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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政惠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3期 一、小引 “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天津举行①，我想起自己的专业，想起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这本著名的书，而且有了现成的翻译本。不妨就借这一翻译过来的本子，从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视角，谈几点感想。不对的地方，敬请诸位批评指正。 内藤湖南(1866-1934)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他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有影响的重要理论是“唐宋变革论”，这个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观点，到现在还是在被讨论的问题。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史学史》，原来是他在日本京都大学的上课讲稿记录。他先后讲过三次，即1914-1915年一次，1919-1921年一次，1925年一次。内藤湖南讲课没有文字稿，《中国史学史》是根据第二和第三次讲课的听讲笔记整理而成。但他去世前，未能将全书整理出来，他根据弟子的听课笔记进行修改，留下过一个未定稿。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内藤乾吉和学生神田喜一郎，因为出版的需要共同整理了这本著作，于1949年出版。整理者说，由于作者当时授课没有任何纲目，所以这本书的标题是由整理者来定的。根据这样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内容是内藤湖南生前定下的，只是一些标题另加，因此属于内藤湖南本人的重要学术成果。现有的其他论文成果也表明，内藤湖南一直对中国史学史关注有加，除上述演讲的课程，他所发表的文章还有如《东洋史学的现状》（1910）、《奉天访书谈》（1912）、《奉天访书日记》（1912）、《清朝开国期的史料》（1912）、《关于支那的书目》（1913）、《史记的话》（1913）、《支那历史学家的蒙古研究》（1915）、《关于支那古典学的研究方法》（1917）、《章实斋先生年谱》（1920）、《胡适之的新著〈章实斋先生年谱〉读后》（1922）、《大英博物馆所藏太平天国史料》（1925）、《关于宋元版本》（1930）等，说明他一生中，把对中国文献和史学的研究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他还到欧洲和中国访问考察，了解欧洲汉学、敦煌学发展情况和中国经典书籍收藏状况，还给天皇讲过中国的杜佑《通典》，给日本的支那学会讲过《支那历史思想的起源》。我们对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理解和探讨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② 内藤湖南这本书是1949年由日本弘文堂出版的，2008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国版的《中国史学史》是作为“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的一种出版的，由留日学者马彪翻译。笔者的探讨主要根据这个中文译本谈些读后感。 二、对中国史学发展情况相当熟悉 笔者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史的情况相当熟悉，可以说是十分精通，令人惊讶。浏览全书，这样的感觉会油然而生。从头到尾，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发展进程的叙述，可谓一气呵成。他几乎知道中国每一本相关重要史著的情况，对它们的主要内容、体裁体例、学术特点、后世影响等都有比较中肯分析。 《史记》是中国史学的一本开创巨著。他对其当时撰著时代的背景十分清楚，对后来背离《史记》编撰精神的做法也深有洞察。他认为《史记》的八书虽然写礼乐制度，但不是做具体叙述的，而主要记载实行礼仪中如何实行那种精神，不过到了《汉书》以后，就变成纯粹的制度记载，失去了原来的精神，他很遗憾这种精神的丧失。他认为这样的情况还表现在对《史记》的《列传》编撰精神的背离，《史记》设《列传》，原来主要是想写人与当时社会的关系，而并非只是为人立传，但后来变成了纯粹写人，这就是治史精神的衰弱，是一种令人痛惜的倒退。 同样，他对中国史学批评的情况也相当熟悉，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史通》是他十分关注的著作。他认为这本书的影响不仅在当世，而且波及后世，“是古来历史评论中最为有力的著作”。他很赞同刘知几对“载言”篇的强调，认为清朝纪昀《史通削繁》全文删掉《载言篇》的做法是错误，表现了他没有开拓新领域的思想。他还认为刘知几主张设《都邑志》、《方物志》、《氏族志》的史学思想十分正确，对后来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这本书是真正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著作。他认为后来郑樵、章学诚等大史学家的出现，都有刘知几“所给予的刺激力量”，所以刘知几“堪称贯通古今的史论大家”。（页131）像这样的许多阐述，很见其学术洞察力。 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史记》、《史通》这样两部大书，内藤湖南不注意是不现实的，但实际上，中国史学史上的大小著作，他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例如，宋代赵汝适的《诸藩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都是中国传统史学界关注不多的，内藤湖南反而十分重视，书中专门提到，认为是宋元中国地理大发现后出现的有关中外交通的重要史籍，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他还强调，西方学者已经在自己的著作中把它们作为重要史料的来源引用了。这样的提示，反映出他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我们知道，赵汝适的《诸藩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的一些篇章有过英译本，美国学者柔克义（WilliamWoodwillm Rockhill）、德国学者夏德（Fridrich Hirth）都做过这个工作，其中的一些翻译本已经成为国际汉学名著。③内藤湖南说这话的时候，显然注意到了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他还批评那些认为明清书多荒诞不经的观点，认为这个时代的很多史书，对了解当时的史实是有帮助的。他举例说，《三宝太监下西洋》这样的戏剧和小说，虽有荒唐内容，但不乏确信事实，他还特别写道：不久前锡兰发现的郑和的碑，“为当时的史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内藤湖南书中所说的锡兰碑，确实是1911年发现的，证实郑和到过锡兰这个国家。 所以仔细阅读这本著作可以发现：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新老细节，内藤湖南心里一本账，他对中国史学确实把握娴熟。一个外国学者能做到这样不简单。 三、从整体学术发展史把握的研究 笔者的又一个感受就是，他对中国史学发展情况的研究，还在于有自己的一整套看法和想法，对中国史学的进展过程与特点有自己的描述和主张。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确实这样写的。他认为《史记》出现，有汉代大一统问题的历史背景问题，“一进入汉朝统一的时代，人们已经感到有必要对各种思想予以统一了”，《史记》是事实上的杰出的思想统一和所有记录的统一。（页77）他认为《史记》、《汉书》虽然有通史和断代史的区别，但它们代表了中国的正史的一家之著述的编纂传统，不过这样的传统后来也向分纂的倾向演变。他认为《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都有其一贯主张、一贯精神；但到《晋书》、《隋书》就起变化，一是受天子指示，二是开始分纂，司马迁的一家之言的精神由此泯灭。（页117）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由家学修史的国家事业化现象向分纂现象的转变过程，而这种转变与中古国家政治制度演变有关，门阀贵族制向官僚贵族制的推移是一个需要特别关切的因素。诚然，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观点和史学思想，中国学者与这些看法也许不尽一致，甚或分歧，但他关于史学演变与社会变迁有密切互动的种种看法，是值得注意的。 与此相关，他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出现也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资治通鉴》所代表的治史学风与以前的学风有很大区别，表现在追求《春秋》之法那种确实具有的规范、借鉴之类的东西，出现了追求贯通古今严格的思想，以及更加重视内涵借鉴意义的倾向。他认为中国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重要变革的时代，政治上由贵族制社会的多元权利向君主制的一元集权政治转型，这种变化在史学研究上的重要反映就是《资治通鉴》的出现。他认为《资治通鉴》的出现很值得研究，其重要性甚或可与《史记》并列，是中国史学的又一高峰。 那么，他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尤其是清代史学的？在他看来，清代史学成就是巨大的，但并非凭空而起———在宋代史学新潮流的基础上发展，其研究时间贯通古今，研究空间涉及塞内塞外，不仅在传统史学基础上继续发展，还出现了合理主义、实证主义等近代史学的征兆。内藤湖南显然注意到清代以来社会重大变动对于史学演进的挑战。他注意通过一些重要学者的治史成果和史学思想、史学方法来观察这样的史学演变过程。其中，像钱大昕这样的学者是他重点关注的。他认为钱大昕的史学已经有很大变化了，是清朝特色史59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3期学的创始人，所谓“特色史学”，就是将考证方法应用于史学，确立了有清一代史学的新研究法，开辟了以往人们未能注意到的新领域，使史学学风为之一变。他十分重视清代考据学由来、特点及其对清朝一整代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的探讨。 全书的这些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史学的整体进程有自己的解说系统，这是外国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相当早的全面阐述。谷川道雄先生认为，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特点在于，它将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无数史书及治史学说有关的著作，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发展史去研究，对其发展主线及其背后的思潮史有清晰描述和深层次阐述，认为这是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1]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也是《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特点。 四、关于章学诚的研究 笔者的第三个感想在于，内藤湖南在这本著作中，对章学诚的史学成就和地位做了重要研究和阐述。 现在出版的这个中文本，有一个关于章学诚的专篇，这是他1928年的一个讲稿，还有就是第12章“清朝的史学”篇中的多次相关阐述。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内藤湖南对章学诚这样的很高评价，章学诚的重要学术地位的发现也许还会晚一点。章学诚去世后，后人整理出版的著作实际上有一些时间了，但在中国学术界并未引起很特别的关注。内藤湖南是在1902年读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以后，发现他的史学理论不同寻常，开始研究并阐述了自己的很多新见解。尔后，在看到章学诚全集后，又开设了章学诚《文史通义》解读课程，并于1920年编纂了《章实斋先生年谱》，在同年《支那学》的第3、4期上发表。两年后即1922年，胡适出版了《章实斋先生年谱》，这是中国学者关于章学诚研究的最早本子。 内藤湖南对章学诚研究的贡献，在于他指出章学诚在那个时代对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了不起的贡献。因为章学诚时代是整个学术界和历史学界都热衷于考据学的时代。他强调章学诚能独立于时代风气之外，“治史不遵考据之法，完全从理论方法入手进行研究”，“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卓越见解”。（页371）他强调章学诚是非常特殊的学者，他的《文史通义》是“历来这类著作中最精彩的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学术的学者“绝不可轻易放过”对他的探讨。他还强调，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优秀完成者，也是建设清朝史学的真正有功之人，不论浙东史学特色还是清朝史学特色，“都因为此人而愈加鲜明起来”。（页283）内藤湖南对章学诚重要学术地位的这些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人这样评价过章学诚。 内藤湖南还对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体系做了具体分析，包括他的哲学思想、校雠学说、方志学理论，以及关于史学编纂的一整套理念。关于章学诚对纪事本末体这一编纂体裁的肯定，他认为这是章很了不起的思想，因为150年前能有这样明确的阐述很不寻常，事实上西方的史学名著无不以此为基本体裁。他还肯定章学诚关于史德的阐述，认为史学编纂应该有这种“史无邪”的精神，为此他还特别赞扬了郑樵的《通志》，认为是一部有“著作之精神”的优秀作品。关于章学诚的史学应该是“独断之学”的见解，内藤湖南也十分肯定，认为史学家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史学著作应该是经过史学家自己头脑思考的产物。而按照章学诚这样的思想和治史原则看问题，他认为，中国的一些史书恰恰在失去这一精神。 对章学诚研究的成就，可以认为是《中国史学史》中的突出篇章，也是浓重的一笔。内藤湖南及其中国学者对章学诚研究的重视，影响到国际学术界对这位清季学者的注意。1951年，法国著名学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题为《章学诚与他的历史编纂学》的论文中，认为章学诚是中国第一流的史学天才，可以与阿拉伯或欧洲最伟大的史家并驾齐驱。④一位名叫倪德卫(David S.Nivison)的美国学者，在题为《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的论著中，强调章学诚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表现出了罕见的、几乎是现代的思辩特征”。⑤现在，研究章学诚的国际学者也越来越多了。 内藤湖南对章学诚的研究表明，他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他注意到到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是史学研究中更高层次的问题，对史学史的研究应更注意这方面问题的探讨，否则无法接近史学发展的本质和内核，尤其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看这些问题。 五、《中国史学史》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对这本著作的学术地位的评价应该放到中国及其世界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比较中进行。中国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俞旦初的研究认为，“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梁启超提出来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都有涉及。[2]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之后不久，汪荣宝发表编译的《史学概论》，1907年有吴渊民编译的《史学通义》，1909年有曹佐熙著的《史学通论》。这些著作的出版，都说明中国学者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有了新思考。 1922年，梁启超在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很概括地论述了中国史学从起源到清代的大体历程，界定了“史学史”学科的概念。1927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更提出“史学史的做法”，把史学史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论述了这一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认为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可以独立著作了。”在梁启超对此有所思考的同时，1919至1920年间，朱希祖开设了《中国史学概论》，内容包括有《中国史学之起源》、《中国史学之派别》等与史学史有关的话题。尔后，1925年，姚名达试图撰写《中国史学史》，曾积稿颇富，后又觉得不应草率成书而作罢。此后，卫聚贤、陆懋德、赵万里、金毓黻、蒙文通分别在暨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金陵大学、四川大学等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一些史学史讲义如卫聚贤《中国史学史》等相继刊印⑥。是时，陈垣也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设《史学名著评论》等课程。至4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出现高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等有影响的著作纷纷问世。⑦在海外，美国学者嘉德纳（Charles Gardner）于1938年撰写并出版了《中国传统史学》，这是国际上最早的一本英文本的中国史学史的书，当然只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情况的简略的介绍性著作。另一英文本的中国史学著作是美籍华裔学者韩玉珊写的，书名《中国史学纲要》，1955年在美国正式出版。 这张时间表说明，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史学家就开始了对中国史学史的探索和思考，至40年代末，已经积累了颇多智慧和成果。应该承认，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史的思考是比较早的，他的中国史学史的授课早在1914年已经进行，不过他的著作问世时间还是晚了些，比卫聚贤等学者的《中国史学史》铅印本晚了十几年，比中国金毓黻、王玉璋、魏应麒、周谷城的著作也晚了几年。诚然，内藤湖南的内容丰富、很有学术见地的《中国史学史》，对日本和国际学术界认识和了解中国史学史，还是起了影响和作用。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者应该记住他的这份成果，了解这位外国同行的学术经历与不凡努力，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找出彼此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在理念、方法和成果方面的差异，庶几有助于中国史学史研究新发展的再思考。 六、简短的结语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分析和评判，而是应该注意他比他的前辈多贡献了什么。在这本著作中，内藤湖南对魏晋南北朝的史学研究不多，也没有对这一时期史学成就有什么深入的评述，而今天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了。如果以今天资料条件下的成果去评论他这方面研究，未免苛求了，违背了历史主义的原则。 当然内藤湖南这本著作还是有缺憾的，限于篇幅，仅略举几点： 其一，讲义痕迹还是比较深。正如整理者所说，这完全是根据当时听课的学生的笔记整理的，所以虽然涉及的内容很多很丰富，但毕竟是笔记，这样就难免详略不当，一些地方的谋篇布局显得粗糙。如对《史记》部分的研究，他把清代邵晋涵、方苞、章学诚的有关评论全放到这里来，还专门列篇叙述，这样《史记》的整体阐述就一再地被切割，对司马迁这本书研究的整体效果难免受到拖累。 其二，某些重要人物的史学思想探讨不足。虽然书中对有些问题有专篇探讨，但有些很重要的治史观念和史学思想恰恰未能顾及。还是以《史记》为例，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很重要的编纂理念和史学思想，他期望弄清天人关系和古今变化原委，铸成一家之言以为来者兴，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是很值得深入探讨的治史理念。然而作者对此着墨很少，几乎没有什么分析，这是令人费解的。既然对章学诚能有如此深入的研究，为什么司马迁这样重要的思想反而忽略了？ 其三，对中国史学史上一些重要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分析不够。他有时候会与一些重要理论擦肩而过，甚至压根儿不提及。在刘知几、章学诚的编纂学理论中，都有将史学分为“记注”和“撰述”两大块的思想。刘知几将前者称为“书事记言”，后者称为“勒成删定”；章学诚则把前者视为资料收集、学术功力，后者则为大学问、大智慧。他说“记注欲其方以智”、“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藏往“其德为方”，撰著知来“其德为圆”，强调撰述更重要、更见水平。刘、章将治史分两大类型的这一重要阐述，是中国史学编纂理论的精华之见，也是最具东方史学特色的编纂学理论，但在内藤湖南的著作里，居然未能展开，仅小提示而已。按照当时作者对中国史学编纂理论的理解程度，他可以对这些问题作很深入探讨，不知为何仅仅敲了个小边鼓。 类似这样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一些。尽管如此，不影响这本书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学术价值的肯定。中国的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学者不妨化点时间读一下这本书，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或可得到一些可贵启示。谷川道雄在这本著作的序言中说，内藤湖南研究中国史学史做的这么好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东洋史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他是从研究自己东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史学的。[1]笔者以为这话又对又不对，对的是中国确实属于东亚的一部分，不对的是中国毕竟是中国，内藤湖南毕竟不是中国人，毕竟会有对中国文化有不了解和隔阂的方面。但他能这样写中国史学史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求全责备是没有必要的。 注释： ①“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24-25日在天津市举行，由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举办。本文系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原文题目《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读中文版〈中国史学史〉的一点感想》。 ②关于内藤湖南及其相关研究，大抵有严绍《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内藤湖南与内藤史学”、李庆《日本汉学史：起源和确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内藤湖南”、刘正《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内藤湖南和《支那史学史》”、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张广达《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旧学新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有钱华《〈燕山楚水〉：内藤湖南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王晓平《日本中国学述闻》（中华书局，2008年）等。此外，美国学者有傅佛果（Joshua A.Fogel）《政治与汉学：内藤湖南（1866-1934）》(Politics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ōKonan(1866-1934（)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年）等。 ③《诸蕃志》是柔克义与夏德共同翻译的一部中国著作。这是一部关于12世纪至13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商业交往的著作。1911年首次出版于圣彼得堡，1914年东京即再版。1966年阿姆斯特丹东方出版社再版此书。1966年再版本没有做任何变动。柔克义还曾翻译过《岛夷志略》，他所撰写的《十四世纪中国与南洋群岛及印度洋诸港往来贸易考》，将其中的一半以上译成英文并加考释。 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Historian of China and Janpan），196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是比斯利（W.G.Beasley）和浦立本(E.G.Pulleyblank)。这本集子收集了对中国和日本的史学研究的论文数十篇。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章学诚与他的历史编纂学》是其中的一篇。 ⑤倪德卫(David S.Nivison)的《章学诚之生平和思想，1738-1801》(1966)，已经翻译成中文，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⑥卫聚贤《中国史学史》有铅印本2种，即持志书院1932年的刊本、暨南大学1933年的刊本。此外还有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铅印本）、蒙文通《中国史学史》（四川大学铅印本）、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1934年）等。 ⑦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宁泊《史学史的今与昔—访杨翼骥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瞿林东《中国史学史：20世纪的发展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2期）、牛润珍《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作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8期）、周文玖《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等学术论文。 参考文献: [1]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俞旦初.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J]（.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史学史资料，198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