为“云南”。大理国在辖境设八府、四郡和三十七部。三十七部指在今滇东广大区域由３７个乌蛮部落组成的松散联盟，大理国与三十七部是盟誓合作的关系，表明大理国对今滇东一带的控制相当松弛。在三十七部以外的辖地，大理国分设八府、四郡进行统治。 大理国时期云南地区最重要的改变，是农业地区陆续进入封建领主社会，导致大理国的内外政策发生明显的变化。宋朝对大理国划大渡河为界，视大理国为外邦，［１２］清代孙髯翁所撰大观楼长联所言“宋挥玉斧”，大致反映了这一史实。大理国设两个都城，以大理城（今大理古城）为正都和以善阐城（今昆明）为陪都，但经营重点仍在今滇西一带。至于味县（今曲靖）以北的今滇东北，因遭受战乱严重残破，并受石门关道长期衰落的影响，大部分地区退回到封闭隔绝的状态。 大理国后期，周边山地和南部边疆的乌蛮、金齿百夷等民族崛起。今滇东、滇东南的乌蛮，组成号称“滇东三十七部”的部落联盟；金齿百夷以今景洪为中心建立景龙金殿国，辖境南达今泰国北部。大理国与上述两个政权建立联盟的关系，实则在大理国局部统一的旗帜之下，承认这两个政权对所辖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云南腹地在大理国后期亦被白蛮封建领主分割，滇池地区被高氏领主割据。大理国政权能切实控制的区域，仅限以洱海为中心的今滇西地区。大理国与中南半岛诸国仍保持了正常的商贸往来，除与安南发生过一次战争外，与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堪称相安无事。 宋朝虽视大理国为外邦，但因奇缺北部战争中所需的战马，不得已向大理国联系购买。南宋时大理国商人多次赴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卖马。因南宋对大理国售马颇多限制，大理国商人乃将马匹售与今黔西和桂西北的罗殿、自杞部落，再由罗殿、自杞转卖给南宋的邕州（今广西南宁）官府，今黔西、桂西北遂成为大理国与南宋之间的瓯脱地带。［１３］［ｐ．７１９］ 总体上来看，在大理国后期，今云南地区联系外地的交通，除与中南半岛诸国尚较正常外，至祖国内地的交通线均程度不同出现障碍，与蜀地、广西和湖广等地的联系因此松弛。北宋时四川商人杨佐受朝廷委托至大理国联系买马，在今祥云县云南驿见道路里堠碑，“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 其 道 里 之 详，审 询 其 里 堠，多 有 完 葺者”。［１４］［ｐ．２６７］碑上所刻大理国至外地的６条交通线，有３条通往中南半岛北部，更勿论里堠碑文字反映的是北宋时的情形，不能证明这些道路在大理国后期仍能正常通行。杨佐等所见里堠碑，亦失载大理国商人至邕州卖马的道路。 三 南宋后期，蒙、宋之间的战争陷入胶着状态。蒙古宗王忽必烈奉命率十万骑兵，自西北绕道远征大理国，企望对南宋实行夹击，此即大观楼长联所说的“元跨革囊”。蒙元平定大理国后，令大臣赛典赤以今昆明为省治建云南行省，［１５］［ｐ．３０６４］开创了云南地区独立建省的时期。云南行省的范围涵盖大理国前期的政区八府、四郡、三十七部，表明云南行省的范围与南诏极盛时大致相同，即辖有今云南省、贵州西部、川西南和中南半岛北部。 与南诏不同的是云南行省在南部边疆的统治更为深入，所设置的３７路、５４属州、４７属县等统治机构，有相当一部分位今云南省南部和中南半岛北部。蒙元还在云南行省设立一些宣慰司、都元帅府等军事统治机构，并派遣称为“梁王”、“云南王”的蒙古宗王多人带兵驻守各地，与行省官衙参差而治。元朝在云南地区积极推行土官制度。土官制度的实质是任命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为正式官吏，承诺世守其土、世辖其民，使其获得占有资源及拥有权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朝廷掌握收回其资源和权势的权力，迫使土官为朝廷效忠。施行土官制度的前提是充分信任和广泛任用各级土官，因此实行后取得明显的成效，蒙元对云南地区的统治，也深入前代难以企及的山地和边疆地区。元朝在云南地区设置之严密及统治之深入，均明显超过前代。 云南行省的内外交通十分兴盛。据笔者考证，云南行省开通并设驿站的道路有１０余条之多，［１６］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开通的入湖广道（滇黔湘道）与乌撒达泸州道。入湖广道自今昆明经贵州、湖南达元朝都城大都（在今北京），沿途设有多处驿站。此道开通后，朝廷大量削减进入四川之清溪关道、石门关道的驿站和站丁。乌撒达泸州道从今昆明经曲靖、昭通过贵州毕节达四川泸州，行人沿长江而下可达内地。元代行旅往来云南与内地，多以新开的两道为首选，改变了云南行旅远赴内地，长期以来主要走入川道路的情形。 为保护进入湖广道和乌撒达泸州道的安全，元朝在今滇东北、黔西广开军民屯田，并设置众多官府积极经营，使前代衰落的今滇东北、黔西逐渐恢复繁荣。今滇东北与黔西有多条驿路经过，前代垦种的遗迹亦随处可见，因此成为云南、湖广、四川诸省竞相争夺的对象。元朝对这一地区的积极开发，为明代设置贵州省奠定了基础。前代通往今四川、广西和西藏的道路，在元代也不同程度得到恢复，并普遍设置了驿站。云南地区与相邻各省联系紧密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在对外经营方面，云南行省大致继承南诏南部的疆土。元朝对安南与缅国（今缅甸北部）多次用兵。最终虽为安南所败，但征服了缅国的蒲甘王朝，控制了该王朝的大部分地区。 明清两朝继承元朝在云南建省和以今昆明为省治的传统。明朝在云南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司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遇重大事务则会同商处。明代中叶前，云南省的范围与元代云南行省大致相同。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云南布政司管辖５８府、７５州与５５县。以后经过调整，云南布政司领有２１府、４３州和３０县，以 及 八 宣 慰 司、四 宣 抚 司 和３５处 长 官司。［１７］［ｐ．１１７１］云南与邻省接界地区的一个变化，是明朝将今滇东北和川西南改属四川省，今普安、普定等地则改隶新建的贵州省。 正统年间，为制止位今云南德宏一带麓川土司的扩张，明朝在９年间３次调动各省军队征讨，最远打到今缅甸北部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三征麓川”维护了明朝西南部疆域的完整，但也暴露出明朝统治的局限。“三征麓川”在战火波及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同时埋下相关土司长期纷争的祸根。［１８］［ｐ．４４０５］麓川势力平定后，云南西南边疆长期动荡纷争。其时明朝国力衰弱，无法再度对边疆用兵，云南巡抚陈用宾乃在今德宏与缅甸交界处设八处关隘，扼守关隘以求自保。八关以南的中南半岛北部，遂被缅甸的洞吾王朝所吞并。 明代云南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颇大，在一些地方还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明人王士性说：云南布政司所辖之地，唯有云南（今昆明）、临安（今建水）、大理（今大理古城）、鹤庆（今鹤庆）、楚雄（今楚雄）五府，嵌居中部腹地，颇为饶沃，“余俱瘠壤警区。”以上所说五府基本上是卫所屯田集中之地。鹤庆为明代兴起、由大理经丽江抵藏区之藏马贸易道路上的商品聚散地，其余四府都在入湖广道往西延长线的附近，均为移民聚集和经济繁荣的地区。王士性还说云南一省蛮夷占十之六七，其 余 所 谓 的 中 华 之 人，“惟 各 卫 所 戍 夫耳。”［１９］［ｐ．１２７－１２９］由此反映出明朝在云南普遍实行卫所制度，形成向云南地区大规模强制移民的浪潮。卫所重点驻扎区域发展的速度加快，而驻扎卫所较少的地区尤其是山区僻地，与前者在发展上的差距则显而易见。 在卫所聚集地区，以各级军官为主逐渐形成地方望族大姓，云南士绅阶层由此浮出水面。由于来源和构成方面的原因，云南士绅阶层对朝廷表现出罕见的忠诚。明末流亡云南的南明政权逃难缅甸，出发时竟有数十万人哭泣随行，拖家带口的官兵和士绅日行仅３０里。［２０］［ｐ．７３２］明末清初，大量外地流民迁入云南地区，乃以明代产生的士绅阶层为核心，凝聚形成云南的地方性汉族群体，在社会结构和民族关系方面，云南已具有与邻省不同的一些特点。至此，作为一个省级政区应有的内外条件云南均已具备。 明代云南出现麓川地方势力的分裂割据，与云南腹地与边疆发展的差距扩大以及由元代土官制度演变而来的土司制度暴露出严重问题有关。明朝在云南大量驻兵企望实现安定。在卫所制度之下，当兵是世袭的职业，军士携带家眷和子女在驻所屯田自给，有战事入伍作战，无事则卸甲务农。由于大量驻扎卫所，对云南的经济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出现卫所集中地区发展速度加快、明显领先于边疆和僻地的情形，云南地区之坝子与山地二元对立的结构性矛盾更趋突出。［２１］另一方面，土官土司制度所蕴藏的土官、土司或乘隙壮大的隐患逐渐显露，并因明朝处理失当而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麓川地方势力进行分裂割据，及其后中南半岛北部脱离明朝的版图，均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清朝设云南巡抚与云贵总督管理云南。康熙年间云南省管辖２０府和１直隶州，以后又有改变。清末云南省辖有１４府、６直隶厅、３直隶州、１２厅、２６州与４１县。［２２］［ｐ．２３２２］云南省的地界，东至广西泗城（今广西凌云），东北至贵州兴义府（驻今贵州安龙），东南至广西镇安府（驻今广西德保），南与安南分界，北至四川会理，西北至吐蕃界，西至神护关（今云南盈江县），西南至天马关（今云南瑞丽县境外）。［２３］清代史籍关于云南行政体制较多的记载，是清朝对今滇东北、滇西北、滇东南等新开发地区官府的级别、隶属关系等多次调整，目的是明确上述地区变动地界的隶属关系，并对这些地区实现有效控制。 清前期内地人口急剧膨胀，百姓谋生日益艰难，大量流民乃携家带口赴边疆地区谋食。清政府对此持默许的态度，云南官府则用免除赋税、提供种子和口粮等方式，吸引内地流民前来垦种。为解决入湖广道所经的今贵州、滇东等路段，受不法土司及化外蛮夷的阻挠而难以通行等问题，雍正帝令云贵总督鄂尔泰，以上述地区为重点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同时根据“江外适土不宜流”的原则，在 澜 沧 江 以 南 地 区 仍 保 留 了 部 分 土司。［２４］在解决了土司专横违法和抗拒管理等难题、及大量流民顺利进入改流地区以后，清朝将今会 泽、东 川、昭 通、镇 雄 等 地 从 四 川 划 归 云南，［２３］［ｐ．２３２１，２３３８，２３４０］上述区域乃成为移民安置和垦殖开发的重点区域。 除滇东北外，外来流民也大量进入云南省其他的山区僻地，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开发，也为云南省与邻省划定地界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清两朝还重视开发云南的有色金属矿藏，通过途经四川、贵州和广西的驿道，将铜、银等铸币原料大量运往内地，云南与内地的联系更为紧密。 清代末年，英法殖民势力控制了中南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乃强迫清朝将部分领土划给英属缅甸或法属越南。位今缅甸北部的野人山和今云南瑞丽境外的勐卯三角地，遂被划归英属缅甸。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协议，完成中越边界云南段的划分。经过上述过程，近代云南南部的疆界基本上形成。 四 综观云南省政区范围及云南与周边地区关系的变化，大致可梳理出以下线索。 云南的政区范围从初期与他地混同及其外延部分相对含混，逐渐演变到南诏与元代的初具规模，明清时发展至基本稳定和逐渐清晰，其间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云南地域范围的演变及趋于稳定，亦有其发展的线索和可以探知的原因。 云南的地域以云贵高原西部为核心，广泛分布的高原山地构成云南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高原山地类型的动植物资源和矿藏资源，由此派生的诸多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云南社会及其居民构成上具有的特点，将云南与周边区域大致区分开来。云南地域范围渐趋明确，还与其处于蜀地、湖广、岭南、中南半岛四大地理单元之间，并担当沟通内地与邻邦的边疆门户等因素有关。 云南政区范围的形成，是云南与四川、湖广、岭南、中南半岛诸地理板块划分或切割的结果。云南政区范围的确定，显然受到上述地理板块历代政治形势的影响。在云南政区形成的过程中，地缘政治关系通过政治地理博弈、历朝经营西南边疆的方略和治策等表现出来。云南政区范围的演变和确定，在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过程方面，堪称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在云南政区范围演变的过程中，交通线的作用不可小视。汉朝拓建由成都经今滇中达缅甸、印度乃至地中海沿岸的蜀身毒道，以及从成都经今滇东至越南北部的入安南道，将四川盆地与中南半岛、印巴地区大致相连。元代新辟自今昆明经贵州达中原的入湖广道与乌撒达泸州道，不仅标志着云南与长江中游、中原地区建立了直接联系，还使中国内地与中南半岛、印巴地区的交通趋于便捷，由此凸现出云南在亚洲西南部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为确保入湖广道与乌撒达泸州道的畅通，明朝在道路所经的云南、四川、湖广等省相连地带设贵州省。至于云南与四川、贵州三省接界地带管辖权的划定，则与朝廷在这些地区实现了积极开发和有效管控有关。 交通线是影响云南与周边地区关系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入川道、入湖广道、蜀身毒道、入交趾道是支撑云南政区构成的基本框架。云南重要交通线的兴衰，深刻影响了云南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云南与周边地区关系的改变，也使有关交通线发生兴衰更替的变化。元代以前云南地区隶属于四川行政区，以五尺道、灵关道为沟通两地的媒介；元代云南立省并获巩固，主要得力于入湖广道、乌撒达泸州道的开通，而五尺道、灵关道则长期衰落。明清两代，内地移民沿入湖广道和乌撒达泸州道大量进入云南，使道路附近的今曲靖、昆明、楚雄、建水和昭通等地，发展为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地区，并成为影响全省管控格局的核心地带。 地缘政治关系格局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云南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元代以前，历朝看重云南作为内地与邻邦交往门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高度重视蜀 身 毒 道、交 趾 道 两 条 国 际 交 通 线 的 安全。［２５］自元代起，中央王朝更重视云南省的战略地位和资源开发利用价值，在巩固王朝的边疆和参与全国的经济活动等方面，云南省均凸现其所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来说，元以前历朝经营云南的重点，主要是郡县治地和达外的交通线。元明清三朝，则对云南省的战略地位、云南与邻省间的交通线、云南与邻省毗连地带管辖权 的划分等更为重视，云南与祖国其他地区的血肉联系，因此也得到巩固和加强。 ［ 参考文献］ ［１］ ［汉］司马迁．史记（卷３０平准书“索隐”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点校本． ［２］ 西南夷传［Ａ］．后汉书（卷８６）［Ｍ］． ［３］ ［晋］常璩．南中志［Ａ］．华阳国志（卷４）［Ｍ］．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４年刘琳校注本． ［４］ ［唐］房玄龄，等．陶璜传［Ａ］．晋书（卷５７）［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点校本． ［５］ 地理上［Ａ］．晋书（卷１４）［Ｍ］． ［６］ ［宋］欧阳修，等．地理七下［Ａ］．新唐书（卷４３下）［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点校本． ［７］ ［后晋］刘煦，等．旧唐书（卷４１地理四）［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点校本． ［８］ ［唐］樊绰．名类［Ａ］．蛮书（卷４）［Ｍ］．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赵吕甫校释本． ［９］ 高适传［Ａ］．旧唐书（卷１１１）［Ｍ］． ［１０］ ［唐］南诏德化碑［Ａ］．汪宁生．云南考古［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增订本．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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