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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英 转贴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5-12 G.A.柯亨（G.A.Cohen，1941—2009）是当代世界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名学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创始人。他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已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是柯亨在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生，目前是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教授，也是英国知名的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他的《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一书已由我国高等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笔者于2011年3、4月间到伦敦大学学院做短期访学，接待我的正是沃尔夫教授。受《中国社会科学报》委托，我就柯亨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他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对沃尔夫教授做了采访。 妙语连珠的犹太哲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沃尔夫教授，我读过您的《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知道您与柯亨是师生关系，您对柯亨教授的学术思想应该有深刻的把握。请您介绍一下柯亨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 沃尔夫：欢迎你来伦敦大学学院访学。我想，要深入把握柯亨的学术思想，先要对他一生的学术生活做概括的了解。 伦敦大学学院是柯亨开始教职生涯的地方，从1963年开始他就在这里任教。我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1984年牛津大学奇切利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职位空缺，柯亨参加了这个教职的竞争，那时他只有43岁。要知道，牛津大学的奇切利教授职位，以前都是由G.D.H.柯尔（Cole）、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约翰·普拉梅内兹（John Plamenatz）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名满天下的学者担任。而柯亨通过竞争，于1985年获得牛津大学的教授职位，同年还被遴选进英国学术院。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这次牛津大学教职遴选受到了媒体的关注。柯亨当时的名气还不算大，他只有《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为数不多的论文问世，在媒体和众人眼中他是不可能当选的。但评委们认为，他是一位罕见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哲学天才。就柯亨的当选，时事讽刺杂志《私家侦探》（Private Eyes）八卦道：评委会也许是受柯亨作为“妙语连珠的健谈者”声誉的影响，他们感到有必要提升万灵学院餐桌谈话的质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很早就读过《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了解到柯亨之所以走上研究马克思的道路，其中有着家庭因素的影响。 沃尔夫：是的。柯亨出生于一个犹太马克思主义者家庭，他的生活经历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影响到他的哲学研究。他曾多次公开或私下谈到他的成长和家庭影响的关系。例如，他在1996年作“吉福德系列讲座”（Gifford Lectures），第二讲的题目就是“一位蒙特利尔共产党犹太儿童的政治观和宗教信仰”。其中，描绘了一幅有关他的童年、他的父母和他们的信仰，以及他们作为工厂工人生活场景的动人画面。他的母亲是一位共产党员和工人活动家。通过柯亨的讲述，我们能够想象出他生活的世界：一个冷战时期加拿大儿童的世界。他来自一个移民家庭，他的父母先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苏联共产党的进步性，但后来对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的干涉行径保持沉默。而这些都对他的生活经历和研究工作产生着重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柯亨的求学过程对他产生过什么影响呢？ 沃尔夫：柯亨在哲学方面受到的训练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1961年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毕业后到牛津大学读研究生。在那里，他深受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教授的影响。在赖尔的指导下，柯亨在掌握分析哲学方法上打下全面而扎实的基础。分析哲学强调推理的严密性和概念的明晰性。运用这种分析方法，柯亨开始了他早期的研究。结果写出了荣获伊萨克·多伊彻纪念奖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掌握了分析方法以后，柯亨开始的学术研究就是运用这种方法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辩护吗？ 沃尔夫：是的。柯亨尝试以分析方法所要求的概念明晰和推理严密来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表述，并为之辩护。柯亨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持续了较长时间。 柯亨先是发表了与马克思研究相关的几篇论文，包括两篇论述什么可以被视为社会认识论的论文。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考察了这样的问题，即一个人的社会角色能否决定他的思想和信仰？柯亨认为：人类自由要求人自主地去信仰，而不是由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来决定他的信仰。第二篇论文考察了另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价各阶级对自己阶级的思想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判断。他的回答是，尽管其他阶级都将他们的思想描述为普遍适用的——这明显是错误的，但在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意义上，无产阶级无需这种自夸和欺骗。因为，它们的思想确实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两篇论文实际上都是在为他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辩护研究做准备。 柯亨完成的第三篇论文与他后来出版的著作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它在1970年发表，题目为《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批评》。柯亨对较早时候由H.B.阿克顿（Acton）和约翰·普拉梅内兹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一些批评作出回应。从该篇论文不难看出，《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的几个创新性命题在这里已经有了雏形。首先，柯亨赞扬阿克顿将分析哲学的明晰严密标准运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暗示他将以更高的标准来做他自己的研究。正是从这方面来看，这篇撰写于1970年的论文或许就是后来被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源头所在。柯亨运用分析哲学、形式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做出辩护。其次，柯亨将马克思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视为解读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重要文本。最后，他勾勒了功能解释方法如何能被运用以克服在马克思历史理论阐释中存在的某些困难。 柯亨将这篇论文提交给亚里士多德社会和思想研究会于1970年召开的年会。这次年会研讨的主题是经济基础和法律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经济基础被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总和，诸如经济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或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因此，就广义而言，经济基础就是经济结构。但普拉梅内兹曾论证：除非依据法律权力，否则不可能总结经济生产关系的特征。例如，无产阶级是有权出卖劳动力的人，不像农奴或奴隶，他们没有这种权力。然而，使用“权力”话语就是在运用属于上层建筑的概念。由此，除非使用上层建筑的术语，否则就不可能界定经济结构。而如果这个推理成立，那么经济结构相比上层建筑具有解释上的优先地位的论断就不能成立。 柯亨对此的回应是，经济基础应该由“权利”而不是“权力”构成。作为一套法律权力的上层建筑之所以存在恰恰是为了巩固那些属于经济基础的权利。这是直接而明确地借助功能解释作出的说明。上层建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具有某种功能，即保护经济权利的功能。这种解释是非常巧妙的。因此，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能够彼此独立地被总结其特征，尽管上层建筑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但它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产生那种影响。所以，经济基础具有解释上的优先性，尽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够施加反作用。 尽管许多观点在1970年已经形成，而且有关马克思研究的其他重要论文也相继在1972年和1974年发表，但柯亨直到1978年才出版《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这种延后的出版，部分原因在于他追求完美的个性，他尽其所能地去完善细节。 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辩护 《中国社会科学报》：柯亨的代表作在中国很早就有了中译本，最近又出版了新译本。我的研究方向是唯物史观，即你们称之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为此，我想就这个问题同您多做些交流。您是否先扼要地介绍一下柯亨的书？ 沃尔夫：柯亨是在1978年出版他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由于《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出版，柯亨在马克思思想的解释方面跻身于世界领先行列。该书对他先前发表的论文《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批评》在内容上做了巨大扩充，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思想作出了清楚的说明。柯亨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有两个中心命题，即“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发展命题是指社会的生产力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具有持续发展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讲，人们的生产能力随时间的演进倾向于变得更为强大。首要性命题包括两个子命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经济结构的特征，经济结构的性质解释上层建筑的特征。将这些命题结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了某种形式的技术决定论：对相关社会所有其他方面的重要特征作出解释的终极原因是当时所能获得的技术的特性。正如马克思自己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将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前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将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个历史时期的过渡，视为阶级斗争和革命变革的结果。这种理论宣称，一种经济结构，像资本主义，将会持续存在，只要它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它最终会无法包容它所激励的那种增长。由此，经济结构会阻滞生产力的发展，它必须让位，被一种新的经济结构所取代。而新的结构会继续激励生产力的发展。 尽管这一基本理论能够如此简单地加以叙述，但《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一本非常复杂的著作。首先，它介入到许多对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争论中，并试图解决文本解读中出现的诸多争议。其次，对许多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柯亨提出了细致和有独创性的论证。相应地，该书也讨论了一些不是由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像如何界定和应用“功能解释”这一重要解释工具、如何为生产力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倾向于持续发展的命题做辩护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我所知，柯亨的书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一举改变了英美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漠视态度，并使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我还想进一步了解，对这本书有没有批评意见，都有哪些批评意见？ 沃尔夫：确实如你所说，这本书出版后赢得了广泛赞许，但也遭受到各种批评，这是非常自然的。一种常见的批评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根本不是某种技术决定论。还有一些批评认为，柯亨低估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相应地也没有认真研究推理的辩证形式。不过，柯亨之所以将分析哲学运用于对马克思的研究，其目的恰恰是要克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阿尔都塞研究的缺陷，他们的研究晦涩难懂，令人不知所云。他认为，这种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会产生破坏性影响。还有一种批评认为，柯亨仅赋予阶级斗争以相对次要的作用。在柯亨的解读中，阶级斗争是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变迁的动力，而不是全部历史发展的动力。柯亨坚信他对马克思的解释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他坚持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而不是“根本动力”。 其他的批评涉及理论范式本身。例如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对他运用功能解释提出强烈批评，认为其中包含一种目的论，令人无法接受。埃尔斯特指出，认为经济结构是由于它对人类生产能力的促进或阻碍而兴或衰，似乎是在假定历史是由某种目标来指引的甚至有着某种外部力量来确保历史能够取得持续的进步。安德鲁·莱文（Andrew Levine）和埃里克·赖特（Erik Wright）对柯亨的另一种观点提出质疑，即生产力能够根据他们称之为“理性适应偏好”的东西来加以解释。他们认为，柯亨并没有充分重视集体行为的问题。乔舒亚·柯亨（Joshua Cohen）也提出相似的批评，并举出证据证明，当生产力已经实质性地衰落时，原经济结构仍然能延续很长时间，最明显的例子是罗马帝国的衰落。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r）则认为，柯亨对生产关系的阻滞作用的说明是不清楚的。例如，生产力在某种生产关系下发展较快，在另一种生产关系下发展较慢，那么后一种生产关系是在发挥阻滞作用吗？再如，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获得快速发展，但它并没有充分利用当时所能提供的各种资源，这是在发挥阻滞作用吗？ 所有这些批评推进了柯亨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推进了对它作出更清楚的解析和论说。为了回应埃尔斯特，柯亨探究了他的功能解释与达尔文将功能解释运用于进化生物学的相似之处，后者并没有预先假设有某种目的或有“自然目的”存在。作为对乔舒亚·柯亨、莱文和赖特的回应，柯亨和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共同撰文对他们的质疑作出详细驳斥。作为对理查德·米勒的回应，柯亨接受他的批评，即对阻滞的说明是不清楚的。为此，他对阻滞作出详细论说，发表在《历史、劳动和自由》一书中，后来作为新增加的一章收录到《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新版本中。 “退化的研究纲领”？ 《中国社会科学报》：柯亨在2000年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新增的第13章讲道：“近来我开始怀疑这本书所辩护的理论是否正确。我现在并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但对如何知道它是否正确却没有把握”。柯亨的这种态度变化是否与所受到的诸种批评有关呢？ 沃尔夫：应该说是有关系的。面对这些批评和自己所作的重新阐释，柯亨似乎意识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并不像他原来所认为的那样明晰。于是，他提出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保留意见，认为它明显忽略了人们对认同的需求，即认同于社会的某些集团，而不是认同于整个社会的需求。例如，马克思主义轻视对宗教和民族主义的研究。这些反思体现在他的两篇论文之中，也是先在《历史、劳动和自由》中发表，后来收录在新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两篇论文分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反思》和《狭义的和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此，人们也许会将柯亨的研究视为是在运用一种“退化的研究纲领”。即不是运用理论去阐明和解释更多的经验事实，而是在作愈益复杂的内部限定，以使它免于被质疑，但却由此降低了它的解释力。柯亨承认，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写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时，他确信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正确的；但在完成后，他却觉得，与其说他相信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不如说他不知道该如何证明它是正确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无论如何，柯亨对马克思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而且在学术组织建设方面也发挥了首创作用，成为一个新学派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 沃尔夫：是的。柯亨创建了“非胡说八道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后来被称为“九月小组”，并成为它非常活跃的成员。这个小组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跨学科研究小组，引人注目。首次聚会是在1979年，1980年再次相聚，主要讨论剥削问题。最初是每年聚会一次，后来是两年聚会一次，共同讨论更广泛的论题。尽管小组成员后来有了很大变化，但在柯亨去世后，“九月小组”仍在继续他们的聚会和研讨活动。罗默成为该小组新的领导核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完成《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写作以后，柯亨陆续撰写、出版的几部著作都是有关政治哲学的。这是不是说，后来柯亨的研究重心已经由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转向了政治哲学。 沃尔夫：是的。柯亨以后的学术生涯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哲学方面的论题。不过，他所秉持的价值立场是深受他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的影响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最后一个问题。依据柯亨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解释，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持有一种怎样的看法。 沃尔夫：据我所知，柯亨将中国古代社会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即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代表。而这种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所面临的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因为它明显是稳定的，但从经济方面来看它却并非是处于最优状态的社会形态。 就当代中国而言，柯亨从未在公开出版物中对此作过讨论。但我认为，柯亨会持一种矛盾看法。一方面，他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解释会使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可跨越的；另一方面，对中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坚持实现马克思的理想，应该予以肯定。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推论，毕竟柯亨教授已经离开了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报》：非常感谢您能抽出宝贵时间接受采访。 沃尔夫：不客气，希望能对更多的人了解柯亨的思想有所帮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