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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年鉴学派”治学方法的影响，还是上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对于唯物史观和阶级观点的强调，都使20世纪的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历史的研究，将关注重点放在对商人阶层形成的外部条件、其商品运销和市场网络，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等问题上。随着近年来对历史情境中人的主体价值的日益重视，将商人和商业史的研究更多转向对商人及其资本内部构造的关注，成为必然，这正是陈支平新著《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的学术旨趣所在。而在当前喧喧嚷嚷的“商帮热”社会情境下，出于区域宣传的现实需要，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成果都在刻意强调某区域性商帮优越性的同时，将区域商人研究推向了“千人一面”的尴尬境地，陈支平在《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中所体现出的，在经济史研究中超越经济，在区域史研究中突破区域，以及在区域个案追索中把握历史大脉络的治史取向，无疑可以为当前的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史研究，提供更加冷静的学术思考方向。 《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2009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381页，由导论、正文七章、结语和附录构成。第一章《导论》中，作者就“中国古代商业及商人历史研究的重新思考”、“明代后期商品市场经济变迁的整体认识”、“清代东南沿海族商的基本特征”三个方面，对全书的研究背景和研究脉络，做了鸟瞰式介绍。第二章到第九章作为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对东南族商的个案研究，分别对清代泉州晋江沿海商人、清代泉州黄氏郊商、台湾杨氏族商、清代泉州黄宗汉家族、清代闽台商人间经济纠纷、清代闽西四堡族商进行个案研究。第八章《明代民间文献中的福建族商史料》中辑录了《鉴湖张氏宗谱》中的商人史料，以及《郑氏族谱》中对于明末郑芝龙家族海商经历的记载。第九章《结语:题外的思考》中，作者以对族商研究的总结，提出了区域史研究的全新思路。《附录》中所收录的“努力开拓民间文书研究的新局面”、“理论探索、宏观研究与旧事重提”两节，则是作者针对当前民间文书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所做的理论探索。 家族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结合 家族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是作者治史历程中的两大着力点，其所著《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福建族谱》等一系列家族制度研究，在家族史研究领域影响颇著；而经济史研究，更是作者承续业师傅衣凌学脉所在，自其博士论文《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出版的20余年来，作者一直致力于以收集的大量契约文书进行经济史研究，先后出版了《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等书。“族商”正处于家族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交汇点，由书中收录的作者与郑振满合写于1988年的《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可以追索到作者对此题目苦心孤诣的脉络，这次出版的《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作为作者二十余年来学力汇聚之著，格外令人期待。 所谓“族商”，作者认为它其实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不应当做空间和时间界限的严格分割，“简单地说，就是那些与本土家族、乡族保持比较密切关系的商人”。而作者也对这种“比较密切的关系”在两个层面上作出了界定:“一是同家族、乡族的族人、乡人外出到某地经商或从工，大家可以利用家族、乡族的关系，相互扶持、相互协作，形成某种形式的内部运作机制；二是工商业者们虽然离家千里，甚至远涉重洋，但是他们的经营范围，基本上是以本土的家族、乡族为核心据点的，外出的工商业者不仅与故乡保持紧密的家族组织、乡族组织的关系，而且在经济经营方面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族商”的关注，除了关注地方商人群体内部的运作机制外，也着力于探索外出经商的族商们与祖地的紧密联系，从而深化了“族商”在区域史研究中的意义。 作者在书中所做的几例清代族商研究，实则都是在以实证分析的方式，回应近现代学界对传统家族、乡族制度的负面评价。受意识形态和阶级论建构方式的影响，建国以后的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家族、乡族制度作为原始村社制的残余，给近现代社会变革带来了许多阻碍因素。而作者则透过对东南族商家族关系、家族与经营关系细致的个案考察，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作者认为，宋明以来的中国家族、乡族制度及其组织，已经逐步演化成多种矛盾并存结合的“多元”结构，始终处于一种可塑能动的“弹性”状态，能够顺应外部社会变化取得平衡，因此，家族制度在保存落后、陈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同时，又可以吸收利用新的社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社会经济的前进。例如在第二章《清代泉州晋江沿海商人研究》中，作者即以对清代以来闽台两地商人家族繁衍发展的考察，论证了传统的家庭、家族财产分析继承制度，并不一定将对日后家庭、家族的经营发展产生十分明显的负面效应。清代中期以来，晋江沿海与台湾鹿港的族商都有比较迅速的发展，而清末日本侵略台湾后，泉州一带的商业、船运业有所衰退，台湾大陆的经济联系被迫减弱，自此以后，本是同宗同族，同样承继着分家析产制度的两岸商人走上不同的发展轨道，大陆晋江沿海的工商业和船运业基本荒废，台湾鹿港一带的晋江沿海族人们，却继续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取得了较快发展。可见在两岸族商发展命运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是平均分配继承财产的家族制度。更甚者，作者还在诸多个案研究中，指出了家族机制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的促进作用，同时，作者认为，“族商”作为中国家族观念下的产物，家族观念无限扩大化的特征，自然也就赋予“族商”们在经济经营的思维中，较少受到地域空间概念的限制，尤其是较少受到政治概念、行政区划的限制，这是东南“族商”的特点，同样也使得作者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具有了更加开放、在区域史研究中突破区域的特质。 突破区域的区域史研究 区域经济史研究孤立化的倾向，在通常以省界为标识的地方商帮研究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这也正是《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在区域史研究方面有所突破之处。作者并未止步于对地方性资料的整理，或者醉心对所谓“地方特性”的归纳，将内涵丰富的个案对象切割碎化。从书中的个案研究中，我们看到最明显的，是作者对于探求具体时空情境下，社会、经济和人的基本活动机制的重视，无论是“东南族商”这个地域概念的界定，还是对于族商个案的叙事构架方式，均是如此。 作者没有像诸多地方商帮的研究一样，对研究对象冠以“闽商”、“台商”这样切割性的概念，即使在运用“闽台商”这样的概念时，也是分外小心的，以规避“画地为牢”式的简单划分消解了研究对象的丰富内涵。书中对于清代黄宗汉家族的研究，侧重其在泉州地区的工商业兴衰；对于乾隆年间由同安迁台的杨氏家族，侧重其迁台后在彰化、台中的播迁与经营；而对于黄氏郊商和其他晋江沿海商人的研究，则更侧重于跨越闽台的家族繁衍与商业活动联系。不难看出，闽台商人家族之间的血脉联系和经济关系，是作者收集资料和学术探索的重点所在。例如在第一章《清代泉州晋江沿岸商人研究》中，作者以深沪尤氏家族、石龟许氏家族、钱山郭氏家族、东石蔡氏家族等为例，细致考察了其在清代中期开始把经营中心，从内陆地区转移到闽台两岸贸易的过程。而晋江族商在台湾和祖地的经营领域、商业活动中的乡族互助关系、超越经济行为的乡族关系乃至财产结构、资本组成，都被放在闽台关系的框架下详细研究。“闽台”概念中的对立感，被血脉相连的商人家族命运消融。 同时，作者并未在地域性上局限于“闽台”，而是尊重历史对象更为丰富和开放的特质。作者认为，明代中期以后，东南沿海的族商已经把经营活动的范围，由内地组织货源贩运到东西洋各地，其活动空间的结构重心，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市场，而是跨越出政治与国家行政的结构。迨至清代，亚洲商业贸易格局纳入国际商业贸易大市场，台湾成为连接海外东南亚市场乃至西方市场的重要据点，东南族商也藉此以闽台海峡贸易为契机，使自身介入到由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的海洋格局之上。“环闽台海洋经济圈”成为全书落脚点，正如作者在分析东南族商时一再指出的，“环闽台海洋经济圈”的形成，是与福建沿海的家族、乡族的依托、互助和外植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一“经济圈”所涉及的区域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区域文化圈的许多特征，使其在中华文化的对外影响力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至此，作者对于东南区域的探索，纳入了全球史的视野中，上千年来东南沿海商人们的无“国家界线”的思维方式，对于全球一体化加速的今日世界，具有了相当的现实意义。 仅在地域边界上突破区域的封闭概念，并不是《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的最终诉求。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善于透过片断的史料显示历史的归趋，又能从历史的趋向中看出具体史料的意义”，这是傅衣凌创建的“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基本特征，也同样在本书中得到极佳体现。《民间文书与东南族商研究》的个案研究，处处体现着对国家制度与基层社会之间实践逻辑的学术关注。作者反思了以往建立在欧洲经验预设上的中国古代商人、商业史研究，着力突破经济基础与社会进步的固定单向思维模式，从国家政策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角度，思考数百年来中国商品市场经济所走过的自上而下的变革道路。作者认为，在缺乏良好社会环境的情况下，传统的商业活动和商人演变，受到社会环境非制度性因素和商人个人不确定因素的较大影响，所以才会形成波浪式的艰难前行轨迹。但是长久积蓄在中国文化意识中的多元经济观念，一旦有了新的发展机遇，就会成为商品市场走向高潮的内在动力，“这也正是明代东南海商称雄大洋，清代沿海商人兴盛于台湾海峡两岸，以及近代中国革命时期东南商人与华侨商人成为革命的主要经济来源的原因所在”。 当然，本书的精彩之处，绝不仅只以上几点。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证史，是社会经济史学派最注重的研究方法，作者致力于收集民间文献20多年，成果颇丰，毋庸赘述。更值得关注的，是其运用这些民间文献的研究方法。在民间文书的史学研究与搜集速度明显脱节的当下，作者以多学科视野来考察民间文书丰富内涵的方法，无疑为青年学子们提供了较为清醒的思考路径，书中第三章第三节《从<约亭公自记年谱>看清代泉州郊商的文化意识》，即是以族谱资料进行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很好示范。而对天然具有完整时间序列的家族文书资料的运用，也在“叙事史”回归的今天，为我们展示了一条既进行科学分析，又不割裂叙事时间序列的史学实践道路。 傅衣凌先生曾以“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战”作为治学铭言，作者将1988年写就的《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收入本书，颇有乃师风范，亦可由此一窥20余年来作者关于“族商”的思考轨迹。遗憾之处在于，作者未能对此思考演变过程做一明确说明，使读者面对前后略有不同的“族商”概念时，不免有突兀之感，相信作者会在今后的研究中，对此做进一步的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