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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

http://www.newdu.com 2017-11-04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柯律格著,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1书评:明代藩王的艺术生产
    (胡箫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六卷下,如有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 Craig Clunas(中文名:柯律格)十余年来潜心中国艺术史,尤其是明代物质文化的研究,产量丰硕、视角别出心裁,对关联及旁涉学术领域,包括中国艺术史、中国历史、文学及文化研究都造成了甚大的冲击和不小的影响。近年来他的作品更被翻译成中文,从而加深了与华语学界的交流和互动。2013年底,柯律格再推出新作《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重新检审长久为学人所忽略的一块学术空白,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产生了长足的推进。
    明代的文化只属于士大夫吗?明代的文化只繁荣于晚明、而局限在江南吗?似乎过于丰硕的相关研究已经障了读者的目,使得学界对于明代文化史的理解多少产生了错觉。柯律格凭借其敏锐的嗅觉和独到的眼光,拟对此一成见进行反拨,而他选择的关注对象则是明代的藩王宗室。这一批皇族宗室自明初起便被朱元璋安排在地方。凭借身份特权,诸藩王集中了各地的物质财富,更是文化资本的象征。因此对于这一个群体的关注和研究,有助于读者重新审视明代的文化版图,并对其时的权力格局产生全盘的新鲜体认。
    全书梗概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起得是“导论”作用,最后一章则更像是一个不算“结论”的尾声。二至七章各有侧重,关注明代诸藩王文化生活的不同侧面。书名中“screen”(屏)之含义取自《诗经•大雅》中“大邦维屏”句,是对皇族宗室于国家安定所起到的作用的比喻。前人对于明代皇室诸王的看法,基本上认为他们在永乐朝以后,在政治、军事领域的话语权有限,成为了国家某种程度上的“寄食者”。柯律格则希望通过对旧日不为人重视的皇室宗亲的文化生活进行重新检审,以纠正我们对明代中国的程式化思维。他认为,纵然在某些领域诸王的权力受到了限制,但他们在学术交流和文化生产方面助力甚多,而在国家礼仪仪式中则具备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居所四散的诸王和身处京畿的皇帝共同组成了所谓的“greater court”(“大朝廷”),编织成一张“泛权力网络”。此书的初衷便是希望从艺术史/物质文化研究的角度,重新探讨明帝国的政治文化格局。
    在第一章“A Fenceand A Screen”(“藩屏”)中,作者首先尝试厘清英文语境里wang(王)与“king”“prince”等术语的概念,接着对明代封王制度进行了简单的叙述。他认为,与宋代将藩王控制在京师的做法不同,明代的封王制度和元朝相似,在理念上更是对周朝分封制度的承继。而诸王对于皇权的象征功能也在诸多方面得到了体现,如在官修史书《明史》中,诸王占据了列传第四至八,紧随后妃之后,这是相当靠前的位置,当然是对其地位尊崇的昭示;而他们所谓的“封国”,则缺乏明晰的疆域地界,更多是一种“想象”产物。柯律格就此和经济地理学中的“中心地学说”(central place theory)比拟,并进一步和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经巴厘岛的田野调查而提出的“典范式中央”概念(exemplary center)相联系,认为明代的藩王亦起到了类似的政治象征功能。而这也是在本书中,作者使用“king”而非“prince”指代藩王的原因,因为“king”更能够凸显单字蕴含的对“王”之附带“权力”内涵的指涉。接下来,柯律格将明代藩王同欧洲及日本的诸王相比较,实际表达了他在“greater court”的问题上,有意用中国的案例来跳脱出西方中心主义的野心。
    
    作者柯律格
    作者在书中提到:“‘屏’有两个作用。其一是对视线的阻挡,对物的隐藏;其二则是它可以作为‘表征’,对隐藏于其后者的诸般特性进行图像般的呈现。”(第9页)换言之,作为明帝国之“屏”的诸藩王,他们一则行使了军事意义上对帝国核心区域的护卫功能,虽然对藩王军事功能的倚重在永乐以后遭到淡化;二则诸藩是帝国文明的“表征”(representation),通过检审他们的文化品味和取向,得以对整个明代的政治文化特质做一管窥。循着这个思路,作者选取了亲王较为集中的地域:山西和湖广来展开论述。在第二章“The Kingly Landscape”(“王的景观”)中,作者认为有明丰富的文本记载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后人所认知的明代城市图景,因为这些文本多生产于文人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所以往往会造成“以部分代替整体”的假象,将“江南模式”的城市面貌套用到帝国其他地域上去。江南是没有藩王封国的,那么江南以外的城市风貌是怎样的局面?作者在本章中发掘了大量保存在各地地方志中的与藩王相关的地理和文化景观,包括承担社交功能的园林,藩王作为赞助人的宗教建筑,以及作为藩王皇室身份象征的陵墓。围绕这几类建筑,藩王和地方社会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存在非常频密的权力互动和往来(第46页)。而各地经由这一类“王的景观”所形成的城市面貌,也与江南的城市景观有着极大的不同。
    作者随后进入了藩王文化生活的细节。第三章“The Writing of the King of Jin”(“晋王的字”)和第四章“The Painting of the King of Zhou”(“周王的画”)在内容上非常相似,都讨论了明代的藩王如何运用自己身份和财富上的特权去影响甚至改造文化模式的塑形和发展方向。作者自己的设问是:“对于明代的文化来说,诸王意味着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先观照了诸王的受教育情况,发现皇室子弟的培养受到了皇帝的极度重视,很多当时的硕学鸿儒,如宋濂等都曾经被派去教导诸藩王。不少藩王对于书法、绘画的技艺都非常精通,作者甚至猜测诸藩内部甚至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字风或画风,然而受限于材料,这一点无法证明。但无论如何,诸藩王府成为了各地的文化重地却是不争的事实,书画作品在诸王府间被收藏、讨论、再生产和相互流通,皇族的支持和参与给书画的保存和传承,复制品的流通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第三章中,作者主要讨论了晋藩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和周藩的《东书堂集古法帖》,第四章则以少数留存至今的诸王亲笔或相关画作作为考察对象。虽然皇族宗室复制书画作品的初衷是表现作品的本身面貌,拓片和摹本制作过程中包含较少的政治性,重要的是其传承文化的功能。但作者也提醒读者不要仅仅将“文化”视为是对诸王统治的可有可无之“粉饰”,政治力量的参与有时能够改变“文化”本身的传承路径。比如宫廷文化的品味对于书法经典地位的形成或“排名”的改变有着极强的形塑能力(第73页),亦会对绘画流派的流行与消褪造成影响。
    很难想象明初的太原成为了当时北中国的文化中心,大量的书画作品在这里收藏与复制,并流通到全国各地;同样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有诸藩地下世界的文化宝藏,即藩王陵墓中的随葬珠宝。第五章“The Jewels of the King of Liang”(“梁王的珠宝”)便以藩王墓中出土文物为线索,对明皇族宗室中一个独特群体——宗室中的女性进行研究。皇家女性和宗室贵妇的身份生活在史传文献中总是讳莫如深,柯律格则从藩王陵墓的随葬品出发,找到一条对其进行管窥的路径。据作者统计,全国各地已知有56座亲王的墓地,多数曾遭盗,因此给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但仍然能够从有限的材料中看出端倪,比如就随葬品而言,便是藩王文化趣味的反映:书法字画、兵器,还有宗教物品。而针对藩国紧邻的楚王和梁王而言,柯律格发现他们的陵墓规制大不一样。究其原因,作者在经过细致查索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两位藩王婚姻状态的不同所致。因此便将问题引到了明代宗室女性的地位上来。作者认为明代宗室女性的权力很大,从她们对陵墓形制、陪葬品内容的话事权就可以看出。明初时代的社会诸般都是对蒙元帝国的延续,和其他汗国进行比较亦能够证实此结论。宗室女性之间常通过礼物交换的行为来建立感情联系,交换的网络在横向——即与地方社会之间或诸藩王之间;和纵向——即各地区与京城之间展开。伴随物品交换行为的甚至还有宗室谣言和丑闻的传播。作者认为,女性宗室在文献中也许很边缘,但是由物质文化的角度来看,她们的存在感非常强烈(第153页)。陵墓中的陪葬品证明了皇族宗室和地方社会的联系频密,尤其在明初,诸藩王和封国内的官僚以及军事贵族的互动非常密切。
    除却字画以外,诸藩王还和其他形式的文化活动紧密关联,比如图书印刷、乐器的设计和制造或是青铜器皿的收藏和复制等。第六章“The Bronzes of the King of Lu”(“潞王的青铜器”)便关注明代诸藩在这些文化实践中的参与和作用。作者认为,在明代藩王的理解中,这一类文化活动并不仅仅关乎审美,它们于社会秩序的规范具备重要功能。因此本章中,作者便从这个角度看待藩王对文化领域的涉足,看它们如何通过参与文化活动来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输出。作者首先呈现了一副图景,描绘了明代藩王和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互动和交集。事实证明,大量的文人士大夫都和诸藩有密切往来,比如张居正的祖上就是宗藩的干事,吴承恩亦曾任教于荆王府邸。诸多藩王热衷于图书的收藏和出版,他们的出版终有明一代都保持稳定,而江南发达繁荣的商业出版其实到了晚明才崭露头角(第179页)。藩王的身影还出现在“乐”和“礼”的领域,表现形式则是参与乐谱的保存、乐器的制造以及青铜器的收藏等等。很多宗室人物精通礼乐,他们对音乐文本、乐器规制有强烈的执着,对礼仪舞蹈的规范化亦非常看重。这背后无疑透露出诸王对于世界和谐秩序的要求,对于帝国统治稳定的考量。
    最后一章“Remembered Lanterns”(“记忆之灯”)与第二章遥相呼应,作者从诸藩细致的文化生活中步出,看显赫一时的明代诸王在王朝覆灭、时代更迭之后留下了怎样的痕迹。时至晚明,各地宗人的生活状态已经大不如前,颇为惨淡,而在明末的动乱之中,藩王们因为身份的特殊,又往往成为王朝的殉难者。如此遭遇,使得入清以后各地与藩王有关的遗迹成为了前朝记忆所系之处,并衍生出不少地方传说。此外,这种旧国情结在宗室后裔艺术家,比如八大山人和石涛的作品中也颇为明显。直到今天,明代的藩王仍然对各地域文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关乎诸王的历史记忆渗透进了各地民俗,在民间文化中燃点了一盏盏“记忆之灯”。
    贡献与思考
    柯律格新著的首要价值在于对一块学术空白的填补。对于明代宗室的研究,过去学界的用力之处主要集中于分封制度、政治权力地位演变和宗藩庄田几个领域,尤其对宗室政治权力压缩与腐化堕落、隐蔽土地及奴役人口、南明诸藩等问题兴趣颇大。近年来相关研究视野愈加开阔,有学者对诸如宗室犯罪、宗室婚姻、宗室娱乐、宗藩爵位争端、高墙庶人制度等问题展开细致检审,成果之丰硕令人称服。然而平心而论,对宗藩于文化领域的影响,无论是历史学界,抑或是艺术史学界,成果都欠缺丰满,深度亦难以让人满意。因此,诚如作者本人所自豪、学人所赞赏的那样,本书是对一个近乎空白的学术领域极具穿透力的关切,这本身便是柯律格新作的最大学术价值。
    其次,该书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对于相关领域而言都可称前沿研究。作者于第一章中即表现出他对理论的反思,用人类学、地理学中的相关理论诠析明代诸藩与京畿地区的联系,可谓新颖。又以“greater court”的概念将明代政治格局与欧洲、日本相比拟,可见作者的宏观视野。而在第二、三章的讨论中,作者指出皇室的收藏和赞助常常成为书法家和画家地位重新建构的动因,对一时一刻的文化圈子造成板荡。这与现今艺术史学界的前沿研究非常契合。近年来,台湾艺术史学界已经就此问题展开颇多讨论,石守谦即是一典型。其文《浙派画风与贵族品味》《明代绘画中的帝王品味》皆从此展开,探讨贵胄勋戚的审美意趣与文人创作风尚之间的交相互动。而此一理路在台湾学界已几成范式,影响了很多青年学者的学术视角。柯律格此书庶可与学界既有成果展开讨论,对于关涉领域之前沿推进助力甚多。
    当然,美玉最难无瑕,笔者亦拟指出该书几个方面的缺憾。
    其一,也许是太受制于材料的丰富程度,作者在书中多拟测之辞,而这一点又在第四章“周王的画”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虽然作者在该章中有非常精彩的论述,比如从对寺庙壁画的细致解读中读出藩王的赞助和对宗教文化的左右,着实让人眼前大亮,但纵观整章,还是让人有单薄之感。作者在该章中先用了大量的篇幅一一罗列和介绍存世宗藩画作,稍显琐屑,而后又需要从种种细微的线索来推敲宗室对于绘画艺术的参与,颇为费力。但至于为何宗室的画作少见于世或稀缺记载,作者仅仅用一句“明末战争导致了诸王宫室府邸的毁灭”作答,似不足以令人信服。如果真的是易代的战火毁灭了大量宗藩艺术创作,那么为何明初藩王陵墓中出土的文物里也较少包含绘画作品呢?作者在这个角度的立论缺乏足够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证据支撑,让人不禁怀疑作者是否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明代藩王至少在绘画方面的参与度和创作热情。
    其二,既然作者自己也不断强调材料不够,很多问题难以言明和定论,那么为何作者不能将研究对象的范围放大,关注山西、湖广以外地域的藩王,甚至异姓诸侯呢?当然,对于后一个设问,似乎显得为发难而发难,因为作者本书的研究对象本就只是皇族宗室。但笔者此一设问亦并非由来轻率,其背后的真实逻辑在于,作者花费了大力气观照的明代藩王,至少就本书用力的对于文化活动的参与论,藩王们的独特性有多强?笔者目力有限,但对江南的勋贵的文化生活略有了解。中山王徐达后裔,久居南京的魏国公一门,其在南京文化圈子中具备极有分量的话语权,赞助了大量的文化工程,其喜好甚至能够影响一地的文化品味,当然也是地区性的文化重心所在。这一点在石守谦的文章中已经得到了展现。那么两相对比,宗室藩王和异姓诸侯对于文化活动的左右之力,差别在于哪里?而对于宗教建筑的赞助,其实北京的太监们亦都在其中存在非常活跃的身影。更不要提及云南沐氏,李建军的作品曾对沐氏进行全方位的检审,亦涉及到勋贵在地方上的文化霸权。沐府作为西南边陲的皇权象征,其之于地域文化的影响之力,亦当不出于朱姓宗藩之下吧。
    其三,循上一条质询,笔者的下一个看法是,作者对于明朝本身的独特性欠缺足够的凸显。众所周知,明初和晚明的社会,其间存在了强烈的反差,社会诸端皆有不同,社会变迁的痕迹当然也表现在了诸藩和文化工程的互动中。但作者在本书中却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的规避这一时代的内在性,总是以“明代的藩王”做一笼统的概述,而忽略明代藩王制度内在的一些发展逻辑。当然作者自己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选择的材料和论述的对象基本仅关涉明初的藩王,那么为何不将明初和明中后期的藩王之于文化的参与进行对比呢?作者几次三番提到了明初藩王身份地位较之明末有很大差别,但亦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皆以一两句话带过,点到为止。笔者以为,也许加入对藩王生存状态和文化互动的历时性考察,会让本研究具备更有分量的厚度。而除却对明朝的内在独特性缺乏观照,笔者以为柯律格对于明朝的外在独特性亦欠缺梳理。作者极富野心的希望围绕“greater court”的概念来对比中国和日本、欧洲的皇权格局,那么除却在空间维度延展开来的比较之外,是否能够从时间维度,展开明代藩王与周、汉、唐、清代宗藩文化生活的对比呢?当然,这不是一本两百页不到的著作可以囊括的内容,但若作者能够就此思路多说一些,或许能够让读者更加折服于他敏锐的嗅觉和深刻的问题意识。
    综上,柯律格教授的新作视角独到,关注了一桩史家长久不够重视的大问题,是明代文化史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极富价值。本文草就之时,该书在中文、西文学界似还未出现学术性书评,本文作者即抛砖引玉,希望借此文引起相关问题的讨论。
    2书籍信息
    书名: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
    作者:(英)柯律格
    ISBN:978-7-5649-2135-4
    定价:68.00元
    出版时间:2016年5月
    分类:艺术/中国史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北京上河文化新书信息
    3作者、译者简介
    柯律格(CraigClunas,1954—),当代研究中国物质文明史的重要学者,现任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1974年曾前往北京学习中文,后分别于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取得学士(1977)与博士学位(1983)。2006年,因在中国文化和艺术史研究领域中的卓越成就和贡献,他被提名为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主要著作有《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明代中国图像与视觉性》、《中国艺术》与《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等。。
    黄晓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博士,从事明清社会史、文化史及宗教史方面的研究。
    4内容简介
    第一次系统谈论明代的藩王与艺术。世袭贵族在明代历史研究中基本上被忽略了,或仅仅是其他一些更令人关注的研究对象故事里的脚注。《藩屏》一改旧例,将明朝的贵族(包括被历史遗忘的宗室女性艺术家)作为主角,以王国的艺术生产为中心,讲述王国的历史与地理。这本独具一格的专著,有可能会修正人们对明代艺术的理解。
    5目录
    第一章“藩屏”…………………/1
    第二章王家景观…………………/21
    第三章晋王的书写………………/60
    第四章周王的绘画………………/97
    第五章梁王的珠宝………………/137
    第六章潞王的青铜器……………/165
    第七章灯忆………………………/189
    地名分布图………………………/200
    参考文献…………………………/201
    致谢………………………………/218
    照片资料鸣谢……………………/220
    索引………………………………/222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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