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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6期，转载《经济史》2004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当前，在日本经济史学研究领域，就其理论与方法而言出现了异彩纷呈的景象。应该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仍有影响，与此同时，新古典学派的“计量经济史学”、道格拉斯•C.诺思的“制度经济史学”、艾夫纳•格瑞夫的“历史的制度分析”等当代欧美国家的新的理论与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领域被拓展，其认知功能也进一步增强。 【关 键 词】经济史学/计量经济史学/制度经济史学/日本 中图分类号 F131.3 经济史学是理论经济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功能在于通过对过去经济现象的研究，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以使人们获得某种启示。就理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言，经济史学能为经济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事实的证明和检验，使经济学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 日本的经济史学具有悠久的传统，早在20世纪30年代，该学科的研究就已达到较高水平。传统的日本经济史学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历史学所固有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即人们先搜集能够反映某种经济现象的史料，尔后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辨，再梳理成文，这类经济史著作叙述过多，而缺少经济分析和数据处理；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甚至成为不少学者从事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这些学者们认为，经济理论的重要作用在于探求各种经济现象间的联系，并对这些现象加以解释。他们学术研究的特征是，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为前提，在对特定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探求何时具备能反映各阶段特征的经济现象。为此，这些学者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至今，日本经济史研究硕果累累，如土屋乔雄的《日本资本主义史论集》（1939）、高桥龟吉的《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1968）、楫西光速等人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多卷本（1954～1969）、守屋典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1969）、有泽广巳的《昭和经济史》、大岛清的《日本经济危机史论》（1952～1955）和古岛敏雄等人的《日本经济史大系》（1965）等。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史学的研究领域，就其理论和方法而言出现了异彩纷呈的景象。应该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仍有影响，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方法，尤其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史研究中。由于一些学者注重经济模型的应用和对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因此这种新的研究范式被人们称为“计量史学”（cliometrics）或“新经济史学”。70年代，道格拉斯•C.诺思的制度经济史理论传入日本，他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的日文版对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影响。90年代初期，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夫纳•格瑞夫（Avner Greif）教授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将博弈论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中，人们称这种范式为“历史的制度分析”（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HIA）。该理论方法传入日本并被应用后，经济史的研究领域被进一步拓展了。日本经济史学界素有重视档案资料收集整理的传统，在此基础上，一些掌握了经济理论的学者按照新的国民收支账户，对近世（注：近世为日本特殊的历史划分阶段，指江户德川幕府时期至明治维新时期（1603～1868）；明治维新后称近代。——编者）以来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如东洋经济新报社的《明治大正国势总览》（1927）、《昭和国势总览》（1991）；大川一司、筱原三代平、梅村又次编纂的《长期经济统计》（1965）；安藤良雄的《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1975）。这些基础性工作为上述新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总之，在理论与方法上不断引进国外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是战后日本经济史研究日渐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下结合日本经济史研究的若干事例，介绍某些理论与方法的应用。 一、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成果——日本江户时代的经济是停滞的吗？ 有关如何评价江户时代日本经济发展状况的问题，一直是日本经济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许多学者在认识上有一种倾向，即在高度评价明治维新历史作用的同时，把17世纪末期以后的江户时代看成一个希望渺茫的时代。这些学者认为，当时“日本是处于停滞的封建国家的状态”，农民身负的年贡苛重，“几乎无剩余可言”（楫西光速，1956）。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相比，日本人口增长停滞、技术水平低、储蓄倾向弱，已完全陷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直至明治维新才挣脱出来（理查德•纳尔逊，1956）。总之，在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之间似乎横裂着一条断崖，二者是不相连接的。 而日本新经济史学家则推崇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有机体原理和连续性原理，认为社会的进化如生物的有机体一样，没有突然的变异，是随着时间的伸延而逐渐成长的，经济的增长是合理性行为累积的结果。新经济史学的学者们对江户时代的人口、物价、货币和贸易等资料进行了收集和统计，所得出的结论是，江户时代的经济是增长的，不能简单地将人口和土地增加速度的减缓作为所谓经济停滞的原因。新经济史学家们认为，17世纪末期以后的日本农业，在耕地的扩大逐渐受到制约的情况下，已开始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化。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的原因在于：自然灾害的影响；近世的城市具有某种“人口抑制”的功能（速水融，1974；1975）；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儿育女的机会成本的增加，家庭对子女的需求减少，出生率下降。总之，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的经济具有连续性，二者不可割裂，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照新经济史学的方法，依据宏观经济变量的统计分析，人们得出了上述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结论，使经济史这一传统学科的研究出现了生气，令人耳目一新。 还应提及的是，日本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以明治维新为界，历来有着某种明确的分工，前者研究近世，后者研究近代，而且有关近世的研究往往又被归入历史学的范畴。人们知道，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无论是W.W.罗斯托还是西蒙•库兹涅茨，他们都是主张将近世和近代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来把握的。日本的新经济史学家贯彻了这一主张，也就是说，把江户时代作为工业化的准备阶段，明治时代作为工业化阶段，当代作为工业化之后的经济增长阶段，这不仅实现了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的统一，而且也打破了经济史和经济学研究相互割裂和封闭的状态（厉以平，1997）。 二、新古典微观经济分析——堂岛米期货市场的有效性 新经济史学家不仅以数量统计为基础，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考察，而且还应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分析的方法，对市场价格及其与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检验。众所周知，江户时代的经济是以米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而大阪的堂岛米市场是当时日本最大的米交易市场，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期货市场。对于堂岛米交易市场问题，一些经济史学者曾以传统的方法做过卓有成效的研究（须须木，1940；宫本，1988）。而新经济史学者则认为，仅对堂岛米市场形成的过程和意义进行分析和描述是不够的，弄清楚该市场的价格形成是否具有现代金融理论意义上的那种有效性，才更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 我们知道，所谓期货市场是在将来的某一时点（交货期）完成商品交割的市场，交货期的价格是在交货期之前的时间内形成的。相对于期货而言，在交易当时便完成交易的商品为现货。当同一商品同时存在期货和现货两个市场之时，在这两个市场所形成的价格有如下决定关系，即如果市场交易是在中性风险情况下的合理预期，则期货价格将是在交货期的不偏离现货价格的推定值。日本学者依据该理论和当时堂岛米市场现货和期货的价格数据，对当时米市场的功能和性质进行实证性检验。具体来说，以期货交易开始时点的现货价格为基准，取交货期的现货价格和期货交易开始时点的期货价格的对数，建立线性回归的数学模型。在期货交易中，由于远期交货？货主需要承担较多的存储费用，如仓储费、保险费和利息等，所以在正常条件下，同一种商品价格与交货期远近成正比，交货期越远，价格越高，但其差价，一般以相应的存储费用为限。依据该理论，日本学者还将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差额（期货溢价）对在库米的数量等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当时的堂岛米市场已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商品期货市场的性质（伊藤，1993）。当时堂岛米市场的期货交易每年进行三次，分别在春、夏、秋季，有经济史学者对各季节的期货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考察，并认为至少春秋两季的市场是有效的（胁田，1996）。以上事例表明，新古典微观经济分析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弥补了传统经济史学中描述性和定性分析方法欠缺精确性的不足，也丰富了经济史的研究内容，增强了该学科的认知功能。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新视角——对德川社会制度框架的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重视制度结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如诺斯所指出，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等为什么在有的场合能实现，而有的时候则不能，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日本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学者们并未停留于对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为工业化目标直接做准备的那些经济条件的分析上，而是去探寻那些在欧美经济制度和技术引进之前就已经为日本工业化作出贡献的制度因素。他们认为越是回溯到前近代社会，经济的运营与某些非经济因素，诸如政治、宗教和传统习俗的关系就越密切。 传统的观点认为“幕藩体制是日本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认为它是支撑日本近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岩桥，1987）。其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在该体制下，日本实现了长达200余年的和平与稳定，而这种和平与稳定的缘由，除幕府拥有大片领地、矿山、铸币权和对诸大名的统率权、转封权之外，还由于有一种任务（“役”）体系在起作用。这种任务（“役”）体系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无论是天皇、将军和大名，还是家臣、町人和农民，都有自身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期待约束着行为者，行为者也力图尽可能与他人的任务期待相一致，从而形成“任务统一体的复合”（富永健一，1980）。二是有利于市场发育的各种制度安排。例如，兵农分离和商工农分离有利于社会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减少了交易费用（岩桥，1987）。三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江户时代的经济是处于增长状态的，而增长的主要动因在于农业生产中激励机制的存在。过去在庄园制下从事赋役劳动的农民，以向名主缴纳一定量地租为代价，来换得在他们的土地上耕作的权利，从而形成了新的契约制度。农民是不会对那种不属于自己的“剩余”劳动有积极性的（山村，1978）。但在新的契约制度下，农民不仅享有管理所耕土地的自由，更主要的是享有从增加的产品中分得一份的权利。 日本新制度经济学家还对德川时代的所谓锁国体制进行了考察，认为锁国并不排斥日本在文化和科技方面进步的可能性。因为在此之前传入日本的汉学已经改变了日本人的文化观，汉学也使知识界产生了对天文、地理和农学等的浓厚兴趣。学者们经过考察发现，在所谓的锁国时期，日本的对外贸易渠道非但未封闭，反而比以前拓宽了。当时除日本长崎外，对马、琉球的贸易都相当活跃（田代，1988）。总之，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应用，启发人们用新的视角去研究经济史。 四、博弈理论的应用——日本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扩展 如上所述，江户时代的日本已具备了期货市场这样的发达的交易机制，而且学者们还证明了该市场是有效的。那么，是何种因素使这种发达的市场交易成为可能呢？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国家的市场规则是市场经济运作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国家作为第三者具有监督契约执行的职能。当交易者发生不履行契约的情况时，第三者的职能则将强制其执行，否则，就不会产生参加市场交易的激励。问题在于江户时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阶段，国家作为第三者的契约执行监督制度尚不健全。非但如此，当时江户幕府还多次发布“相对济令”，其内容为凡属“金公事”，即事关附有利息的无担保的债权的诉讼，幕府的裁决机关概不受理。当类似案件发生时，正如“相对”两字所表示的那样，由当事者自行解决。江户时代，幕府曾先后10次发布这种“相对济令”，也就是说它自动放弃了监督契约执行的第三者的职能。 那么，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江户时代，是如何确保契约执行，市场经济体制又是如何运作的？对于这一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是无法回答的，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是以发达市场的存在作为前提的；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是在以产权为核心的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范围内，对于无国家或国家力所不及的领域的制度实施则无力给予解释。 日本学者采用历史制度分析的方法，应用博弈理论，对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前提的市场制度的形成以及在缺乏监督条件下交易仍可进行的机理在理论上予以了阐明。在历史的制度分析和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中，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制度被定义为一种博弈均衡（青木、奥野，1996；青木，2001），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Greif，A.，1997）。自我实施制度的性质在于，与国家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它是自发的且自我实施的，它是参与各方经过谈判协商、讨价还价，自愿达成一致的结果。自我实施制度产生的过程，就是博弈者各方在特定的对局中，根据各自不同的目标，随机选择最优战略，最后求得均衡的过程。依据这一理论方法，日本学者以江户时代的“株仲间”为研究的切入点，揭开了这一谜底。所谓“株仲间”是江户时代商人的同业行会组织，当时多数“株仲间”的约章中都有这样的规定，即行会外的商人在交易中若对行会内的人有不正当行为，则禁止行会内的成员与该商人交易。 株仲间规章所规定的惩罚行动，与格瑞夫所描述的中世纪地中海马格里布商人所采取的多角惩罚战略大致相同。多角惩罚战略是一种反复博弈的角逐战略，即只要彼方采取合作，此方也实施合作；当彼方集体成员都不合作时，此方以后则一直不合作；若彼方对此方中的某一成员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时，此方同伙中未被伤害的其他成员则全都不合作。与实施单独惩罚相比，这种多角惩罚的实施，使交易双方采取不正当行为的动机大为弱化。格瑞夫所要阐明的是，马格里布商人的多角惩罚战略是一种博弈均衡，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一种制度（Greif，1993）。这一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江户时代的株仲间。 那么，株仲间作为一种制度而成为江户时代市场交易基础的这一假说，如何能得到实证检验呢？有关此问题在研究上存在难点，也就是说在多角惩罚这一博弈均衡的条件下，为制止交易对手的不正当行为或在不正当行为进行之时，株仲间是如何采取行动的？日本天保改革年间（1841～1850），株仲间曾被幕府封禁。有学者通过对株仲间被封禁前后经济绩效的比较研究，对上述假说进行了检验（冈崎，1999、2001），认为在株仲间被封禁期间，实质货币余额增长率是呈衰减状态的。还有学者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认为在株仲间被封禁期间，商业交易是混乱的。这些事实都支持了这一假说，即多角惩罚战略是在江户时代支持市场交易的一种制度。中世纪地中海马格里布商人和株仲间的事例说明，以博弈论为核心的历史制度分析理论的应用，使人们对距今久远的经济史问题的理论分析成为可能。有学者认为博弈论的应用是经济学界悄然进行的一场革命（神取，1994），而这场革命也正在波及经济史学界。 新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使日本经济史这一传统学科充满了生机。同时，也应看到尚有一些理论问题有待日本经济学家去进行新的突破。如前所述，日本学术界素来重视档案资料的整理，而在人口史、教育史、价格史和经济增长及制度演进等方面可供利用的数据和资料相对丰富。日本的经济学者们正是依据这些数据资料才开始应用新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诺思曾认为，人口统计、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数据资料，可以帮助人们掌握某一时代的经济特征，但重要的是应使人们了解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基本包括三方面内容，即人口统计、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存量和制度框架。人口统计描绘了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存量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能力；而制度框架则决定了博弈规则。正是这三者间的相互作用使经济产生绩效。诺思认为这三者间的相互作用还有待探索，而有关社会知识存量增长及其与人口数量、制度框架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尚属空白（诺思，1997；罗涛，2000）。诺思所指出的也许正是目前日本经济史学家们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五、启示与思索 由于地缘和文化相通等因素，中日两国包括经济史在内的经济学界彼此声息相通，具有长期交往的历史。这不仅是因为两国学者间友好的情谊使然，还因为在研究中两国学者各自以对方国家为参照系进行比较研究的时间也不少。目前，日本经济史学的研究日新月异，且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这不能不引发中国学者的思考。日本经济史学研究所取得的进步是与新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密切相关的。我们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同时，应努力学习和借鉴新的经济理论和方法。只有掌握和熟悉当今最新的研究范式，才能在一个平台上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学者应加强经济史素养，而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更要注重研习经济理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相互脱节的状况，才能不断创新，把我国的经济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参考文献】 1.Greif，Avner，1993，Contract Enforceability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Early Trade：The Maghribi Traders’ Coali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3（3）. 2.Greif，Avner，1997，Microtheory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rough Economic History，in Kreps，David M. and Wallis，Kenneth F.， 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Theory and Applications，Vol.2. 3.[英]马歇尔，1983，《经济学原理》上卷，中文版，商务印书馆。 4.[日]伊藤隆敏，1993，“18世纪堂岛米市场的有效性”，《经济研究》，44～4。 5.[日]岩桥胜，1998，“德川经济的制度框架”，速水融、宫本又次郎编，《经济社会的成立：17～18世纪》，岩波书店。 6.[日]冈崎哲二，1999，《江户的市场经济•从历史的制度分析看株仲间》，讲谈社。 7.[日]须须木庄平，1940，《堂岛米市场史》，日本评论社。 8.[日]宫本又郎，1988，《近世日本的市场经济》，有斐阁。 9.[日]青木昌彦，2001，《比较制度分析》，中文版，上海远东出版社。 10.[日]青木昌彦，1996，《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东京大学出版社。 11.[日]梅村又次等，1997，《日本经济史》（8卷本），厉以平译，中文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2.吕万和，1984，《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