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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法、美等国通过修约谈判和策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将战略目标之一锁定为长江通商。1858年11月，英国特使额尔金率舰只入长江勘察。三年后，英国公使参赞巴夏礼带领大队人员、船只闯入长江，先后在镇江、九江和汉口三处租地立市。围绕长江通商问题，清政府、以英国为代表的侵华国家和太平天国三者之间形势交错复杂，激烈博弈，提供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与互动的生动案例。长江开埠通商是近代中外关系史、贸易史上的重要问题，标志着西方殖民国家在华势力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同时中国卷入世界经济体系进入新时期。 【关键词】长江 通商口岸 额尔金 巴夏礼 一 问题的提出 英、法、美、俄四国策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略目标之一锁定在扩大在华贸易区域，攫取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多的商业利益。四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流域广阔、腹地商业基础雄厚的长江。在战争期间，英国特命全权大使额尔金（Lord of Elgin）率舰队入江勘察。《北京条约》落笔不久，英国公使参赞、前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带领大队人员、船只闯入长江，租地立市。 从文献角度看，额尔金、巴夏礼前后二行，清方全程跟踪，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收录往来奏折、附片、廷寄和探禀30余件，是价值极高的原始档案。外文资料价值最高的首推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汇编而成的巨作《英国外交档案》[i]，其中保存了额尔金向国内外交决策机构递交的行程报告、随行人员函件，当然，值得重视的还有亲历其事者的回忆录、著作和传记资料等，有代表性、常被引用的如额尔金使团成员俄理范（Laurence Oliphant）所著《额尔金勋爵出使中日纪事》[ii]和白拉克斯顿（Thomas Wright Blakiston）的《在长江的五个月》[iii]。 从研究成果看，《清史稿》对上述两件大事一笔带过：“（1858年）冬十月定通商税则时，英人以条约许增设长江海口商埠，欲先察看沿江形势，定约后即遣水师领事以轮船入江，溯流至汉口，逾月而返”，“十一年（1861年）春二月，英人始立汉口、九江市埠，均设洋关。”[1]今人张洪祥先生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一书中谈到额尔金率五艘军舰闯入长江，“沿途勘察航道、水文、气象、资源和商埠情况等，并绘制了航行水线图”[2][P.77]，巴夏礼等1861年3月会同英侨商会洋行代表搭乘十艘军舰抵达汉口，沿途租地立市，设立领事馆。1867年英国外交官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s Mayers）等编著出版《中日商埠志》[iv]是国外比较早的研究成果，书中辟专章介绍长江和长江通商口岸。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用一节的篇幅交代额尔金游历长江，对巴夏礼的溯江活动则未着墨。 长江开埠通商是近代中外关系史、贸易史上的重要问题，标志着西方殖民国家在华势力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同时中国卷入世界经济体系进入新时期，故而从全球化思路出发对此课题值得全面深入研究。本文以额尔金、巴夏礼的溯江行程为线索，探讨长江通商的时代背景、围绕通商所发生的各种“插曲”，开埠城市状况，以此管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长江流域内外矛盾复杂交织的局面，清政府、太平天国和西方殖民国家三方之间的微妙关系、策略和互动。 二 额尔金游历长江 鸦片战争后，英国主政者和商人并不满足于五口通商，千方百计拓展对华贸 易范围。1850年代，在他们的鼓噪下，中外发生修约争执。1854年2月，英国 外相克拉兰顿（Lord Clarendon）训令新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包令（John Bowring），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核心问题包括鸦片贸易合法化；英使驻京，否则亦须准其与中国大臣文移往还；准英人随意往来中国内地及沿海各城，否则应准航行长江及出入南京以下两岸及浙江沿海各城。[3][PP.123～124]1857年，衔英国特命全权大使之命来华的额尔金接到国内训令，进一步指示他必须诱使中国政府普遍开放中国口岸，并准许外国人出入内地各大城市，“尤其是扬子江沿岸的城市”。[4][P.549]英国官方正式提出长江通商的修约要求逐渐明朗起来。当然，英国不希望也不需要单独行动，因为法国希望借机扩张在华传教活动，美国亦向清政府交涉准许美人赴长江一带贸易、自由出入内地和租地建立医院、教堂等问题，英、法、美三方在修约问题上立场接近，实现合流。三国尤其在长江开放通商一点上态度一致，异常强硬和蛮横，甚至威胁清政府如不就范，就改与太平天国政权交涉。实际上各国幕后有本国商人势力撑腰，他们呼吁开放长江的声浪很高，从而为制订对华政策制造了舆论氛围。1857年10月，英商孟克里耶夫致函额尔金，要求“根据所规定的章程，航行扬子江，这条河被称为这个国家的商业大动脉。”[5][P.23] 1858年6月，清政府在武力胁迫下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其中，中英条约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唯现在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6][P.97]订约谈判中争论最激烈、僵持不下的便是长江通商、内地游历和公使驻京三款，此刻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在清政府看来，长江通商固然存在利权流失和内外勾结（即外人结盟太平天国）的风险，但同意公使驻京无异于藏祸腹腋，危险尤其近在咫尺。经过利害权衡，在上海商谈通商章程和海关税则的会议上，清方谈判代表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重提修改公使驻京条款，反复交涉，终于获得额尔金的一项口头让步承诺，即如果来年英国换约大使在北京受到妥善接待，且《天津条约》其他条款全部付诸实施，“就训令女王陛下的驻中国代表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选择一驻扎地点，或按期访问京师，或仅视公务上的需要随时前往。”[4][P.603]也就是说，清政府以确认出让开放长江和内地游历两项利权换取英方在公使驻京问题上的折衷。对此结果，桂良和花沙纳喜出望外，作为“酬谢”，当面应允额尔金进入长江勘察。先前，额尔金就扬言，“我们现在在中国拥有一支超乎寻常的庞大舰队，因此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适合在那些前所未知的内河展示不列颠国旗的大好时机”[7][Vol19, Doc31]，如今终于有机会遂愿。 11月8日，额尔金在上海签署新议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午时1点，和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等要员登上蒸汽巡洋舰“狂怒号”（Furious），启碇闯入长江。额尔金一行大小舰只（火轮）共五艘[v]，每艘搭载士兵一二百人不等。行前额尔金知会了他的法、美同行，但对方由于缺乏合适的船只，未能随行。英人在长江水面突然出现时，清军与太平军正隔江对峙，局势紧张。清军前线将领一面布置探听英舰行踪，一面四处谎报洋人调兵轮入江助战的军情，混淆太平军视听，以坐收渔翁之利。11月20日，英轮行抵南京下关水面，岸边清军水师随即出动红单战船，佯作会攻之势，太平军果然开火攻击，双方发生交战：“逆匪（按：对太平军的诬称）瞭见，连开大炮轰击轮船，该夷亦开炮还击，火器互攻，甚为稠密，约一时许。”[8][卷三十三]次日，英轮继续炮击太平军阵地，太平军未予还击。两天的战事双方均有人员伤亡。22日，额尔金接到太平军一封来文，对发生交火事件表示遗憾，并相互约定停止敌对行动。11月26日，英轮经过安庆，仍与太平守军发生摩擦。 12月5－6日，英轮陆续泊抵此行的目的地汉口，这是有据可考的有史以来 “外国船只第一次抵达汉口”[9][P.417]，受到地方官吏妥善接待。额尔金当即提出进省城拜会主政一方的湖广总督官文。官文多次拒绝未果，遂于10日勉强同意接见额尔金及其随从数人，准备以礼遣返。会晤时，额尔金开门见山，说此行目睹内地“幅员之广，人物之盛，深为欣感”，官文悟出对方的弦外之音，一味敷衍道，如果是来通商，必须由上海大臣会议结果，颁到谕旨方可施行，如果系为察看地势而来，则湖广一带地理风俗异常恶劣，不宜轻惹是非，即“楚北素称泽国，江汉来源虽旺，唯伏秋大汛，江水骤涨无常，逮至冬春，随处水涸，大船难行。况商贾多系客民，迁徙靡定，土著人民，风俗强诈，切勿滋扰。”[8][卷三十三]对官文的严词劝阻，额尔金表面不置可否，实则内心立市通商的决心已定，不便当面说破而已，借用他人转述的话说，“如此地方十分好，定了在汉口等处开马头通商，最易获利，为天下居中第一好地方，各人欢喜之至。”[8][卷三十四] 额尔金在汉口逗留一周，期间大肆勘探地势水文，西到汉口，南到洞庭，绘制地图。12月12日，英人解缆东返。20日路过九江，两只大船因水浅航行受阻，停靠在九江府西门外，额尔金等改乘两只小船先行回沪。清政府接报一阵慌乱，唯恐英轮留江“羁留日久，与本地民人交涉生事”[8][卷三十三]，进而怀疑英人有意逗留，别有诡谲，是否借机销售货物。直至来年大雨水涨，两只英轮得以下驶。 1859年1月1日，额尔金结束长江行程，回到上海，此行前后历时50余天，远远超出原定20天的约定。沿途各种探报直达清决策中枢军机处，咸丰帝最忧虑英人趁机窥探内地虚实和交结太平军。果然，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的胜保探得英人两次交结太平军的情报。第一次是在西行途经南京下关江面时：“十六（11月21日）早回头，自卯刻打至巳刻，贼不开炮，五船一齐驶出燕子矶。贼有四五人，用舢板追到，送红绉纱二匹，鸡二只，说一番好话。问：‘到何处去? ’说：‘去汉口通商。’贼云：‘既如此，则不打仗，大家和好可也’等语。该船即一齐开行矣。”[8][卷三十四]第二次发生在回程途经南京时，李泰国、威妥玛入城会见太平天国领导人：“二十五（12月29日）未刻到南京, 李泰国、威妥玛二人直到贼炮台,问贼目欲见太平王。是日未刻上去，一直进去，闻说：有三人见夷人，将制台衙门作宫殿，打扮甚威昂，请夷酋赴晏（宴）饮酒。二鼓回头，有贼目送下船，各贼目贼兵，威仪摆得甚齐整。”[8][卷三十四]对此细节，胜保感到“骇虑”，咸丰帝既震惊又惶惑，质疑“该夷已与中国议定通商，忽又句通叛逆，其包藏祸心，殊属难测。”[8][卷三十五]于是布置水师加强巡逻，防范英船再次入江，并令前方疆吏予以彻查。在上海负责中外谈判的桂良承认英人与太平天国方面有接触，但援引李泰国的话说太平军“毫无纪律，见伊等至，或坐或立，亦无定次，喧哗错乱，不知礼节，实系贼匪行为”，对基督教义答非所问，因而“看贼不起，不屑与之往来”[8][卷三十五]，谈不上交结。钦差大臣江宁将军和春、两江总督何桂清则矢口否认，闪烁其词地说英轮上行下驶经过南京时是否上岸，“无从知其确实”，但“夷性恣睢，本无顾忌，果欲通贼，尽可明目张胆，无须暗中行事”[8][卷三十六]，故而揣测英人之志只在过境，太平军之志在于要求英方不助清军而已。1861年，恭亲王奕訢通过外交渠道旧事重提，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F. Bruce）口中套出南京会晤的内容：“由汉口回驶时，大船二只在中途搁浅，仅余小船二只，恐贼匪开炮轰击，势难以寡敌众。不得已，曾入江宁城，告以并非帮助官军剿贼，实系前往汉口，不必开炮”[8][卷七十三]，否认曾与太平军往来求和。 三 巴夏礼租地立市 1860年10月，英、法、俄三国在京迫使清政府签订更严苛的续订条约（即《北京条约》），同时互换《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西方殖民国家对北京的野蛮破坏和赤裸裸地攫取侵略权益的图谋得逞后落幕。《天津条约》载明的长江通商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英方择定镇江、南京、九江和汉口四处，除南京仍在太平天国手中，暂缓开放外，对其余三个通商口岸的开放已迫不及待。英使卜鲁斯照会清政府，提出进入长江开埠通商。恭亲王奕訢表示同意，认为在中外条约初换，“夷情尚有顾忌”之时，对外应加意笼络，如果策略得当，“不但不虑其为害，转可以为我用。”[8][卷七十]意识到军事方面中外联手绞杀太平天国政权存在可行性，税收方面，亦可凭借外人之力廓清海关税收收多报少、贪墨成风的积弊。咸丰采纳了奕訢的意见，强调长江通商属于创始，应按照条约妥定章程，企望从此中外不另生枝节，永远弭兵相安。 1861年初，太平军从皖浙席卷赣东北彭泽、湖口，逼近九江，局势骤然紧张，江西巡抚毓科奏请照会英方暂缓办理九江通商。英方置劝阻于不顾，坚持前往。2月11日，英国公使参赞巴夏礼、舰队司令贺布（James Hope，又译为贺伯、何伯或和普）带领大小舰船五只[vi]，载士兵八百余人和洋商数人，未事先通知中方，突然从吴淞口起锚，溯江而上。19日，巴夏礼抵达镇江，随即探看地势，筹备通商。镇江开埠事务归常镇通海道办理，署道江清骥正在赶来的路途中。22日，巴夏礼不待江来，蛮横地急催知府师荣光办理租地事宜。英方租用府城西门外银山140余亩地，建造领事公署和商栈，分山上和山下两段，山下一段，“自小马头起，往东沿江一带，横长一百四十丈，深二十四丈，计地一百十二亩”，山上一段“深长均照各旧庙宇原基，地面约三十亩”，原是山田山地、庙宇民居。订立永租合约后，英方每年照科缴纳地丁漕米。[8][卷七十四]24日，巴夏礼离镇驶往上游，留副领事费笠士（George Phillips）就地办理后续事宜。由于镇江市面萧条，开市时间略有展延。 英轮经过南京时，欲与太平军接触，说明洋船往来江面贸易，两不相犯，且愿与太平军互通贸易，令清政府一阵恐慌。3月3日，巴夏礼一行陆续行抵九江。巴夏礼进城面见饶九道文恒，告知派许士（Patrick Joseph Hughes）任英国驻九江领事，办理通商，他与贺布先赴汉口，商定租地立市后再返回九江继续商办。许士乘坐船一艘，驶入鄱阳湖，企图晋省会南昌，因搁浅而未能成行。英人频繁往来湖口，测绘山川地形。3月23日，巴夏礼重返九江，前往湖口实地察看。经过与随行人员一番商议之后，认为“湖境扼要，鄱阳湖为江省咽喉，上通吴城，下达江皖，控据形胜”，推翻开放九江的前议，提出改在湖口立市。中方经办人员当即婉劝，声称湖口城内外多为乱石沙土，难以建造建筑物，江面山回水深，风大浪急，不利商船停泊，而且位置邻近太平军控制区，安全没有保障，经过反复劝说，才打消巴夏礼易地开市的动议。巴夏礼为何要冒着违反条约的风险节外生枝呢？原来早在出发前的1月19日，额尔金从香港致函巴夏礼，指示说，尽管卜鲁斯和恭亲王奕訢商定在九江建立领事馆，然而，“当你亲临其地时，必须考虑湖口，如果从商业利益出发，湖口适合建馆的话，可以改为湖口。”[7][Vol21, Doc18]3月25日，双方订立《九江租地约》，在府城西门外丈量地长150丈、宽60丈，共150亩作为租地。议给民地每亩五十千文，对于实在无力搬迁的贫民，酌提公费津贴。[10][卷十七]九江正式开埠通商，租地发展成为九江唯一的外国租界——英租界。当时地界内有民房300余家，租地补偿问题激化了英人与地方百姓的矛盾，以致于随后爆发了针对英人的骚动。 3月11日，载有巴夏礼、贺布和巴氏属官萨尔（Sarel）的四只轮船到达汉口，巴、贺会晤官文。随后，英人分成多路，贺布带两只轮船驶向长江上游察探，远至岳州、洞庭，萨尔等3人计划由湖北入川、藏，转赴英属印度[vii]，另两名英人前往襄河上游勘探。巴夏礼留在汉口选择商埠基址，数日踏走，看定下街尾、杨林口上下宽 250丈、深110丈的地界，办理租地，设立界碑，标志着汉口正式对外通商。随后数月里，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William Raymond Gingell）、英商、俄商、美商纷至沓来，汉口口岸迅速崛起。 4月初，巴夏礼回到上海，结束长江开埠行程，共历时50余天。 四 通商之际的长江口岸城市 从1858年底至1861年初，额尔金、巴夏礼先后溯江至汉口，沿途战事方殷。自太平军东进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清军与太平军交锋拉锯的主战场，沿岸城乡反复争夺易手，变得残破萧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饱受兵燹之苦。 镇江位于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处，战略地位显要，英方择定镇江显然有这方面的考虑。但城市历经兵灾，商业大不如前，额尔金在写给国内的一封信函中报告镇江府城的萧条景象时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镇江这样的一种凄凉景象，在1842年号称三十万人口的一个城邑，现在所仅存的，只不过是一道周围相当广袤的城墙，环绕着一堆堆废墟，其间纵横着很少几条疏落的街道罢了。为了避免重复起见，我可以在这里斩截地说，这就是我在往来扬子江的旅程中所访问的每一个城的景况，其间只略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4][P.605]镇江重新恢复清政府的统治并对外通商数年后，除了修葺了几座官衙和新建数个店铺外，依旧一蹶不振，没有显现从战乱中复苏的迹象。 九江的情况同样不乐观，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俄理范经过实地踏勘，写道：“我们发现这座城市糟糕极了。一条坍毁的街道商，只有几个不显眼的店铺，就是这个曾经红红火火和人流如织的城市所有的一切，城墙内方圆五六英里的大片空地只有乱石、野草和菜园。”[9][P.430]三年后，跟随巴夏礼一行的英国商人宓吉（Alexander Michie）发现九江府城内外还是一片废墟，重建城市的信心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开发本口岸的资源需要假以时日，因为商业和商人已经完全被过去八年的战乱赶跑了。”[7][Vol19, Doc146]九江的商业优势在于邻近安徽、江西的茶叶产地，以及四通八达的内河运输网。 相对而言，汉口商业恢复的速度最快。1859年春，容闳步额尔金后尘赴长江产茶区作调查，关于汉口记载说：“汉口当时尚未通商，唯此事已经提议，不久且实行。当太平军未起事之前，汉口本一中国最重要之商埠，一八五六年，太平军占据武昌时，汉口、汉阳亦同时失陷，以是汉口之一部，尽被焚毁，顿成一片焦土。当予至时，商业已渐恢复，被焚之区，亦从新建筑。”[11][P.112]他进入长江腹地调查时，正值春夏之交五谷播种的农忙季节，却发现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人烟稀少，市井荒凉，汉口的情况与他处形成相当反差。 随着战乱平息，长江通商数年后，局面大为改观，梅辉立书中说，“这条著名的河流成为中国商业蓬勃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从她对外国航船开放的那一刻至今（1867年），在一小段时日里，扬子江已经是欧洲商业最重要的一条航道。” [9][P.414]其中，九江口岸的茶叶出口旺盛，而汉口口岸更是后来居上。汉口具有国内丝茶等货物集散中心的传统优势地位，加之与产茶区水路交通便捷，欧美货轮可以直达，三大优势叠加，逐渐脱颖而出，超越广州而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贸易港口。口岸洋行林立，1866年驻汉口的英国洋行近30个，还有美、俄、德等国6个商行，外国侨民从开埠之初的40人增加到125人左右。租界内建起了俱乐部、教堂、医院，还创办了报纸。 五 结 论 围绕长江通商问题，清政府、以英国为代表的侵华国家和太平天国三者之间形势交错复杂，激烈博弈，提供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与互动的生动案例。 从中国近代化进程来看，长江的开放及其商业利益的开发势所必然，但自主开放与在西方炮舰政策的胁迫下被动出让利权的方式显然存在本质区别。诚如容闳所言，“设中国无欧西各国之干涉，得完全行使其主权，则扬子江开浚后，其利益实未可限量，予敢云全世界中人必有三分之一分此幸福也。彼西人者何不与中国以时机，俾得自行解决其国内问题耶？”[11][P.112]英国受商业利益驱动，政治、商业双管齐下，全方位扩大对华侵略，在长江通商的具体交涉中，以清政府牵制太平天国，以太平天国反制清政府，左右逢源，博取侵略权益最大化，所以说，长江通商标志着西方殖民势力向中国内河腹地扩张的新阶段。汉口、九江、镇江三个口岸的开放，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从此及于中国内陆城乡，它们被纳入全球贸易体系，从战后残破的基础之上面向世界塑造近代城市面貌。 清政府方面，反映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交官员和前线军事将领办理夷务的机构、人员组成、基本策略和思路，外事情报运作网络和决策过程。清政府在军事失利后被迫考量主权构成，在对外交涉中退让到全力确保政权稳定的底线，防止洋人与太平军联合颠覆政权是其最根本的目标。在长江通商一案中，太平天国体现出来的对外战略虽不系统清晰，但显然偏重于现实军事考虑，要求洋人不助清军。 [参考文献] [1] 清史稿[M].卷一百五十三.邦交志·英吉利. [2] 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 [4]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 上海:上海书店,2000. [5] 第二次鸦片战争（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6]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M].北京:三联书店,1957. [7] BDFA[M], PartⅠ,Series E, Asia. [8] 筹办夷务始末[M].咸丰朝. [9]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M]. [10] 夏燮.中西纪事 [M] .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 [11] 容闳.西学东渐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i]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Ⅰ, Series E, Asi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下文简称BDFA。 [ii] Narrative of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London,1859. 2 vols. [iii] Five Months on the Yangtze, London, 1862.Murray. [iv]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Hong Kong. [v] 除“狂怒号”外，另四艘分别为蒸汽巡洋舰“报应号”（Retribution），蒸汽炮艇“驱逐号”（Cruizer）、“迎风号”（Lee）和“鸽号”（Dove）。“报应号”中途搁浅，未驶往汉口。 [vi] 分别是巴夏礼的坐船“库珀号”（Couper）和“科洛曼登号”（Coromandel）、“蛇号”（Snake）、“亚特兰提号”（Atalante）等。BDFA, PartⅠ, Series E, Asia, Vol19, Doc146. [vii] 探险队成员有萨尔、白拉克斯顿、巴顿（Dr. Barton），中途遇阻折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