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劍雄 經常有人問我：“你們究竟是研究歷史，還是地理？”還有的人在得知我的專業是歷史地理時，也會說：“你們真不簡單，既研究歷史，又研究地理。”於是我不得不以最簡單的話來解釋，什麼是歷史地理，說明歷史地理本身就是一門學科，並不等於歷史加上地理。 可是當有人問起我的老師譚其驤先生究竟是研究歷史，還是地理；到底是自然科學家，還是社會科學家時，就不是那麼容易說清楚了。 要說他是歷史學家，是社會科學家，當然是——他1930年畢業於暨南大學社會歷史學系，主修歷史；1932年在燕京大學完成研究生學業，導師是史學大師顧頜剛。從1934年起他先後在燕京、北京、浙江、復旦等大學教中國史，還長期擔任復旦大學歷史系主任。1943年他在重慶參加了中國史學會的成立大會，1950年後歷任中國史學會理事、常務理事、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代會長。他發表過上百篇論文，不少已成為中國史研究的經典之作。《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出版時，他是列入條目的為數不多的在世歷史學家之一。 要說他是地理學家，是自然科學家，當然也是——他於1934年與顧頡剛一起發起成立了我國第一個以研究歷史地理為宗旨的學術團體禹貢學會，出版了《禹貢》半月刊。他1932年在輔仁大學教的第一門課就是中國地理沿革史，這門課以後發展成中國歷史地理學，他一直教到晚年；1937年起他還教過中國地理。1959年他在復旦大學創辦了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室，1982年建成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他是首任所長。他從30年代起就是中國地理學會的成員，長期擔任理事、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他不僅發表了大量歷史地理論文，還以數十年精力編繪中國歷史地圖，是《中國歷史地圖集》和即將問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的主編。他同樣是列入《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卷》的健在的地理學家之一，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院士）。 正因為如此，譚先生生前曾戲稱自己為“兩棲動物”。這似乎是由於這門學科的特殊性所決定的——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的地理，而地理本身就包含著自然和人文兩大方面，涉及自然環境和人類社會，或者說跨文理兩科。但更確切地說，他自覺地選擇了這樣的學術使命——在時間、空間、人類這三維結構中探索真理。 他的“兩棲”多少有些家族淵源。譚氏堪稱浙江嘉興明以來的望族，自屬書香門第，但到清道光年間，就已“棄儒服賈”，同治年間即因經商而成巨富。他的祖父是舉人，父親是秀才，但清末廢科舉後父子倆立即遊學東瀛。他的父親在本學的是鐵道專業，回國後曾任瀋陽皇姑電車站站長，同時善詩詞，參加南社。所以他在青少年時代已有了“兩棲”的傾向：有舊學根底，卻一度醉心於新文學，發表過小說；學過英語專業，但又轉而學歷史；對地理情有獨鍾，兄弟間常以背誦地名並記憶方位比高低。 不過使他最終選擇了歷史地理這門“兩棲”的專業卻不是偶然的，至少有多方面的原因。 1928年在暨南大學聽了潘光旦先生的“社會學基礎”和“種族問題”兩門課後，他對社會、民族、優生等學問很感興趣。在潘先生的指導下，他的畢業論文就以《中國移民史要》為題，以後寫過多篇移民、民族、社會、文化方面的論文，還曾在清華大學社會係任教。 1931年，他在燕京大學研究院選修導師顧頡剛先生的“《尚書》研究”課時，發現顧先生用為證據的“十三部”並不是西漢的制度，而是東漢的狀況。在顧先生的鼓勵和引導下，師生間用通訊方式展開了一場學術爭論。最後，顧先生不僅基本接受了他的意見，還將這些往返的信件印發給聽課的同學，作為講義的附錄。這無疑堅定了他研究沿革地理（中國歷史地理的前身）的信念。 在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國難當頭的危急形勢下，他與同人意識到歷史地理的研究具有更強的現實意義，這可見於由他起草、顧頷剛改定的《禹貢》半月刊《發刊詞》：“這數十年中，我們受帝國主義的壓迫真夠受了，因此，民族意識激發得非常高。在這種意識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國通史》出來，好看看我們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樣，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應當歸我們的。但這件工作的困難實在遠出於一般人的想像。民族與地理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我們的地理學既不發達，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樣可以取得根據呢？不必說別的，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書上都這樣地叫起來了。這不是我們的恥辱？” 而使他理性地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基礎，還是對時間與空間關係的認識：“歷史是最艱難的學問，各種科學的知識它全部需要。因為歷史是記載人類社會過去的活動的，而人類社會的活動無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臺，如果找不到舞臺，哪看到戲劇！”（同上） 此後的半個多世紀間，他就在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間探求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奧秘。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鍥而不捨，終身以之”。在他痼疾纏身的晚年，甚至到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地步。 剛從燕京大學研究院歷史系畢業時，他的老師鄧之誠先生送給他一副對聯，上聯是“釋地正堪師兩顧”。“兩顧”就是顧炎武與顧祖禹，都是明末清初的大學問家。顧炎武的研究領域很廣，但《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等著作和他對山川形勝的關注使他無可爭議地跨身於古代地理學家之列。顧祖禹則是專門的地理學家，他的《讀史方輿紀要》是沿革地理的集大成之作。兩顧的治學途徑卻大相徑庭，顧炎武行萬里路，顧祖禹足跡不出吳會；顧炎武的著作中常有實地考察的紀錄，顧祖禹完全根據文獻記載；但他們的成就舉世公認，在地理方面難分伯仲。 譚先生沒有辜負鄧老師的期望，不僅“師兩顧”，而且取得了無愧於兩顧的成就，一部《中國歷史地圖集》足以與兩顧的著作一樣傳之不朽，而他對創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貢獻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的治學途徑確是兼師而顧，注重文獻考證，也重視實地考察。但他的一生都缺乏讓他遍覽神州河山的機會，使他抱憾終身——年輕時在北平忙於奠定學術基礎和兼職兼課，抗戰期間僻處貴州，勝利後迫於生計，50年代起全力以赴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文革期間遭受迫害，等到浩劫過去、編圖也告一段落，一場大病將他推到死亡邊緣，從此不良於行。儘管如此，他還利用種種機會作實地考察，文革後期隨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視察新疆和甘肅，70年代考察東太湖、湖北、湖南、江西、河南、河北、江蘇等地。就是在他中風後的晚年，我也曾隨侍他上長白山，觀都江堰，登西山龍門，考察中越邊界。要不是1988年夏間再次發病，他本來會在黑龍江畔留下足跡。 譚先生最重大的貢獻自然在於他超越了兩顧，將沿革地理或地理沿革史這門傳統的學問發展成為現代地理學的一個分支——歷史地理學。 中國雖然早就有了“地理”這個名稱，但它並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只是史學的分支，只是學習或研究歷史的輔助手段，所以在《四庫全書》中“地理類”屬於史部。如果我們瀏覽一下地理類的書目，就不難看出，當時地理研究的範圍只限於疆域、政區、水道、地名的變遷，比現代地理學的研究範圍要小得多。研究的深度也不能與今天相比，一般局限於景觀和現象的描述。這種局面的改變一方面得益於西方現代地理學的傳入，另一方面正是包括譚先生在內的老一輩學者將現代學科理論與中國的傳統結合，篳路藍縷，長期開拓的結果。 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但它所研究的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只能以歷史文獻為主要依據，借助歷史學的研究手段。這種將古老的文字放在現代科學的體系中，並用現代科學原理加以解釋，以復原空間和時間的真相的過程，使被乾嘉學者推向極致的考據學大有用武之地，但能否自覺地進入現代科學體系，掌握現代科學原理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前提。儘管譚先生沒有接受過系統的現代科學訓練，但孜孜不倦地吸取現代科學的精華使他獲得了不斷攀上新高的階梯。 發表於1962年的《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長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是譚先生的得意之作，他“自以為這才是一篇夠得上稱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論文”（見《〈長水集〉自序》），因而足以反映他的探索過程。 来源：http://202.130.245.40/chinese/RS/9501.ht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