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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摘要：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发行的《中国丛报》，发表了关于台湾的系列文章和报道，为西方读者建构了台湾的形象，体现了西方在荷兰人“失去”台岛后依然长期存在的“福摩萨情结”。这些文章和报道就台湾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但都坚持殖民扩张时代西人关于台湾历史的观念和认识，试图否认台岛与大陆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该刊主要运用反映西人观点的西文文献，对中文文献的运用与解读服从于作者的论述需要。 关键词：福摩萨情结 台湾形象 中国丛报 传教士 蓝鼎元 “福摩萨”(Formosa)起初是葡萄牙人对台湾岛的称呼，意为“美丽之岛”。这个词自大航海时代开始在西方人当中流行，在很长时间内，是他们对于这个岛屿的正式称谓。即使在了解到中国人称此岛为“台湾”后，他们仍长期称其为“福摩萨”。这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惯性地沿用一个为其所喜爱的名称，还因为他们不愿割舍这一名称所包含的历史情感。荷兰人被郑成功驱逐后，西方人对这个“美丽之岛”的关注未曾中断。他们强调荷据时代在台湾史上的地位，对这一时代的结束和中国政府治理台湾的现实甚为不甘，期待着再次改变台岛政治局面的机会。这种长期持续存在的观念或情感，笔者认为可以称之为“福摩萨情结”。17世纪以降，西方人与这个“美丽之岛”之间发生的种种纠葛，说明这一情结具有复杂的内涵。 鸦片战争前后，在中西关系发生彻底转变之际，台湾再次成为西人关注的对象。发行于华南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台湾的文章和报道，这些文章和报道很清楚地体现了“福摩萨情结”的内涵。《中国丛报》由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创办，1832-1851年发行于广州及澳门、香港。这份刊物具有基督教背景，但其主要内容却以中国研究为主，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对近代西方学界具有长期影响。《中国丛报》发表的有关台湾问题的研究文章或时事报道在30篇(则)左右。这些文字为西方读者提供了台湾历史与现状的相关知识和信息，由此建构了台湾的形象。现在我们通过这些作品，可以了解19世纪西方人对台湾认识的程度和方式，进而了解近代以来西方有关台湾的论述的历史渊源。 《中国丛报》发行的时间，距荷兰人被逐出台湾近200年。在这期间，西方人与台湾岛的直接接触不多。故该刊的作者和编者，除了当时得到的一些时事消息外，只能依据历史上形成的文献。相关文献可以分为三类：历史上形成的关于台湾的西方文献；反映台湾历史与现状的中文文献；1840年后西方人重新接触台湾后形成的文字材料。在建构台湾形象的过程中，作者和编者如何运用这些材料？本文所谓的“福摩萨情结”又是如何影响了该刊编撰取向的？运用这些资料，《中国丛报》向19世纪的读者展现了一个怎样的台湾？这些都是本文希望加以讨论的问题。 一、基于西文文献的台湾史论述 在《中国丛报》有关台湾问题的论述中，台湾历史是其谈论较多的话题。该刊对台湾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以台岛的历史为背景。史第芬的《福摩萨》和郭士立的《弗朗索瓦·范伦丁福摩萨评论集萃》这两篇长文，可以代表当时西人对台湾史的认识水平。 史第芬(Edwin Stevens，1803-1837)是美国人。他于1832年来华，为外国在华海员提供宗教服务，1835年成为美部会在华传教士。他的这篇题为《福摩萨》的文章主要叙述台湾200余年的历史。史第芬在文中引用了多种文献，也明确标示了引用的段落，但大多未说明所引文献的出处。只有少数地方提到了早期台湾历史记述者的姓名及其作品，如尼霍夫(Johan Nieuhoff)的航行记。① 他的叙述基本上建立在西文文献的基础上，而极少征引中文史料。这篇文章在谈到台湾早期的情况时说：“尽管就在中国海岸的对面，距厦门一天的航程，但福摩萨似乎直到晚近才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根据他们的史书，在明朝第五帝宣宗统治的1430年之前，他们对该岛一无所知。是年，朝廷的一位官员被风暴吹到这个岛屿。一个世纪之后，一名被中国水师从澎湖驱逐的海盗，带领他的船队托庇于该岛。”史第芬还描述说：“这个岛屿那时尚未开化，只有野蛮人居住于斯。那位野心勃勃的海盗为自己的利益攫夺了该岛，为了实现其目标而将落到他手里的原住民全部屠杀，使他的船只上染满了那些不幸的土著的鲜血。”②这段话似乎表明作者参考了中文文献。但他既未提及此前中国史书对台湾的记载，也未说明其所叙述的故事是根据哪一部中国史书。而且，这似乎也是该文提及中国文献唯一的一次。 按史第芬的说法，台湾史上与大陆的早期联系是以血淋淋的方式开始的，受害者是“美丽之岛”的原住民，而施暴者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强盗。这种背景衬托了史第芬心目中台湾历史主角的出场。他叙述的重点是荷据时期的台湾。按他的说法，荷兰人占据台湾最初是清政府的意思。荷兰人1622年占领澎湖后，在中国海岸不断进行骚扰，他们“一次派出八艘船只在中国海岸穿梭航行，将他们能抓住的东西都加以毁灭”。不胜其扰的中国政府在谈判中答应：“如果荷兰人愿意退出澎湖群岛，他们可以到福摩萨筑垒自卫而不会受到责难。他们对于这些岛屿本无权力，故无疑，这是一个明智的许诺。”③结果，“在1624年，荷兰人与中国人达成了和议，得到了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自动撤出了澎湖，驶往福摩萨，在西南部占领了一个港口。”④在此背景下，“荷兰人进占了福摩萨，当时有一个小小的日本殖民地在岛上，不久退走；当地土著则未表示反对”。⑤按这样的描述，荷兰人窃据台湾乃是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宁而做出的一种安排，因此是合理的。 史第芬在文中叙述了荷据初期与西班牙人的争斗，荷兰人的势力在岛上的扩张，明郑势力的崛起，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过程，郑氏在台湾的统治，清朝统一台湾的结局等史实。应该说，作者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叙述大体上是清晰的，也基本上符合史实。不过，他对史实做出的一些评论却透露出，他对台湾史的理解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按照他的说法，1626年后荷兰人在其据点周围逐渐伸展势力，并在当地土著当中实施“新的法律”，改变其社会组织，“这些地区的土著抛弃了许多野蛮的习俗，接受荷兰人的治理”。⑥众所周知，在荷兰人占据台湾之前，已有相当多的汉人从大陆移居台湾。对此，史第芬未置一词，似乎当时的台湾岛只是其所称的“野蛮人”的天下。荷兰人占领台湾不久，恰逢明清易代的乱世，闽粤等沿海省份汉人向台湾的移民蔚然成潮。史第芬对这一现象加以评论：“据说有两万五千户人移居到福摩萨。这些外来者的劳作赋予这个岛屿被开发的面貌，稻米和糖的产量增加，以供应出口。起初，荷兰人鼓励这种移民活动，而最终他们则已无法遏止。外国人的拥入最终帮助推翻荷兰人在该岛的统治。”他认为这种“始料未及”的结果实际上是“欧洲人在与中国人的竞争中被打败了”。⑦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三点：其一，史第芬认为对于台湾来说，移居的汉人是“外国人”；其二，来自中国大陆的汉人移居台湾，及其在该岛的拓殖，与荷兰人在该岛势力的发展，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其三，中国人与荷兰人的竞争，实质上是同“欧洲人”的竞争。这几点意味着，在史第芬看来，直到荷据台湾时期，中国对于该岛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中国人与这个岛并无关系；中国人向台湾的移民与荷兰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是两个不同的文明在一块蛮荒土地上的竞争。史地芬在此表达的是当时西方人中比较普遍的台湾史观。 史第芬的文章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如他对郑成功驱逐荷兰人的过程描述得很细致，值得一读。根据他的记述，郑成功在攻打荷兰人据点热兰遮城之前，曾与荷方代表谈判。他对荷兰人说：“台湾向来属于中国，现在中国人需要它，外国人必须马上撤离本岛。”⑧尽管史第芬等西方作者并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但却记录了郑成功“台湾向来属于中国”这样的主权宣示。这也应该是见于记载的中国人对于台湾最早的主权宣言。以往史书，多认为这番话乃是郑成功在致荷人总督揆一(Frederick Coyett)的招降书中说的。⑨现在看来，郑成功在口头上也向荷兰谈判代表明确强调了这一点。这应该是一条颇有价值的资料。 史第芬的文章还介绍了台湾的政治格局，对后人了解当时台湾的情况，也许有一点参考价值。除清政府在台湾的行政架构外，文章提供了当时台湾各县的土著和汉民村落分布的情况。文章对台湾土著介绍比较详细。作者认为台湾土著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那些不仅接受中国人统治”，而且采用汉人的文化，“从而脱离原来的未开化状态而向文明迈进”的当地居民。作者提醒说，这些人也就是在荷据时代“受过荷兰人教化”的人，尽管他们对于基督教现在已所知甚少。“第二等级由当地土著组成，他们尽管承认中国人的权威，但保留着自己的原始习俗，被称为‘生番’(raw native)”，这部分人远多于第一等级人数。⑩第三等级“包括所有未被征服的独立部落和村落，我们对其所知有限”。(11)这个分法，与一般中国学者的“平埔人”、“熟番”、“生番”的分法有所不同，反映了那个时代西人眼里台湾土著的形象。也有可能，史第芬对于汉语中的这几个概念没有弄清楚，以致连“生番”的含义都搞错了。 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1803-1851)是普鲁士籍传教士，长期在中国活动，著述甚丰。他的文章标题为《弗朗索瓦·范伦丁福摩萨评论集萃》，很明显，是将范伦丁作品中关于台湾的史料进行整理而成文的。 弗朗索瓦·范伦丁(Francois Valentyn，1666-1727)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牧师，曾在荷属殖民地生活过多年，有机会接触该公司大量的档案和其他资料。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撰写，他于1724-1726年间出版了8卷本的巨著《新旧东印度志》(Ouden Nieuw Oost-Indien)，该书长达5000页，外加1000余幅图片。这部书的原版标题很长，显示其包括了一些关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内容。此外，范伦丁还出版了其他大量作品。(12)按郭士立的说法，范伦丁“枯燥而繁冗”的著作“写作很不连贯，对重要问题的描述经常残缺不全，而且专注于琐屑之事。因此，本文从中所辑也只能是零碎不堪的东西”，还要小心避免其前后重复。(13)不过，既然范伦丁的书是依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写成的，其内容显然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弗朗索瓦·范伦丁福摩萨评论集萃》一文，对荷兰人早期在福建沿海追求对华通商的努力，以及他们在占领澎湖前后进行的袭扰活动，同样进行了叙述，其中包括一些具体的细节，也许值得相关研究者的注意。文章提到，由于这一时期已有“多达25000”人从大陆移居台湾，使该岛沿岸地带颇为繁盛，“荷兰人请求(福建当局)允许他们到该岛贸易。他们的这个要求和其他建议，都得到了许可，一个正式的条约随之订立。”(14)这一记载作为史料，倒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无论是荷兰人请求福建当局允许他们到台湾贸易，还是福建当局答应他们的要求，都显示了，双方都认为中国政府对于台湾是拥有主权的。 这篇文章对荷兰人占领台湾开端的说法，与史第芬的文章有些相似，但在细节上则有所不同，可以互相参照。按郭士立文章的说法，“那时，一位受尊敬的中国商人建议他们到福摩萨去，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支持。这个岛屿于是被正式割让，(荷兰人)的商馆从澎湖迁至(台湾)，中国人则帮助夷平了(荷兰人在澎湖)的堡垒。”事后，荷兰人收到来自厦门官方的信，代表“该省巡抚”对荷兰人“为他们的贸易觅得另一个据点表示极为高兴”。(15)这种中国官府建议荷兰人到台湾建立贸易据点的说法，看来是从当初荷兰人那里流传下来的。这篇文章还提供了荷人据台初期的一些情况。据说，荷兰人在台湾建立据点后，即向该岛当时最大宗的出口货物米和糖征收关税，当地的中国定居者倒没有说什么，“而日本人，当地殖民者当中更有势力的种族，从事着规模更大、利润更丰厚的贸易”，则“拒绝服从这一榨取”。而且，荷兰人的行为还由此危及他们与日本的贸易。经过一番争斗后，日本人从台湾退走。(16) 《弗朗索瓦·范伦丁福摩萨评论集萃》对荷兰人据台到郑成功收复台湾这段史事的叙述，较为简略。文章基本的笔调是对荷兰人较为同情，不过对其残酷镇压本地人的反抗，也有所提及。该文关于1662年荷兰人退出台湾后，又企图卷土重来，占领基隆与明郑政权对峙，最终退走的史实的叙述，亦可补史第芬文章之缺。 从总体上来看，与史第芬的文章相比，郭士立的这篇文章相对简略，但在对具体史实的叙述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其中提到的日本人在荷据前后与台湾的纠葛，就是史第芬的文章里所没有提到的。 除上述对台湾重要史实的叙述外，具有基督教背景的作者们，对荷据时期荷兰传教士在台湾的早期传教活动也加以注意。史第芬写道，1626年乔治·坎地丢斯(George Candidius)“被派往那个居留地，努力在土著当中传播基督教”。他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据说，基督徒的数字日益增加；出现了荷兰人和当地人通婚的情况；教堂和学校日见其多；结果是，成千上万的岛民受洗皈依为基督徒”。(17)按他的说法，一个东方的基督教王国似乎在台湾岛呼之欲出了。郭士立在文中对早期台湾土著的宗教崇拜仪式，以及荷兰人在他们当中传播基督教的过程，进行了一些叙述。文章也认为荷据时代，台湾土著皈依基督教者众，但此过程因郑成功驱逐荷人戛然而止。站在一个传教士的立场，郭士立用较长的篇幅摘录了关于郑成功残酷杀害荷兰传教士的史事。在文章的末尾，作者用一段文字介绍了彼时台湾本地族群的风习，倒是颇为可读。(18) 《中国丛报》的编者之一、在中国从事传教印刷事务的美国人卫三畏在该刊即将终刊之际，发表了一篇概论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长文，其中摘录了弗朗索瓦·范伦丁《新旧东印度志》第2卷中叙述荷兰传教士在台湾传教的史实。(19)摘录的内容从荷兰教会向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派遣牧师(当时叫作sick-visitor)开始，叙述多名荷兰传教士依托于殖民当局，学习台湾当地语言，深入台岛各地，进行传教活动，逐渐扩大其势力范围，以及他们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关系，等等，偏重于记载有代表性的传教士的具体活动情况。这段文字的后半部分，重点叙述郑成功及其后的明郑势力对荷兰传教士的打击，对后者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范伦丁的书中附有前往台湾从事传教工作的荷兰神职人员的姓名，及其在台湾活动的年代，都被卫三畏所摘录。(20)卫三畏最后还评论说：“迄今为止就我们所知，自国姓爷的胜利切断了台湾本地居民与基督教世界的关系后，在他们当中已经找不到任何基督教的痕迹。”(21)在卫三畏的眼里，一个颇有希望成为基督教世界一部分的岛屿却被中国人夺走了，他对此显然是很感痛惜的。 上述几位作者对台湾早期历史的论述或介绍，有些内容是对客观史实的陈述，其中对某些历史过程细节的叙述应该说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显然，上述文章实际上将荷兰人占领和统治台湾作为该岛历史上最值得书写的对象，而明显忽略了中国人在台岛繁衍生息的久远历史。由欧洲人的占领和治理开头、因中国人的竞争而失去的故事，构成了他们心目中台湾早期历史的主要内容。这些文章对于郑成功驱逐荷兰的过程，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从他们对郑成功带有敌意和谴责性的描写，以及对荷兰人在失败之际悲壮之举的渲染，可以看出，在事隔一百多年后，他们对荷兰人最终失去这个“美丽之岛”的结果，还是感到难以接受。对他们来说，这是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人在世界各地殖民过程中罕见的失败，而中国人的胜利不过是在他们征服各处蛮荒之地过程中极为遗憾的意外和例外。19世纪来华西方人士对台湾的现状和地位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这种历史意识之上的。可以说，《中国丛报》发表的上述文章所呈现的这种台湾史观，是本文所谓“福摩萨情结”的基础。 很明显，上述文章叙述的台湾史都是以西文史料为基础的。但这些文章的作者，特别是郭士立，撰写过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论文，对中国典籍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当时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献也不陌生，然而他们都极少引用中国书籍中的相关材料。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些记载与他们视野中的“福摩萨”的历史无关。西文文献所提供的史实依据，以及蕴涵在这些文献中的历史认识，构成了19世纪西人台湾论述的基本语境。 二、西人视野里的台陆关系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特别是清朝统一台湾后，台湾得到较快速的开发，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显著。随着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渐趋成熟，来自大陆的移民数量的持续扩大，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17—19世纪的台湾发展史，以及这段时期大陆与台湾日益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无疑是台湾史的重要内容。然而，《中国丛报》的作者和编者对这方面的内容均未加关注。相反，该刊感兴趣的是台湾岛的动乱。该刊发表的关于台湾与大陆关系的文字，基本上集中于台湾民众的造反事件。 1832年，台湾发生了张丙等农民反抗清朝当局事件，《中国丛报》对此予以密切的注意和报道。张丙乃台湾嘉义县农民，以贩鱼为业。道光十二年(1832)大旱，米谷歉收，张丙等因禁粜之事与官府冲突，于阴历九月起而领导民变，自号“开国大元帅”，年号“天运”，反清色彩甚浓。除张丙外，另有许成、黄城等亦率众起事。台湾官府加以镇压，但官员、军队死伤甚众。清政府调集福建等地军队渡台，历经数月，扑灭了各路起事队伍。张丙等兵败后被清朝处死，而台湾一众官员均被议处。按现代学者的研究，此事件之发生，除官民冲突外，与台湾闽、粤移民之间的矛盾亦有一定之关系。(22) 《中国丛报》编者尽力收集相关信息，在每期的“大事记”栏目，以“福摩萨”为标题，多次加以报道。1832年12月，该刊第1卷第8期首次报道了此事：“从这个中国人称为‘台湾’的岛上传来了不好的消息”，即该岛“发生了严重的骚乱”。“警察因细故进行镇压和榨取，而公众则起而抗争，结果就导致了凶杀——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大约1700名士兵和20名以上的军政官员被杀。据报道，所有政府官员或是被杀，或分散到山里，或被逐出该岛。(清政府)从福建抽调大量兵力，从广东也调集了二三千人，但据报，叛军迄未受到控制，正发起新的行动。”(23)该刊显然是在得到消息后的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报道。随后几期都刊登了有关这一事件的消息。如第9期报道说，1300名清兵在台湾被杀，清政府从广东调集了5000人的军队，还需要更多军队。(24)随后该刊报道说，谣传叛军有70万之众。(25)按这样的报道，似乎清朝在台湾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1833年初，这次起事被平息。但《中国丛报》在这之后，仍对此次事件进行追踪报道，显示该刊对台湾事态的浓厚兴趣。(26)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丛报》编者在评论关于张丙事件被平息时，似乎对这一消息感到难以相信。他说，前不久朝廷还在各地调兵遣将，但“现在所有的军队马上被撤回了，福摩萨的叛乱已被镇压！到底是朝廷的计划有变，还是官军真的取胜，抑或是叛军领袖内部发生争吵并向他们共同的敌人让步，或者像连州山民那样接受贿赂而休战，并交出几个不幸的同党以供处死，现在还不能确定。”(27)“福摩萨”的一次旨在反清的大规模民变，居然被清朝在短时间内平定，《中国丛报》的编者是不相信，还是不愿相信，其心理是颇堪玩味的。 1833年5月，该刊转载了同在广州发行的英人报纸《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上的一则评论，说明来华西人中抱有同样心理的并非只有《中国丛报》的编者： (福摩萨的)整个人口约为二三百万……整体来看他们是无法无天的部族，抗拒政府和所有人类社会的规章，一切以他们的家族为中心。一些出生于内地(指距海岸地带较远的地区——引者)的乡村土生人群，从不承认中国官员是他们的统治者。(28) 与上述对事件进程的报道不同，这段文字是对台陆关系基本面的一种说明，给读者的印象是台湾民众与大陆之间处于明显疏离的状态，对清朝缺乏认同感。在上面这段文字之后，作者写道：“福摩萨的殖民者们(此处指该岛的移民)对外国人的好感是众所周知的。”(29)作者并未提供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但在显示台湾民众对清朝的疏离态度的同时，却断定他们对一百多年未接触的“外国人”具有友好的情感，暗示了“福摩萨”和“外国人”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不得不说，这样的对比有着强烈的主观情感因素。 实际上，史第芬的《福摩萨》一文在评论1787年林爽文起义这一事件时，也运用了类似的模式来描述台陆关系。在那篇文章中，史第芬并没有在叙述这一事件的过程上花费太多的笔墨，而是用相当大的篇幅分析林爽文起义的背景和原因。他认为，清朝当局治台的策略，除了保证该岛不为外国人所占，就是防止它成为罪犯和亡命之徒的逋逃薮，其措施就是对来自福建、广东、浙江的新移民收取高额费用，“据说官员们操纵着一个针对新来者的常规性的勒索体制”。在此体制下，移民们被迫缴纳的钱财数量如此之大，以致只能“长期上缴直至完纳”，结果是“很多移民发现他们成了官员们某种形式的奴隶”。但是，移民们都是些“桀骜不驯和无法无天的人”，他们“刚刚摆脱了家乡专制官员的折磨，自然希望在这自愿放逐之地享有更多的自由”。而官员们则因远离上级的监督，也希望能够在此进行更为肆无忌惮的榨取。于是，“一方进行新的压榨，另一方则具有新的规避和反抗的方法”，结果就是，“台湾比帝国任何部分的叛乱都要多”。(30)在清朝这个广阔帝国的各地都面临各种形式的反抗和动荡的背景下，史第芬的这个结论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他赋予台湾民众的造反以突出的地位，并从台陆关系体制性的角度解释这种现象必然会发生的原因。与此相联系，史第芬还援引“一位最近的观察家”的话，称他们“十分喜欢与外国人交往”。(31) 通过这些论述，一个反抗清朝的统治而对“外国人”友好的台湾形象，就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作者们宣称的台岛对外国人——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友好”的断言，无疑能够在西方读者的心目中唤起该岛与西方关系的历史记忆，虽然并无实际证据的支持。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丛报》的作者和编者对台岛动乱的叙述，实际上将民众造反这种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内部斗争，展现为政治上的国家认同问题。 以上所述西人关于台陆关系的言论，多集中于对台岛西岸汉族聚居区与大陆关系的叙述。由于其时台岛东部尚未开发，主要为土著民族居住地，西方文献中有关台岛东部地区的记载亦较缺乏。郭士立在其文中说：“我们对该岛东部地区依然一无所知。尽管一些早期荷兰航海者曾造访此地，但现今似乎甚少有人论及。甚至连距当地最近、乐于冒险的中国人，也未敢造次，进入这一未知之域。”他在文中提到，“琉球人将当地土著描述成野蛮人，而我们的作者(弗朗索瓦·范伦丁——引者)却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一群心地善良的懒散之人，与奸诈嗜血的马来人完全不同。他们或许是日本人的后代，后者在15和16世纪经常来到福摩萨，建立过颇为兴旺的居留地。”不过，他承认这是“纯粹的猜测”。(32) 这说明，当时西方人对于台岛东部土著聚居地区的情况的确了解甚少。然而，他们对这个地区其实也是非常关注的。为此，他们尽力发掘西方的相关文献。实际上，在发表郭士立的文章之前，《中国丛报》已经发表了史第芬对波兰人贝尼奥斯基回忆录的介绍文章。 莫利斯·贝尼奥斯基(Maurice August Benyowsky，1746-1786)，波兰裔匈牙利贵族。他1768年参加对俄战争被俘，1771年越狱，伙同90余人，从堪察加半岛经千岛群岛、日本、琉球，在当年8月26日抵达台湾东部。他们与当地原住民发生冲突，后又卷入部落之间的征战，及其与台岛政府间的战斗，历经17天后离开。他后来经澳门抵达欧洲，又到非洲、美洲等地冒险，最后在与法国人的战斗中死于马达加斯加。(33)1790年，他的自传《贝尼奥斯基伯爵回忆录与游记》(The Memoirs and Travels of Mauritius August Count de Benyowsky)出版，其中叙述了他的这一段海盗式的经历。(34) 与范伦丁取材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文献的著作一样，贝尼奥斯基回忆录中的记载无疑是很重要的资料，对了解台岛早期的历史有明显的价值。研究台湾史的学者对其中的材料多予以重视。史第芬通过摘录贝尼奥斯基回忆录中的相关内容，以再现他在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从而向读者介绍台岛东部的情形。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这部回忆录的确有助于了解台岛东部的地理环境、港口情况、土著族群及其分布、风俗习惯、社会组织、相互关系，等等。此外，这群海盗式的“航海家”与当地人之间的冲突，使用火器射杀成百上千的手持弓箭的土著，对手无寸铁的妇孺进行奸淫和杀戮，焚掠土著人村庄等暴行，也记录在这部回忆录当中。 但应看到，这位贝尼奥斯基伯爵是典型的欧洲冒险家，他在回欧洲后，试图用他在台湾的经历，鼓动法国等国君主支持他重回台岛东部建立殖民地，故他的叙述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其回忆录的内容是否都可信，后世的学者对此应该持谨慎态度。史第芬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但大体上还是采信了作者的说法，特别是相信他说的与土著酋长交往的故事。 史第芬摘录的这个故事占了这篇文章的大部分篇幅。据贝氏的回忆录，他在与土著交往的过程中，得到了自马尼拉来到台岛东部的西班牙人巴切柯(Don Hieronimo Pacheco)的帮助，后者带领了另一伙人来此地“探险”，与贝氏等合流，进行焚掠。因熟悉当地语言，巴切柯后来成为贝尼奥斯基的译员。经过沟通，贝氏等人与岛上的一个部族建立了联系。在此之前，这伙海盗与当地的另一个部族发生冲突，杀死了上千人，又将其村庄焚毁。而与其建立“友好关系”的部族，则与那个遭受烧杀抢掠的部族结有冤仇，因贝氏对那个“敌对部族”施加的“惩戒”，而与他们亲近。这个部族的酋长叫作“华伯”(Huapo)，不仅在岛上有仇家，“对西部的中国人也很恼火”。贝尼奥斯基后称华伯为“国君”(prince)或是“酋长”(chief)。代表“华伯”前来接洽的土著被称为“将军”(general)。(35) 按该文的描述，华伯的出场有相当的仪仗，显示他们有一定的文明。他告诉贝氏，“他认为伯爵(即贝氏——引者)肯定就是占卜者所预言的异乡人，他的光降是砸碎中国人套在台湾脖子上的枷锁的先兆。他愿意运用他所有的力量和影响，来帮助(贝氏等)解放这个岛屿的计划。”(36)据贝氏所言，那位西班牙冒险家巴切柯也希望他充当将台湾土著从“那个奸诈民族的权力之下拯救出来”的角色，故欺骗该酋长说，贝氏是一位“大国君”。贝氏在其回忆录中还宣称，该酋长在另一次造访他时，解释了其何以希望“与中国人开战”，使他相信，“是自负虚荣引诱他想向他们宣战”。史第芬解释说，由此开始，贝氏对以后再来这里创建一个殖民地的念头感到着迷，预见到自己与一个本地酋长的友谊将对他在此地的事业大有帮助，同时也使得他向欧洲的强权提出在台湾建立一个殖民地的建议有了理由。“因此，他决定使用一切手段来保证他与华伯的友谊”。其主要手段就是展示他所拥有的武力。华伯进而提议，贝氏此次在离开时应留下一部分人手，直至他归来；贝氏为其招募武装船队及船长；帮其驱逐中国人，事成后将他“全部的”土地所有权给予贝氏；先帮其攻打邻近部落的酋长，作为报酬，贝氏会得到金钱，以及其他好处。最后，华伯提议双方正式订立友好条约。除第一点外，华伯的要求贝氏都答应了。双方随后举行仪式，“缔结永久的友谊”。史第芬评论说，回忆录提供的仪式细节“令人想起东印度群岛的土著酋长向客人确认友谊的类似习俗”。(37) 在这仪式后，华伯请他帮忙摆平与邻近部族的纠纷。原来，他与一个名叫“哈普阿幸哥”(Hapuasingo)的酋长发生战争，但不幸落败，不仅要赔一大笔钱，而且对方还与“中国总督(Chinese govemor)”勾结起来，夺走了他的一大片好地。他因此要向哈普阿幸哥和中国官府报复。贝尼奥斯基随后果然率领他的人马，和华伯的队伍一道，打了漂亮的一仗，令对手一败涂地。(38)在获赠大批珠宝后，贝尼奥斯基谢绝了与他一道来台的欧洲不法之徒要他留在当地，马上领头建立一个“殖民地”，从而避免回到欧洲的建议，于9月12日离开了台湾。 这个故事突出了以下几个因素：类似西方人在殖民扩张活动中遇到的东方岛屿土著的原住民；邀请西方人前往殖民的当地部族酋长；压迫土著的统治者(中国人)。贝尼奥斯基想说的是，在台湾东部建立西方人的殖民地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支持他就行，而唯一的障碍是中国人。时隔半个多世纪，史第芬和《中国丛报》花费篇幅发表这个故事，实际上也是在表达类似的观念和主张。这一点，只要联系到20多年后西方人在台湾的一系列行动，包括与台湾土著签约，甚至试图“占领台湾”，就可以看清楚了。 因此，史第芬对于贝尼奥斯基故事的真实性没有提出疑问。不过，对于贝氏所说的一些具体的观点，他还是提出了异议。如他不同意后者关于台岛东部土地肥沃富庶的观点。贝尼奥斯基还将他所接触的岛民定义为“开化的”民族，为了支持这种见解，他将这些人描述为能够“读书”，垦殖土地，建筑住所的人群。对此，史第芬认为，贝氏提供这些细节不足以改变19世纪西方人认为这些岛民为“半开化”种族的观点。贝氏所谓“砸碎中国人套在台湾脖子上的枷锁”的说法，意味着他承认中国人统治及于台岛东部。而史第芬在文中则尽可能表达相反的看法。他说，东部“不幸的”岛民“尚未受到天朝渐进的影响”；“中国人拥有‘八个公国’中西边的三个，该岛界线由此划分。他们通过诡计和结盟另外又取得了一些区域，并持续不断地向东拓展其统治范围”。他强调，贝氏的回忆录表明“那些未经征服之地的独立酋长们对其臣民享有不受限制的主权”，土地所有权“只属于那些酋长们”，而“中国书中”声称的中国政府对这些“尚未臣服”的地区实行了“非经常”的统治是没有根据的。(39)这显然是想论证台岛东部与中国无关。史第芬的这些评论表明，他对贝氏的说法并未全盘接受，在重要的问题上，他根据自己的观点对原文进行解释或辨析。 关于台岛东部土著部族的文化，史第芬也对贝氏所述进行了评论。贝氏在书中说，每个土著区域有五到六个城镇设有教育机构，教人读写。“伯爵宣称，他们从中国获得书籍，而他们的文字与中国文字一样难写”，史第芬推理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说明他们的文学源于中国文化，他们或者由中文获得书写的知识，或者是用中文取代了他们原有的文字，或是将中文与他们原有文字结合在一起，就像日文和朝鲜文一样”。贝氏在书中将这些部族描绘为崇拜“独一真神”的人群，对此史第芬表示不能接受，但又表示相信这些人信奉一种“不拜偶像”的简单而纯朴的原始宗教。(40)这些文字，对了解当时土著的文化，应该说是有一定帮助的。 《中国丛报》发表的关于台陆关系的言论，是前文所述的台湾史观的延伸。(41)这些言论从国家认同的角度，建构了台岛民众反抗清朝(中国)统治行为的内在机制，同时将“对外国人友好”这种想象中的情感投射到台湾民众的身上，并强调台岛东部地区是清朝未加征服和治理的地区，即中国主权所不及之地。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通过对台湾历史和现状的选择性叙述，尽力将台岛与大陆相区隔，尽量淡化台陆之间实际存在的历史与现实联系。以上的分析表明，在这种论述策略背后有明显的“福摩萨情结”的因素在发生作用。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台陆关系论述不仅在西人的情感宣泄和知识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对台政策和主张起到了支撑作用。 三、中文文献的解读 虽然《中国丛报》的作者和编者对台湾的认识立足于西文文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了解相关中文文献的存在。上文所述该刊对于张丙事件的报道，其资料主要来源于《邸钞》之类的中文文献。(42)但很明显，该刊是按自己的方式来使用这些中文文献的，服务于按自己的论述逻辑建构台湾形象的目的。在这方面更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丛报》编者裨治文评介蓝鼎元作品的《福摩萨评论》一文。 蓝鼎元(1680-1733)，福建漳浦人，清代著名学者，究心经世之学。在台湾朱一贵起事期间，曾随其兄蓝廷珍之师入台，赞襄军务。他居台较久，熟悉台湾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不少治台方策，长期为清廷所重视，被称为“筹台宗匠”。其相关著作有《鹿洲初集》、《东征集》、《平台纪略》等。蓝鼎元的不少著作受到在华西方人士的关注，《中国丛报》先后发表了对他的《女学》、《论南洋事宜书》等论著的介绍性文章，以及专门介绍其生平的文字。裨治文在该刊第6卷第9号以《福摩萨评论》为题，发表了评介蓝鼎元治台方策的长文。他认为蓝氏“见识不凡，可以告诉我们在其他中国作品无法找到的东西”。(43) 裨治文没有具体交待他介绍的是蓝鼎元的什么作品。笔者根据该文的内容，将其征引的文字与蓝氏作品进行比对，认为他评介的主要是蓝鼎元的《平台纪略》和《鹿洲初集》中《与吴观察论台湾事宜书》等作品。 在发表该文之前，裨治文曾在该刊第5卷发表了评介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的文章，对蓝氏关于重开南洋贸易的主张大为赞赏。仿佛意犹未尽，他在此文开头再次称赞蓝氏“具有超越其国人偏见之上的强大心灵”。这是因为，蓝氏主张开放对外贸易的观点符合当时来华西人要求中国打开门户的主张。但对于蓝氏关于台湾的著作，他却在一开始就说：“翻译他所写的关于那个岛屿的作品，对外国读者是不会有多少教益的，因为其中有太多的名字和太过冗长的不重要的细节。不过，我们可以介绍他作为中国资深政治家的值得一读的见解。”(44)这几句话预示着，他并不打算向其读者介绍蓝氏作品中关于台湾的史实或资料，而只想议论后者的某些观点。 在正式介绍蓝鼎元的作品之前，裨治文花费较长的篇幅，先发表了一段自己的议论。他强调台湾的重要性，称“福摩萨因其位置、沃土、高度的开发、稠密的人口，是现在的王朝为中华帝国获取的最重要的区域”。他将台湾与“得到比中国人更好的政策治理”的爪哇或鲁孔尼亚岛(Luconia似指南洋某岛)相比较，“必须说我们更喜欢福摩萨”，因为该岛有“众多勤劳的人口，因其气候条件而利用土地获得比南边那些萎靡不振的民族更为丰饶的产出”。(45)但他显然比较担心从大陆向台湾的移民潮，说由于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故从中国人注意到该岛之日起，来自福建西南地区的移民潮就持续不断。他们的人数迄今一直在增加，以致西部地区已经无法容纳，于是他们开始开发该岛的东北部地区，或许在他们将土著的每一寸土地都蚕食净尽之前都不会停止下来”。(46)这段评论实际上重复了上文提到的西方人看待台湾的方式，对这个比爪哇等南洋的殖民地更招西方人“喜欢”的肥美之地，眼看就要被中国人“完全彻底地占有”的前景，感到深深的忧虑。 从这种情绪出发，裨治文赞扬蓝鼎元提出的限制大陆向台湾移民的策略，说“他的建议是很合理的，尽管由于腐败官员占据支配地位，而使他的方策难收其效”。不过，他认为尽管清政府对于这种快速移民的势头亦欲加以控制，但“其不当的政策收效甚微”，故他担心该岛将像帝国其他地区一样变得人烟稠密，并有可能从此地出发“向其他国家殖民”。(47)蓝鼎元是从防止动乱的角度建议清政府对移民加以控制的。他提出的平台策其实包括了一系列的建议，他对自己建议的效果也非常有信心，认为实行之后，“一年而民气可静，二年而疆圉可固，三年而礼让可兴，而生番化为熟番，熟番化为人民，而全台不久安长治，吾不信也”。(48)这番话显示了蓝氏对台湾全岛与中国大陆全方位融合的前景的预期。但裨治文却断定：“只要移民在增加，邪恶的势力就会持续存在并蔓延。在现行体制下，这个国家(指台湾——引者)难享持久的和平，因为，就算是所有坏的、不法的居民都被监禁或处死，源自母国的新来者还是会布满全岛。”(49)显然，裨治文在文章中着重突出的是蓝鼎元限制移民的观点，出发点则是将台岛与大陆关系的加强看作负面的、不愿接受的现象，故对台湾的开发表达了明显消极的立场。 在这种心态下，裨治文将台岛的政治动荡合理化。他强调说：“迄今为止，统治者从未完全扑灭叛乱，不法之徒的据点坚不可摧。收买头领投降，或是让几个无助的可怜虫作为牺牲品以平息愤怒，在中国人当中是普遍的做法，而且屡试不爽。但叛乱的火焰从未熄灭过。”(50)这就表明，清朝在其“新获之地”的统治还缺乏稳固的根基。在这一点上，他和史第芬以及《广州纪事报》的作者的立场是一致的。 因此，裨治文对蓝鼎元《平台纪略》中关于朱一贵起事的内容予以重点关注。他根据《平台纪略》对1722年朱一贵起事的前因后果、事件的经过、清朝镇压的措施及其效果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实际上是对蓝氏原文的撮述，显然未将这一反清事件的诸多具体史实当作“不重要的细节”。但他反复强调，蓝氏的一些平台建议是难收其效的，其根绝台岛动荡的期望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民众起义—官府镇压—军事失败—政治解决—秩序恢复—发布上谕安抚人心，这样的过程一再重演。他认为蓝鼎元的作品只是证明了，“事情又回到原来的状态”(51)，即暂时的平静后，造反将再次发生，进入新一轮循环。值得指出的是，裨治文眼里的台岛“叛乱”，并非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较量，而是移民族群在“新获之地”对其“母国”的反叛，表明中国人在台湾的统治是不稳定的。 裨治文介绍的蓝鼎元的另一个作品，“包括了鹿洲(52)关于终止叛乱、走进山区并使当地居民顺从”，以及如何治理土著的建议。(53)他没有说明所评介的蓝氏作品中的具体篇名。蓝鼎元在这方面写了大量的作品，涉及朱一贵事件后治台问题的多个方面。笔者认为，裨治文提到的蓝氏多条治台建议与《鹿洲初集》卷二的《与吴观察论台湾事宜书》大致吻合。《与吴观察论台湾事宜书》很全面地论述，为了台湾未来的安宁，应革的弊端和应兴的举措。(54)不过，裨治文在他的文章中并未按照蓝氏原文来介绍，而是根据行文的需要进行评介，有时不免偏离了原文的意思，或是掺入了蓝氏其他文章的内容。 蓝鼎元的文章认为，朱一贵之乱虽平，但“恶棍鼠窃不乏，宽之则行劫，又宽之则啸聚”，主张以严厉的措施，遏制乱萌，以保平安。(55)但裨治文在文中却将这段话解释成蓝氏反对安抚，主张以严厉的措施针对“山民”(mountaineers)。(56)由此引出他的一段议论： 在荷兰人统治下，这里的人民相当驯良，他们毫无困难地将指定份额的兽皮交到东印度公司的仓库，在其他各方面也都表现为忠诚的臣民。但彼时他们并非生活在铁腕统治下，教导他们基督教原理的学校教师同时是他们的统治者，他以温和的方法将他们与外国主人联系在一起。结果，在荷兰人与中国人的战争中，这些民众保持了(对荷兰人)的忠诚，很多人为了维护东印度公司的事业而遭受了残忍的死刑……当他们全然被中国人所奴役后，他们被分到不同的乡镇，(中国人)采取措施按他们的方式，将他们同化。征服者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我们还很难说，但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而高山族群和东海岸的部落则依然充满活力。(57) 在以上这段话中，作者不仅一笔抹煞了荷据时期台湾汉人和土著民族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更未提及荷兰人对当地人民多次无情的屠杀，而是将荷兰人与台湾居民的关系描述成仁慈的统治者与忠诚的子民之间的关系。而“中国人”的形象则是残酷的征服者，和尽力以自己腐败的政治文化去同化那个本可与西方人水乳交融的“福摩萨”民族的统治者。如前所述，对于习惯了西方人在世界各地所向披靡、建立殖民地易如反掌的西方读者来说，荷兰人在福摩萨的美好故事的终结，和中国人“残暴统治”的建立，无疑会引起对这一结果的惋惜，和对导致如此局面的中国人的憎恶之情。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则又表明了，在台岛西部已经与中国大陆在各方面融为一体的情况下，他们在这个“美丽之岛”上的希望，是在中部和东部的土著身上。这段话可以说是19世纪的西方人对台湾历史和现状的看法的集中体现，也是本文所谓“福摩萨情结”的典型表述。 对于蓝鼎元的具体治台建议，如防止社棍通事欺诈土著、合理进行军力配置、防备生番杀人、纠正民众各种恶习、剔除商船出入陋规、广设义学振兴文教、设立官庄以助养廉等主张，裨治文在文中都进行了介绍，其中，有的是加以概括，有的是对原文进行翻译。而他对蓝鼎元文中关于平乱、善后及对待土著的政策建议，则有明显的异议，其原因有如上述。蓝鼎元文中的一些其他建议，如倡兴蚕桑、修筑城池等，裨治文表示“略过不谈”。(58)此外，《与吴观察论台湾事宜书》中还有其他一些建议，这篇文章亦未提及，可能作者认为这些都不够重要。 整体来看，裨治文的这篇文章虽以评介蓝鼎元的作品为主题，实际上却是以评介后者作品的名义来阐述和论证自己的观点，蓝氏的作品成了引出其论点的道具。作为一位精通中文、对中国有很深研究的传教士，裨治文不仅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主持《中国丛报》的编辑出版，而且为该刊撰写了300多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国的自然、历史与现状的各个方面，对中文文献的熟悉程度不在同时代的任何其他西方作者之下。因此，他对一个世纪前著名的台湾问题专家蓝鼎元作品之价值，应具有适当的了解和尊重。蓝鼎元关于台湾的作品成为《中国丛报》唯一加以专门介绍的中文文献，说明裨治文的确了解其价值。然而，为了论证台湾人“反抗中国统治”的长期性和不可避免性，清朝与台湾关系的脆弱性，以及荷兰人在台湾的良好治理造成“台湾人对外国人友好”态度之类的断言，裨治文以评论的名义演绎与蓝氏作品无关的论点，通过突出蓝鼎元作品中关于台湾动乱的史实，论证一系列与蓝氏本意无关甚至相冲突的观点。这种解读中文文献的方式，从另一角度表明了《中国丛报》的台湾论述策略。 四、余论 在《福摩萨评论》一文发表后，《中国丛报》上未再见有关于台湾的长篇文章，刊登的主要是有关台湾的时事报道。当英国远征军开赴中国海岸后，炮舰成为比刊物更为有力的宣泄“福摩萨情结”的工具。 鸦片战争期间，英船“那尔布达”号(Nerbudda)和“安”号(Ann)先后于1841年9月和1842年3月，在进犯台湾水域时遭遇清军抵抗，触礁沉没。英军前后共有数十人被杀，200余人被俘。当时在台湾抵抗英军的，不仅有清政府官员和军队，还有达洪阿等在当地招募的大量义勇、壮丁和普通民众。这些英俘除少数头目外，大部分不久后为清朝当局处死，成为战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对华交涉的一个重要事件，导致台湾官员达洪阿、姚莹被革职查办。璞鼎查指责中方“嗜杀成性和非人道”。他作为屠杀了大量中国军民的侵略军代表，试图借此事件站到道德高地。(59)与此相呼应，《中国丛报》花费数十页的篇幅，刊登被俘者留下的日记，以谴责清政府的残忍。(60) 根据《中国丛报》的报道，1850年9月，英船“拉彭特”号(Larpent)在台岛南部红头屿附近触礁失事。该船的多名成员弃船登岸后，被土著打死，此外还有一些人被土著部落俘获为奴。最终，有3名幸存的船员，为当地官员所救，次年抵达上海，受到英国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的保护。(61)美国代理公使伯驾(Peter Parker)在1851年派人前往台湾，调查可能“处于囚禁状态”的外国人的情况，结果一无所获。(62)和平时期攻击遭遇海难的外国船员当然不是什么文明的行为。不过，在这些事件后，战前那种台湾人民仇恨清朝而对西方人有着天然友好态度的神话，明显是破产了。当时主编《中国丛报》的卫三畏在文章中说，“岛民们现在有着非常声名狼藉的残酷和劫掠的特性”。(63) 但是，这种状况并未妨碍西方人对台湾这个“美丽之岛”的强烈兴趣。鸦片战争后，美国人成为西方国家中策划对台行动的主角。从19世纪40年代起，美国人就看上了台湾的煤矿，以及该岛的重要地位，多次派船前往探查。《中国丛报》报道过美国船只“海豚”号(Dolphin)前往基隆探查煤矿的经过。(64)在清政府的抵制下，美国人获取台湾煤炭资源的意图未能得逞，但却长期觊觎。1855年，打开日本门户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hew Perry)开始鼓吹美国应占领台湾。他发表文章说，台湾“这个美丽的岛屿，虽然在空名上(属)中国的一个省份，但实际上是独立的，中国当局只是在某些孤立的地区维持着软弱的、不安定的地位”；“岛上一大部分地区是被独立的民族占据着的”。(65)这实际上是重复了《中国丛报》多年来渲染的台湾东部不属中国、台湾西部中国也未能有效治理的论点。1874年，曾任美国驻厦门领事、后被日本政府聘请为外交顾问的美国人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在竭尽全力帮助日本侵略台湾之际，还在上海等地出版了题为《台湾土著地区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吗？》的小册子，其中心内容就是论证台湾土著居住区是“无主番地”，中国在那里没有主权。(66)虽然李仙得的“论证”涉及的文献较多，但其主要论点在《中国丛报》发表的上述作品中就早已存在了。 “福摩萨情结”虽然是笔者在写作本文过程中新提出来的一个词，但以上论述也许可以表明，这个词并非没有根据的杜撰。由西方人真正开创其历史、中国人无法有效治理、仍然与西方人亲近、其东部地区独立存在的美丽富饶之岛，《中国丛报》在鸦片战争前后建构起来的这种台湾形象，与西人心目中长期存在的特殊情结，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结是鸦片战争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西人在台湾一系列动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台湾问题在本质上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具有更为密切的关系，但这种观念的长期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解释近代以来纷繁复杂的“台湾问题”的由来提供一个视角。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近现代史上，欧美等西方国家围绕台湾问题的言行，除了现实利益的驱动外，还依托于较为长远的思想背景。 《中国丛报》发表的文章涉及很多方面。这份刊物具有强烈的重建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自我使命感，也的确在中国研究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对此，笔者曾发表过多篇文章予以阐述。(67)关于台湾的论述，只在《中国丛报》发表的作品中占有很小的比例。在今天研究这些作品，并不能增加多少关于台湾历史的知识，但却可以为观察近代西方人建构关于中国和东方的知识体系之过程及其特征，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认识到，在肯定《中国丛报》以及19世纪以降西方大量的中国研究作品所取得成就的同时，还应该对这些作品中类似“福摩萨情结”这样的因素保持分析性或批判性的眼光。 【作者简介】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 510275 参看原文链接：http://jds.cass.cn/Item/28049.aspx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