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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民愫 原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The Rise of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British New Social Hist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ho of the Study of the Whole Social History “新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同时出现于现代国际史学舞台。英国新社会史思潮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国内外史学渊源。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宣扬的核心问题是坚持“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它彰显了由此观念指导下的整体社会史取向和研究实践。从较广泛的分析角度看，在国际史学发展格局重新调整的现时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效仿。它对国际史学发展的推动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集中体现了该学派及其整体史学研究的国际反响。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cademic trend of thought,“the study of new social history”, as a kind of new historiographic thoughts, and the holistic trend of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almost simultaneously came forth on the stag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historiography.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new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has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historiographical origi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nuclear issue blazoned forth by the school of new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is to stick to the conception of history“from bottom to up”, which has indicated the tropism and disquisitive practice of the whole social history directed by this kind of conception of history. Under the present background where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ography has been remodulat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a comparatively extensive analysis, the British Marxist School of New Social History represented by Hobsbawm and Thompson has aroused the extensive attention and imitation of the academia of historiography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gave express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echo of the British School of New Social History and the trend of holistic historiographic thinking. 从学术思潮的角度讲，“新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是同时出现于现代国际史学舞台。就目前研究来看，英国新社会史学派中的史学思想问题颇受关注，对于其中个别史学家的著作及其史学价值已有审视。① 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发展及其相关问题缺乏深入探讨。本文主要从宏观视野出发，对于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史学渊源、核心史学观念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在国际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作些分析和总结。 一 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既是西方新史学大潮中别具特色的史学劲旅，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新史学从长期对抗走向持久对话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笼统地说来，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英国一些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来研究英国历史，极大地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更新了研究方法，到70年代，逐渐形成了新社会史学派。”[1](p256) 据西方学者的记载统计，作为学术研究群体，它拥有十余位颇具成就的历史学家，诸如莫里斯·多布、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爱德华·汤普森、雷蒙德·威廉斯和拉斐尔·萨缪尔等，都属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或社会史的英国学派重要成员。英国新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已经跳出英国历史的狭隘范围。实际上，无论是多布的资本主义社会研究，还是希尔顿关于封建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探讨；不管是希尔倾力的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变迁研究，还是霍布斯鲍姆有关劳工与社会、盗匪与地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时代演进的讨论，甚至汤普森那种独特的工人阶级、文化意识与社会构成的解说体系，都从各自的角度和学术视野，运用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围绕着人类历史创造的主体与历史客体及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关系这个根本主题，进行了社会史课题的崭新探索。这些学术成果及其理论价值，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正是他们的研究逐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史学的有机结合，以至于学术界把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等称为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换言之，正是他们的史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逐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史学的结合，故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才被称为英国新社会史学派。 西方新史学发展过程中，强调整体的新社会史思潮最引人注目。西方学者大都认为，史学的整体化或整体史学写作和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史学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和思潮。整体化也是现代西方历史学的主要方法论趋势：主张运用整体的观念来解释和描述人类社会的历史，把历史和历史过程当作一种结构整体来研究，从而确保历史分析内在本质的完整性，将重构历史的事实判断与认识历史的价值综合判断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学家必须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进行跨学科的集体与个体研究，从而进行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正如M.布洛赫所认为的，“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2](p39) 不管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新史学派等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比如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派（或英国新社会史学派），都大力提倡这种史学价值取向，都设法使自身融入这股史学新浪潮之中。 从另外的角度讲，英国“新社会史”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是同时出现于西方现代史学舞台。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史学渊源。特别是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思想内核，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国内社会史研究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来自法国传统总体史思想的批判性超越。 从史学渊源的国外背景上看，英国传统社会史学的发展根植于法国亨利·贝尔的综合历史研究思想的启发。论者认为贝尔强调社会因素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因素之一，提倡研究社会因素是“历史综合”的基本任务。[3](p28) 贝尔1900年创立《历史综合评论》杂志，标志着其历史综合理论的成熟，其宗旨是建立一种与传统史学迥然相异的社会史学。国外学者认为，贝尔所倡导的综合研究，更多的是从史学方法论上来强调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和解释历史，侧重点在于克服传统史学中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加强历史学与毗邻学科间的联系，避免与改变历史学研究中过分专业化、孤立化和碎化的倾向。[4] 在贝尔思想的影响下，随之诸如J.B.伯里、E.F.马文和G.M.屈维廉等英国史家积极响应、倡议和筹措英国社会史研究实践机构，创立了社会史学派。② 前苏联史学家兹韦耶列娃等认为，英国“社会史的确立，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历史知识部门单列出来，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史’概念运用于说明在历史过去中人们的生活和活动全部多样性的一些著作：如劳动和日常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的特点，物质和精神文化因素”。[5](p42) 在英国，20世纪20、30年代，以自由派历史学家为代表，提倡创立总体史学的思想，开创了英国综合研究社会史的先河。随后，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对社会史领域的开拓，正是奠立和浸淫于这种学术基础和思想渊源。 如果说，贝尔的历史综合理论还只是间接渊源，那么同样根植于法国学术传统的年鉴学派第一、第二代领袖人物关于总体史构想（当然，即便是年鉴学派内部，关于总体史的思想与实践，也有很大不同），则是促使英国新社会史学派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资源。事实上，随着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与学术环境的变化，英国社会史学确获新的生机，英国史学界也渐达共识，即构建整体史学，对历史进行综合与全方位研究，分析与揭橥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普遍联系及其存在意义。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术声望日见显赫的学者巴勒克拉夫指出，“今天迫切需要的不是专业化，而是整体化，因为专业化意味着繁琐”。[6](p20) 这种史学认识主要基于对以往史学弊端与不足的反思得出的结论：史学研究应注重人文和社会总体的研究。这种传统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史学研究的重返人文传统趋势的兴起直接相关。早在1929年，作为法国年鉴学派总体史学的奠基人L.费弗尔和M.布洛赫就提出，史学研究必须打破专业狭窄界限和门户之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最终实现人文科学的统一。[7](p219) 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强调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即关于处于变动时间系列中的人的科学当时具有无可置疑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而促使这种统一性形成的主要媒介是人的因素，“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2](p23) 年鉴学派这些观念和思想对英国史学后来整体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确实从年鉴学派那里获取了灵感与营养。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人是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以他们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与以年鉴学派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从具体主张、分析方法和发展前景等方面又有明显的区别。霍布斯鲍姆坦率承认，“我与年鉴学派有许多共同点，而分歧却只有一点。他们认为历史从来不会变化，具有永恒的结构，而我则认为历史是变化的”。[8](p8) 通过著述，他主张历史研究应从社会生活现实与经历出发，可借助于一定结构分析框架来认识历史事实，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期规律。但人们是能动地有意识地创造社会历史，而不是任由历史“结构”与“规律”摆布。实际上，霍布斯鲍姆等人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在性质上属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忽视“结构”的分析与考察，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相结合的新社会史学。它同结构主义的年鉴学派特别强调社会史研究从单纯的社会结构——功能模式分析学派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有所不同。正如论者所示，前者主张“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后者信奉“大众日常生活”的史学宗旨；前者以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方法为工具的多种分析方式，也不排除结构分析的运用，而后者依赖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终于陷入“无人的历史”[9](pxvi) 困境。概而言之，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的“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与年鉴学派或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学所主张的大众日常生活史观念，在研究的价值取向上最大差异就是，“前者是带着阶级斗争观点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从事劳动大众史的研究，而且把这种研究同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目标联系起来”。[10](p74) 前者从事或追求以人类彻底解放与发展为目标的历史研究，后者日益忽视人类的现实关怀，走向单纯的自然环境与地理结构层面等非人文的“长节拍”现象的探索。 从国内史学渊源上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英国社会史刚刚兴起之时，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屈维廉提出的那个“排除了政治的人民史”的含蓄定义，虽然经常为人引用，但却不断遭到非议与批判，而且迄今为止能够充分理解它的人并不多。应该说屈维廉社会史概念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误解了。[11](p148) 尽管屈维廉关于社会史的定义和他社会史研究的实践引起了不同倾向的反响和批评，然而英国随后产生的相当一批成绩卓著的新社会史家及其丰富的新社会史研究成果，不能不说是受到屈维廉的启发而滋生。劳伦·斯通对欧洲家庭史的研究、爱德华·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和民众习俗的研究等，都来自他的影响。D.加纳迪认为，即使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也深受屈维廉的熏陶。[12] 这些成就的学术滋养和基本前提，就是重新对屈维廉指称的极具争议性定义进行再认识与反思。就屈维廉的初衷而言， 他也指望对社会史的具体研究并不限于自己所定义的范围，其研究成果也流露出对时代性主题的关怀，他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已预见到新社会史研究的大致规模和众多课题。惟其如此，就某种意义上而言，屈维廉在英国可称得上既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传统社会史学家，也是新社会史学的第一位开创者。[13](p21) 当然，在屈维廉的著作中，很难看到这种包罗万象主题的具体研究，因为必要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14](p148～149) 他提倡的社会史研究的目标与任务，更多和更大程度上是留待了后来的新社会史学者承担。 霍布斯鲍姆就认识到，屈维廉提倡的这种社会史，其含义包括研究人类行为之各个方面，但它难以归类，故只能用诸如行为方式、日常生活、民俗民风的宽泛概念加以表达。这种社会史并不特别注意下层阶级，因而是非常肤浅的新闻记者式的研究途径。[15](p72) 其中很多艰苦的细致工作还有待后来者继续进行。1952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学术交流来消弭政治对抗，实现史学研究联盟的重要标志性年代，是年《过去与现在》杂志创刊。③ 随着这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导的杂志创刊，英国史学界一度形成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历史学家同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积极合作的局面，使英国社会史的研究进入新阶段。但“在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影响下和法国‘年鉴’学派直接影响下写成的社会史著作，则是稍后在60年代后半期才开始问世”。[5](p43)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人部分地承担了屈维廉所预见的社会史研究课题。 伴随着这股关注人文精神的整体新社会史学思潮的兴起，英国史学界研究社会史已经成为当时史学整体化要求和整体化趋势的一道重要景观。与此同时，一些著名新社会史学者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其一，《过去与现在》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新社会史研究成果，强调社会的复杂性，主张以人为中心来研究历史：“人是主动而有意识地创造历史，而不是一群被动的牺牲品和历史的标示物。”[16] 以人为本来解释历史和了解世界，是为其提倡与实践新社会总体史的第一波宣言。其二，1960年代中期，《时代学术副刊》开辟“史学新方法”专栏，引发学术大辩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纷纷加入。凯恩·托玛斯提出开拓历史学家研究视野，采用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方法和模式等“史学新方法和新范式”。[17] 这又是英国社会史学界的合作宣言。 两个重要的史学事件，标志着英国新社会史领域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英国新社会史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如托马斯关于民间魔法的专著为拓展以“人民大众”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作出贡献。[18] L.斯通一系列关于家庭婚姻的研究成果，是英国第一批家庭史论著。[19] 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人的著作更是这方面经典性代表。1965年，以汤普森为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创立了沃里克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着力于社会史和工人运动史研究。1976年英国新社会史学会成立，《社会史》杂志创刊发行。同年由R.萨缪尔倡导发行《历史研究会杂志》，其与英国劳动史协会一道，成为英国新社会史研究的重镇，成为英国社会史研究由劳工史向新社会史转向和飞跃发展的重要标志。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开拓，导致1978年以来新社会史研究出现了空前的进展与突破，使英国史学界出现了“历史研究日益社会学化，社会科学工作日益历史学化”的局面。④ 恰如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说：“1980年，英国劳动史研究学会迎来了创立20周年纪念日。在纪念大会上，R.J.莫里斯总结了过去20年英国劳动史的研究情况……指出E.H.费尔普斯·布朗于学会成立前后发表的论文《英国工业关系的发展》以及E.J.霍布斯鲍姆于1964年发表的《劳动者》，已经预示出劳动史研究将有大的发展，而且1963年E.P.汤普森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对于劳动史发展成为工人阶级史有着重大的意义。”[20](p20) 从深层来讲，在国际社会史学思潮的背景中，经由英国史学界自身对传统领域与史学方法的反思，借助诸如霍布斯鲍姆这样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刻苦努力，英国社会史学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史向新社会史的转换，最终实现了从屈维廉所主张除去政治的日常生活史，逐渐到新社会史学派宣扬的社会生活方式、大众集体意识或心理等历史及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历史、人口与宗族关系、乡村与都市、阶级与社会群体等研究主题的嬗变。并由此拓宽了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研究领域，推动了新社会史思潮自身的发展。 结果是，英国新社会史对下层阶级的生活经历，包括他们的社会反抗与犯罪组织、行为方式与思想意识等等都试图作深刻的研究与分析，这种社会史的方法与理论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这种史学实践在1930年代业已始创，1970年代呈蓬勃发展之势，其研究的价值取向也越发完善，同以前的传统史学区别也越来越大，它的研究时段和问题重心在实现着重要的转向。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所主张最核心的问题是坚持“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并由此指导了整体社会史思想和研究实践。 二 “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及整体社会史研究的理想诉求 史学界普遍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家都坚信“自下而上”历史观，主张“自下而上”史学研究方法，建构普通大众或下层民众的历史。这种反映下层广大人民群体作为社会发展推动力量的历史学即“自下而上的历史学（history from below）”。这种概述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自下而上”历史观念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方法或视野；一是新型的历史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学术界运用多种意思相近的术语指称这种史学取向的内涵，如“从底层往上看”，如“从下往上看”或“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史学观和历史学等等。总体上说，“下层历史代表了一种抉择，因为它通过关注大众或人民的生活、活动和经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精英或统治阶级身上吸引开来”。[21](p223) 就此种史学观念的基本前提来说，它抛弃那种美化统治阶级或以客观、实用主义目的为出发点的传统史学编纂动机，而以真正关注人民大众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意识为愉悦。以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英国新社会史学家坚信，下层大众与普通民众才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核心内容。他们认识到只有从普通民众的新角度去解释与探索社会的历史，才能加深对过去的认识，才能得到历史本来面目的检验与印证，客观和整体的社会历史才能被重构与再现。惟其如此，史学研究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性作用，才能重构整体社会历史的核心部分。 英国新社会史学派“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构成其史学活动的重要基础，而“自下而上”历史学的实践价值取向，则通过科学的方法，借助大量的基层史料，研究与发掘日渐被人们记忆遗忘的人民大众的历史，揭示普通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正如霍布斯鲍姆比喻说：“大众历史就像古代犁地的遗迹，这种历史看起来似乎像许多世纪以前人们耕地留下的痕迹一样消失了，但是，每一个航空摄影师都知道，在某种光线下，从某个角度看，这种长期以来被遗忘的脊背和犁沟的影样依然可以辨认出来。”[22](p209) 简言之，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基础上的大众史学研究，也许就是寻找为人忽视的下层群体记忆，重新认识人民群体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英国新社会史学派从“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出发，主张“大众历史”的研究取向也可以从《过去与现在》创刊的宗旨中得到解释。该杂志的副标题为“科学的历史杂志”。1959年刊物内部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更多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入到刊物编委会机构，而刊物原来的副标题则为一个更自然、更纯正、含义更广泛的副标题所取代，即换为大众化和具体化的“历史研究杂志”。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派“基层群体历史”的思想主张。 “自下而上”历史学价值取向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其研究成果的普遍接受性。就《过去与现在》的读者对象而言，因为刊物强调历史的功用和现实意义，作为刊物的创办者自然希望所刊载的文章也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23](p4) 霍布斯鲍姆就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家和其他专业史家最大的区别是，后者注重撰写的是专题或论文，而前者则注重在表现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宁可采用一种普遍通俗的语言，让包括劳工在内的普通读者也能阅读和接受。[24] 要使广大群众接受自己的研究成果，最重要一点就是重视“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事实上，就《过去与现在》后来发展方向看，其办刊宗旨未必现实，但这已不是重要的原则问题。关键是，即使1956年危机发生之后，虽然许多人退出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也终于解体，但刊物没有随之消失，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更广泛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联合阵线的形式，消除隔阂，排斥党派之争，在学术交流的道路上确定了他们共同的发展方向：即注重大众的历史或人民的历史研究。 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家坚持“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与分析方法为前提条件的，而注重和反映下层阶级历史，是彰显“自下而上”历史观和史学观念的重要途径。总体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成为他们的理论指导或理论阐述的潜在方法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或理论则成为其“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并进而重构整体社会史的重要手段之一。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整体的社会历史并非只是政治史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史，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发展过程，或者说它是涵盖创造一切历史成果的人之主体活动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认为，历史上存在的所有社会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都是建立在造成社会阶级两极分化的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之上：一方面是剥削阶级，另一方面是被剥削阶级。由于这样的关系，所有对立阶级均处于无可调和的冲突之中，这种冲突是历史变革的动因，因为被剥削阶级的最后胜利就是引入新型社会和促成历史进化的新阶级。[25](p250～286) 换言之，在前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完全是由阶级斗争来推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与阶级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强调阶级关系首先是或最为根本的是经济关系，正是经济上的不同地位，甚至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形成了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从根本上说，社会的文化（哲学、宗教、意识形态）是从社会的经济基础派生而来，并主要是为经济、政治上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服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具有强大的理论和精神指导意义，并且始终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研究下层人民历史过程中的一种理论引导力量。作如是观，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家的阶级分析方法主要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需要详细说明的是，他们的阶级分析方法与理论又有所突破和创新，成为撰写“自下而上”历史的最富有成效的理论与方法。 就新社会史学研究的史学观念与史学取向而言，其提倡的整体社会史思想就包含了“自下而上”研究历史的思想主张。而“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与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运用阶级理论来分析问题与研究历史的一种转化形式，其研究对象正是以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经验与丰富情感等为主体来取代往常研究完全集中于“精英人物和精英政治”活动的倾向，把注意力转向普通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个体经历。理论上，在建构整体社会历史的指导思想下，霍布斯鲍姆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自己的视野更多地投向了普通百姓和下层民众，他们更多地注重研究“自下而上”的大众历史。当然，有关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在他们的著作中如何把阶级分析方法与“自下而上”历史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值得单独开篇详论。 可以指出的是，英国新社会史研究实践意在建构新的理念：社会的历史就是共同生存的按社会学标准界定的特定人类群体（比如区别于类人猿和蚂蚁等自然社会群体）的历史，社会史的总体任务就是通过各专门史的研究（即某些类型的社会及其潜在社会关系的历史）来理解整体的社会历史内涵及整个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其主观意图并不是取消上层统治阶级的历史，而是将对普通民众历史的研究放置在基本社会结构的视野之内，作为观察整体社会的出发点。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英国新社会史学家始终恪守的行为准则是“史学家尽管关注的是微观事件，但是他们必须放眼全世界……因为它是理解人类历史、包括任何人类特殊部分历史的必要前提。因为所有人类的集体始终都是更广大、更复杂的世界总体的一部分”。[26](p277) 看他们的史学著作，其历史研究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下层群体为基点，以多角度、多层次和多样式的历史研究方法来认识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整体，拂去精英话语霸权的尘埃，张扬下层民众的思想和声音。比如“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史学家主要任务就是要为撰写‘社会的历史’贡献自身力量，这种‘社会的历史’并不是被分割而各自独立地从‘社会史’中抽取出来的政权史、政治史和经济史，恰恰相反它是有联系的整体‘社会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必须使历史探究一体化，目的是在那些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历史过程中寻找复杂性关系，在各种历史维度上，在任何特定社会或任何国际关系中，追寻政权是如何建立、怎样维持和如何运作等中心问题的答案”。[27](p2) 在强调多角度、多层次之间相互联系与互为补充的多种史学观念基础上研究统一性和多样化社会历史的同时，他更注重从社会下层来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逐步揭示出多样化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正如希尔顿所说：“如果从底层往上看，而不是从上面去看社会，我们就可能获得对整个社会和国家较为确切的图景。”[28](p76) 准上，在“自下而上”历史观念的指导下，整个英国新社会史学研究的主题也是日益从上层经济集团转向中下等阶级，特别是指向广大民众的历史，从而显示整个西方社会史学研究的民众性或大众性。[29](p13) 从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上说，虽然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强调低层阶级的经历，但是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下层阶级斗争的局限性，也没有忽视底层阶级的和解与妥协方式的缺陷。或许，他们没有也难以恰当地论述低层阶级更为保守的或“极端保守主义的”行为以及社会的或政治的行为。[30](p916～917,364) 例如， 他们并没有把过去或现在的农民和工人的抵抗运动简单归结为非政治的纯粹性歇斯底里症、潜意识犯罪行为或不符合常规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外化形式，而是在详细研究这些反抗运动实情后，肯定它们的前政治意识和政治意义。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在提倡“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的同时，更强调普通民众群体的文化价值心理及心态对群体本身及整体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影响，突出社会阶层中普通人民大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从文化因素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同群体有能力形成自己的亚文化非政治行为，有能力在他们自认为最重要的领域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7](p253) 罗德尼·希尔顿的言论可以代表整个学派对这种史学观念及其研究取向的认知水准：“从最一般意义上讲，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得到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承认的主要成果的特征在于我们写作了‘从下面着眼’（from below）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把历史研究的侧重点从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及其制度转向了劳动大众，无论是农民、工匠还是无产阶级。不过，统治阶级并没有被忽视，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对17世纪的研究表明的那样。”[28](p76) 实际上，“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家赢得国际史学界广泛注意的重要标志。 三 整体社会史学研究的国际回响 研究表明，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作为科学历史知识分支学科的新社会史学在英国获得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的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职业历史学家的著作，首先是E.汤普森、C.希尔、E.J.霍布斯鲍姆、G.鲁德、R.希尔顿、A.L.莫尔顿等的理论方法论的、具体历史的和历史编纂学的著作，对社会史的发展做出了最有分量的贡献。”[5](p43) 当代西方社会史学家就非常重视霍布斯鲍姆在提倡整体新社会史研究、推动国际史学社会史研究潮流发展过程中的独特贡献，“在今日的国际历史科学中，社会史潮流仍有着重要地位。这一点，我们只要想起英国的霍布斯鲍姆、德国的韦勒（H.U.Wehler）以及重视历史的社会科学家，如美国的蒂利与沃勒斯坦，就能体会到”。[31](p6) 实际上，英国新社会史思想在东西方史学研究同行中都引起极大的回应与反响。如果从比较广泛的角度来分析，在国际史学发展格局正在重新调整的背景下，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开创性研究，对国际史学发展的推动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也集中体现了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及其整体史学思想的国际反响。 首先，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研究的解释方法与结构模式，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伊格尔斯就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明显地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它把他们的视线引到历史中的经济因素，引导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而马克思对现代史学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强调了社会作为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关系的整体而运动的思想以及力图找到历史现象在其中发生的结构要素，把这些同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联系起来，系统地阐述可以分析造成变革的各种因素的概念模式”。[32](p12) 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注重总体社会结构分析的传统，进一步为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提供了观察社会历史现象的科学方法论。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史学家而言，在某种范围内，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他们毫无疑问地已经变得更加意识到假设是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他们借以研究题材的假设和问题给予明确的解释”。[32](Introduction,p13) 许多其他西方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就受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阶级分析方法的启迪。例如，只要通读沃勒斯坦的重要著作，可以发现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华勒斯坦（即沃勒斯坦——引者注）在诊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时，明显受到了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不过在他看来，‘阶级’既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更存在于整个世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是一个由中心、半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组成的阶级体系”。[33] 因此可以说，在本世纪下半叶，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在社会史学研究方面，也形成一个共同研究倾向：重视在人文环境与历史背景的条件下，从社会和经济诸因素出发阐释历史行为和历史观念的表现形式，特别重视“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这种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虽然并非专属马克思主义性质，但显然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34](p9) 英国新社会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受到它的影响。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努力进行了真诚与愉快的合作，两种不同派别和风格的史学家亲密共事结成了浓厚的情谊，由此扩大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的国际影响。这点可从希尔、希尔顿和霍布斯鲍姆为纪念《过去与现在》创刊100期合写的专文中看出。文章回顾了英国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共同创办学术阵地的艰辛历程与可喜成绩，也高度评价了这个刊物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及其为国际史学所作的贡献。[35] 正如希尔顿所说：“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合作的最好的例子，大概要算《过去与现在》杂志的创办。你可以从这家杂志的第100期上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创办者们一直在有意地把它办成一个合作刊物。在编委会里，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关系一直不错。不同观点的同事之间的争辩总是富有成果的。”[28](p74) 此正能用以说明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在共同促进新社会史研究上的友好合作。 其次，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新社会史观念与研究路径也对英国整整一代年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观形成和史学实践起到有益作用。英国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研究运动，“虽然这里不可能用所有的证据来评论这点，但首先我提到一本杂志——作为这种运动的一部分，即《历史作坊》（它的副标题为一本‘社会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历史学家的刊物’）”。[21](p230) 这个发源于1960年代拉斯金学院的学术运动，试图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观点和传统与劳工历史学家研究劳工史的传统结合起来。[9](p15～20) 英国新社会史之所以能够在后来的社会史研究中得到迅猛发展，就是得益于这一学术传统。作为《历史作坊》的领导人物，1956年前历史学家小组中最年轻的共产党员学者拉斐尔·萨缪尔肯定了年长一些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典范作用：“我们是在受人尊敬的年长一辈——特别是希尔、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的形象影响下成长起来的。”[9](p414) 后来萨缪尔等人提倡的“人民的历史”[9](pxv-xxxix) 史学及其实践，正是站在新社会史学前辈肩膀上继续前进的成果。“他们大力组织各行各业的普遍男女大众从事‘口述史’、‘社会区史’的写作。”[10](p74) 论者认为，从理论上强调大众的抵抗这一点，可以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它的影响；这种对大众抵抗的强调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历史学的信奉。在实践上，另外两个与《历史作坊》有联系的历史学家正努力承担由霍布斯鲍姆等人开创的这种研究，即希拉·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m）和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21](p231) “R.玻特的《18世纪的英国社会》和R.马尔科姆森的《1700～1780年英国的生活和劳动》等颇有名气的著作，便是这种‘整体社会史’的体现。”[36](p45) 可以说在相当时期内，英国新社会史学形成一股强大而厚积薄发的发展态势。 这里，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到霍布斯鲍姆的“整体社会史”构想及其实践在开阔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开拓史学的研究范围以及促成新社会史学的研究价值体系的转向方面所具有的不可忽视作用。不过，限于篇幅，本文对于他的有些见解不可能作深刻的理论探究，肯定还有很多相关问题无法涉及。仅需指出的是，英国史学界有两本重要的史著就是按照霍布斯鲍姆整体社会史思想路线和研究路径而编著的，而编著者的意图之一，也是把他们的研究成果献给这位著名而且健在的历史学家，这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其一，由萨缪尔和斯特德曼·琼斯合编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一书，是受到霍布斯鲍姆的影响和启发而出版的一种由国际学者合作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书中作者共同关注并详细论述了有关象征秩序（the symbolic order）及其与政治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37](preface,P.ix) 从论述的主题、内容和形式来看，著作者们热衷于运用霍布斯鲍姆惯用的那种处理问题方式和方法，来研究从18到20世纪英国或欧洲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主题，诸如民众起义、“前工业化时期”的社会反抗、革命政党、都市化和工业化等问题。与传统社会历史学家的研究课题和途经相比，这些论题在霍布斯鲍姆那里一直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他是最早试图对这些主题进行详细勾画和论述的历史学家。而这些后继者的论文表明，霍布斯鲍姆著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曾经特别关注的那些领域和时代本身。仔细研究可以发现，正是霍布斯鲍姆努力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和传统社会与经济史学家的经验方法通过一种严密的结构分析结合起来，才开辟了研究社会历史的新路径，才使得新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摆脱了他们固有思想观念上的狭隘性，形成了在新社会史领域中关于一些主题的新“共同观念”，进一步完善和建构了社会史研究的“新范式”。[37] 其二，由帕特·塞恩（Pat Thane）、杰弗里·克罗辛克（Geoffrey Crossick）和罗德里克·弗拉德（Roderick Floud）等人合编的《过去的力量》这本论文集，它是作为纪念霍布斯鲍姆从伯克贝克大学退休而专门献给他的学术贺礼而出版的， 其学术思想也体现了霍布斯鲍姆重视的那种社会历史关怀和史学探索路经。该论文集的研究主题，“是霍布斯鲍姆著作众多主题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前资本主义遗产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在从旧社会过渡到全面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旧社会中的哪些方面要被抵制与彻底变革，哪些方面仍然可以适应新社会而保留。这是个涉及到在特定或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范围内由前资本主义遗产塑造并昭示存在于所有社会集团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的过程。”[37](p1) 从这个角度上说，霍布斯鲍姆等人开创的新社会史研究领域首先在英国史学界逐渐凸显，他们的史学研究价值向度也由此被发扬光大。 再次，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对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史学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这个学派所开创的局面——注重从社会下层的角度和大众文化的层面研究历史的方法，重视追求小人物或弱势群体参与历史运动过程微观描述的史学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进行的史学研究，曾经一度形成一股颇为引人注目的史学发展趋势。英国新社会史的诞生，“是近15年到20年来历史编纂学方面最重要的发展”。[38](p191) 它不仅对欧洲而且对中西国际史学界都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即使传统的实证派史学在受到年鉴派和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冲击之后，其研究对象也较昔日有所调整，表现之一即社会史研究比例的上升，结果“目前，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社会史”。[37](p206) 从本质上说，以“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和整体史学观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核心思想，就是强调新社会史应该反映普通人民的声音。而奠基于这种观念上的新社会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霍布斯鲍姆这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提倡与实践，首先在英国确立了它的主流史学地位。恰如汤普森本人所言，他有许多朋友，包括约翰·萨维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人，作为一个团结奋斗的集体，他们在从事着一项共同的事业，而他所做的只是这项事业的一部分，而且是他自己最擅长的一部分。[39](p21～22) 比如，20世纪80年代，霍布斯鲍姆作为访问教授曾经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作政治与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并培养博士研究生，他的学术思想也直接辐射到美国学术界。西方其他国家的历史学界也逐渐接受了这种史学观念，纷纷调整史学研究的视界，变革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 这里仅以美国和北美史学界的情况为例并略加引申。在美国，1960年代兴起新社会史学研究与英国新社会史学的影响密切相关。西方学者认为，“最近许多大众文化研究，在美国或其他地方，都是以激进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有关人民问题的著作来承担。马克思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认识到文化，特别是广义上的工人阶级文化是与政治行为、工会的存在与否和工会的形式、有关选举活动或反抗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40](p258) 虽然“美国没有明确的社会史流派，社会史在美国有一些开创者和土壤，但其主流依赖于和仍然十分依赖于法国、英国和其他地区的研究……殖民地家庭和工人阶级史的历史学家不能不感谢E.P.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和其他一些人”。[41](p34) 凯伊也写道：“如同在英国一样，我们也能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美国整个社会史著作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在《激进历史评论》杂志社工作或为这个刊物投稿的历史学家的努力而取得那些成果。我们应该特别提及诸如艾伦·道利（Alan Dawley）、肖恩·威伦茨（Sean Wilenytz）、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 Jr）和史蒂文·斯特恩（Steven Stern）那样的历史学家。当然，还有前面已经提到且资格更老的研究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工人阶级史的历史学家——尤金·吉诺维斯、赫伯特·加特曼和大卫·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21](p231) 受霍布斯鲍姆等人的影响，即使美国新自由主义派史学家，在战后也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基层史学口号。[42] 这里的“基层”就是底层或下层。 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美国民权运动出现新高涨，引起史学界研究人员成分的新变化。不少犹太人、妇女、黑人史学家进入史学界，他们从全新的历史视角对史学界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展开批判，美国出现了新黑人史学。从史学理论、方法和对象上讲，这种史学深受英国“新社会史”、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左派运动的影响，表现在对下层阶级加以特别同情和关注，把他们作为历史活动的主角。[43] 帕尔默认为，“美国最自觉、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无疑是尤金·吉诺维斯关于奴隶制的专论”。[44](p328) 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影响在促进美国当代史学的发展及其与国外史学的交流过程中也有反映。“正是在以汤普森、霍布斯鲍姆、鲁德等为代表的欧洲史学家的影响下，过去20多年里，美国史学家开始关注城市下层民众、尤其是劳工的各种社会特性，诸如他们的‘种族背景、宗教信仰、技艺传统、家庭生活、社团组织’。因此，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成了研究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模式，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反叛’概念被作为研究城市中社会下层帮派团伙的样板。”[45](p95～96) 就整体社会史研究影响的地域范围看，诚如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所言，虽然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历史学界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汤普逊、霍布斯鲍姆以及其他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可以说在北美曾名噪一时。例如，所谓的‘汤普逊式劳工史’在加拿大和在美国曾硕果累累，就像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汤普逊对赫伯特·加特曼（Herbert Gutman）的影响不可低估，而加特曼的著作则孕育了整整一代北美学者”。[44](p327) 20世纪70、80年代，“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的著作的冲击力对美国历史学家仍然产生了创造性的影响；赫伯特·加特曼大量有关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文化之间冲突的讨论文章是明显地受到这种研究方法影响的最新研究成果”。[40](p259) 比如，加特曼对于美国工人阶级中存在着的劳工和激进运动所作全面整体的研究，显然受到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对于劳工史研究的影响。他考察了19世纪美国工业劳工力量的构成，并指出相当一部分工人只是最近才由前工业环境移居到工业社会。1880年，在纽约、芝加哥、圣·弗兰西斯科、底特律、圣·路易斯等地，80％或80％以上的人口要么是出生于国外，要么是移民的后代。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工人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仍然是新移民。这样，在“文化”（来源于他们原有的习惯、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和“社会”（新的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之间必然会产生一种经常性的紧张关系。[46] 而研究这种文化或价值之间的冲突关系正是加特曼研究美国工人阶级历史的核心价值所在。也就是说，由于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以劳工史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新社会史在北美有个渊源独特的分支谱系。 最后，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特别是霍布斯鲍姆关于原始农民反抗运动及其形式的研究途径，在亚太诸如印度史学界也有着强烈的反响。一些印度历史人类学家和人类社会史家步其后尘，专心研究自19世纪以来至现时代印度农民抵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激进形态及其意义。国外学者认为，受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等开创的“自下而上的人民历史”和葛兰西理论及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启发，印度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着手探讨现代时期印度下层阶级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倾向。[47](p94) 其标志性研究成果在于1982年创刊《下层的研究》发表的系列代表著作。具有突出贡献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拉纳吉特·古哈及其1983年出版的著作《农民叛乱的根本因素》。[48] 本书主要详细而缜密地记载了那些力求理解农民思想和观念特征的习惯行为状况，书中的叙述无时不在显示农民反抗的符号及其象征性意义，比如千禧年运动。按学科归类，显然它既是一部历史人类学名著，又是一部优秀的新社会史著作。西方学者认识到，此著作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农民是历史的主体，有他们自己特定形式的觉悟，而且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世界”。[49](p160) 其讨论主题正是19世纪印度农民面临英国殖民统治而发动的对现存统治秩序的反抗运动，这种研究途径正是遵循了霍布斯鲍姆开辟的以下层社会反抗运动为内容的整体社会史研究路线。查特吉论证说，“早期《底层研究》经常与由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普及的‘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的方法有某种联系。很显然，底层研究的历史学家们热心于从克里斯托夫·希尔、汤普森、霍布斯鲍姆以及‘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的作者们那里为撰写大众的历史发掘方法上的线索”。[50](p16) 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受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影响，也因了拉纳吉特·古哈等许多印度本土历史学家的卓越努力，印度学术界兴起了一场围绕那部著作以及《下层的研究》丛书所涉及现实与理论问题规模空前的大辩论，此为印度开创独具影响的“下层史学派”奠定了基础。 还应看到，在“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指导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提倡的“自下而上的史学研究方法”和整体社会史研究，作为西方新史学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方法论观念和史学实践问题，也必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者在自觉反思自身的史学观念和更新历史研究的方法，表现在把握历史主体与主线的基础上，努力厘清“自上与自下”研究历史的辩证关系，撰写整体社会历史。世纪之交，在展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面向未来的问题时，有学者慨然谈到：“现在史学界流行一种说法，即所谓‘自下而上地看历史’，这也是从国外传来的。‘下’的意思也就是民间的意思。这个问题要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来看，不要对立起来，不要强调一个，排斥一个。这也是个扩展领域的问题。有些问题历史学家不重视，过去侧重研究典籍、政治制度史、精英人物史，但搞民俗学的、社会史的还是注意下层的问题的。农民问题过去也研究，搞经济史的比较重视。历史学家应该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但也不要用这个代替那个，形成所谓‘范式转换’。历史研究是多层次的，有人认为只有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的东西才是研究历史，也是太偏了。历史有许多是描述性的，不能以史代替论，也不能以论代替史。考证也是需要的，历史哲学有思辨性质，但是要建立在可靠的事实的基础上。搞‘自下向上’可以，但是不要排斥‘自上向下’。”[51] 这段话既反映了国内关于社会历史研究的现状，又指出了历史研究过程中史学观念更新应该注意的问题， 基本上代表了国内学术界把外来史学观念与中国具体史学研究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态度。运用诸如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派拥有的史学研究眼光来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整体的视野”和“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史学研究门径，在那些社会史领域里是多么缺乏。当然，这种缺乏正通过越来越多的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努力，通过日益关注域外史学理论与境内史学实践的结合研究而得到缓解。近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分上下两卷合计120万字的《中国社会史论》一书，就是中国社会史学界诸多学者在这个领域集体探索的有关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研究成果。[52] 综上所述，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人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的创建以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对当代国际历史科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国际整体社会史学走向现代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代史学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排斥任何单一研究眼光的史学成果，而注重社会历史的综合研究，整体新社会史研究是促进当代史学现代化的非常重要途径。然而还须指出，目前国际史学界虽表现出一股日渐成熟的整体新社会史研究趋势，但距离我们的目标还很遥远，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还远没有达成一致。总体上，现代史学的发展状况，犹如伊格尔斯所言：“甚至在政治史范围内，这样一个对当代社会科学观念较有抵制力的领域内，那些通常注重叙述独特重大事件的学者与试图有意识地将政治事件同更广阔的社会乃至文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历史的学者之间仍存在着分歧……现代史学虽然往往没有试图写出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呼唤的‘社会的历史’，但史学研究的观念已经有很大发展。讨论传统精英阶层的研究日益减少，而讨论大众广泛生活的各方面内容的研究日渐增多，人们几乎不再孤立地研究上层文化，而更注重大众生活方式、性别、家庭、闲暇时间以及大众态度。新型史料也得到了利用。口述历史、教区记录、人口调查和考古发掘材料补充了公共档案中书面文献的不足。各种新型证据不仅为大众历史和更深层次意识观念的解释打开了通道，同时也为非西方社会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32](p7～8) 这种评价是恰当而中肯的。国际新社会史学的发展正处于蓬勃向前的大好时期，但远没有到达理想的彼岸或令人充分乐观的程度。 收稿日期 2005—02—06 注释： ① 代表作有姜芃：《霍布斯鲍姆与新社会史》。载陈启能主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6月版。另有梁民愫：《史观取向与理论属性：霍布斯鲍姆整体社会史思想探论》，《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 ② G.M.屈维廉的《英国社会史》在1942年出版，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主要观念即“除了政治什么都有的历史”成为传统社会史的重要标志。 ③ 1983年《过去与现在》创刊30周年之际，发表一篇纪念性文章，系统阐述了刊物的创刊宗旨与发展的价值取向，及已获得的巨大成就。See,Christopher Hill,R.H.Hilton, and Eric Hobsbawm,'Past and Present: Origins and Early Years', and, Jacques Le Goff,'Later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 100,(August 1983), p3～28. ④ 参见《过去与现在》编辑部关于克·劳埃德《社会史概论》的发行声明，Past & Present,No.110,February 1986. 【参考文献】 [1] 姜芃．霍布斯鲍姆与新社会史[A].陈启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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