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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厚琴 曹维安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5月8日 理论上要求在整个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发展阶段连续不断地更替，这仅仅是人们的理想。人类世界在文化上和时间上表现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是如此丰富，要使其达到一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近年来，俄国学者对古罗斯史的研究有回归到沙俄时期史学家 B.O.克柳切夫斯基和苏联晚期学者И.Я.弗洛亚诺夫观点的倾向。但他们注重使用社会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等多学科方法的同时，也强调以文明史观的新视角来看待古罗斯社会。以А.Н.波利亚科夫为代表，当代学者抛弃了苏联时期认为古罗斯是早期封建国家的旧概念，提出了古罗斯是城邦国家的新概念，认为城邦制正是古罗斯社会迈入文明世界的方式，即古罗斯文明是城邦类型的农业文明。 古罗斯社会存在各种形式的生产关系 十月革命前，以沙俄时期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为代表，把古罗斯理解为 “第聂伯河的、城市的、商业的罗斯”。他们认为，8—13 世纪的罗斯在政治上分成各个独立性的地区，每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都逐渐形成一个大的商业城市。对外贸易是古罗斯文明的主要社会经济基础和发展动力。 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起，把古罗斯社会看作封建社会的观点开始占统治地位。这主要源于苏联科学院院士Б.Д.格列科夫的著作，其观点可以简单归纳为“封建的、农业的罗斯”。苏联史学家站在五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基础上，把古罗斯国家理解为位于东欧平原的、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早期封建国家。不过，苏联史学界在这方面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例如，科学院院士Л.В.切列普宁就提出了所谓 “国家封建主义”的概念。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倾向于认为，古罗斯社会不是封建制而是奴隶制社会。 当代俄国学者认为，古罗斯社会确实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生产关系，但若认为其中任$何一种占据优势，都不大具有说服力。理论上要求在整个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发展阶段连续不断地更替，这仅仅是人们的理想。人类世界在文化上和时间上表现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是如此丰富，要使其达到一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跳出关于古罗斯封建主义争论的理论苑囿，以文明进程多样化的视角看待古罗斯社会，А.Н.波利亚科夫认为，古罗斯的社会经济类型建立在城市公社对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的基础之上。经济体系的核心是土地集体（亲兵队）占有，权利平等。古罗斯社会的生产组织掌握在能把亲属、伙伴和邻居之间的交织关系联合到一起的核心阶层手上，并在多神教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的价值观——爱国精神、自由、兄弟情意（互相帮助），这完全适合其相应的经济类型。因此，古罗斯形成了城邦制类型的文明。 古罗斯政治制度属“城邦君主制” 关于古罗斯的政治制度，俄国史学界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目前有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观点把罗斯看成是一个公国，起初是统一的，后来分裂为许多小公国；第二种观点认为罗斯乃东斯拉夫诸部落或者城市的联合。 第一种观点在 19 世纪前半期占统治地位。Н.М.卡拉姆津将俄国历史书写为专制制度的历史，认为古罗斯国土是大公的财产，大公能够按其意愿将城乡进行分配。С.М.索洛维约夫则认为，罗斯是一个公国，但国家的业主不是王公一人，而是整个王公氏族。 第二种观点在 19 世纪后半期传播开来。克柳切夫斯基认为，东斯拉夫人的第一期政治形成物是城市领区，产生于 9 世纪中期，是由城市管理的商业区。第二期政治形成物是 9 世纪末和 10世纪形成的瓦良格公国。瓦良格公国和城市领区的结合产生了第三期政治形成物即基辅大公国，基辅大公国是罗斯国家的真正开端。基辅罗斯各部分之间的主要联系在于公国的行政部门与军政长官，在于贡赋和税收。随着王公氏族的扩大，其分支分散开来并较稳定地常驻公国中。但后来由于王公氏族的离散，罗斯重新分裂成一些城市领区。 苏联主流史学家虽然批判卡拉姆津的观点，但实际上同样将古罗斯国家政治制度视为 “君主制”，只不过在前边加上了“封建”的定语。 王公的确是基辅罗斯政治制度的中心人物。18—19 世纪的历史学家把古罗斯王公视为像俄国沙皇一样的专制君主，但即使卡拉姆津也不得不承认，王公是与亲兵代表组成的上层会议和聚集在城市公社（维彻）中的民众分享权力的，而在军事行动中他的权力又受到贪财士兵的制约。王公拥有很大的权力，可进行司法审判、率领军队、领导行政，但是要符合城市公社的利益，并在公社规定的限度内。城市公社可用法律对王公权力加以限制，用特别机构监督王公活动。 波利亚科夫认为，对这样的政治制度最准确的理解应当是“城邦君主制”或“维彻君主制”。在政权组织形式上是君主制，在内容上，王公权力受到制约。对外，古罗斯国家是基辅帝国，是欧洲的一个大国，富足繁荣；对内，这是一个由一些半独立区域组成的政治形成物，由同一个家族的王公们进行管理，而真正的权力属于首都的城市公社。 横向地理流动频繁纵向阶层流动封闭 社会阶层结构及其流动性是确定社会特点的最重要指标之一。社会学家通常把社会流动性分为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两种基本类型。 有关古罗斯社会内部横向流动的观念实际上早已确立下来，虽然并没有使用“横向流动”这一术语。19 世纪中期历史学家已经提出了基辅时期存在经常和普遍迁徙的思想，并将这些不停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候鸟迁飞”确定为“殖民活动”。除了殖民活动，在罗斯还存在着另一种与各种社会地位的人的“职业”活动相关的横向迁移，它表现为地理上的移动——在保留原有社会地位的情况下，居民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 首先，王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在古罗斯历史上是不争的事实。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一生进行了 83 次大的迁徙。其次，流动情况比较复杂的是王公的随从——波雅尔。为了“捞取良机和官级”，或是为了表示与自己尊敬的王公团结一致，最终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从自己的城市去往另外的城市。 应当承认，地理上的横向流动性对古罗斯社会是极为重要的：王公继位的“顺序制”导致王公不断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与之相关便有波雅尔和亲兵队的迁徙，商人、僧侣、香客、流浪艺人和建筑师的游历。 对古罗斯社会纵向流动性的评价，学者们存有实质性的意见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古罗斯社会各阶层纵向流动性非常高。他们认为，罗斯不仅存在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迁徙，而且还有“从凡人到王公”的飞黄腾达。索洛维约夫认为，王公的亲兵与人民之间没有鸿沟，因为王公招揽各种各样的勇士到身边，不管他是什么出身。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古罗斯社会各阶层纵向流动性很低。苏联时期学者В.Н.别尔纳茨基认为，诺夫哥罗德大贵族在 15 世纪是封闭的世袭执政的上层人物。此观点在近年还有所发展，一些历史学家甚至提出了古罗斯社会总体上具有种姓性质的观点。 这样，俄国历史学家从将罗斯理解为“有平等机会的社会”出发，到提出部分社会阶层的封闭性，最后到古罗斯社会完全缺乏纵向流动的观点，差异甚大。古罗斯社会的纵向流动性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波利亚科夫认为，古罗斯城邦文明的主要阶层有王公、波雅尔、显贵（“好人”与市民）和农村人 （斯美尔德）。其中，王公、波雅尔和按经济地位划分的部分显贵属于古罗斯的社会核心阶层，其基础是亲兵队 （城市公社），城市公社由王公统领。此外，社会中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属于奴隶范畴的居民。在古罗斯的城邦社会中，各阶层内部具有较为广泛的横向流动，各阶层之间则较为封闭。古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表现为城市公社对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进入城市公社的社会核心阶层集体占有土地，并在政治上通过自由的维彻维护城市公社与王公之间的权力平衡，从而形成特殊的“城邦君主制”或“维彻君主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