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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 原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17、18世纪西方思想的转折 全球史强调在西方与非西方、南方或北方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而这种交流和互动并不一定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发生和欧美有很大的联系，甚至有些人把全球化看成是西方化的扩展。对这个问题，如今的西方学界仍存在争议——比如非西方地区历史运动的动力是否完全来自于两方。两方历史哲学的盛衰这个大的背景与下层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将从这个角度谈一谈西方当代历史思想的危机和转机，及其和全球史兴起的密切关系。 总的来说，西方当代历史哲学或历史思想的发展和17、18世纪西方的发展具有相关性，因为l7、18世纪有两个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民族国家的兴起。原来西欧王国的疆域经常因为政治婚姻而产生变化，所以疆域并不是很明显，民族。7国家的兴起意味着有一个固定的疆域，这种改变意味着国民不但要效忠于国王，还要效忠于国家。 其次是历史进步观念的形成。以前的西方人同中国人一样，言必称三代，总认为先古的时代是最好、最理想的时代。但从l7、18世纪开始有所变化——这就是历史进步观的形成。传统的历史观认为过去与现在是同质的，所以过去的经验可以和现在的生活直接沟通。并对其产生帮助。中国人的历史智慧就是见往知来，西方很多智者也是如此，比如希罗多德认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将来会有用，修斯底德认为古人和今、人的心是相通的，所以古人的事情我们今人可以理解，理解以后也可以为今人所用。 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历史进步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兰克认为现代之所以胜于古代，与17世纪后民族国家的兴起有关。兰克的很多著作都是以民族史为中心，他研究的重点是民族国家兴起时期，包括王权的兴起、王权与资产阶级结盟和争斗。历史进步观念产生的一个要点就在于过去和现在是非同质的，这是近代历史哲学或近代历史学的一个前提和基石。17、18世纪发生这些变化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变化。到了l7、18世纪，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现代人觉得自己比古代人更聪明。 但科技的发展并不能带动文化同步发展，就像现代人虽然知识很渊博，但写不出李白的诗或是辛弃疾的词。唐诗宋词是永恒的丰碑，古代希腊的悲剧或是雕刻也很难被超越。20世纪初曾有一个古今之争，吴宓的老师白璧德很欣赏古代希腊或罗马，哈佛大学将希腊拉丁文不再列为必修课，他很愤怒地认为这种做法是数典忘祖。因为他觉得古代的智慧不应该被抛弃，儒家和佛教的很多东西和亚里士多德讲的是一样的。海登，怀特也认为历史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他想提醒人们不要忘了历史的艺术性和文学性， 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认为古代有三大文明发达时代，而路易十四时代凝聚了以前三个时代的精华，这是很典型的l8世纪的历史哲学思想。以前有老师对我讲，爱德华，吉本不应被看成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因为《罗马帝国衰亡史》没有历史进步的观念。其实吉本认为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是基督教的兴起。理性被宗教的非理性所湮没，从而导致帝国的崩溃，这就是一种启蒙运动的历史观念。 一战后西方思想的危机 科学技术给人类战胜自然的勇气，比如开山造水库，这种气魄是启蒙运动赋予的。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主建筑水晶宫，完全用钢铁和玻璃所建造，这是工业革命的骄傲。所以西方人在征服其他古代文明时，认为他们是在输送文明，这种工作是白种人的负担。再如，日本有些汉学家对古代中国很崇拜，但对l9世纪的中国十分鄙视，认为中国文明的先进性已经过去了，日本有责任“帮助”中国人。很多日本学者是真心相信“大东亚共荣圈”的。 西方的这种思潮在一战后遭到很大的打击，很多人开始讨论西方的没落，比较深刻地反省西方文明的著作都是在一战后产生的，l9世纪高歌猛进的心态在一战后有了变化。一战的暴烈是因为现代武器的改进，背后就是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前西方人用科技来“惩治”非西方人，现在“惩治”到他们自己头上了。现代思想开始出现了转机或危机，出现了“To live，and let live”(“自己活着，也要让别人活着”)的口号，体现了互相谅解的人文精神。比如斯宾格勒的《两方的没落》体现了他对过去和现在的重新反思，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也反映了他对中国文明的重新思考。一战后，很多人思考如何应用中国文明来补充两方文明，因为中国文明还是有可取之处，过去经验还是对现在有用的。 印度下层研究和对西方理论再思考 我个人认为，文化传统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中国人不关，心政治，但是重视教育和经济利益。这种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很大。现在，过去胜于现在的理念受到了质疑。人们又开始思索历史进程的问题，这一思索尚无结果。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所建立的历史哲学不断被质疑和解构。下层研究就是解构或是摧毁启蒙时代历史哲学最有力的武器。 1947年印度独立，下层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因此下层研究也可以翻译为贱民研究。印度被少数英国人统治的原因在于，印度没有形成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没有“为印度而战、为印度而献身”的想法。因为古代印度不重视历史保存，因此印度的历史都是英国人写的。相比，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形成的。同样，中国古代只有王朝史，而没有中国史。 第一代印度历史学家基本在两方接受教育，他们的英语水平很高，所写的印度史和西方学者的类似(框架一样)。印度独立后，其领导人用民族国家的名义取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但是社会结构没有很大变化，传统的思想仍支配着下层人民的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还是很多。印度的知识分子原来设想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民众会变成公民(citizen)，所以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种姓观念依然统治着印度社会。由此，印度人注意到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尽管他们现在不愿意承认)，“只有不断革命，下层打倒上层，社会才能公平”。 以印度共产党员Ranam Guha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研究视野是向下的。这不同于剑桥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研究，关注视角是上层的改变对下层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学者借这些研究来检讨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兴起后的失误。下层研究的早期作品就是这种检讨的直接反映。这种趋势和西方历史研究是契合的、殊途同归的。 印度学者都是在两方受教育，对两方的理论很熟悉。他们既检讨民族国家失误的原因，又探索如何写西方文化接轨。但是他们在研究下层时遇到没有史料的尴尬，只能做口述访问，语言的障碍就成为一个问题。Guha有一篇很有名气的文章“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 prose不是指散文，而是指语言结构，即起义者用的语言。所以下层研究文章的翻译需要灵活掌握。 英、法等国放弃原来殖民地的管辖权开启了后殖民时代。印度独立后，下层研究者的民族国家的范式还是后殖民时期的模型。他们企图用民族国家的概念唤起民众的民族感，从而摧毁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但是他们遇到的问题是，推翻殖民统治后建立新型的国家的合理性何在？印度下层研究者在批评民族国家这个形式时，需要提供话语。同时西方的民族国家的概念也在调整，比如欧洲一体化思想的成形。所以，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正在全球范围被攻击、攻击的话语则由主层研究者提供。 Guha这批学者起初的焦点在于研究下层者，用下层的眼光来看待印度的历史发展，但到后殖民时期。他们往往把批判的眼光和届现代主义结合，来挑战西方的话语。他们不再把目光集中在下层。而更多的是对西方理论的再思考。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研究后殖民主义的领军人物Chakrabarty在其著作《欧洲区域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中，他认为欧美国家的发展模式不是一个通用的模式，只是欧洲特定的模式。亨廷顿在《西方是特例，不是常例》(The West Unique,Not Universal)一书中也是持相同的观点。但是这种做法遭到诟病。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下层研究者主要在国外大学教书，比如 Chakrabarty在芝加哥大学。 Guha在国立澳大利亚大学， Hounibaba在哈佛大学，Ste abag在哥伦比亚大学，说明他们在西方学术界有自己的话语权。这些下层研究者并没有大力推动印度史的研究，他们更急于和西方人对话。 综上所述，历史哲学在危机后有一个转机，这个转机不是在拯救两方的历史思想，而是对其产生挑战。挑战一方面是对它的检讨，另一方面也是它生命的进一步延续。下层研究者在批判西方理论的同时。其实并没有拿出可以替代的理论，因此他们是在对两方理论批判的同时又对其有所延伸。 (责任编辑：admin) |