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内容提要】要真正理解中国的经济市场和广义市场，就必须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市场”想象，反思西方“经济市场”的概念霸权。历史上的自贡盐业市场就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而是多种市场并存的“广义市场”，包含了经济市场、社会市场、文化市场、政治市场和象征市场，这些市场相互作用、相互借力、相互生产，相互转换。在自贡盐业市场中，政治市场、社会市场、文化市场和象征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盐的交换，盐业经济市场甚至成为政治市场和社会市场等市场的附庸。广义市场是人类普遍的“交换市场”形态，而现代自由经济市场制度不过是人类经济交换市场中的制度之一。广义市场的概念将有助于理解经济市场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以思考当今中国的市场改革。 【关 键 词】广义市场/政治市场/文化市场/象征市场/自贡盐业 什么是“市场”？中国的“市场”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本文通过对近代以来自贡盐业市场体系的考察，反思中国传统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进一步思考“市场”的本质。 “市场”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价格是市场的核心特征，价格机制——即亚当•斯密笔下那“看不见的手”，决定了市场的运行。①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市场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促进了重复不断的交易，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与通过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具有相互替代性，而决定采用哪一种手段的原因就是交易成本。② 市场也是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人类学家发现很多初民社会里存在着不同的市场性，例如许多地方存在的默契交易(默言交易)表明交易是一种社会交往。③而马林诺夫斯基对西太平洋特罗布里安德群岛“库拉圈”的研究发现，库拉交换主要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交换。④这表明人类的交换行为具有普遍性，包括社会关系的交换、政治权力的交换等，经济交换只是其中一类，并且交换的具体形式和意义则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在现代西方，经济交换是相对独立的、在制度上尽量脱离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的行为。其实，交换是人类一种普遍的行为，而包含了权力交换、社会关系交换和物品等经济交换的“复合交换”更是人类早期的普遍交换形式。 人类学真正对市场研究起到奠基性作用的是博兰尼，当代经济人类学的各种市场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其“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为基础。博兰尼将人类经济的整合形式分为三种⑤：互惠(reciprocity)⑥、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交换(exchange)⑦。博兰尼认为，市场是交换的场所(locus)，市场制度应被界定为包含供给群体或需求群体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制度。他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市场都是嵌入社会之中的，直到19世纪以前，互惠和再分配仍居人类经济整合形式的主导地位，近代以来“自我调节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的扩张导致市场经济代替了互惠和再分配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起到主导作用。⑧ 基于嵌入性概念，人类学家对于世界各地的市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柏汉南等人对于非洲各种市场形态的研究，⑨以及盖尔对印度一个地方市场中的象征机制的研究等。⑩费南对巴西东北部一个地方市场体系的研究发现，通过建立互惠关系，市场的参与者可以降低市场中各种各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了市场的绩效和交易水平。(11) 中国许多地区的早期乡村市场并非一个仅仅依靠互惠和再分配来维系的封闭共同体，结构性的交换体系已经形成。施坚雅提出，市场就是位于各个等级的中心地的交易场所，市场的等级与中心地的等级相对应，从小集市、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一直到中心市场。他认为，以往研究都忽视了市场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从而难以理解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区域，中国传统市场区域与社会、文化的区域边界是高度重合的。(12)科大卫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也提出，贸易和市场很久以来就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要部分，中国并不需要向西方学习有关贸易的价值。(13) 以社会结构作为切入点的新经济社会学市场研究大多是建立在博兰尼的嵌入性概念基础上，将理性选择假设下的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利用社会网的分析技术和方法来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嵌入性的本质进行讨论。怀特认为，经济学只是关注交换过程，因此没有什么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只有交换理论。所以，怀特所关注的典型市场是生产市场，而不是交换市场。生产市场是产业经济的主要特征，在这个市场里，存在着许多彼此互相监督的企业。其市场理论的核心是“市场是自我复制的角色结构”。(14) 此后，格兰诺维特发表了其开创性论文《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15)将博兰尼嵌入性概念进行了深入阐释，并将嵌入性的操作化研究途径——社会网络的视角引入了经济社会学研究中。他认为，无论是在工业社会还是在前工业社会，嵌入性的现象始终存在，只不过在各个社会中嵌入的水平和程度有所不同。格兰诺维特的论文为将社会网以及相关概念社会资本作为经济社会学市场研究的主要概念工具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基础。 在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基础上，贝克尔提出“作为网络的市场”概念，他认为市场并不是均质的，而是以不同方式进行社会建构的。贝克尔通过对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识别出了两种类型的市场网络，一种是小规模、紧密的网络；另一是大规模、更加差异化、松散的网络。由此认为，经济学关于竞争性市场是无差异的观点是错误的，市场的社会结构对市场运作方式有重要的影响，不同的社会结构会导致不同的市场效率。(16) 在对社会结构的强调方面，江列在博兰尼等研究者的基础上，使用英国和日本商业发展的历史个案，提出了交换模式(mode of exchange)的概念。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对于市场的影响，因此产生了许多问题，应当以“交换模式”概念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概念。(17)他强调用“交换”取代“市场”，这与本文用广义市场(反映人类的交换行为)超越狭义的经济市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的观点试图超越单纯经济意义上的市场，将社会结构带入市场研究之中，沈原对此一观点也有呼应。(18) 在西方，直到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对纯化的、剥离开其他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市场的、私有基础上的自由经济市场(自我调节市场)才慢慢出现。但沃勒斯坦仍然提醒我们，博兰尼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存在过，国家对于市场价格的调控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存在的，包括现代的资本主义。因此，与通常将自由市场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垄断，它实际上是一种反市场的经济制度，是自由市场的敌人。(19) 就经济市场而言，早期人类的“默契交易”中就没有自由市场的“商品”、定价制度与合同式契约。布罗代尔认为，互惠、再分配、交换三种方式本来就共同存在于市场中： 在现实的生活里，所有种类的交换既是经济的又是社会的。世代以来，尽管(也许是由于)它们多样纷杂，各种各样社会经济类型的交换一直存在。互惠和再分配同时也是经济类型的交换(诺斯在这一点上十分正确)；而原初就有、涉及金钱转手的市场，也同时是一种社会和经济的实存。(20) 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人类市场的交换是一种广义的交换，不仅有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种市场交换属性，还包括了多种市场的互惠、再分配以及资本转换等多种交换形式。可以说，自由市场并非一种普遍化的存在，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中，分析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几种生产方式的划分后，感叹道： 马克思针对那些将“社会”、“市场”或“政治过程”予以普遍化的做法，进一步论争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体现了各种因素的不同结合形式。一种方式视之为真的东西，对另一种方式就未必如此，因此从来就不可能有什么普遍历史。(21) 人类早期市场是一种基于共有权力和集体关系的市场，与政治、社会关系、文化等共存，因为“共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汤普森曾经质疑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概念： 市场就是一个市场吗？或市场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自然，它不可能是两者，但关于“这个市场”的太多的讨论传达了某种确定的意思——一种交换的空间和机构。虽然事实上，有时在这个词的使用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它被用来作为经济过程的一种比喻，或作为这一过程的理想化和抽象化的概括。(22) “市场”的概念和想象不等于市场的现实，但是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确实在“使用者不知道的情况下”，“被用来作为经济过程的一种比喻，或作为这一过程的理想化和抽象化的概括”。然而，人们忽视了“市场”作为人类交换的空间和机制，并不是经济学的专利，更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想象既不等于西方的市场现实，亦不等于中国的市场现实。要真正理解中国的市场，就必须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市场”想象，反思西方经济学“市场”的概念霸权。 彭慕兰等人认为：中国传统经济市场比当时的西方发达。(23)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更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会后来落后于西方？本文的分析将说明：中国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市场还是相对受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市场干扰较小的市场，按照广义市场的观点，中国当时的政治市场、社会市场、文化市场和象征市场远不同于西方，正是这些市场的复合交换行为，在后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资本市场，改变了其可能的自由经济市场的走向。 本文由此系统提出了政治市场、文化市场、社会市场和象征市场的概念，同时强调“市场”的广义交换(广义市场)和复合存在(复合市场)的实质。通过研究历史上自贡盐业市场的个案，探讨“市场”的本质，并期望以此加深对当今中国社会市场转型和“市场化”的理解。 在理论构造上，本文关于“广义市场”或者“复合市场”的理论依据了布尔迪厄的资本体系理论(24)和张小军的“复合产权”理论(25)，并将人类一般的交换“市场”(为避免歧义而称为“复合市场”或“广义市场”)定义如下： 广义市场是各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象征资本)要素(物品、权力、关系、品位、认知意义等)和各种市场(经济市场、政治市场、社会市场、文化市场、象征市场)之间进行转换(互惠、再分配与交换)与再生产的复合时空。 广义市场(复合市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按照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2)因而包含了经济市场(即经济学定义的市场)、社会市场、文化市场、政治市场和象征市场，这些市场嵌套共存，有其相同和相异的市场机制，其中象征市场特别具有转换各种市场属性的特点(见表1)；(3)“转换”不仅包括一般形式的资本要素(物品、权力、关系、品位和认知意义等方面的)互惠、再分配和交换三种方式，同时也包括各种市场间的上述转换(见表2)；(4)市场的生产和再生产性是广义市场的特点之一，超越了经济市场的狭义功能；(5)广义市场(复合市场)是人类普遍的市场形态，而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人类各种市场制度形式之一；(6)本体论中，各种市场是并行存在的，并非只有经济的“市场”。政治权力、社会关系、知识声望等并非只是经济市场的外部“影响因素”，亦不能简单将“市场”理解为社会嵌入性的存在，因为嵌入性的观点尚未脱离“经济市场”的中心话语。 表1资本体系与广义（复合）市场体系
表2 各种市场的特征
按照广义市场来理解，人类的“市场”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的转换和交换场所。不仅存在着经济资本的诸如商品化的交换，还存在着政治权力资本、社会关系资本、文化信息资本和象征资本的转换和再生产。经济学往往追求纯粹的经济资本市场，而试图剥离其他市场，或者将其他因素仅仅视为影响因素。但是在现实中，任何社会的纯粹经济学和市场都只能是一种“想象”；不能因此用纯粹经济学的标准去定义人类现实中所有的市场形态。特别是面对现代的广义市场，有必要检讨所谓经济市场化而忽略其他市场作用的盲目性。这一基本观点对于我国当前的市场转型十分重要。 本文对自贡盐业市场的分析表明：历史上的自贡盐业市场实际上并非一种单纯的经济自由市场，它同时包含了互惠、再分配和交换经济，是一种复合的交换场域。除了盐业的经济市场外，还同时存在着政治市场、社会市场、文化市场和象征市场，也存在着这些市场中的互惠、再分配和交换，以及更为复杂的权力、关系、声望等要素的转换和“定价”规则。这些市场相互作用、相互借力、相互生产、相互转换。政治市场、社会市场、文化市场和象征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盐的交换，盐业经济市场甚至成为政治市场和社会市场等市场的附庸。如果从广泛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市场与社会市场的中心话语进行思考，经济市场不过是在为政治市场和社会市场“做局”。 第一，政治市场是政治资本转换和再生产的时空，表现为不同政治资本的互惠、再分配和交换。人类学家文思理的《甜与权》精辟分析了加勒比海和欧洲的蔗糖贸易和世界市场，认为这是一个人类嗜好的甜蜜权力和殖民主义的权力之甜蜜共存的权力市场，(26)实际上提出了政治市场的概念雏形。相对于“甜与权”，本文表述为“咸与权”，意在强调盐业市场的权力转换和追求权力的盐业市场。一方面国家对于盐业影响巨大，另一方面从清代初期到民国初期，自贡的盐商们具有相当大的市场控制权。(27)盐价的确定并非仅仅由盐务管理局的再分配来决定，也并非仅仅由经济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而是不同政治权力讨价还价、各方社会利益相互妥协的均衡结果。 第二，社会市场是社会资本转换和再生产的时空，表现为社会资本的互惠、再分配和交换。正如怀特认为的那样，由于生产者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中，他们互相接触，相互观察对方在做什么，特别是对方在同类和相关产品上是如何定价的。社会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经营和价格信息。经济市场制度只是生产商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示、信任、规则的反映。(28)自贡盐业中的袍哥等社会组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盐业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社会关系的资本市场而得以运行的，同时又维系着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结构。这一社会市场也与政治市场复合在一起，对整个市场的经济资本转换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文化市场是文化资本转换和再生产的时空，表现为文化品位、声望的文化权力、伦理和信仰等文化资本的互惠、再分配和交换。例如庙宇、庙会、书院等信仰和仪式空间(例如围绕牛的各种仪式)承载了文化认同、伦理的互惠和声望的文化权力再分配等功能。盐商和其他地方精英通过各种地方会节与仪式、信仰和书院教育将文化资本“商品化”，以进行转换和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官府、商人、民众实现了一种共谋和合作，从而控制着盐业经济市场的运作。 第四，象征市场是象征资本转换和再生产的时空，表现为通过象征资本的再生产，在上述市场之间进行的市场转换。人类的广义交换行为本身就具有生产性，象征生产性是象征市场的巨大贡献，也是广义市场理论的要点之一。例如解放初期将原来的盐业市场收归国有的过程，就是先把经济市场转变为象征市场，然后通过认知的象征资本再生产，让国家控制顺利进入经济市场，最终完成市场的转变。 盐都自贡，位于四川盆地南部，临近贵州和云南，从汉代以来就出产井盐，明清时期是中国西南最大的食盐产地，自贡的名称就来源于当地两口著名的盐井，即“自流井”和“贡井”的合称。盐业是这个地方经济的基础。 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与资源对于该区域的经济体系有着重大影响。自贡作为以盐这种地下矿产资源的生产和销售而兴起的经济区域，近代以来，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套以盐业为核心的市场体系与制度。那么，自贡的地方市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市场？这种完全建立在“盐”基础上的市场体系其微观机制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类型的市场？这些问题使得我们不得不以一种“广义市场”的观念来思考。 自贡盐业的广义市场中包括了经济(资本)市场、政治(资本)市场、社会(资本)市场、文化(资本)市场和象征(资本)市场，更重要的是：经济市场(本文不作讨论)的表现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他市场，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为其他市场主导和取代，甚至成为其他市场的“外部因素”，为其他市场服务。在这里，很多经济学的法则失灵，“看不见的手”让位于“看得见的手”。 (一)政治市场 政治市场表现为不同政治(权力)资本转换和再生产的时空。在政治市场中，权力是互惠、再分配、交换的对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的市场直接制约着盐业市场，甚至使盐业经济市场成为权力市场的服务平台。 中国历史上，国家权力管理盐市场的盐政与盐法虽然历朝历代都有所区别，但是归纳起来，一般可以分为专卖制、征税制两种。专卖制是由国家直接经营食盐的销售，征税制是由商人经营，政府则向商人征收盐税。(29) 盐税占政府税收的很大一部分，盐税的征收是通过“引岸制度”来实现的，其核心内容可以用“分场分岸，按销定产”这两句话来概括。即按行政区划，以产盐所在省为主兼及相邻省区来规定食盐销区(销岸)。各大盐区设盐场多少、销量多少、销往什么地方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食盐在运输和销售过程中还必须具备国家盐业管理机构开具的纳税凭证(盐引)。(30) 从清代到民国，自贡盐场生产的盐，其销售区域大概可以分为五个部分：附场票岸、计岸、保边计岸、边岸、济岸。(31)其范围大概包括了今天四川、贵州绝大部分以及云南、陕西、湖北、湖南等地区的一部分。自贡的盐因其行销区域的不同，又可以分为票盐和引盐两种。票盐指只能在自贡周边地区(附场票岸)进行销售的盐，票盐必须在指定的盐垣(仓库兼市场)储存和销售。(32)引盐是自贡盐场供外销其他引岸的盐，一般都为大规模的灶户所产，就近设立盐仓存储，由盐务管理机构统一管理。(33) 在盐的销售和运输方面，晚清时期(1877-1911年)四川盐业实行官运商销，由政府设立官运局运盐，然后再由商人进行销售。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四川军政府实行“破岸均税”，废除官运，实行自由运销。1914年后，仍旧恢复原有的引岸制度。1915年到1935年，自贡盐的运销先后实行有限制自由贩运、派税包商、认商制等制度。(34)这一时期，四川军阀割据，所谓的包商、认商都是与四川军阀官僚有密切关系的商人。193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逐渐取代了军阀控制四川的政治经济，撤销地方军阀控制的盐运使署，由川南盐务稽核所接收盐务行政，改称四川盐务管理局。为鼓励盐的销售，废除了认商，增加运盐商户，重新分配运额。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川盐济楚，即将四川的井盐销往以前只能淮盐(海盐)销售的湖北、湖南地区。为了统一调配食盐供应抗战后方，自贡的盐全部官收，鼓励生产，实行“统制自由”制度。1942年后，政府又实行盐专卖，规定盐业“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当时官销业务规定采取公卖店的办法，但由于私盐泛滥，根本无法推行，所谓“官销”不过是一句有名无实的空话。1946年以后，废除了专卖，盐运业务，但还是局部实行盐的官运、官收。(35) 以上可见，长期以来盐的运输与销售都是围绕国家权力进行的，为什么这种制度几经改变，还能维持良久呢？在政治市场中，政府将食盐这种极为有利可图的特殊消费品的区域经营权通过各种方式出售给少数商人，从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性；盐商凭借政府授予的独占地位，通过高额利润的获取以及通过走私逃税等途径获得暴利，同时通过“报效”、“捐款”等途径实现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私人交换和酬谢。这样，自贡盐场的盐商们能够在这种僵化的体制下获得相当大的权力，国家对于盐业的严密控制与盐商在投资、交易上的较大自主性同时并存，盐商与国家之间既有共谋与合作，也有冲突与斗争。 政治市场对于经济市场有着重要影响，布尔迪厄的市场观点将资本、权力作为市场的重要特征，“市场上的资本分配反映着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等级体系”。(36)在研究中国转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钱颖一也认为，传统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对经济人和其产权而言，政府不受制度的约束。如政府可以随意增加税种，提高税率；又如政府可以任意干预经济活动，限制交易。(37)虽然实际情况远远比这要复杂，但也正说明了市场的政治属性和政治资本的存在，进而说明了政治市场的普遍存在。不仅仅在传统时期，就是在现代也一样，虽然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质意在剥离政治市场，减少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贡的传统盐业市场本来就是一种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社会权力、文化权力与象征权力之间的动态权力结构，而政治权力的交换市场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 (二)社会市场 社会市场表现为社会(关系)资本转换和再生产的时空。马林诺斯基在库拉研究中阐释了围绕社会关系的交换。格尔茨关于集市经济的研究通过对摩洛哥一个小镇集市的民族志调查，发现市场中的信息收集、谈判和交易都是与各种社会关系紧密联系的，如市场中存在着各种庇护关系等等，可以说，社会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市场。(38)此外，阎云翔对中国东北下岬村礼物交换体系的研究，则为我们呈现一个中国村庄中礼物交换的文化规则和实践中的运作逻辑，即村庄中社会关系的建构和再生产过程。(39)这些都可以使用本文提出的社会市场概念来解释。社会关系资本的市场直接制约着盐业市场，甚至使盐业经济市场成为社会市场的附庸。 近代以来的自贡盐业市场中，袍哥是参与其中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盐业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社会关系的资本市场而得以形成和运行的。袍哥是哥老会在四川地区的俗称，取《诗经》“与子同袍”之意，表示兄弟情义，又称“汉留(汉流)”，以示汉人的反清宗旨。关于哥老会的起源，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认为其起源于清末分布在川黔地区的啯噜会，还有学者认为是天地会的分支等，(40)但是众多的研究者都确认了晚清哥老会组织具有一定反清秘密会社性质。 清末至民国时期，袍哥在四川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大，以袍哥为主的四川同志军参加了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并立下了汗马功劳，“传檄而动，瞬即汇为洪流，此伏彼起，以浩大声势，威胁满洲政府者，实赖有哥老会之组织，发挥其传播运用之力”。(41)据四川广汉的一位袍哥大爷回忆，这时的袍哥红极一时，被称为“点点红”，即是说，只要你加入了哥老会就算走运。又称为“袍哥翻身”，人人都想当袍哥，广汉袍哥的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城乡各地，新增了很多“公口”。(42)此后，袍哥这种从辛亥革命之前被清政府镇压和钳制的秘密会社组织逐渐成为公开的、广泛分布的基层社会组织，四川各地的城乡都有其“公口”、“码头”，大部分成年男子都是其成员。 袍哥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五种有高低之分的等级，即“仁、义、礼、智、信”五个辈分。参加仁字号袍哥组织者以地方士绅为主，义字号以商贾为主，礼字号则较多匪盗、地痞和士兵，智字号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船夫、车夫，信字号人数不多，是下九流者，即流民阶层，所以智和信字号的袍哥组织很少，绝大多数袍哥都是仁、义、礼字号的。故当时有“仁字号一绅二粮，义字号买卖客商，礼字号又偷又抢，智字号尽是扯帮，信字号擦背卖唱”之谚。(43)这种袍哥组织的等级制反映了参加者的社会地位分层和市场特点。 自贡地区出现袍哥组织是在清代咸丰和同治年间，这时由于川盐济楚，自贡的盐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盐业工人数量激增，由下河(对川东重庆一带的俗称)来了一个袍哥名叫涂昆山，开西北堂码头，组织了仁字从善会。随后自贡的袍哥组织不断发展，通过不断“栽培兄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袍哥。袍哥组织在人数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不断地分化，重组及另立码头。光绪二十年，自流井地区大坟堡邻近的王竹溪就在大坟堡、凉高山等地区，另立仁字号码头，称为“集贤会”。从善会无法阻止，双方交涉结果，从善会承认集贤会向朝天寺方向发展，不能到仙滩，更不能上自流井正街。两会的关系类似宗族间的总祠和支祠一样，从此自流井地区的仁字袍哥分成了两个码头。(44)辛亥革命后，四川袍哥组织进入迅速发展时期，贡井方面仁字联合起来组成了同仁社，舵把子是黄象权，下面划分为四个公段共计24个码头。后来，贡井地区也建立了义字号组织即孝义会。(45) 各个袍哥组织都拥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和管辖区域，势力遍及自贡的大小城镇和乡村，盐商和盐工中很多人同时也是袍哥。(46)清末战乱和土匪的频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袍哥组织壮大的影响因素，因为对乡镇及市场的管理，都只能由一个具有权威的民间社会组织来施行，以填补清末政治经济危机导致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衰败。于是袍哥成为乡镇实际上的权威，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以弥补官方管理体制的不足，起到第二政府的作用，俗称“皮管街”。(47) 在自贡地区，袍哥组织控制了许多市场领域，如盐业中的盐运等，袍哥组织向盐商和盐工收取各种规费来维持运作，如果有不服从者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和威胁。(48)例如自流井的王爷会，是釜溪河运盐橹船的行会组织。民国十五年(1926)，袍哥组织“孝义会”的舵把子(首领)、自贡地方法院的法警队长陈泽龙，看见橹船每运盐一载，王爷会就可以抽收香钱一次。于是千方百计挤进了橹船公会，充当会首，接着又用很低的价格接顶橹船。当时橹船多到3 000只左右，一般船户实行挨次轮运，来维持业务的平衡，但陈泽龙的橹船却有优先承运的特权，每年轮载次数在八次以上。而其他一般船户一年也难得轮到一次，只有被迫把船转让给他，许多真正以此为业的船户，则因此而失业。(49) 帮会和行会于市场的情形很普遍，但是如此巨大的袍哥组织覆盖在自贡盐业市场上则是不多见的。这样一种社会资本的市场，同时也与政治资本市场复合在一起，对整个市场的经济资本转换起着重要的作用。反过来，经济资本市场也影响着政治和社会资本市场的存在。 (三)文化市场 文化市场表现为文化(信息)资本转换和再生产的时空。近代自贡盐场的各种社会组织如行帮等经常举行自己行业的会节，以积累和交换地方的文化资本。例如庙宇、庙会、书院等信仰和仪式空间(例如围绕牛的各种仪式)承载了文化认同、伦理价值的互惠和符号权力再分配的功能。盐商和其他地方精英通过各种地方会节与仪式、信仰和书院教育将文化资本“商品化”，以进行转换和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官府、商人、民众实现了一种共谋和合作，以如此一种文化市场安排控制着盐业经济市场的运作。 自贡盐业中，牛的符号价值和文化资本十分重要，因为从盐井中提取盐卤(推卤)基本上都是使用牛力，因此牛的使用解决了不少人的生计。所以每年十月初一(据说是牛王的生日)都要举行祀典。当时自贡盐场的牛推户、牛车夫自发组织了“牛王会”。每年十月初一定时祭祀牛王，在庆典牛王生日之时，一切费用都由盐商包干，自贡盐场的盐商们将他们发财致富的原因归结为牛王的保佑。自贡最大的盐商家族王三畏堂在大冲头正面的高山边修建了一座牛王庙。庙内除供奉牛王外，还有财神和火神，各有泥塑的神像。每逢祭祀，庙里张灯结彩，鼓乐喧天，大办牛王会。王三畏堂的总管和它所有井、灶、视、号的掌柜都穿戴翎顶袍褂，坐着轿子前来祀神，看戏、办酒席。如果牛疫流行，还要请道士在庙内诵经打醮。(50)不仅盐商与盐工，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地方官员也参与牛的神圣化仪式，自贡当时地区属于富顺县管辖，所以富顺的县官在每年立春之时，就要举行迎春大典，把纸糊的“春牛”迎接回衙门，并把泥做的小牛放入“春牛”的腹中，然后将泥牛分送盐井和盐灶上，盐商们便将此泥牛供奉在神龛之上，说此方法可以保佑牛只健壮。上述仪式活动形成了文化资本的生产和转换空间，即形成了文化市场。这一文化市场不仅促进了盐业经济市场的运行，还对经济市场的秩序形成了重要的文化安排。 除了举行各种信仰仪式以外，自贡盐商历来非常重视教育，热衷于捐资助学，将理想的追求和声望等文化资本的建构与盐业市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并行的文化资本市场。清末的自贡仅书院就有五所：炳文书院、旭川书院、三台书院、育才书院、酌经书院。(51)大盐商王三畏堂的发家人王朗云，于清朝咸丰、同治年间(1851-1862)，在自流井附近的板仓坝修建其祖祠——玉川祠，规定以祠堂族产收入的盈余，在祠内开办义学。后来，清政府废科举兴学校，义学扩大为私立树人两等学堂，兼收外姓学生。王三畏堂的子弟王作甘、王禹平等人先后留学日本，深受日本教育熏陶，羡慕日本国富民强，又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以学堂为基础成立了树人中学。(52)民国时期，自贡地区的许多中学、小学都是由盐商捐资兴办并管理的，其运转经费也是盐商提供的，如著名的蜀光中学、剑南中学、旭川中学、育才小学、自贡市立师范学校等。 从盐商余述怀创办旭川中学的例子中，可以理解盐商对于文化资本如声望的重视。余述怀对于东场(自流井)盐商兴办蜀光中学，很不服气，与西场(贡井)的盐商商量，也要在西场办一所中学，取名旭川，愿意承担所有经费，并自告奋勇去找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以获得政府支持。据说其热心兴办旭川中学的原因之一是要让他的儿子余厚钦当校长。作为回报，1943年，他在旭川中学修建礼堂一座，命名为“剑霜堂”。剑霜系缪秋杰的别号，意在讨好缪秋杰。1946年，余述怀又捐款400万元，修建四川大学工学院试验馆，后来被命名“述怀馆”。他曾经扬言：“我现在有井、有灶、有学堂，将来还要办黄埔。”(53)可见，井灶加学堂的两种市场并行，相互促进，盐商通过建立文化资本，其目的是利用文化资本如社会声望来交换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因此同样是一种文化的商品化、符号化的实践。 (四)象征市场 象征市场是一种意义和认知的市场，表现为象征(意义)资本转换(包括交换)和再生产的时空。象征市场中尤其表现为各种资本的转换性生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象征市场是最重要的生产性市场，盐商们通过象征资本再生产，进行各种资本和市场的转换和生产。市场中的盐商同样也是儒商、官商、善人，亦反映出不同资本的复合形态和传统市场的复合性。 在自贡盐业市场中，象征市场进行的“市场象征再生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解放初期国家将原来的盐业市场完全收归国有的过程：先把经济市场转变为象征市场，然后通过认知的象征资本再生产，再转换为政治市场，从而使国家权力顺利进入经济市场，最终完成了市场转型。 1949年12月5日，自贡市解放，12月19日，军代表杨寿山进驻川康盐务管理局，(54)接管自贡的盐务管理和地方政权，盐业的传统市场结构逐渐被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象征市场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张小军曾经分析了土改中地权的象征资本再生产，认为当土地的经济产权被象征化地“误认”为地主的土地时，原来的产权经过象征性的生产而改变了本来的产权意义，于是土地作为“地主的土地”这样一种象征性的产权可以被没收，并成为贫下中农或集体的财产。(55)在自贡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盐”的各种相关产权被象征地界定为“国有”之后，通过一系列的仪式和运动，国家一步步完成了象征产权的再生产与转换过程，所有的盐权最后都为国家所有。 这个过程首先是对于市场中各种“封建势力”，即各种行会、帮会组织的政治清除。清末到民国时期，自贡盐场的盐垣(票盐市场)一直由数十家“垣商”控制，“历时百年，根深蒂固，是一股巨大的封建势力”。因此，杨寿山决定予以取消。虽曾发生“垣商”及从业人员聚众请愿，“但在他义正词严的开导下，很快平息，并未酿成事端”。(56) 除了盐垣外，自贡盐场的盐仓和盐灶星罗棋布，运盐下船，无论板车或抬运，均各有帮口，划分势力范围，相互不能侵犯。杨寿山下令废除社会关系的人为界限，根据盐量的多少来统一调配运力。就这样，各种市场的控制权被从象征着“封建的”行帮手中转换到了国家手中。(57) 盐业市场中的私盐问题是一个清代和民国长期没有得到根除的政治、经济问题，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反走私群众运动，把城乡居民发动起来，普遍建立群众缉私小组，搜集走私情报，抓私贩，堵私漏，查私源；对制盐灶户，实行联保连坐。制盐工人吃盐实行就灶食盐、按量纳税，经过持久不懈的工作，到1950年年底，私盐就已经绝迹”。(58)通过将私盐问题政治化、象征化，国家彻底解决了中国盐业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解决的私盐问题。 在肃清了各种“封建势力”和违法乱纪等现象后，国家开始对自贡盐业进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1950年自贡盐场最重要的一项合营就是对久大盐业公司的合营。政府进行了大量投资和派遣国家干部参加久大的经营管理，发动职工进行有步骤地改革，“私方有职有权，感到满意”。(59)政府还逐步要求其他盐商也加入公私合营中来： 先由川南盐务管理局向资本家征求意见，有的已经拖得精疲力尽，濒于破产，愿意走公私合营的道路，而部分势力较大、占据一方、有厚利可图者，则反对合营，还有一部分人心存疑惧，顾虑重重，消极观望。经过党和人民政府用各种方式进行说服教育，使他们逐步认识到政府投资加强管理，合理裁井调整设备，不仅防止浪费对生产有好处多而且资方也有利可图，最后都表示同意公私合营。(60) 在上述过程中，“资本家”与“地主”作为一种象征意义被赋予在各种各样的产权与资本上，资本家与地主代表着反动、剥削、压迫、封建等；工人、农民则代表着进步的、被剥削的、被压迫的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交换过程中负责定义和分配这些意义属性，即国家通过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与再分配，全面地将市场纳入国家的治理范围，并且这种象征性治理技术一直保留至今。 解放后，国家通过象征市场的生产，改变了人们对盐业经济市场的认知和意义的诠释，最终完成了对盐业市场的收归国有的社会主义改造。盐作为生活必需品被赋予了权力(咸之权)；而权力此时又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权之咸)。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民众都不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想象。直到今天，这种丰富的想象正在继续通过改革开放的“市场化”释放出来，变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难看到，象征市场的再生产仍在延续。 以历史上的自贡盐业市场为例，本文研究了中国传统市场的结构和机制，进一步反思“市场”的本质，认为“市场”的概念和想象不等于市场的现实，“市场”作为交换的空间和机制，亦不是经济学的专利，更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想象既不等于西方的市场现实，亦不等于中国的市场现实。要真正理解中国的经济市场和广义市场，就必须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市场”想象，反思西方“经济市场”的概念霸权。 传统的自贡盐业市场实际上是一种多种市场并存的“广义市场”，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象征资本转换和再生产的复合时空，包含了物品和商品等转换的经济市场、关系和信任等转换的社会市场、伦理声望等转换的文化市场、权力等转换的政治市场和通过认知和意义进行再生产的象征市场。广义市场是人类普遍的“交换市场”形态，而现代自由经济市场制度不过是人类经济交换市场中的制度之一。 博兰尼指出，近代以来，自我调节市场(自由市场)的扩展与市场社会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调节市场与社会自我保护之间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基本生计模式，成为了第一次大转变；而布洛维又将原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视为第二次大转变。(61)中国当代经济“市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这个市场究竟算不算西方的“自由市场”？(62)争论的背后是一个改革的预设：中国应该通过改革开放走向一种“自由市场”，另一个预设是走向私有化，或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在国际上的争取“市场准入”和国内的一系列市场化举措，都是以经济的“自由市场”作为标准。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市场”作为一种人类现象，远非“经济市场”和“自由市场”的概念所能涵盖和定义。普遍的交换行为才是市场行为的主要特征。 对于中国来说，究竟其“市场”处于何种状态？在向哪里转变？难道真的是在向西方自由市场经济转变那样简单吗？按照本文提出的广义市场视角来分析，那种绝对自由的经济市场根本不存在，只是一种理想的“自由市场”的神话。市场转型理论(63)所忽视的地方在于，市场现实是一种复合的市场状态，市场的社会结构变化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社会、文化、象征等各种市场的影响甚至主导。在市场转型理论研究者看来，仿佛中国社会变迁就是简单的从再分配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其实，中国的市场转型并非单纯的经济市场转型，而是广义复合市场的转型。 目前中国的市场改革中，“市场化”和“产权改制”是两条主要的路径。笔者认为，“市场化”的最大问题是其中的“市场”概念是纯粹经济学的，忽视了广义市场的现实。对于产权改制的问题，笔者已经通过复合产权的理论予以讨论，(64)本文关于广义市场的理论，则是期望对市场化的问题提出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在上述意义上，中国改革中的市场化如果仅仅做“经济市场”的改革，或者以为只是“经济市场”的改革，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例如中国股市的“政策性市场”反映了政治市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经济市场，股市已经部分沦为经济意义上的“伪市场”，面对这类市场，“咸之权”或许已经淡化，但“权之咸”依然在深层次运行。因此，只有全面思考和面对广义市场的现实，才有可能选择适合国情的“市场化”道路，解决经济产权转制和经济市场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注释： ①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贺爱军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陈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7页。 ③有人类学家认为，默契交易是市场交易的一种特殊类型，是人们为了避讳与共同体外的“异人”相接触而采取的一种特殊交往方式，交易只是这种交往的结果。参见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王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④Malinowski, B. Kula. The Circulating Exchange of Valuables in the Archapelagoes of Eastern New Guinea, Man, 1920, 20: pp.97-105. ⑤参见博兰尼：《钜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黄树民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公司，1989年，第124页。 ⑥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进一步提出了三种互惠形式：普遍互惠、平衡互惠、消极互惠。参见Marshall Sahlins. Stone Age Economic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 1974. ⑦用博兰尼的话来说，“互惠，指的是对称群体通过相关点(correlative points)进行的运动；再分配，指的是趋向中心然后离开中心的运动；而交换指市场体系下在人与人(between hands)之间进行的双向运动”。博兰尼：《经济：制度化的过程》，许宝强、渠敬东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⑧参见博兰尼：《钜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第130页。 ⑨Paul Bohannan and Georges Dalton, Eds. Markets in Africa, Eu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2. Harry R. Silver, Carving up the Profits: Apprenticeship and Structural Flexibility in A Contemporary African Craft Market,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8, No. 1. Feb., 1981, pp. 41-52. Mahir Saul, The Organization of A West African Grain Marke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89, No. 1. Mar. 1987, pp. 74-95. ⑩Alfred Gell. The Market Wheel: Symbolic Aspects of An Indian Tribal Market, Man, New Series, Vol. 17, No. 3. Sep. 1982, pp. 470-491. (11)Timothy J. Finan. Market Relationships and Market Performance in Northeast Brazil,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15, No. 4. Nov. 1988, pp. 694-709. (12)参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页。施坚雅发现，农村的宗族也受到基层市场结构的影响，同一个市场体系内的宗族联系较紧密而属于不同市场区域宗族的联系就较为松散。与宗族类似，秘密会社也在市场社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许多行业的经纪人都是秘密会社的成员，他们通过收取各种费用作为会社的经费来源。 (13)参见科大卫：《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4)Harrison C. White. 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1, Vol. 87.后来怀特又进一步发展了其市场模型，见Harrison C. White. Markets from Networks: Socioeconomic Models of Produ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 pp. 485-510. (16)E. W. Baker.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National Security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4, Vol. 89, pp. 775-811.对于金融市场的经典研究，还可以参见Abolafia, M. Y. Making Market: Opportunism and Restraint on Wall Stree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John Lie. The Concept of Mode of Ex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2, 57(4). (18)参见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19)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市场：理论与现实》，见许宝强、渠敬东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第93—96页。 (20)布罗代尔：《为市场定位》，见许宝强、渠敬东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第69页。 (21)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29页。 (22)爱德华•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0页。 (23)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清华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龙登高认为，在清代，价格机制就开始有效地调节全国商品的地区平衡，这在商品粮市场中较为明显，参见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的整合：11—19世纪的历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4)P. Bourdieu. Loi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25)参见张小军：《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26)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6. (27)M. Zelin. The Merchants of Zigong: Early Modern Industrial Enterprise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28)Harrison C. White. 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1, Vol. 87. (29)参见吴泽霖：《百年来引岸制度束缚自贡盐业的史实纪略》，见《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85年，第34页。 (30)参见田木、跃迹：《自贡盐的销岸管理》，见《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88年，第111页。 (31)附场票岸即自贡周边销售票盐地区。计岸即“计口受盐”的地区，即四川地区，清代按照人口数量分配盐的销售数量。保边计岸是指四川与省外接壤地区，为防止边岸盐倒流，专门核定这部分盐只能在四川境内销售。边岸是运销贵州的盐。济岸即川盐济楚时的销售区域。 (32)参见樵斧：《自流井》第1集，成都：成都聚昌公司，1916年。 (33)参见朱淑芬、东宗：《自贡原盐收购》，见《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77页。 (34)这些制度都是由少数被授权的商人进行盐运和销售，其他人则被禁止从事盐的运销。 (35)参见吴泽霖：《解放前自贡盐业运销的管理体制》，见《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56—157页。 (36)参见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39页。 (37)参见钱颖一：《市场与法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6期。 (38)Clifford Geertz. The Bazaar Economy: Information and Search in Peasant Market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8, Vol. 68，No. 2，pp. 28-32. (39)参见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40)参见秦宝琦、孟超：《哥老会起源考》，《学术月刊》2000年第4期；尹恩子：《哥老会起源问题研究综述》，《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1)孙震：《参加辛亥革命见闻录》，隗瀛涛、赵清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08页。 (42)参见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的军军匪匪》，《四川文史资料》第16辑，1979年。 (43)参见王纯五：《袍哥探秘》，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黄勇军：《简论川渝袍哥的分布、切口及帮纪》，《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44)参见罗筱元等：《自贡地方的哥老会》，见《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第89—90页。 (45)参见《国民党自贡市各党团会社：孝义会》，自贡市档案馆档案：71-1-324。 (46)民国中期，自贡下属的富顺县成年男子中参加哥老会占80％以上。到1949年，全县有各类袍哥堂口1 000个。势力最大的有仁字永善会、仁字两仪会，各有会员两三千人。参见苏铁生：《富顺哥老会史略》，见《富顺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91年，第73页。 (47)参见秦和平：《对清季四川社会变迁与袍哥滋生的认识》，《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 (48)因此袍哥往往有“清水袍哥”和“混水袍哥”的区分，前者指有正式职业的袍哥成员，后者则指无业而以敲诈勒索甚至偷盗抢劫为生的袍哥。 (49)参见罗筱元等：《自贡地方的哥老会》，第93页。 (50)参见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见《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25—126页。 (51)参见罗筱元、胡善权：《清季自贡地方五书院》，见《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第185页。 (52)参见王季潜：《自流井的第一所新学堂——私立树人学堂》，见《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合刊本，1982年，第296页。 (53)崔雨脂、颜绍渊：《贡井盐商余述怀》，见《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83页。 (54)杨寿山是接管川康盐务管理局军代表，后来担任西南区盐务管理局副局长兼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中共自贡市委书记，是解放初自贡市的最高领导。 (55)参见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见《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56)李镋等：《杨寿山与自贡盐业》，见《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92年，第6—7页。 (57)参见中共自贡市委宣传部编：《自贡通报》1950年6月18日。 (58)李镋等：《杨寿山与自贡盐业》，第8页。 (59)(60)邵钧：《自贡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见《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24页。 (61)参见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第169页。 (62)近年来，一些人类学家对于各种现代的非西方市场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Hertz对于上海股票市场的民族志研究影响颇大，参见Hertz Ellen. The Trading Crowd: An Ethnography of the Shanghai Stock Mark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3)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 pp. 663-681. (64)参见张小军：《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