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家和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3-4 六十年来，我国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内取得空前的进展。从前除了少数专家之外，世界史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确实一穷二白。现在，不论从人才的数量、质量及分布情况，还是从学术论文、专门论著、译著评介抑或从高校各科教材等成果情况来看，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过，要居安思危，认真反思我们面临的深层问题和困难，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世界史不等同于外国史 现在，我国历史学专业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两大片。这样的区分，在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中的确有其方便易行的优越性。但是，这种区分一旦在观念与操作上予以绝对化，那么其中的隐患就值得忧虑了。一则，作为概念来说，“世界史”的外延理应涵盖世界各个国别的历史，“中国史”作为国别史之一，就在“世界史”中，不能例外；这就是说，世界史是上位(属GENUS)概念，各个国别(包含中国)史是下位(种SPECIES)概念。因此。以世界史和中国史并列而二分，在逻辑上有着概念位阶的混乱，从而是不可取的。二则，中国史是中国史，世界史是外国(中国以外各国)史。本来中国史与外国史在概念外延上是互相排斥的，是可以分类的，可是一旦把“世界史”与“外国史”混同以后，后果就值得忧虑了。以此为据，治世界史者与中国史无关，治中国史者与洽世界史者无关。那么，难道我们的中国史不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不需要在世界史的总背景下来研究与思考而仍然能够“躲进小楼成一统”？难道我们的世界史也可以像某些持西方中心论的史家所写的“世界史”那样排除掉中国史，从而自我否定中国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三则，以外国国别史混同于作为总体的世界史，于是治一个外国的国别史就等同于治世界史，把部分混同于总体。其实，不论我们治哪一个国别史(中国或某一外国)，就都是在治世界史的一部分。明确了这一点。当我们治自己所专长的某一国别史的时候，自然就需要作两重考虑：一是本国别与其他国别史之间的横向关系，二是国别史与世界史之间的纵向关系。如果要从这两重关系上来做世界史、外国国别史和中国史的研究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实在是很多的。只有历史学者和有关领导机构透彻地看清了所有的实际困难，我们的研究才能在比较合理的条件下得到应有的发展。 按照现在的区分方法，世界史的研究只是治外国史学者的任务。与治中国史的学者无关。就现有的实际情况而言，国内治世界史的学者，一般都在某一外国的国别史、某一专门领域的历史或某一阶段的、某一区域或世界的历史学有专长。为了获得这样的专长，他们不得不克服异国语言、文化等方面障碍，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国内治世界史的学者还面临着某种两难处境：治某国史的学者到某国去，要想在该国历史文化的深处与该国专家争衡，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二者之间所具有的条件迥然不同。同样，国内治外国史的学者要想在把握资料的深度与密度上与治中国史的学者相比，还是处于劣势。我们顶着世界史学者的头衔的人，所费精力决不会比治中国史的学者所费的少f实际往往更多)，可是对内对外又常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兼治中外历史 那么，治世界史的学者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我个人以为，我们在治学理路上要有所突破。治世界史的人最好能以不同的程度来关注或研究中国史。具体情况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学者专注于外国国别史的研究。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不能不和各国往来，不能不对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有深入的了解。这就决定了外国国别史的研究是必不可少并且要加深、加强的。这就要求进行分析，譬如要治英国史，英国史家比我们深在、强在何处呢？他们处于本国历史文化环境之中，无论如何都比我们外国人条件有利。其实，他们的优长之所在同时也就是他们缺陷之所在，他们往往由于身在庐山而难识庐山真面目，而我们却能够旁观者清。旁观者也必须有一个观察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天然地就是中国、中国的历史文化。专治英国史的学者如能在中国史上有所涉猎或研究，由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参照系，对英国的特点就能有更深的认识，甚至是英国学者也难以得到的认识。这样我们就不再单方面地做学生，而是可以与对方互为师友，切磋交流。 另外一类治外国史的学者（在某一或某些国别史上已有相当基础者)可更多地从总体上注意世界史，同时从总体上注意中国历史，做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史研究。现在国外出版的世界史虽然比从前已经稍多地注意到了中国与中国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但是总体上说仍然是不够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躬自薄而厚责于人”，在世界史上说明中国的地位、作用与由之而来的义务，本来就是中国历史学家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中国治外国史学者的义务，其实也是治中国史学者的义务。而且，写世界史，不可能如某些学者所设想站在月球立场去写，写作者必不可免要有一定的出发视角。多重视角看到的世界史，可以丰富人类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中国人当然应该有自己的视角，并由此出发写出自己的世界史：这样的世界史才是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才是中国人应该贡献给世界人民的世界史。 建构中国视角的世界史体系 众所周知，治世界史已经比治中国史更难，如果再照以上所说让治外国史的学者再加上一门中国史，那岂不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这就要求有关领导机构切实了解这样做的意义，从而对从事这样的世界史研究学者给予适当的安排、例如不再按照一般的以成果数量标准来决定学者的考核、晋级，并且在研究环境和条件方面给予必要的关注和帮助。 有了这些关注和帮助，才有可能克服上述问题。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我们天然地就生活在其中，没有任何语言和文化背景的障碍。即使是学习古代汉语、甲骨金文，其难度对于我们来说也不会超过学习一门外语。我们治世界史，所需外文自然越多越好。我想，如果除了最必须的外文以外，少学一门其他外语而投入本国古典语言文字的学习，那么其效用就远非第三、第四外语所能比拟。当然，学习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尤其上古语言文字)的确并不容易，不过我们学自己的语言文字，即使是上古的，那也不会比学一种新的(与已学的语言同一语系的)外国语言文字难。当然，我们也希望治中国史的学者中能有人愿意抽出部分时间、精力和我们一同研究世界史。也许，他们要学一种新的外文，其难度会比我们学习中文大一些。 为什么不顾一切困难而强调一些人要兼治中外历史呢？因为世界历史既是各个国别史的总和，又不是其简单的总和。世界史必须有国别史作为基础，但又‘不是国别史的简单相加之和。以中国史为背景看他国、看世界，可以看出其他国家的入看不到的东西：同样，我们以世界史为背景看中国，也可以看到仅治中国史的学者所难以发现的东西。这样做是会有困难甚至很大困难的。不过，只有克服了这种困难，我们的世界史、中国史以至外国国别史的研究，才会出现新的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